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重访台儿庄
戈扬
台儿庄这个地方，我还是1938年春天去过。那是在举世震惊的台儿庄血战期间，我作为战地青年服务团团员，在那一带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和救护伤兵的工作，到现在已经整整49年了。
不久前我有机会来到徐州，虽然是短短的一瞬间，但我觉得这个机会不可放过，便怀着凭吊古战场的心情，重访了台儿庄。
从徐州到台儿庄有直达长途汽车，全程74公里。这个数字，我还是现在才知道的。当年背着挎包在战火烽烟的田埂上走来走去，未曾想过从哪儿到哪儿是多少公里。现在的交通竟是如此方便，在平坦的公路上，汽车象滑翔似的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回到鲁南大平原，仿佛回到了年轻时代。我一边瞭望车窗外面田野里的新绿，一边回忆往事。人常说往事如烟，可是有些往事却如同刀子刻下的一般，抹也抹不掉的。
说来也巧，同样一个人，同样是春天，回到一个曾经生死与共的地方去，其间相隔半个世纪，万般离情，彼此所经历的沧桑，又岂是三言两语能说完的呢？
“台儿庄到了！”
不知是小曹还是小郑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回忆。抬头望去，果然路边有一块牌子，写着“台儿庄”三个字，还有一些红砖瓦房。我实在想象不出现在的台儿庄是什么样子，便疑疑惑惑地说道：“大概这里就是台儿庄吧！”
谁知汽车开进一座大院，又转了出来。原来这里是台儿庄的一个水泥制管厂，台儿庄还在前面哩！
汽车缓缓地驶上运河大桥，崭新的台儿庄展现在眼前。啊，我怎能想到台儿庄是这样的呢？运河里船只往来，有的靠在岸边，十分繁忙。运河北岸，油漆一新的现代机器设备凌空而立。街道马路如此宽阔，如此气派，俨然是一座正在兴起的现代化城市。色彩调和的楼房接接连连，各色各样，有商店，有公司，有宾馆，有餐厅，各种字号的美术字招牌竞相入目。马路两旁，长长的人行道上是自由市场，鲜亮的水果、蔬菜，时新的服装和日用百货，应有尽有。穿梭往来的车辆和行人，都在为现代生活奔走，我到哪里去寻找记忆中的古战场呢？
汽车拐了一个弯，来到另一条宽阔的马路，走不多远，只见右首并列着两座美丽的楼房。第一座楼房大院外面挂着一块牌子，直书：“中共枣庄市台儿区委员会”。进去一打听，正是中午，人都下班了。我们三人只好又折回原先的大街，走进一家快餐部坐下。
正在吃饭，我一眼看到一位身穿洁白工作服的老服务员，手挟烟卷在和年轻的服务员说话。此人红光满面，年龄约在70上下，我认定他准是我访古的对象，便走了过去和他聊起天来。果然，他是当地人，姓金名世德，大战那年他才24岁，他的父亲曾在那条街上开一爿杂货店，字号“富民”。
“现在那条街还有没有呢？”
“有。”他指着西南方向说：“就在那座大楼后面，这个新台儿庄是近几年才盖起来的。”
“你家的杂货店呢？”
“早在50年代就公私合营了，我也早就是公家人了。”他说话的口气不但自豪，还颇有点主人翁的气派。
饭后，我们又回到区委会。在二楼一间漂亮的客厅里，会见了区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和区委办公室的副主任。
这位宣传部长披一件呢大衣，巨人一般走了进来，见面就说：“我姓顿，牛顿的顿，这个姓你们一定少见；我叫顿亚彤，红彤彤的彤。我老家离台儿庄不远，几十年来就一直在这一带工作。我姓的这个姓奇突，我的经历也奇突……”
顿亚彤的一番自我介绍，以及他那豪爽而富有风趣的谈吐，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
我告诉他，我这回是去广州，回来时从上海借光北京某单位新买的汽车，走了一遍当年随军南下的老路，然后从徐州特地来看看的。当年我虽然来过台儿庄，但那时我年轻，对于台儿庄的情况一无所知。甚至抗日战争初期，为什么要选择台儿庄作为决战的战场，它的战略形势如何？我也不清楚。你是当地人又在台儿庄工作多年，你肯定知道不少资料，现在要请你给我补上这一课了。”
顿部长哈哈大笑。这笑声不但豪爽，更体现了山东大汉特有的朴素、诚恳和热情。我暗自感到不虚此行，今天能遇到这样一位同志真是幸运。
他先分析了台儿庄的战略形势。他说：“台儿庄在徐州东北，临沂西南，北面是煤城枣庄。当年日本人为了攫取枣庄的煤，早就修了一条临（城）枣（庄）铁路，直达陇海线上的赵墩。”
我说：“对了，赵墩我很熟悉，我们的服务团就在那里住过。那次来台儿庄，我们就是沿着临枣支线走的。那是大战结束后的一个黄昏，台儿庄车站已被炮火毁坏，只剩几根框架。地面上布满密密麻麻的炮弹坑，每个弹坑都有半截水缸那么大，到现在还仿佛历历在目。”
“是的，”顿亚彤接着说，“后来那条铁路被我们拆了。除此之外，台儿庄还在运河边上，扼运河要津。对山东说，临沂是山东的南大门，台儿庄是临沂的门户；对徐州说，台儿庄又是徐州东北的门户。徐州会战之前，中日双方为什么要在台儿庄决一死战，这你就明白了。”
“台儿庄在我的印象里规模并不大，”我回忆着说：“那一天，天将擦黑，我看到的是一片废墟。残壁直指天空，房梁搭着房梁，有的还在燃烧，到处冒着火光。我们从西街的瓦砾堆中寻觅着街道的痕迹往东走，拐向南街的时候，断垣中出现一个人影，是一位骨瘦如柴的老太太。她向我们扑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那是我在台儿庄见到的唯一的一个活人。从那个废墟的规模看，台儿庄在过去也不过是个普通的集镇，没想到现在会发展成这样。”
“这你可不能小看，”顿亚彤纠正我说：“中国在没有铁路和公路以前，南北交通全靠京杭运河。谁都知道运河是南北向，可是到了我们这里，由于地势的关系有一段改为东西向，台儿庄就是这段运河上极为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它的鼎盛时期在明末清初，人口多达5万，全国有8个省在这里设立会馆。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台儿庄在这里住过。用现在的话说，他还在台儿庄召开过农民座谈会哩！”
