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忆李成芳同志
李聚奎 刘有光 胡荣贵
成芳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三年了。
李成芳同志早年投身革命，半个多世纪来，在党的领导下，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我们和成芳同志共同战斗多年，他的卓越功绩和优秀品德，至今仍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一、参加开辟太岳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薄一波同志数次向中央、向八路军总部要求派一些红军团、营、连级干部，准备在山西组建新军。随后中央陆续派来成批的干部。在红军中担任过团政委的李成芳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1937年冬，成芳同志奉总部命令来到晋东南的沁县。开初，他在决死一纵队举办的随营军政干部学校当队长兼游击教官。1938年2月，山西战场的形势日益恶化，日寇已占领黎城西北的东阳关。成芳同志率领十多个红军干部，到决死一纵队新组建的三总队。李成芳任副总队长。他是我党派往这个部队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决死三总队完全是我们自己组织起来的新的革命队伍，军官的绝大多数由李成芳为首的红军干部担任，旧军官只有几个人。总队长是阎锡山委派的旧军官，部队训练、行政管理都是旧军队那一套，完全与当时抗战的实际需要脱节。在纵队和团党组织的领导下，成芳同志与王鹤峰政治主任（实际是政委）领导了一场争夺领导权和两种建军原则的斗争。有一天，他利用开大会的机会，宣传毛主席提出的“持久战”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阐明我党的建军原则，并讲了部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他的讲话，受到广大干部和战士的拥护和欢迎。经过多次斗争，阎锡山派来的那个总队长在群众中已十分孤立，自知呆不下去，就灰溜溜地走了。
政治机关就是党的机关。成芳同志象过去在红军时当团政委一样，尊重政治机关，热情地帮助政治机关建立和开展工作。他要求部队每到一地，一定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动员群众参军参战；部队离开驻地时，一定要检查群众纪律。他对部队的群众纪律抓得很紧，就是捆铺草、上门板、打扫清洁卫生等具体事，也不放过。在太岳区党和政府以及部队的共同努力下，群众革命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就象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群众的抗日情绪高涨，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情景。
三总队的政工干部多数是知识分子，有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青年学生。他们的特点是政治上敏感，革命热情高，有文化，但不懂军事。成芳同志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注意帮助他们克服弱点，成芳同志带头虚心学习知识分子的长处。部队里很快出现了红军老干部、原白区地下党员和知识分子相结合的可喜局面。
至于那为数不多的几个旧军官，他也没有放松对他们的争取、团结和改造的工作。除个别顽固分子外，只要赞成抗日，要求进步，有一技之长，都给以信任，一视同仁。在他的耐心教育和帮助下，几个旧军官后来都表现很好，积极投身到抗日斗争中去。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提高部队战斗力最重要的方法。成芳同志总是抓紧战斗间隙，亲自给干部讲解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他经常率领部队到敌人据点和交通线附近进行军事活动。有一次，他率领三总队二营，袭击离太原只有几十公里正太路上的呜李车站，消灭守敌，我无一伤亡。1938年底，在辽县苏亭附近，配合一一五师六八六团伏击敌人，消灭日伪军百余名。经过一系列工作和实战锻炼，部队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高。1940年元月，三总队和游击一团合并为第二十五团。这个部队后来成为决死一纵队的主力部队之一。
