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要闻)
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文本的报告
——1987年4月2日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 吴学谦各位代表：
我国政府代表团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关于解决澳门问题的谈判已经圆满结束。两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于3月26日草签了全部协议文本，协议文本也于当日公布。现在，我受国务院的委托向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文本（以下简称《联合声明》）的报告，并就有关问题加以说明。
一、澳门问题的由来和我国对澳门的基本方针政策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535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停靠船舶，进行贸易。1557年葡萄牙人进入澳门，并开始在澳门长期居留。1840年鸦片战争后，葡萄牙人又乘清政府战败之机，相继侵占了澳门南面的尿仔岛和路环岛。1887年，当时的葡萄牙政府迫使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中葡会议草约》和《中葡北京条约》，规定“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与葡国治理它处无异”。此后，葡一直占领澳门并把澳门划为葡领土。1976年葡萄牙宪法规定澳门是在葡萄牙管辖下的特殊地区。
中国人民从来不承认上述不平等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政府曾多次阐明澳门是中国的领土，澳门问题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并一贯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之前暂时维持现状。
1972年3月8日，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致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中，重申了中国政府的立场，指出：“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区的名单之内”。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委会于同年6月15日通过决议，向联大建议从上述的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和澳门。1972年11月8日，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批准了该特委会的报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祖国统一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三大任务而努力奋斗。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香港和澳门问题，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1984年，中英两国通过谈判圆满地解决了香港问题之后，中葡两国通过谈判解决澳门问题的条件也完全成熟。
我国解决澳门问题的基本方针是：（一）一定要在本世纪末，即2000年以前收回澳门，并恢复行使主权；（二）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保持澳门的稳定和发展；（三）恢复行使主权后，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指导思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的规定，在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
我国对澳门的基本政策，包括：收回澳门后，根据我国宪法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直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澳门特别行政区由澳门当地人自己管理；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澳门特别行政区财政保持独立，并可自行制定经济、贸易、文化、教育等政策。澳门特别行政区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授权可自行处理某些涉外事务，可以“中国澳门”的名义单独同各国、各地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澳门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私人财产受法律保护，居民可以象过去一样生活，享有澳门现在的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权利和自由。除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法律必须删除或修改，以及一些法律由于情况变化不再适用外，澳门现行的法律基本不变。葡萄牙共和国和葡萄牙人及其后裔在澳门的利益将受到照顾。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后，葡籍和其他外籍的一般公务、警务人员可同中国籍的人员一样，予以留用，其薪金、津贴不低于原来的标准，等等。
我国对澳门的基本方针政策已经载入了《联合声明》第二款，并在“附件一”中作了具体说明。这些基本方针政策将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予以规定。