顿亚彤的话，又一次引出了我们的笑声。
“那么，全国解放后台儿庄有过一些什么变化呢？”我问。
顿亚彤摇摇头，接着便叹了一口气，说道：“解放以后的五六十年代没有什么变化，要说变化，那就是衰落。”
“为什么呢？”
“这一带地处低洼，海拔只有25米，微山湖的水冲积下来，一片汪洋，年年闹水灾，成为重灾区。人民的生活可说是贫困到了极点。幸亏有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据说周总理还派飞机来视察过。1970年以后，国务院拨款修排灌站，韩庄以下一共修了8个排灌站，这才解决了水灾问题，开始摘掉重灾区的帽子。”
“这个新的台儿庄又是怎样出现的呢？”
我提出这个问题，顿亚彤精神一振，满面笑容，谈锋更健了。
“这是改革与开放的成果！”他斩钉截铁地说道，“三中全会以后，党号召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全省有些地区还在徘徊犹豫的时候，台儿庄先走了一步，比临沂还提前一年实行大包干。这一步走对了，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粮食产量年年超过3亿斤。你想想，全区才20万人口，生产这么多粮食，还能不富？每年都要给国家贡献1亿5千多万斤粮食。就我们这个小小的地区，还出了一个全国有名的作物大王哩！”
“乡镇企业如何？”
他笑了一笑，那意思是不言而喻。“台儿庄区现在一共有22个国营企业，65个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发展，步子也是很快的。以工农业总产值说，1980年是7400万元。今年可以达到2.7亿元。”
我正在为台儿庄改革的步伐，为顿部长提供的数字感到惊讶不已时，办公室副主任林德山已经调来一辆车。顿亚彤站起身说：“走吧，去看看你所要看的地方。”不由分说，我和他们便一同下了楼。汽车穿过几条街道马路，走向刚才金世德老人所指的方向，很快地便走在旧台儿庄的街道上了。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古战场，如今是一片平房，有的还是草顶。它继续作为台儿庄的政治文化中心又是40多年，直到去年区委和区政府才从这里迁到新的市区。如果不是改革，毫无疑问，台儿庄便依旧是这个万古不复的台儿庄了。
不过尽管如此，这个将来可能作为文物保存的旧台儿庄，也还在进行改造。街道正在拓宽，一辆高架工具车正在拔掉旧电线杆，可能要换上新的。历史早已翻开新的篇章，这匆匆一瞥，古战场渐渐地从我的心中消失。无法消失的，倒是一个新的所在——当年我未曾去过此次有幸一见的清真寺。寺里的大殿被炮火烧毁，是新修的。一面结实的砖墙上，大战时的弹痕依然在目。据顿部长介绍，殿前曾经有4棵柏树，两棵被炮火烧毁，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离殿稍远的两棵。有趣的是其中的一棵，被战火烧去一半，还剩一半。树身弹痕累累，却巍然矗立。这边的一半，生机旺盛，枝叶繁茂，和那完整的一棵相映成趣，给院内增添了几许风采。
我凝望着这半棵柏树，联想到当年在废墟中看到的那位老太太，得到了一点启示。为什么他们能在历史巨变中生存下来？在一定的条件下，决定的因素是内因而不是外因。尤其是台儿庄，曾被万吨炮弹毁为灰烬，不仅依然存在，还在新的时期出现了一个新台儿庄。这正是我常常想的，一个人若被历史唾弃，任何别人都不能起这样的作用，起作用的是他自己。
两位主人又领我们参观了雄伟的台儿庄北门。然后，我们又来到了台儿庄车站旧址。这里除了写着“台儿庄”三字的那块牌子，一切遗迹都已消失，只是车站售票处的房基还隐约可见。顿亚彤说：“据历史记载和李宗仁先生自己所写的回忆录，台儿庄大战刚一结束，作为这场战斗总指挥的李宗仁，就到这里来过。所以要把它作为永久的纪念。”
我们在车站旧址拍照留念，而我的心情是不平静的。因为我在这片土地上看到了，不，是回想到了我走过的一条小路，是当时返向台儿庄西街唯一的路。那是一条怎样的小路啊！是刚刚洒过一层黄土，掩埋着烈士的遗体，走在上面软绵绵的动魄惊心的小路。忘记当时是怎样想的，现在回想起来，那正是我走向人生的一条庄严的道路。那些我未曾见过面的民族精英，默默告诉我的是：对祖国对人民应当无条件地给予，而不是索取。在漫长的一生中，他们的这一信念，曾经帮助我度过多少艰难的岁月啊！
台儿庄正是如此。它不但在战争年代为祖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今天，它仍然站在改革的第一线，为祖国继续作出巨大的贡献。
别了，英雄的台儿庄，别了，英雄的台儿庄人！当两位热情的主人将我们送出很远很远的时候，我的心却仍然萦回在这片奋斗不息的英雄的土地上。
写于1987年3月16日
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小城和他
谭谈
不觉间，这里建城17年了。
来来去去，去去来来，这座小城的领导换了不知多少批。有些，从这里激流勇退，过起了让位于贤者、年轻者的离休生活；有些，从这里走向新的更高的领导岗位，然而，岁月的流水，都无情地把他们的面容、身姿，从这座小城百姓的心目中渐渐冲淡了。唯有那个普普通通老者的身影，在小城百姓的心灵屏幕上，却愈来愈清晰。
那一年，他结束了几年“牛棚”生涯，组织上委派他到这座处于襁褓中的小城担任“副主任”。如果说，这是让他来做“官”，那真会让人哭笑不得。他，曾是省里一个举足轻重的老厅长；他，曾亲手建起过一座称雄于全省的工业大城。比起他过去的那些“官职”，这个县级小城的“副主任”。太有屈于他了。然而，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为新中国的诞生流过血和汗的老兵。
他来了。
小城以一副什么面貌迎接他呢？
