第5版(理论)
专栏：
坚持党关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
李君如
最近，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外宾时明确指出，我们有几个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不变，开放、改革的政策不变，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不变。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是有针对性的。前些时候，无论国内或国外，确有人对我们的政策会不会改变，存在着一些疑虑和误解。其实，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不是哪个人头脑里凭空想出来的，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进行科学分析的结果。党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等文件中，都作出了我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科学论断。坚持这一科学论断，才有工作重心的转移，才有改革、开放、搞活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这个基本论断，对于我们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解决社会主义时期的各种矛盾，具有重要的意义，需要我们不断加深认识。
我们说党关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是科学的，首先在于它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总结了我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来的。
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曾经明确地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它的基本精神，就是强调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但是，这一思想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直至酿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长时期的、全局性的严重错误。
回顾这段历史进程，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只有紧紧地抓住发展社会生产、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这一主要矛盾，国运才能昌盛，民气才能焕发，社会主义才能发挥出其固有的优越性。翻开1956年到1976年的统计资料，就可以发现，从1958年到1965年，社会主义事业在曲折的进程中发展，工业生产八年合计也只递增8％上下；农业生产前五年减产，八年合计只递增1.5％。“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损失的国民收入估计达5000亿元；职工年平均工资1966年是636元，到1976年竟下降到605元。当然，“文革”以前的几年中有几个年份生产和经济发展比较正常，但这正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的时候。这就有力地告诉我们，在现阶段，我国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只有认清这一主要矛盾，才能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发展。
我们说党关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是科学的，更重要的在于它是由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反映了客观现实的需要。
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都存在的矛盾。它在我国之所以成为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主要是由我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
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这一阶段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一是我国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劳动生产率还比较低。
由于我国已经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领域，各种经济规律就要受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制约与支配。斯大林在论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时候指出，这个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斯大林文选》下卷第602页）这个论断的基本精神，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的本质和方向。不仅如此，由于经济是政治和文化的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势必要求有社会主义的政治和文化从各方面与它适应，以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完成了夺取政权和建立公有制生产关系这两项任务后，中心任务就要转移到“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方面来（《马恩选集》第1卷第272页）。
与此同时，我们更要看到，由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里发生的，加上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没有充分做到按照客观规律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到目前为止，虽然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物质基础，但是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经济文化落后的基本状况尚未得到根本的改变。从这一实际出发，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集中力量，尽可能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社会生产，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把这一点确定为我国现阶段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实践已经做出了公正的结论。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逐渐步入稳定发展、欣欣向荣的新时期。在1981年至1985年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2％
（包括村办工业），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1％（不包括村办工业）；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0％。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大体相当于‘一五’时期，高于其他几个五年计划时期，也高于世界许多国家同期的增长速度。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很大的改善。扣除物价上涨因素，这五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3.7％，城镇职工家庭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长6.9％。这些事实令人信服地说明，党关于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是科学的、正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都是从正确掌握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而得出的。
有一种看法认为，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不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群众同官僚主义之间的矛盾，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它把官僚主义问题夸大到不适当的位置，既违背了我国社会现阶段主要矛盾的基本事实，也不利于官僚主义问题的根本解决。