我国政府对澳门的各项基本政策，是从澳门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充分研究了澳门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制定的。这些基本政策既充分体现了我国对澳门的主权原则，也有利于长期保持澳门的发展和稳定；既考虑到澳门与香港状况的一致和近似的方面，也充分照顾到两者之间的某些差异。这些基本政策是实事求是和合情合理的，也是符合包括澳门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二、中葡谈判的经过
1979年2月，我国政府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经过友好谈判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在谈判建交时，两国政府曾就澳门问题达成原则谅解，肯定了澳门是中国领土，归还的时间和细节，将在适当时候由两国政府谈判解决。
1984年12月，我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在葡萄牙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的过程中，曾同葡领导人就澳门问题交换了意见。
1985年5月，我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同应邀来我国访问的当时的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就解决澳门问题进行了友好磋商，两国领导人认为谈判解决这一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同意于1986年上半年在北京开始举行正式外交谈判。
其后，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于1986年6月30日举行关于解决澳门问题的第一轮会谈。1986年11月和1987年2月，我国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和葡萄牙共和国外交合作国务秘书阿·苏亚雷斯各自应邀到对方国家进行了访问，并就谈判中的一些主要问题进行了友好磋商，取得了积极进展。在第三轮会谈之后，双方组成了一个工作小组，具体讨论和修订在会谈中所提出的全部协议文件草案。1987年3月18日至23日举行了第四轮会谈，对各文件草案进行了全面审议，并全部达成了协议。
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协议包括一个主体文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两个附件，附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澳门的基本政策的具体说明》；附件二：《关于过渡时期的安排》。此外，两国政府在正式签署协议时，还将就部分澳门居民旅行证件问题互致备忘录。
中葡两国关于解决澳门问题的谈判，自始至终是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都本着以大局为重和互谅互让的精神，通过认真和耐心的谈判，达成了圆满的协议。
三、有关协议几个问题的说明
（一）中葡谈判的终极目的就是要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回澳门和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时间。双方经过认真谈判，同意在《联合声明》第二款中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声明：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凼仔岛和路环岛）是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中葡两国政府同意将我国政府收回澳门和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时间定在1999年，既满足了包括澳门居民在内的十亿中国人民在本世纪内实现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也为澳门规定了与香港大体相同的过渡时期，有利于中葡双方在此期间内做好政权顺利交接的准备工作。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我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所有在澳门居住的中国同胞，不论其是否持有葡萄牙旅行证件或身份证明，都是中国公民。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领取葡萄牙护照，主要是为了外出经商、旅游、升学的需要。考虑到澳门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后，可以允许上述持有葡萄牙旅行证件的澳门中国公民，除按规定可领取澳门特别行政区护照或其他旅行证件外，还可在自愿基础上使用葡萄牙旅行证件去其他国家和地区旅行，但他们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其他地方不得享受葡萄牙的领事保护。他们也不能将葡萄牙旅行证件传给第二代。采取这样的处理办法，不损害我国主权的原则，也有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在澳门还有相当数量的葡萄牙后裔居民，世世代代与当地中国公民友好相处。协议中载明：澳门特别行政区将“依法保护他们的利益，并尊重他们的习惯和文化传统”。这项协议和其他有关规定，也利于团结他们长期在澳门生活和工作，并为未来澳门的发展继续作出积极贡献。