沿着河岸，有两排低矮的木板铺房，全是一些几十、上百年前出生的“老太太”。那堆满垃圾、尘土飞扬的粗糙的公路边，七零八落地耸立着几幢红砖屋，这大概是“大跃进”年代留下的产物。说好听一点，这是资江边的一座小镇；说挖苦一点呢，则只能说是一个沿江村落。那么，国家为什么要批准这里为“市”呢？这是因为，这里地底下太富有了！锑，举世瞩目；煤，全省称雄……好几家中央和省属的大厂矿，就耸立在这块方圆不足100里的土地上。确切地说，这里的“城”，还“躲”在地下，是一座地下城。那七八家大厂矿，为这座新城，搭起了一个骨架。要如何才能把这座地下城，变成地上城呢？才能在那孤零零的“骨架”上，挂上丰满的“血”和“肉”呢？才能有宽广平直的街道，有琳琅满目的商店，有七门八花的工厂，形成众星捧月，变成一座真正的“城”呢？
一张白纸铺展在他的面前。
这座一张白纸般的小城，为这个身挂伤疤的老兵，提供了一个新的战场！
白天，他和他的同事们、助手们奔走在这块富有的土地上；夜晚，他伏案灯下，在运筹着、描绘着这座小城、新城的蓝图。决心在这张白纸上，画出美丽的图画；决心在这个“骨架架”上，尽快地添上丰满的“血肉”。
一批小星星般的工厂，相继动工了。
开办一个工厂，有多少难题要解呵！资金、设备、材料、运输……每天，他一顶草帽，一身旧衣，外加一根戳路的木棍，从这个工地，奔到那个工地。那一天，在电石厂的工地上，他被人们围住了。大家七嘴八舌地向他反映：没有汽车，材料运不回来，建厂进度卡脖子了。
他沉思片刻，突然果断地一挥手：“市里给你们一辆！”
“这可太好了！”
工地上的工人、干部，高兴得蹦了起来。
“那我们什么时候来取呢？”
“马上！”
“真的？”
“真的！把市里那辆小轿车给你们。”
“小轿车？”
众人愣住了。建市的时候，上级考虑到他的年龄，他的身体（是不是还考虑到他的资历？），分给了市里一辆小轿车。如果换一个人，也许这辆漂亮的小轿车，将成为显示自己身份的资本，而他……
“你们派人四处访一访，看有没有单位愿意用大卡车换小车的。或者，把这辆小车卖掉买一辆大卡车回来。”
在场的干部和群众，全都沉默了。这是一种令人激动的沉默……
不久，这辆小轿车不见了，而电石厂的工地上，奔跑着一辆大卡车……
市里唯一的一辆小车换成了一辆大卡车，他到地区、省里开会、出差，便和普通干部们一样，上火车站搭火车。那年月，火车上常常挤得放不正身子。有一回，他和市委宣传部一位青年干部搭火车去长沙开会，车过娄底，还没有找到座位，一直站着。当时，正值酷暑，车厢里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他站在车门前，大颗大颗的汗珠从额头上直往下滴。又过了两站，宣传部那位青年干部，终于找到了一个座位，连忙喊他去坐。他却又是摇头，又是摆手：“你也该站累了。这座位是你找的，还是你坐吧！”
这位青年干部，不禁心头一热，一时哑住了，不知该说句什么话好。
他终于走了。告别这座小城好多好多年了。
他没有走向高位，听说现在离休了，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了。而我们这座小城，在他和他的后来者们的奋斗下，一步一步走向高处，一年比一年变得“丰满”了。如今，成了全省锑、煤、生铁、电力、化工、耐火材料的重要生产基地。宽广的街道有了，漂亮的大楼有了，一家挨一家的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了，美丽的公园也有了。真正成为了一座全省瞩目的新城！
这些年来，他没有忘记这座小城，这座小城也没有忘记他。电石厂举行建厂十周年的庆典活动，邀请他回来，聘请他担任这个小小厂子的顾问，他欣然接受了……
这篇小文行将结束了，理该亮出他的名和姓来。细一想，似属多余。他的名字，哪时哪刻不响在这座小城人们的心海里呢？
是呵，有些人没有走，人们却遗忘了他；而有些人虽然走了好多好多年，人们却牢牢地记着他！这里面的奥妙又在哪里呢？
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闪光的路
——正定华北联大旧址之思
张立勤
苍老的晚秋，我踏上了母亲青年时走过的路。
秋风在这里顿足，历史的严肃在女儿心中体味。
这座深灰色欧式教堂如今已改成解放军256医院了。教堂四周偶尔闪现几个白色的长衣，长衣上有一枚艳艳的红色的星。小路洒落我前前后后的痴情，仅仅因了母亲么？
哦，华北联大的旧址。
华北联大，多少儿女闪光的青春被这里的泥土摄去，不知这里的泥土的心是否忘却，三十多载时光重叠了多少脚步，把那个执著的日子消磨了多少颜色。
那许多双眼睛，从山里，城里；从解放区，国统区涌来的渴望的眼睛，曙光将她们染得灿烂透明。那教堂威威台阶，曾幽幽烛烟缭绕，沉沉弥撒之歌回荡的四方，曾振飞起真理的羽翅。屹立于讲台上的成仿吾校长、吴玉章先生、吴晗同志，他们启蒙了千万颗心，如今也已怆然逝去。
忘不了那夜半寒风萧萧，一条大炕烧一把柴。十多个女孩子挤在一起。忘不了那天天的小米饭和白薯，每个礼拜吃一次馒头。她们没觉得苦，为了新中国，快快学习，快快去工作去战斗。许多同学提前毕业上了战场，有的已青春长眠……
我环视着这教堂的安宁，弯弯折折的多角墙，细长的小窗桃形拱券显露着西方中世纪的文明，如若一只鸟笼森严的栅栏，禁锢的岁月终从这缝隙逝去。残败的建筑笼罩着一片苍茫，牵动着我迂回的思索。
共和国的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256医院进驻此地。华北联大的学生们象一颗颗种子，撒播在祖国的四面八方。同是一团团青春的火，他们去驱逐贫穷点燃黑暗了，征程中，又经受过多少次风暴的考验。
一位老人告诉我，这些年常有人来这里看望。悄悄来了，悄悄走了。一把年纪，伫立教堂前，飘扬的白发撩拂着匆匆来往的一颗颗眷恋的心。
哦，走在被岁月的长风卷弃了过去的柏油小路，我沿着它的血脉叹佩。历史曾把那许多人拉向这里，又把他们拉去。如今又把我拉向这里，多么奥妙的征服，真连自己也难以猜度。脚步轻了，风也轻了，秋色在涌向我。路边的古柿树摇落它片片绿，我惊诧那柿树的苍老，从挣脱黄褐色的泥土便开始枝丫交织攀绕的升腾，终于长成参天大树。树下那笃笃足履不留丝毫痕迹地没有了，多少过往抛给它的匆匆喜悦呢？它漫身皱褶是它遍体镂刻的无数条命运的轨迹，那条最细的恐怕是母亲的，那最粗的，不粗不细的是谁的呢？
老柿树，能告诉母亲和她的战友们么，能告诉一片渴求的女儿心么？
我摇摇摆摆的小儿子奔过来。啊，等他们也长成了青年，他们还会再来么？象我这般痴痴的模样。
秋风萧萧，如泣如诉，如思如梦，不觉中我忽听华北联大上课的铜铃声在苍穹跌跌宕宕，一面鲜红的五星国旗下，有母亲青春的路，一条象征一个时代的光辉的路。