1941年到1943年，是华北敌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一方面，日寇集中主要兵力疯狂地向我根据地扫荡，所使用的兵力一次比一次大，所采取的形式不断变化，什么“分进合击”、
“铁壁合围”、“梳篦战术”、“抉剔扫荡”等等。为配合其军事进攻，对我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妄图彻底摧毁我太岳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也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勾结日寇进攻我根据地，摧毁我抗日民主政府、人民团体，杀害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作为他们投降的资本。加以连年灾荒，粮食歉收，抗日根据地的面积日益缩小。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成芳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军民团结一致，在太岳区党委和太岳军区陈赓司令员、薄一波政委领导下，开展对日寇的反扫荡斗争。由于他积极歼敌和指挥灵活机动，部队在反扫荡中不仅没有受到损失，还取得不小的胜利。如1941年秋，日寇三万之众对我岳北根据地进行的“铁壁合围”大扫荡。当时成芳同志任决一旅参谋长，他率领二十五团单独活动，部队已经处于敌人包围之中。但他指挥机智灵活，巧妙地甩开了敌人。后来趁敌撤退的时候，又在安泽县将军沟给敌人以有力的一击，消灭敌人200多人，残敌仓皇逃窜。1942年春，7000多日寇扫荡太岳区，当时成芳同志率三十八团在单独活动。他正在给部队讲话，敌人突然上来了。他不慌不忙，很沉着地部署部队同敌人捉迷藏，白天休息，夜间出发，每天走二三十里路，搞得敌人晕头转向，疲惫不堪，最后在府城、张店打伏击，给敌以有力打击，日寇被迫撤走。
1942年冬，日寇为建立华北剿共实验区，分14路进攻太岳区，侵占沁源县城，妄图消灭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由于我进行了彻底的空室清野，日寇得到的却是空无一人的一座空城，敌占沁源后，一面分区清剿，一面安据点，修碉堡，筑公路。当时成芳同志是岳北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以后代理司令员，还兼看围困沁源的前线总指挥。他根据太岳军区陈赓、薄一波首长的指示，首先成立沁源围困指挥部，以三十八团为主，还有二十五团、五十四团、洪赵支队等为骨干。结合全县民兵和基干队，组成13个游击兵团，开展群众性的伏击战、麻雀战、冷枪战、地雷战，使敌人一举一动都遭到打击。为孤立敌人，在军队和县委领导下，广泛开展了人民战争，实行空室清野，埋雷破路，把沁源城以及沁源到沁县的公路控制起来，使沁源敌人所需一切物资，既从内部找不到，也无法从外面运入。1945年3月，我对沁源城发动最后进攻，敌人的衣食、弹药、水源全断了来源，陷于绝境，最后被迫撤走。围困沁源的胜利，得到中央的表扬，延安《解放日报》曾为此发表《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
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发动多次反共高潮，太岳根据地属于首当其冲的地区之一。成芳同志率领一分区主力部队参加反顽斗争，几乎连战皆捷，诸如浮翼战役、青浮战役等，都打得不错。尤其是1944年夏奔袭杨家掌战斗，打得干净利落，非常出色。部队行动迅速隐蔽，以勇猛的动作，一举占领村东北高地上的外围碉堡，占据了有利地形。继而直扑敌腹心，经激烈战斗，全歼守敌。反顽斗争的胜利，顶住了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分裂的逆流。
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减轻人民负担，在李聚奎司令员、周仲英政委领导下，成芳同志坚决执行精兵简政的原则，把分区机关多余的人员精简下去，这样既提高了机关的工作效率，充实了连队，又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他还同刘有光主任组织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号召部队向陕甘宁边区军民学习，开荒、种粮、种菜、纺纱织布。经过一年努力，有的部队的粮食能自给
4个月，蔬菜充足，穿衣问题也得到解决，加上进行整风学习，调动了大家练兵的积极性。