（三）澳门的土地问题关系到澳门的经济发展和群众的利益，需要妥善处理。中国政府同意澳葡政府在过渡时期中可以批出超越1999年后50年的土地契约。在协议中并规定了过渡时期中每年新批出土地的数量不超过20公顷，如确需超过时，得由中葡土地小组根据土地开发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商定。
（四）为了保证中葡协议的实施和1999年政权的顺利交接，中葡双方同意成立中葡联合联络小组，其职责主要是，就《联合声明》的实施和过渡时期的各项工作安排进行磋商。根据澳门的实际情况，该小组从《联合声明》生效起成立，成立后三个月内开始工作。开始工作的第一年内，分别在北京、里斯本和澳门三地开会，自第二年度开始，以澳门为常驻地，继续工作到2000年1月1日结束。
（五）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协议文件也采用了联合声明的形式，它是国际条约的一种形式，同样具有国际法效力和法律约束力。《联合声明》及其附件在正式签署后，还须依照各自的法律程序经过批准，并于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批准书之后立即生效。
各位代表：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继香港之后，1999年澳门也将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它标志着中国人民向着祖国统一大业迈出的又一大步，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另一个重大事件。它再一次证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一创造性的重要构想是完全实事求是的，也是富有生命力的。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指导思想实现国家统一是完全行得通的。香港和澳门问题相继圆满解决，对台湾当局和台湾人民肯定将产生深远影响，并将对早日结束台湾与大陆的分离局面，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澳门问题的圆满解决，也有利于保持澳门的长期稳定和发展，有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深信，一贯具有爱国传统的澳门同胞将会继续发扬当家作主的精神，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为澳门的持续稳定与发展继续作出新的贡献。
澳门问题的圆满解决，也是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又一成功例证。中葡两国自建交以来，一直存在着友好的关系。现在，两国政府又本着以大局为重、互谅互让的精神，通过和平协商圆满地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这就为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在各个领域中的友好合作关系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我们相信，在协议正式签署和生效之后，中葡两国政府将继续本着友好谅解的精神，为全面贯彻《联合声明》而进行密切合作，并为谱写中葡友好关系发展史的新篇章而进行共同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须经批准，建议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联合声明》正式签署后予以审议和决定批准。
（新华社）
第2版(要闻)
专栏：
增产节约 增收节支 长期稳定地发展经济
——全国政协六届五次会议部分委员发言摘要（三）
“双增双节”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黄森委员（政协特邀）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并要长期坚持下去，这是非常英明的决策。“增产节约”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50年代，我们提倡勤俭建国，虽然生活苦一些，但人民群众的思想都很健康、奋发。近几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由于忽视了勤俭节约，造成一些人的消费欲望过高，远远超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增产节约、增收节支，中央机关要做表率。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有铺张浪费的现象，许多县盖了高级宾馆，根本没有必要，这是消费心理变态的结果。如果“消费热”的空气不压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难以收到效果。
曹坤根委员（原甘肃省总工会主席）说，我到无锡，那里的情况不错，在能源紧张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发展很快。东?乡有土地12000亩，去年总产值31800万，其中工业产值占97％，人均分配1070元，提供商品粮5300万斤。这个乡在无锡还不是最突出的。群众喜气洋洋，夸党的政策好。这么好的形势应当大力宣传，使人民增强信心和干劲。
宋德福委员（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说，赵总理强调的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是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既要处理好改革与“双增双节”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增产和节约、增收和节支的关系，真正体现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前几天报纸上反映有的单位捡了破布，用比其贵很多倍的汽油去洗，造成浪费。所以，在增产节约中要注重实际效益，不能图形式。