第5版(理论)
专栏：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发展和发展民主的正确途径
王桂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这段时期，在党和国家的文件中，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论中，论述民主问题的数量之多，涉及范围之广泛，以及理论认识之深刻，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早在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邓小平文选》第154页）党中央认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保证，是顺利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四化”建设的根本保证，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与此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有了新的发展。
众所周知，在结束十年动乱之后，国家民主生活重新走上正常化的进程，首先是从平反冤假错案开始的。在党中央领导下，首先平反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接着又平反了在此之前发生的错案，恢复了遭受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以及工人、农民的民主权利和政治名誉，使他们重新参加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来。
鉴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不适当的估计是以往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根源，党中央重新分析了我国现阶段的阶级关系。在肯定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前提下，明确指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并且相应地调整了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确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依靠力量，提高了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对于经过长期教育和劳动生产已经得到改造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依法改变了他们的身份，给予公民的权利，扩大了民主的范围。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的革命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在国家的民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实行，改变了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给予生产单位和劳动者个人以更多的自主权，推动了工厂企业和农村基层组织中民主生活的发展。尤其是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加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建设，加上农民经济状况的改善和文化程度的提高，农民的公民意识正在加强，社会活动不断增多，新的一代有文化、有觉悟的农民正在成长。这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可靠的群众基础。
在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等领域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比以往得到了较好的贯彻执行。近年来我国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学术研究的活跃，以及文学艺术创作的繁荣，就是坚持执行“双百”方针的结果。“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是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一时期，我国的民主生活得到了比较顺利的发展，但是，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民主渠道不畅通，人们的建议、主张缺乏表达的机会；压制人们的民主权利，乃至打击报复现象也时有发生。对此类问题，人们不满意，有意见，要求予以改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提出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应该遵循正当途径，应该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大局，不能操之过急，因为建设高度的民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要有一个正确的适当途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地提出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问题。这正是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而提出的发展民主的正确的途径。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民主是具体的，只有阶级的民主，而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民主。同样的，发展民主的方法和途径也是具体的，是由客观的历史条件决定的。由于种种原因，对于如何进一步提高民主化的程度和完善民主制度，我们在长时期内没有找到适当的途径和方法。
