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书简
·沈仁干致袁茂余·
文化人要懂版权法
沈仁干同志：
从报上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权法》正在起草制定中，这无疑是加强科学文化领域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据我所知，近年来，由于一些人或为谋私利，或版权观念淡薄，侵害版权（即著作权）的行为时有发生。如：任意抄袭、剽窃他人作品；未经集体或合作者同意，将集体创作或与他人合写的作品据为己有，署个人的名字发表；未经作者同意，擅自转载、改编、删改该作者已发表的作品；未经原出版单位同意，擅自翻印该出版社出版的作品等等。这些，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科学文化的发展都是不利的。为了普及文化方面的法律知识，你可否从剖析一些侵害版权的案例入手，谈谈版权保护的重要意义，以及版权法的制定，对发展内外科学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打扰你了，很对不起。
致礼！
袁茂余
1987、2、7
袁茂余同志：
2月7日来信收悉。信中所言侵犯作者版权的行为，不仅时有发生，在某些方面甚至还相当严重。
要讲保护版权的重要意义，我想首先要知道版权的内容。3年前，一位作家到出版社要求收回一本书的版权，转移到另外一家重印。该出版社的一位负责人告诉他，作者有著作权，出版者有版权，书一经出版，版权就归出版社了，他可以再写一本叫另外一家出版，已经出版的书不能转到另外一家出版。这位出版者的解释不妥。其实，在我们国家，版权与著作权指的是同一个概念，都指作者依法对其创作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享有的权利。一般说来，出版者并不享有作者的全部版权，而仅仅依据与作者达成的协议，在一定期限内对某一部具体的作品享有出版权。作者的全部版权包括精神权利（亦称人身权）和经济权利（亦称财产权），出版权仅仅是经济权利中的一种。作者对其作品享有的精神权利主要是指：作者有权以合法的方式发表作品、在作品上署名或不署名、要求他人承认并尊重其作者身份和作品的完整性、修改和声明收回已经发表的作品等；经济权利主要指作者有权以出版、复制、表演、播放、录音录像、摄制电影、展览、翻译或改编等方式使用其作品，和因他人以上述方式使用其作品而获得经济报酬。一般国家的版权法规定，作者的版权是一种专有权利，未经作者同意，或法律许可，其他人不得占有与行使，否则便是侵犯版权。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作者对其享有的版权是一种无形产权，作品一旦发表，作者就很难控制他人使用。为了保护作者因创作作品而产生的正当权益，鼓励作者创造性的劳动，为社会积累和提供更多的知识，发展科学文化事业，推动社会前进，目前世界上有150多个国家制订了版权法，以调整作者与使用者在使用作品方面而产生的各种关系。
一个国家没有版权法律，作者的正当权益就得不到充分有效的保护，进行创作的积极性就很难充分调动。一位驻外文化官员告诉我，他曾译了好几首外国歌词，共得了十几块钱发表费，以后被文艺团体演唱、电台播放，听说还制成了录音带，没有人跟他打招呼，也没有人向他付酬，现在歌词被演唱时，连他是译者也没有人提了，他感到很伤心。有一位老作家，一本30多万字的小说，被一家期刊删成10万字，弄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仍以他的名字发表，他气得直发抖。有一位青年业余作者，“文革”后期写了一篇反映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小说，小说中已经回到“正确路线”上来的“走资派”——老村长，被编辑加工提高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粉碎“四人帮”后，人家叫他“说清楚”，他怎么也说不清楚。此类不尊重作者的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的行为数不胜数。从上述事例不难看出，侵犯作者的版权，直接的后果就是挫伤作者的创作积极性。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创作，是社会精神财富的源泉，如果整个作者队伍的创作积极性受挫折，社会精神财富的源泉就会越来越小，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势必受到不利的影响。要说保护版权的重要意义，这可以算第一条。（上）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坛风景线
写山写水 顺其自然
孟姜君
在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我见到了湖南青年作家彭见明。他个子不算高，留着满腮胡子，微眯着眼就爱笑，话语不多，给人朴实厚道的印象。
彭见明走上文学道路已经五六年了，发表作品一百万字左右，有短篇小说60多篇、中篇小说十几部问世。特别是短篇小说《那人那山那狗》以其清新自然深厚见长，获得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可是当大家谈到他这几年创作成绩时，他却摇头说：“以前的作品我感到不太成熟，不太满意，写到一定程度后就感到差距和不足。”