应当承认，在我国，官僚主义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事实上，这些年来，我们党同官僚主义现象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这个矛盾毕竟不是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我们认为，反对官僚主义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是为了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我国，官僚主义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现象，有它所以产生的种种复杂的原因，归根结底，同我国经济、文化落后，同我国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状况有密切的联系。要克服官僚主义，根本的途径就是要发展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紧紧抓住发展社会生产这个中心环节，过通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来促进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才能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
第5版(理论)
专栏：
蔡元培不赞成“全盘西化”
周天度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史上倡导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之一，杰出的教育改革家和一代宗师。他认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一定要吸收融合外来的文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并努力发展本国的教育事业，造就大批人才，作为国家富强的基础；闭关自守，无知自大，故步自封，是没有出路的。他一生为介绍西方进步的教育思想和科学知识，改革封建旧教育，培育人才，促进我国教育、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但他不赞成“全盘西化”。
蔡元培在提倡向西方学习，以改造落后的旧中国时，不是盲目崇拜西方，而是具有一定的批判眼光。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是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他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他自己的特性和长处，学习别人的东西，是为了摒弃改造自己的不好的一面，坚持和发扬好的一面，而不是全盘否定它。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化，曾经对世界学术和人类文明作出过有益的贡献，只是在近代落后了；中华民族有自己赖以长期存在的传统美德，是别的民族所不及的。他在法国学习，倡导留法勤工俭学时，为华工编写《德育》讲义30篇，要求华工克服由于祖国文化科学落后所产生的缺点，同时又劝导他们注意保持和发扬中国人民固有的传统美德，即是明显的例证。蔡元培指出：西方各国的成就，主要是“教育普及，科学发达，法律完备”，也并不是一切都好。他说：“至于社会上一部分之黑暗，何国蔑有，不可以观察未周而为悬断也。”《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8页）他强调对外国的东西，要审慎有选择地加以吸收，不能囫囵吞枣，全盘接受。他说：“吸收者，消化之预备。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食肉者弃其骨，食果者弃其核，未有浑沦而吞之者也。印度文明之输入也，其滋养果实为哲理，而埋蕴于宗教臭味之中。吸收者浑沦而吞之，致酿成消化不良之疾。……欧洲文明，以学术为中坚，本视印度为复杂；而附属品之不可消化者，亦随而多歧。政潮之排荡，金力之劫持，宗教之拘忌，率皆为思想自由之障碍。使皆浑沦而吞之，则他日消化不良之弊，将视印度文明为尤甚。审慎于吸收之始，毋为消化时代之障碍，此吾侪所当注意者也。”（《文明之消化》，《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467—468页）
为了有效地学习西方，蔡元培极力主张大批派遣青年学生出国留学，把外国近代科学知识直接接受过来，以便使大大落后了的中国，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他曾为派送青年出国学习作了不懈的卓有成效的努力。但是他谆谆告诫留学青年，要有民族自尊心，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拜倒在西洋文明面前，受人同化，成为洋人的思想奴隶，而失去我们的特性。他说：
“吾国学生游学他国者，不患其科学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所谓特性，即地理、历史、家庭、社会所影响于人之性质者是也。”“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否则留德者为国内增加几辈德人，留法者、留英者，为国内增加几辈英人、法人。夫世界上能增加此几辈有学问、有德行之德人、英人、法人，宁不甚善？无如失其我性为可惜也。往者学生出外，深受刺激，其有毅力者，或缘之而益自发愤；其志行稍薄弱者，即弃捐其‘我’而同化于外人。所望后之留学者，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所同化。”《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8页）蔡元培满怀民族自信心地指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并不比外国人差。他认为只要我们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努力奋进，中国就能象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样，群星灿烂，人才辈出，出现自己的拉斐尔和莎士比亚等人类文化巨将，并产生与巴斯德、爱迪生等相匹敌的大科学家、大发明家。
蔡元培上述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如何向西方学习的意见，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具辩证哲理，而无形式主义的偏颇；有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而无虚无主义的自卑感。他的卓识良言，至今仍对我们有启迪和激励的作用。
从五四时期开始出现的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中国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西方一切都好的形式主义倾向，后来分成为两个支流。一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即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人，主张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一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即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照搬苏联的革命经验。“左”的错误，曾经导致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解放后又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了弯路，教训难忘。右的走资本主义国家道路的企图，历史早已证明行不通，宣告了彻底破产。现在我们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时至今日，如果还有人主张“全盘西化”，那更是错误的。唯一正确的出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实际出发，吸收一切外国有益的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由之路。
第5版(理论)
专栏：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出版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一书，汇集了我国理论界结合改革实践进行探讨的最新成果，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理论和运行机制，包括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所有制结构、企业自主权以及市场体系、金融体制、价格体系等问题。
本书由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
（林）
第5版(理论)
专栏：
努力促进水电事业的发展
宋泽敏
水力资源是开发成本低廉，既能再生、又不污染环境的优质能源资源，很多国家都优先开发利用。我国水力资源蕴藏量有6.76亿千瓦，其中可能开发的有3.79亿千瓦，居世界之冠，但至今才开发了4％多一些，始终没有摆脱“水力资源大富翁，电力使用困难户”的被动局面。这是什么原因呢？传统的经济体制和传统的观念阻碍了水电的发展。
一、煤炭价格太低，贬低了水电经济效益。