蔡端委员（政协特邀）说，目前浪费的现象很普遍，一种是因无知造成的，另一种是有意的浪费，如我们为引进技术、购买设备，派出的人员中，非技术业务人员很多，有的部门甚至占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这些人只是借机旅游一番。有的部门搞轮流出国，财务处的干部也要出去转一转，否则不批给钱。今后应对出国人员严加审核，加强管理，节省不必要的外汇开支。
余振中委员（民建河北省主委）说，产品质量差是最大的浪费。企业应对职工进行质量观念的教育，加强质量检查，把产品质量作为考察企业的重要指标。
节减会议开支 压缩行政事业费
夏行时委员（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编审）说，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过多，行政事业费增长过快。全国工业企业直接用于会议的费用，1984年是70亿元，占企业管理费的四分之一；从1979年至1985年，行政事业费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比财政支出的增长率还高，甚至高于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开会要讲究质量、效果。现在的会风不正，食宿标准要求越来越高。这个风必须刹。
韩云岑委员（国家机械委技术情报所顾问）说，光号召精简会议没用，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要花大力气解决公费请客问题
冯和法委员（全国工商联驻会常委）说，现在，以公费请客的名目繁多，不仅造成很大浪费，而且在人民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
李永锡委员（无锡国棉三厂高级工程师）说，我看不少单位是通过请客吃饭把低价钢材搞到手的。这种风气不刹，双增双节就办不到。无锡市国棉企业羊毛不足，乡镇企业羊毛却很足。这是因为有些乡镇企业把螃蟹拉到有关部门，使原料来源有了保证。
阳忠恕委员（湖南省政协常委）说，现在社会上有一个“透明的、尼龙丝的”关系网，看得见，拉不断。不请客送礼，事情就办不成，以致吃喝之风盛行。去年湖南刹宴会风，但刹而不住，今年春节的宴请有增无减，政府应采取有力措施制止这种现象。
提倡艰苦奋斗 刹住铺张浪费歪风
赵景棠委员（浙江省总工会主席）说，中央提出双增双节的号召，群众感到很亲切。前几年出现高消费热，搞得人昏头胀脑。青年人不安心本职工作，只想赚大钱，穿衣吃住都攀比，一对青年结婚花一万元也不算多，老年人则为子女办婚事发愁。大家都弄钱，弄不到就想歪点子。社会风气变差了。双增双节的口号多年未提，现在重提，群众有个要求，希望上层领导带头节约。群众还对领导决策失误有意见。有些地方决策不慎重，许多建设项目今天拆明天盖，一条马路今天挖开装电缆，明天又装自来水管，后天又是什么什么。领导应统筹严密规划，要有勤俭建国的观点。
林默涵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说，有些年轻人认为讲节约很可笑，火车上热水开后没人关。平时，不关水电，乱用纸张习以为常。公家的用水、用纸、用电这几项一年就可以节约不少。这几年却一直未引起充分注意。紫阳同志讲得好，这股风不仅影响建设，还影响生活。我看，它还会影响社会风气，甚至导致犯罪。
吴雪委员（原文化部副部长）说，我这次下去后感受很深，铺张浪费成风，有些地方娶媳妇大摆宴席、大搞封建迷信活动，很多是共产党员，甚至是支部书记带头。连文学批评也沾上了请客送礼之风，吃者嘴软，就不能如实评价文学作品，易把坏的说成好的。
关键是提高经济效益
闵豫委员（中国国际信托公司海外投资部经理）说，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经济效益问题。目前，我们企业的经济效益不高，国家经济就很难发展。我认为，改变这种局面要注意解决下面几个问题：一是思想概念要转变。做生意，就是要赚钱。我接触许多外国人，一谈就是市场、产量、效益。二是体制与制度问题。从党委负责制到厂长经理负责制，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目前的计委、经委也要作相应的变革。三是用人问题。制度解决了，用人不当，也解决不了经济效益问题。做生意不简单，要经过很多基本训练。“能上能下”的提法应改一改，叫做“有能力就上，没有能力就下”。增产节约，增收节支是对的，但要有新法子。
抓好粮食生产 切实加强农业
江明委员（原国家科委顾问）说，扎扎实实抓好粮食生产，十分重要。农业搞不好，就要拉工业的后腿，影响四化建设。如果放松了粮食生产，后果很严重。农民不愿种地，不愿种粮食，原因很复杂，必须消除这种不利因素。到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要翻两番，其中粮食的增产不是个小问题，一是靠科学，二是靠政策。农民要求技术，我们科技界责无旁贷，从投入上看，农业上还要加强。我想，既然农业重要，是不是能把工业的投资适当的减少一些，用到农业上来，加强农业的基础建设。从国家的大计看，必须加强发展农业，科技支持农业，给农业以好的政策，扎扎实实抓好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
曹鹤荪委员（长沙国防科技大学教授）说，赵总理报告中提到必须加强农业，把农业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一点很重要。去年和今年初我对农村进行了考察，看到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很不高。种粮食劳动强度大，钱赚得少。办工厂、盖学校和建敬老院等都需要占用耕地，农村可耕地越来越少。江苏省现在人均耕地只有一分多。
刘昆水委员（四川省民建副主委）说，有人说长江将要变成黄河，这话很可怕。但是，我们若不大力从事国土绿化工作，这话完全有可能变为现实。去年四川森林虫害非常严重，重庆市17000多亩森林被虫吃了几千亩。森林要是毁了，势必影响气候，影响长江的水量。所以，不仅要植树造林，还要保护好现有的森林资源。
倪松茂委员（福建省政协副主席）说，目前新林区欣欣向荣，南方一些老林区却面临危机。福建是南方10省中最大的林区所在地。近年来进行了一些林业体制改革的尝试，做了大量工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家庭承包制没有完全落实，林农缺乏自主权。二是各方面都向林业伸手要钱。据调查，农民卖出1立方米木材，经过七扣八扣，大多数实际上只能拿到5到7块钱。这样怎么能有积极性呢？三是木材市场虽然开放，但实际上还是各地统一管理，没有真正放开。