从1942年到抗日战争胜利，成芳同志一直是岳北地区的一个主要军事指挥员。这中间，他所直接指挥的大小战斗都没有吃过亏，他所坚持的根据地也日益走上了巩固和发展的道路，因而赢得了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的爱戴和信任。
二、卓越的军事指挥员
在解放战争时期，成芳同志的全部时间都是在指挥岗位上度过的。他转战南北，身经百战，成为我军不可多得的将才。
成芳同志指挥作战的最大特点是：胆大心细，机动灵活，善于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捕捉战机。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疯狂抢夺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密令阎锡山向我晋东南解放区大举进犯。刘、邓首长根据中央“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指示，决心集中主力进行上党战役，坚决消灭该敌。并确定先打长治外围各县，把敌引出长治，在运动中歼敌有生力量。
当时，成芳同志是决一旅旅长。开始太岳纵队给决一旅的任务是先攻占长子城，再夺取长治北关，而后协同友邻总攻长治。正当我总攻长治之时，阎锡山又从太原出动八个师和两个炮兵团三万余人沿白晋线南下。敌我兵力对比，敌军在数量上已超过我们。据此，刘、邓首长决心除留少数部队继续围城，吸引敌援兵外，主力调头北上打援。成芳同志接到命令后，即迅速率领决一旅沿沁屯公路西侧北进。这时，太岳纵队六个团已先敌进至虒亭西北的土落村地区。二十团首先占领土落村附近的制高点，堵住了敌人的退路。成芳同志抓紧战机，急命二十五团向敌发起攻击，于土落村附近迅速歼敌一个炮兵团，缴获山炮七门半，活捉敌炮兵司令胡三余。敌主力在我各路纵队猛烈攻击下，溃不成军，除两千余人窜入沁县外，其余为我全歼。长治守敌因援兵被歼，更加恐慌，弃城西逃。刘邓首长即令太岳纵队主力分路追击。成芳同志率三十八团兼程前进，经三昼夜急行军，协同友邻部队将14000余敌人聚歼于沁河东岸地区。上党战役的胜利，打乱了国民党的内战日程，有力地配合了毛主席在重庆的谈判，迫使蒋介石在双十协定上签了字。
消灭“天下第一旅”，是解放战争初期一次不寻常的歼灭战。1946年7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主力沿同蒲、平汉、津浦线向我展开全面进攻。胡宗南部三个整编师先后进入晋南，企图配合阎军对我实行南北对进，夹击我军。8月末，其先头部队号称“天下第一旅”的敌精锐主力进至浮山官雀村。纵队首长决心趁敌分散和立足未稳之际，以突然行动，首歼进入官雀之敌。根据纵队首长的指示，成芳同志率十一旅两个团、十三旅一个团连夜向官雀急进，围歼该敌。部队行动十分隐蔽，迅速进入村内，歼敌一股。这时敌一旅旅长黄正诚亲率旅直和第一团东援，遭到十旅有力的反击，并将敌包围于陈堰。官雀之敌自恃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系敌第一旅的主力，加以援兵已近，十分嚣张，利用房屋窑洞顽抗。战斗非常激烈。正在关键时刻，传来了中央军委不惜一切代价歼灭敌第一旅的指示。成芳同志立即指挥部队对官雀之敌发起攻击。他亲临前沿阵地指挥，帮助营连干部组织战斗。仅用一天两夜时间即全歼守敌，受到了中央、中央军委的表扬。
1947年8月，为了执行毛主席把战争引向蒋管区的战略方针，适应战略反攻形势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组成陈谢兵团，南渡黄河，配合刘、邓主力南下。我军渡过黄河后，敌迅速组织第五兵团、陕东兵团共12个半旅的兵力，企图东西对我夹击，打通陇海，阻我前进。这时，毛主席连续给陈赓司令员发来电报，指出洛阳地区为敌所必争，不应使用主力，主力应当向西，乘敌尚未完成部署之际，抢占陕县，灵宝等城，歼灭分散守备之敌。为了执行毛主席指示，纵队首长决心以十一旅与十三旅先后发起对灵宝、陕县守敌的攻击。其时，敌陕东兵团正在拼凑之中，除集中万余人据守陕县，阻我西进外，陕县以西尚在集结部署。成芳同志根据兵团首长的意图，具体分析了敌情，决心绕过陕县，首先占领灵宝，尔后又回师东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配合兄弟部队包围陕县，全歼守敌。在攻取灵宝的战斗中，他亲临前线，根据敌情地形，决定不采取正面攻城，而以一个团迂回夺取灵宝以西重要高地函谷关。由于成芳同志的巧妙指挥，我军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1948年初，成芳同志奉命调任豫西军区代司令员，对豫西根据地的创建也作出了贡献。