我们曾经把提倡自上而下地发扬民主和对干部进行民主作风的教育作为发展民主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虽然也有一定的效果，但它往往受个人素质的影响和限制，存在着很大的可变性和随意性，因而并不能建立稳定的高度民主的制度。
所谓大民主的方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也曾经被认为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好方法。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痛苦教训表明，这种方法只会走向民主的反面。林彪、江青一类反革命野心家就曾利用“四大”肆意横行，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这种历史教训，再也不容重复。
采取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方法，可以避免以上两种方法的弊端。一方面，它可以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文选》第136页）另一方面，它又可以防止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滋长蔓延。这也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新发展。
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就是把民主建设和法制建设相结合，就是在党和国家权力机关、政府机关的领导下，根据广大人民的意志，经过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把国家民主生活的内容、民主的形式、民主的程序都由法律加以具体规定，从而建立起稳定的健全的民主制度。这样就可以使国家机关在组织人民的民主生活的时候，有明确、具体的法律规范可以遵循，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可以防止某些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侵犯公民民主权利。对于每一个公民来说，有了法律的明文规定，可以清楚地了解自己享有哪些民主权利，应尽哪些公民义务，从而正确地行使民主权利，防止在行使民主权利的时候，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权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我们国家重新修订了宪法，恢复了一九五四年宪法中关于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扩大了公民的权利，增加了关于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规定；改进了选举制度，把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把直接选举由乡（镇）一级扩大到县一级人民代表的选举；设置各级人大常委会，建立了人大的经常工作；坚持按期召开人代大会，行使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力；改进人民代表视察办法，加强了对政府工作、法院工作和检察院工作的经常监督。与此同时，国家制定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试行），借以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合法利益，打击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约束和制裁违法乱纪的行为。国家的审判制度、检察制度和辩护制度日益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包括根本法和部门法在内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包括立法、执法、守法和法律监督在内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正在形成。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渠道更加广泛和畅通，并且有了法律上的保证。