王毅之委员（原轻工业部副部长）说，林业存在问题很多，一是战略指导思想，要有长远打算，明确战略目标。二是林业
“赤字大”，砍得太多，种得少，成活率低，搞掠夺式经营。三是林业资源没有综合利用。林业发展必须靠科学技术和正确的政策。
酆云鹤委员（纺织部科技司顾问）说，我国有充足的麻纺资源，麻纺织物受到国内外普遍欢迎，这是我国致富的门路之一，我们要齐心协力利用好这一优势。
李文杰委员（中国律师协会副会长）说，这几年乡镇企业有了很大发展，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设备差，技术落后，经营管理不善，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没有保障等。因此，应当加强对乡镇企业的管理。还可以通过科技人员对乡镇企业的咨询活动，提高乡镇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
科学技术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
乔培新委员（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说，现在有些人一谈到发展生产就要基本建设投资。苏州、无锡等城市年产值超百亿元，日本战后发展那么快，这是为什么？科学技术在其中起主要作用。我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这一口号要响亮地提出来。
王玉清委员（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顾问）说，我国有些新发明的科技成果，轻易地卖给了外商，从交易本身看似乎合算，但从整个国家来看是吃大亏的。因此，建议重大科技成果的第一代产品应先在我国普及，并把第二代产品研制出来后再卖出第一代产品，这样才能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发展。而且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在某些重要技术领域保持领先地位。
黄昆委员（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说，片面强调搞尖端技术、高技术，这不适合我国国情。尖端技术与基础研究的投资不成比例，这会使我们的科研工作没有后劲。
侯祥麟委员（石油工业部科委副主任、学部委员）说，在开始搞超导研究时，是不是受重视？现在出了成果，都去看。当最困难的时候是不是尽力支持了？对基础研究要重视，不重视，就不会出现如超导研究的新成果。科技发展计划要处理好长期和近期、基础与应用等关系，否则就没有后劲。
蒋丽金委员（中国科学院感光化学研究所研究员）说，许多基础研究课题不是一开始就会看到应用前景的，往往得不到重视，结果影响了研究进展。我建议有关部门对基础研究课题要给予应有的重视。
周立三委员（中科院南京地理所名誉所长、研究员）说，基础研究的经费太少，自然科学基金会去年才一亿元，实际上直接用于科研的只七八千万。
钱临照委员（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学部委员）说，近几年超导研究日新月异，世界上竞争十分激烈。中国在这方面暂时属于领先国家之一，但国内几家互相保密，不利于科学发展。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同心协力，我建议有关部门把几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共同攻关。中国能否在世界上领先，不仅仅有声誉问题，还有一个应用问题。过去半导体研究，我国起步不晚，但后来落伍了。前车之鉴，不能不借鉴。现在要不抓紧，过几年，说不定又会向外国引进超导生产线。
全社会都要关心和支持教育事业
申泮文委员（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天津联合业余大学校长）说，九年制义务教育是十分重大的事情，但许多人还不知道。建议应加强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宣传，以求得社会的支持。是否可创立“九年制义务教育学会”，筹集办学资金，协助培训师资，作调查研究，给国家和地方教委提供咨询。为发展九年制义务教育服务，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可设一所师大。培训更多的教师、校长、教导主任和管理干部。并在师大设研究所，专门研究所在省、市的九年制义务教育问题。
蒋家祥委员（上海长宁中学校长、上海市民进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说，教育经费安排得不合理。基础教育很重要，经费安排应加重。把钱用在重点学校是锦上添花。把钱集中分批分期给一些基础差的学校才更有效，否则，差的学校永远差。
张媛贞委员（南京大学生物系副教授）说，教师队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老的教员将要逐步退休，教师队伍将出现青黄不接。五年、十年以后，师资问题将更突出。
吴英恺委员（北京安贞医院院长）说，现在的医学教育包括研究生的教育，我认为是不很成功的。现在学生实习来不来没人管，住院医师比科主任先回家，青年医务人员中，风气不正，学习不刻苦，很多人业务水平很低。住院医生抓不好，21世纪临床医学要落后。临床医学研究生头一年补基础课是浪费，也是教育的失败，3年研究生把黄金时代浪费了，硕士研究生不如同年的住院大夫，并且知识面比较窄，也不重视临床实践。医学教育如不改革，就很难培养出一流水平的医生。
乐以成委员（华西医大教授）说，医学院校统考坏处很大，把教学、临床，一切都冲垮了，为考试而考试，形成高分低能状态。目前分配来的医学院校毕业生，在评级别时到处找人，但工作不认真，医疗事故层出不穷。有的主治医师（研究生毕业）还不会使产钳，造成大出血的医疗事故。我认为现行医学教育制度是不成功的，应予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