洛阳、开封解放后，平汉、陇海两大铁路干线已呈瘫痪状态，加之襄樊、豫东等战役的连续胜利，迫使蒋介石顾此失彼，不得不转入重点防御，这时郑州已完全处于孤立的地位。1948年秋，中原军区首长遂决心集中四个纵队的兵力，发起郑州战役。兵团给九纵队的任务是由郑州西北方向突击，并以主力一部位于郑州、黄河铁桥之间阻击可能北逃与南援之敌。成芳同志是在郑州战役前不久到九纵任政委的。战役发起后，他和秦基伟司令员在一起，细致分析情况，作出正确部署，并根据敌情变化适时指挥部队猛烈出击，在郑州城外全歼逃敌，受到了中央和中原军区首长的嘉奖。
但是，最能体现成芳同志指挥艺术和指挥才能的还是解放广东和粤桂边作战。7月17日，军委指示我四兵团、四野十五兵团两个军，由陈赓司令员率领经赣州南进，解放广东。8月
9日，军委又指示，四兵团和十五兵团争取于10月下半月攻占广州。十四军是纵队的二梯队。由于成芳军长指挥机动灵活，先头四十师于14日晚解放清远后，连夜改乘船只沿江北南下，置北江两岸守敌于不顾，利用夜暗奇兵突进，一夜前进120里，先敌占领三永和西南镇，截断敌一○三师的向西逃跑路线，迫敌师长曾三元率残部4000余人停止抵抗放下武器。与此同时，军部得到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广州逃敌，除六十三、一○九军等沿西江向广东、广西边境逃窜外，敌二十一兵团、十三兵团残部，三十九军均向广州西南阳江、阳春方向撤退，余汉谋已于13日逃往雷州半岛湛江市。情况表明，广东敌主力企图逃往海南岛。当时，敌已距我100公里以外。当成芳同志将这一情况向兵团首长报告时，陈赓司令员十分重视。他从电话中询问：你估计现在还能追上逃敌吗？”成芳同志回答：“能。”又问：“追歼逃敌你还有什么困难和问题？”成芳同志坚定地回答：“把前方的部队统归我指挥，我就有把握追上逃跑的敌人。”陈赓司令员当即作出决定：四兵团不进广州，十四军三个师、十五军两个师、十三军一个师，共6个师由成芳同志统一指挥，立即行动，追歼逃敌。成芳同志接受命令后，立即决定就部队当时态势，开始三路并行追击，责令各部队昼夜兼程前进，坚决歼灭该路逃敌。
在整个战役期间，成芳同志和指挥部的其他同志们，依据军委、毛主席和兵团的指示，随时掌握敌情，精心组织战斗，迅速将刘安琪兵团4个军等残敌4万余人，全部围歼在阳江西南仅5、6公里的地区，取得了追歼作战的全胜。
两阳围歼战后，成芳同志又遵照毛主席“应尽一切可能不使白匪退往越南”的指示，配合兄弟部队，从1949年11月27日起，又率十四军参加了追歼白崇禧集团的粤桂边战役。在急行军中，成芳同志给各师下达任务，要求各部队除吃饭外，不准稍停，必须用两条腿追上乘汽车逃跑的敌人。四十二师先敌到达钦州，给敌人先头部队当头一棒；四十师也及时在小董圩、大寺圩地区把敌人拦腰切断，直接配合尾追的四野部队，很快在广西境内，全歼了国民党残存的最大一个主力兵团白崇禧部16.8万人，实现了毛主席在广西境内歼灭敌人的战略意图。
两阳、粤桂边两个战役的胜利，为以后解放海南岛创造了有利条件。陈赓司令员曾对他的助手们说：“作为一个有战略眼光的指挥员的李成芳同志已经成熟了。”这是对成芳同志指挥艺术指挥才能的最高评价。
三、优秀的政治工作者
成芳同志不仅是一员能征善战的将领，而且，在我军政治工作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也表现出了他的卓越才能。
成芳同志一贯重视政治工作，把政治工作当做我军的生命线。早在红军时期，他在红三十一军二七八团当团政委时，就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委员。当时这个团因前一段仗没有打好，部队情绪不高，问题也较多。他针对这种情况，提出要把党支部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要搞好政治教育，宣传好人好事，批评错误思想和各种不良倾向，要宣传群众，建立政权，开展扩红运动等。不久，这个团的工作有很大的起色，又接连打了几个好仗，部队的情绪高了，问题也少了。
成芳同志十分重视部队的思想情况，以及群众在政治教育方面的创造。1946年春，部队在候马、曲沃一带休整，国民党部队不断袭扰我军，破坏停战协定，部队思想上存在着一些问题。正在这时，发现了三十三团三连指导员袁明同志在连队开展诉苦运动。成芳同志和胡荣贵政委认为这是在新形势下一种很好的教育形式，对提高阶级觉悟，分清敌我，加强团结，同仇敌忾，鼓舞斗志的作用很大。于是立即组织旅团政治机关的力量，进行深入调查，总结提高，并把它推广到各个部队。诉苦运动的开展，极大地发挥了政治工作的威力，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他非常强调纪律和政策教育。在战争年代，这个旅在布置、检查工作时都有这一条，在谈问题、作报告时也都强调爱护人民、关心群众利益，遵守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由于纪律政策教育深入，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军政双胜运动，我十一旅在同蒲战役打下洪洞县城后，创造了执行政策，遵守纪律的良好榜样，被群众誉为“秋毫无犯，仁义之师”。另在晋南反攻作战中，我进入候马部队，无一人拿胜利品，缴获资材全部归公，做到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受到中央和晋冀鲁豫军区的表扬。