这一时期民主建设的一切重大成就，都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取得的。中国共产党从她诞生之日起，就站在中国革命的最前列，为争取人民的民主自由而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终于领导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开辟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新时代。今后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和完善，包括克服家长制、特权思想等封建残余和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不良现象，也只有依靠党的领导才有可能完成。党在民主问题上所坚持的立场，提出的任务，采取的政策，同广大人民的愿望和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提出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权“争民主”、“争自由”，显然是悖理的，是危害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第5版(理论)
专栏：探索与争鸣
法是宏观间接控制的“中介”
周沂林
经济体制是宏观控制机制与微观经营决策机制的有机结合。我国经济管理过去之所以存在“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又放”的现象，原因是尚未找到两种机制有机结合的办法。经验表明，宏观经济采用直接控制的办法只有两种结果：松一松，宏观失控；紧一紧，微观不活。时间一长，只能是松紧交替，导致宏观既失控、微观也不活的局面。
目前人们已普遍认识到，解决上述“恶性循环”的根本办法，是建立以间接控制为主的宏观经济控制机制。所谓间接控制与直接控制的主要区别是：直接控制依靠隶属关系和行政命令，间接控制依靠经济关系的制约作用；直接控制使企业附属于政府，从而处于被动地位，强制性地按照上级规定的指标和方法进行经营，间接控制则是给企业创造一种自由决策的社会条件，使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自动作出符合整个社会利益的经营决策；直接控制的对象为实物形态的运动，通过实物的调拨来组织企业的生产和经营，间接控制将转向控制价值形态，目标是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及其结构的平衡；直接控制的手段基本上是行政办法，间接控制则以经济手段为主。
两种控制方法的区别是明显的。从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不是局部的改革，而是整个经济体制的系统转换。必须明确，这种转换并非仅仅是从为了放活微观而考虑的，事实上，直接控制不仅窒息了企业活力，而且无助于实现有效的宏观平衡。
以上的所有认识，目前在学术界已基本上趋于统一，但是如何建立以间接控制为主的宏观控制机制，则是一篇更大的文章。在这方面，人们目前的兴趣主要集中于所谓经济杠杆上，似乎只要对于财政、税收、货币、信贷、价格、工资等政策予以合理调整，即可获得合乎逻辑的结果。近年来我国政府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而实践的结果则使人们加深了认识。例如价格和工资的改革期望通过对经济主体提供真实信号而影响主体行为，但却忽略了主体法律地位在未能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可能作出非预期的反应。如果企业对于“真实价格”作出反应的任何不利后果，可以不由自身而由消费者或国家来承担，那么“价格放开”当然达不到调节供求、刺激竞争、合理配置资源等预期目标。
直接控制与间接控制的一个区别是，直接控制无需任何中介环节，是对企业的直接干预，而间接控制则杜绝任何直接干预。没有干预是不行的，关键是寻找干预的中介环节，这一“中介”就是法。换句话说，国家应通过法来实现对宏观经济的间接控制。
完善的法制系统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各类主体的法律地位，明确它们在经济活动中的静态出发点。有效的宏观控制必须考虑主体的静态状况，任何经济杠杆提供的信号调整，不仅要以主体为对象，而且要以主体状况的改善为前提。这不仅进一步说明了法在这一机制中的中介作用，同时告诉我们：经济体制的系统改革应该从改善主体状况入手，而不应从别的什么诸如价格、工资等入手。
因此，当前更为迫切的是要制定一套确定各类经济主体法律地位的法律，如国营企业法、集体企业法、乡镇企业法、公司法、个体经营者法、劳动法等等。企业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目前还停留在理论上，但所谓“企业自主权”则是在理论上也没有解决的问题。人们常用的这一术语是含义不清的。它作为一个权利是什么性质的？界限如何？既然是“自主”，为何还能由行政主管部门随时“扩大”或“缩小”？这些问题如不解决，怎么能很好落实呢？
宏观控制是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或干预。这种管理或干预存在着所谓行政办法和经济办法的区别。经济办法是国家运用经济杠杆来管理经济，这应当有一层“法”的外衣。如果不借助法的稳定性、权威性，经济办法也会带有行政长官个人意志的任意性。例如银行的信贷活动目前仍不同程度地受制于地方行政长官。所以，经济办法与法律办法应当是统一的，也就是说，经济手段必须采取法律的形式，内容是“经济”的，形式是“法律”的。
所以，建立间接控制为主的宏观控制机制的关键是大力健全我国的经济法制，但目前我国经济学界的很多同志尚不善于从法的角度考虑问题。有人以为西方国家的间接宏观控制也是以经济杠杆为手段的，但他们忽略了这些国家已有的法制状况。
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密切交融，使社会经济生活的宏观发展方向的制约因素空前复杂，个人智慧再也不能洞察其全部奥秘。由法律来调节经济，既可不受个人感情因素干扰而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又因它是集团智慧的结晶而具有较多的科学性。一套完整的法律机制可以取代领导者个人对经济生活的发号施令。