过去，煤炭价格每吨仅20多元，国营煤矿1985年亏损约4亿元。水电的主要特点是可以替代煤炭发电，煤炭不值钱，水电的经济效益就显示不出来。但是，煤炭的出口价格是每吨20多美元，实际上按照这个价格算帐，搞水电的效益就很高了。因为担基荷的水电站1千瓦的投资约1700元，仅比火电厂多900元，而每年节省的煤炭就值270元，多花的投资三年多就能收回来。加上贷款利息，也只要10年就能还清。水电站的寿命长达100年，还清贷款以后的90年都是净赚钱，显然，搞水电是很合算的。
二、电价结构不合理，不分峰荷电或基荷电都一个价，贬低了水电担高峰负荷的效益。
传统的观念认为，电力这个产品是按电度数来计算的，因而只按用电度数来计价，不管是在用电的高峰时间用电（峰荷），或者是基本上全天用电（基荷），都是一个电价。
按照商品经济的观念，同一种商品因其质量和功能等的差异而有不同的价格，电力这个商品也应当实行分时电价制。因为在用电的高峰时间（例如晚上7点到11点）大家都要开灯、开电视机，过了这段时间又都不用电了，有些发电和供电设备都是供这一时之用，因此，这些设备的贷款还本付息和运行维护费用，应由这类用户负担。峰荷的用电时间短，1千瓦容量一年约用2000度电；基荷的用电时间长，一年约用6000度电，因此，摊到每1度电上的电价，峰荷电应比基荷电高。火电厂担峰荷，机器事故多，寿命短，修理费大，煤耗高，所以，有水电时都是由水电担峰荷。在不分峰荷、基荷都是一个电价时，水电担峰荷的效益就给抹煞了，挑了重担反而被说成是发的电度少，效益不高，显然，这种看法是不公正的。
三、投资计算不合理，贬低了水电的经济效益。
水电除了发电以外，不少都有防洪、灌溉和供水等多方面的效益，由于这些方面都不分担投资，相对加大了水电的投资。如果防洪、灌溉的投资由相应部门来承担，水电的实际投资要减少。
火电给社会带来的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加装环境保护装置，每1千瓦约要增加投资300元。
从电力部门的角度看，火电厂1千瓦投资约800元，水电站投资约1700元，比火电厂贵一倍；从社会的角度看，火电厂1千瓦每年要烧3吨煤炭，配套的煤矿投资又要600元，再加上环保投资300元，综合投资为1700元，与水电站相同。所以，“水电投资比火电贵一倍”的看法，是应当改变的。
为了使火电、水电协同发展，必须大力开发水电。首先要把水电简单地看成与火电一样的二次能源转变为同石油、煤炭和天然气一样，看成是一次能源。要从合理利用能源资源、实现能源结构的优化，来安排水力资源的开发。要认清水电是把水力资源的开发与转换成电能合在一起完成，它是一次能源加上二次能源。水电是可以再生的资源，火电所用的是不能再生的煤炭资源，用一点就少一点，而且又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应当珍惜利用。所以，优先开发水电是合理利用能源资源、实现能源结构优化的需要。
其次，改革电价结构，实现电力商品化。要从目前的单一电价制，转到峰荷高价、基荷平价、谷荷低价的分时计价的多种电价制，让各类用户公平合理地负担费用。这既可以引导用户合理选择用电时间以达到压低负荷高峰的目的，又可以促进担峰荷的水电站和抽水蓄能电站的发展，以缓和目前在用电高峰时间严重缺电、限电的局面。此外，在水电丰富的地区还应实行枯水期高价、丰水期低价的季节性差价，全面实行电力商品化。
第三，要从单纯开发水电卖电的单一经营，转到多种经营，以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国内外的经验都已证明，水电的开发对地区经济的发展有直接的推动作用。所以，在水力资源丰富的经济落后的地区，应把水电作为突破口，发挥水电廉价的优势，以开发地区宝贵的矿产资源，吸引能耗高的工业前来就电办厂，相应发展一批加工工业对原材料进行深加工。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以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这是较为优化的发展战略。例如：开发水电炼铝，铝锭平价每吨2700元，加工成铝制品每吨为2万多元，追加1倍的投资而产值和利润可增长3至4倍，对地区经济的推动作用，是很显著的。发展水电对于我国西部地区的开发来说，更为重要。
发展水电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和子孙后代幸福的事业。如果从现在起就抓紧开发，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开发程度达到25％，每年就可以节省煤炭2.5亿吨，这对节约煤炭资源，减轻煤炭对铁路运输的压力，减轻环境污染，都是很有意义的。
第5版(理论)
专栏：
《新编政治经济学教程》简介
卫兴华
侯恒主编、十多所院校的三十多位教师共同编写的《新编政治经济学教程》（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一本适合大专院校和干部自学用的教材，在结构和内容上都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首先，该书的《绪论》，是作为包括政治经济学各个部分在内的全书的导言而写的。它在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阐述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等问题时，重视联系社会主义经济现实，从一开始就给读者一种现实感和时代感，并使《绪论》所阐述的内容更具有全面性和整体性。这就克服了通常把
《绪论》事实上只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导言的缺点。
其次，该书把商品经济及其一般规律性独立为“基础理论部分”，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新的结构安排。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产品都采取商品形式，从而国民经济都表现为商品经济，因此，商品经济及其一般规律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经济中都起着重要作用。该书不仅分析了商品经济的一般关系，还阐述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或三种形式，即：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分析了商品经济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在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阐述了三种商品经济形式各自的特征。这就便于读者从商品经济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上较全面地把握关于商品经济及其一般规律的基本理论。
第三，本书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分析中，既着力揭示其实质和特征，又重视关于社会化大生产一般规律的说明。同时，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也进行了一些分析和研究。一百多年来，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更高度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进行了自我调整。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出现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的根源。政治经济学教材必须正视和深入分析这些新现象和新问题，不能停留在简单复述马恩讲过的一些道理。本书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努力，是可取的。当然这还是很不够的。有些重要问题，比如战后在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显著发展的经济计划管理问题，在教材中也应当给予较深入的分析研究。
第四，本书把社会主义部分分作三编，分别阐述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样的体系和内容，是否科学和合理，还有待于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评判。不过，作者重视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和调节机制，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和发展战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并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问题，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的合力问题，以及经济杠杆的综合运用，生产力的合理组织等问题，应当说，这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上的改革。如果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加改革，其体系和内容除了讲本质和特征（这是必要的）外，只是加上各经济部门活动过程的描述，再加上方针政策的引述，那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不会有很大实际意义的。
此外，本书还设置了三个附录：对庸俗经济学有关理论的批判；对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观点的评介；对苏联东欧国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理论和实践的介绍。这样做有助于读者进行比较和借鉴，开阔视野，提高分析和评判问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