在伟大的淮海战役中，他同秦基伟同志以坚强的思想领导和正确指挥，使九纵队圆满完成了上级给予的历次作战任务，经受住了残酷战争的考验。为了夺取战役的胜利，成芳同志亲临前沿阵地进行政治动员。在伤亡很大的情况下，他组织被我刚刚解放过来的蒋军士兵，在战地进行诉苦，立即补入部队。
全国解放后，成芳同志较长一段时间在云南工作，他除主持十四军的全面工作外，还兼任中共滇西工委书记。滇西地处祖国边疆，与印、缅接壤，境外有蒋介石残余匪帮盘踞，境内有几十种少数民族，情况十分复杂。成芳同志依据党制定的各项政策和云南省委的指示，坚持请示报告制度，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开展工作。他经常说：“边疆地区大都是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生活较之内地落后，因此，必须针对各民族的特点和生活习惯，逐步地进行改进。”又说：“要把各族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才能把边疆建设成铜墙铁壁。”他特别强调边防驻军的表率作用，要求边防部队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作用。在遵守政策纪律，在养猪、种菜、讲卫生等方面做出好样子。在李成芳等首长的带领下，部队出色地完成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等任务，为恢复工农业生产、保卫人民民主政权和建设云南边疆作出了贡献，受到了云南省委书记宋任穷同志以及西南军区党委的赞扬。
1954年以后，成芳同志调任西南军区副参谋长，以后又调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第二政委。1964年他回到云南，同阎红彦、秦基伟同志在一起，主持昆明军区的工作，团结带领一班人，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号召大家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中央决议和指示，狠抓连队基层建设，强调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贯彻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大力开展学雷锋、学南京路上好八连、学硬骨头六连的群众运动。他还十分关心军事训练和边防建设，为全面加强部队建设和云南边防建设呕心沥血，作出了显著成绩，受到中央军委、毛主席和总政的表扬。
1977年后，成芳同志任武汉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他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
他对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非常认真，发现行动迟缓或解决问题不彻底的他都抓住不放，一抓到底，不留尾巴。他经常说：过去我们受牵连，这次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有错就纠，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在他的支持下，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许多同志回到了一线工作。
他认真抓揭批“四人帮”，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武汉军区某部一个连队，原是江青在“文革”期间直接抓的一个点。这个连队问题多，受害深，干部战士思想非常混乱。为了弄清问题，成芳同志决定派工作组到这个连队搞揭批工作，从学习着手，着重弄清12个问题。通过教育，这个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以及防洪抢险中经受住了考验。