间接控制的“中介”，有人说是经济杠杆，有人说是市场，说法不一，大意类同。我这里只是提出一个新的思路，绝无否认前人说法的意图，相反它们或许是可以结合的。在我们这样一个历史上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即使是片面强调了法在整个国家宏观控制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我想其意义也是积极的。
第5版(理论)
专栏：
保持适量资金库存
钟阳胜
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是一个由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并综合作用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物质投入要素，对社会主义经济增长起着直接的、主要的决定作用。对于这一基本点，大家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无疑是十分重视的。但问题是在这个前提下，有一部分人在认识和实践上存在一种片面性，往往只重视扩大生产固定资金的投入，而忽视按相应比例扩大适量资金库存。由于这样，因此造成了“六·五”期间固定资产投资的“时滞”（The Time Lag）过长，影响了最佳投资效益的形成，抑制了经济的合理增长。为了克服这种片面性，有必要弄清适量资金库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作为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过程，总是要求过程进行中的主体（劳动者）、中介体（劳动手段）和客体（包括原料、燃料、辅料和半成品等的直接和间接的劳动对象）不断形成最佳的动态结合状态。这一过程，如从生产的角度考察，则是生产主体、生产产品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不断再生产的过程；如从消费的角度考察，则是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消费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这个过程同时又是商品流通的过程。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增长过程的这一本质特点，因此决定其顺利进行并实现最佳目标，必须把生产积累基金分为按一定比例平衡协调的生产固定资金和生产流动资金，在扩大投入一定数量的生产固定资金时，相应扩大生产的流动资金。这种生产的流动资金，也叫做生产库存资金。而扩大或保持适量生产流动资金，就叫做扩大或保持适量资金库存。在这里，资金库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流动资金，用于保证购进和贮存适量的原料、燃料、辅料和半成品等；一是流通资金，用于各种产成品的流通媒介。实践证明，比照生产固定资金投入的比例，保持适量的资金库存，是社会主义经济获得优化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建国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生产流动资金的库存积累率一般都保持在8％左右，即占积累总额的25％左右，这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在“六·五”期间，由于改革中新旧体制交叉所产生的摩擦和空隙造成的决策及投资控制机制的不完善，激发或不注意控制投资主体的非常态投资欲望，结果生产流动资金被大量挤压，资金库存积累率下降到6.4％，即在积累总额中的比例下降到21％，降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广东的情况更是如此：资金库存积累占积累总额的比例，1980年为25.3％，1984年下降到12.3％，1985年虽急剧回升至35％，但“六·五”算总账仍然明显偏低。唯其如此，所以一段时间来我国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出现失衡，以致生产企业面对市场的原料、燃料、辅料等生产资料而无力购进，商业企业面对生产企业源源生产的产品而无力进货，而生产企业和商业企业又同时出现产品和商品的积压。由于这种失衡，结果大量生产企业和商业企业的新增固定资产都出现了不正常的“时滞”，人为地延长了新增固定资产投入与产出的时间间隔，这种不正常的“时滞”虽然没有直接使增量固定资产产生负效益，但却使增量固定资产不能在产出中作出较大的贡献，从而间接地在国民经济的增长中相对产生了一种负效应。
反过来，不适当地扩大生产流动资金库存，虽然可以保证生产固定资金的投入能有足量的生产流动资金相匹配，但势必要挤压一部分生产固定资金的投入，并使这部分资金游离于生产和流通过程之外而闲置起来，造成积累基金的浪费。因此，不适当地扩大生产资金的库存，不可避免地要因部分流动资金的闲置。而造成一种负效益，反蚀投入生产和流通过程的资金对产出的贡献，并最终和上述情况类似，在总体上对国民经济的增长相对产生一种负效应。