他非常重视调配领导班子，选好接班人。他说：要选好苗子就非深入调查不可。作为一把手如不亲自深入下去调查摸底，要选好接班人是困难的。成芳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80年他带病亲自带工作组到部队，考核几个军的军一级领导干部的情况，从副参谋长、副主任起，逐个进行谈话，同本人谈，还同被考核干部的上下左右的人谈。他自己口问心记，做到了对干部心中有数。同时也注意让干部在战斗和工作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提高，在这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
四、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品德
成芳同志生于1914年4月，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84年3月逝世。在50多年的长期革命斗争中，他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平易近人，艰苦奋斗，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伟大胸怀和崇高品德。
成芳同志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他出生于湖北麻城李家河村一个中农家庭，因不堪忍受国民党的压迫，早年投身革命。红军撤出鄂豫皖地区后，他的父母遭国民党迫害致死，妹妹被迫外出讨饭3年。成芳同志目睹这一惨状，更激起了他对敌人的仇恨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
“文革”中，成芳同志又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迫害，蒙受不白之冤达6年之久。但他坚持原则，坚持斗争，经受住了考验。他深明大义，顾全大局，对党从没有流露过怨言和抵触情绪。当孩子们去看望他时，他总是这样说：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共产主义事业一定会胜利。
1973年秋季，成芳同志从湖南农场来到北京，李先念同志亲自找他谈话说：“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中央已决定你到五机部当部长。”成芳同志没干过地方工作，怕干不了。但考虑到这是组织决定，自己已有6个年头没有工作了，还挑拣什么呢，拚着老命学着干吧！就愉快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成芳同志豁达大度，胸襟阔广，他对同级或下级提出的不同意见都能耐心地听完，并加以认真考虑，做过细的思想工作，使大家心悦诚服。
成芳同志讲话、作报告、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总是从实际出发，不尚空谈。1952年，西南军区组织一批中、高级干部赴朝参观学习，他是参观团的领导人之一。到朝鲜战场后，他细心观察研究朝鲜战争的情况、特点，发现问题抓住不放。有一次，他听到某师在撤退中受到损失的问题后，为了进一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在听完该部领导同志的情况介绍后，又深入基层专门召集基层干部举行座谈。参观结束回到重庆，又用了半个月的时间进行研究，使每个干部有所受益。最后，还整理材料上报西南军区。
为了取得党支部建设的第一手材料，1964年，成芳同志亲自率领军区工作组到宜良羊街一一○团一连蹲点。成芳同志工作细致深入，帮助营连干部耐心，在将近20天的时间里，总结了一连党支部建设的经验和问题。后来军区把这一材料印发全区，对加强昆明军区连队党支部建设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他平时对子女教育管理很严，经常对子女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从不以权为子女谋私。
成芳同志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于1979年得病，1980年初住院检查确诊为肺癌，同年4月动手术，仅仅休息了半年，就以虚弱之身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在深入部队考核接班人期间，白天亲自找人逐个谈话，晚上还要收集工作组的汇报，常常到晚上十一二点才休息。因劳累过度，有时血压升高许多，但他躺了一晚，第二天又照常工作。直到逝世前不久，他还时常关怀着接班人问题。他嘱咐看望他的有关领导同志说：“接班人问题十分重要，一定要把年青优秀的干部提到重要的岗位上来，但千万注意不能让‘三种人’混进各级领导岗位，这个问题解决好，我们老一辈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