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中，作为增长的物质要素的生产流动资金库存，既不能不足，也不能过量，其增长速度和规模必须与生产固定资金投入的规模和增长速度成一定的比例。全面考察经济增长的过程，我们认为，这个比例不可能是一个静态的系数，而只能是一个动态的系数。这个比例作为一个动态的系数，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过程的四大要素，即：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总规模、生产的物质消耗、物资的运输周期以及生产和流通阶段的需求。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快、规模大，投入的生产固定资金多，则生产流动资金库存增长的速度加快，总额增大；反之，则生产流动资金库存的增长速度降低，总额减少。在这一过程的同时，生产的物质消耗大，物资的运输时间长，生产和流通的周期长，则占有生产流动资金和商业流通资金多，资金库存的量增大；反之，则资金库存的增长速度降低，总量增长放慢。这说明，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要使流动资金库存保持或取得一个适量，必须尽可能减少物质消耗，减少物资的运输时间，缩短生产和流通的周期，并使生产流动资金库存与生产的增长速度和总规模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
综上所述，适量资金库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经济界限。只有适量的资金库存，才能促进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的最佳增长。在“七·五”期间，资金的短缺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严重制约因素。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七·五”计划，必须用好生产积累基金，十分注意保持适量的流动资金库存。
第5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西方管理思想史》评介
张卓元
山西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孙耀君同志所著《西方管理思想史》一书，是我所看到的同类书籍中内容较丰富而分析较深刻的。本书有三个特点：
第一，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处理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管理思想的问题。近年来，我国在借鉴西方管理理论和经验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在部分人员中似乎存在着两种错误的倾向：一种倾向是认为西方管理思想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不能为我所用，甚至会把我们的思想搞乱。也有人认为，西方管理思想中并没有什么新东西，有些内容是我们几千年以前的老祖宗就提出过的，因此，无需对它进行研究和借鉴。另一种倾向是对西方管理思想持盲目崇拜、全盘肯定的态度。本书在这一问题上力求采取科学的态度：一方面对西方管理思想中可供我们借鉴之处予以肯定，另一方面对其中错误和不科学之处予以分析批判。这样就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正确对待西方管理思想。
第二，本书的体系较为新颖，采取横向剖析和纵向剖析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剖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演变和内容实质。本书以4篇22章的篇幅横向剖析了西方早期的管理思想、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和当代的各种管理理论。然后，又对科学管理和管理科学、法约尔管理理论和管理过程理论、人际关系学说和行为科学、社会系统理论和决策理论这四个有代表性的重要流派作了纵向剖析。这就使本书对西方管理思想的论述和分析，既有一定的广度又有相当的深度。
第三，本书较好地处理了史料和评论的关系。全书不仅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史料，而且对有关的史料和事实注意进行必要的评论和分析。特别是在纵向剖析部分，作者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而就全书的篇幅来讲，则绝大部分是以大量资料为依据的西方管理思想的详细论述，包含的内容很丰富，涉及上下五千年，其中还有国内罕见的第一手资料。
在古典管理理论方面，不但详细论述了泰罗、法约尔、韦伯的学说，而且介绍了古典管理理论在英国、奥地利、瑞士、比利时、意大利、波兰、巴西等国的表现及其系统化。行为科学理论则从早期的先驱者和人际关系学说，直到当代组织行为学的各种学说都进行了评述。至于当代的各种管理理论，举凡管理过程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社会—技术系统学派、经验主义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和经理角色学派的学说，无不作了介绍。可以说，西方管理思想中凡有代表性的各种思潮和流派，本书差不多都论述到了。书后的“西方管理思想年表”，概述了从公元前几千年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管理思想和有关的政治、经济大事，也有参考价值。
本书还有不足之处，主要是在论述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演变时，对其文化背景的论述不够广阔和深入，跨学科的分析研究做得不够。管理思想的发展涉及到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社会、军事、文艺以及自然科学多种学科的领域。希望作者以后在这一方面能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