他从小在山区长大，对山地农家生活有着深切的感受，因此前几年写的作品都是反映山区题材，写山地人民的困苦遭遇和坚韧乐观的生活情性。前年，他从平江县调到岳阳市文联，使他有机会来到洞庭湖边，感受到另外一种水乡生活情趣。他说，生活基地有了变化，观察视野从山区转到湖边，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后很容易产生新的感觉和体验，对农民的劳作生活、情感形态又有了新的把握和发现，活跃了自己的创作思路，扩展自己的创作领域。1986年他在《小说界》、《当代》等刊物上先后发表的中篇小说《洪家大屋》、《青龙水库》，长篇小说《将军和他的家族》，就是他既写山也写水的近作，艺术表现方式和生活容量较前有很大丰富和发展。
他极为欣赏“顺其自然”这句话，认为创作应有感而发，自然而然地产生，倘若感到吃力就不写了，力求在一种轻松自然的气氛中动笔。他笑着说：“我写作时很用心，但写时感觉不太苦。”
近几年湖南作家群创作状况比较引人注目，作为文学湘军的一员，他高兴地说：“湖南作家比较团结，在受乡土文化影响上是一致，大家的文学主张是大同小异的。但大家对每个人不同的艺术追求、艺术个性却是充分理解和支持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显示出湖南文学创作热闹而不单一的特征”。
第8版(副刊)
专栏：美学杂俎
室雅何需奢
唐全贤
注重居室之美，在不少地方已成时尚。这当然是极为可喜的一种社会现象，它同人们的物质生活之改善、美育之普及不无关系。但是，有些人片面地把全与美联系起来，似乎居室布置不全不足以言美。于是，在一间并不宽敞的房间里，摆满了“几十条腿”和没有腿的家具、杂件：组合式家具加冰箱、电视机，沙发旁边是“双落地”，落地收音机上叠了四喇叭录音机，室中吊了各种各样的灯，三面的墙上几乎不存一点空白，装饰柜里塞满了各种泥塑、木雕、化妆品、小玩意儿。居室的主人虽然也有局促之感，但目睹琳琅满目的摆设，仍以为是美不胜收。
看来，重申一下亚里士多德老人在2300多年前说的“美要依靠体积与安排”的名言，还不算无的放矢。
亚里士多德的原话较长：“一个美的事物——一个活东西或一个由某些部分组成之物——不但它的各部分应有一定的安排，而且它的体积也应有一定的大小；因为美要依靠体积与安排。”（《诗学》，第25页）居室布置怎样才算美呢？请细细品味一下亚里士多德上述这段话吧！居室的布置是由各部分物件组成的，要使它显得美，必须悉心注意各个“组成之物”的体积大小，同时要作合理的安排。
具体来说，居室之美，应当做到和谐而不庞杂。塞得满满的一房间的物件，即使怎样
“艺术”地摆布，也难以取得赏心悦目的效果。因为密而无疏，仅有实而没有虚，会给人以透不过气来的感觉。著名戏剧家李渔对居室布置也颇有研究。他说：“盖居室之制，贵精不贵丽。”现在住房一般来说还不宽敞，对一间十三四平方米的房间来说，要取得雅致的艺术效果，尤要注重于精。家具的安置，除床、桌、椅外，其它可有可无者，应尽量可无。特别是那些仅供摆设的长物，当力求避免。人在室内活动的区域，不宜小于住房面积的百分之四十。有了这虚与实的
“四六开”，才能谈得上疏密相间、虚实得中，才能显现出和谐之美。
雅，就是安排精细、浓淡相宜。一个真正懂得房间布置艺术的人，即使物质条件并不十分优裕，也能扬长避短，美化环境。郑板桥曾用以下一段文字，称赞过一间斗室之美：“十笏茅斋，一方天井，修竹数竿，石笋数尺，其地无多，其费也无多也。而风中雨中有声，日中月中有影，诗中酒中有情，闲中闷中有伴”。“笏”是封建社会里官吏上朝用的一条朝板，约尺许。“十笏”，为三米多长，这样一间茅屋，不过十平方米左右。但是，外有一方天井，又有了“疏”和“虚”，小室外有数竿修竹、石笋，则是把景借到“茅斋”里来了，体现了“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这样说，并不是要求人们都去住茅斋，拒绝放置现代化家具，而是说，懂得一点
以少胜多的美学道理，尽管住房面积不大，也能小中见大，充满情趣，使人们居住其间，产生一种舒适愉悦之感。
第8版(副刊)
专栏：
报告文学别有天地
曾宪斌
我的一位朋友所在的北京某单位，历来超标准用水。然而不久前却破天荒评上了节约用水先进单位。该单位领导的“绝招”是：把刚发表的报告文学《北京失去平衡》找来请大家“消遣消遣”。没想到这招还真管用。作品把北京缺水的严重状况非常形象、逼真地再现在大家眼前，看了让人不能不增加点节水的自觉性。
另一件事，采访中一位生态学工作者怀着忧虑急切的心情告诉我，我国某些方面的生态危机相当严重，如对森林的乱砍滥伐，引起水土流失，气候旱化，河水干枯，仅黄河、长江两大水系，每年至少有相当于六百多万亩的肥沃土壤被冲入大海。他呼吁全国上下重视生态平衡，并特别希望报告文学能更多地涉足这一领域，用文学独特的形象来引起人民的关注，感染和教育人民。
时代、现实生活向我们的文学，特别是报告文学，提出了新的课题——反映社会主义建设中人和自然的矛盾与斗争。
邓小平同志指出，文学应当“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人民创造历史，也包括人民征服自然的历史。我认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用报告文学所具有的独特的审美手段讴歌劳动人民改造大自然，改善环境的英雄业绩，其中包括真实地向人民袒露困难和障碍，会对人民认识生活、自我教育，起到其他手段难以胜任的作用。
有人说，文学是人学，这是有道理的。它应该以反映当前社会矛盾为主，但也不排除反映人和自然的矛盾、斗争，因为这种反映最终也是为了人。提出文学是人学的高尔基还说过“文学到底是为认识生活这个事业服务的”。谁也不能否认，《北京失去平衡》、《唐山大地震》等一批主要反映人和自然斗争的报告文学，倾注着对成千上万人的强烈关心。何况，在这类作品中，不可避免地交叉着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和矛盾、冲突。或许会有这样的担心，这类报告文学难有优秀之作。其实，问题不在你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贴近生活、贴近时代，与人民同呼吸创作的作品，总会受到人民欢迎的。我们的报告文学，在主题的选择、内涵的开掘、形式的创新等方面寻求更加广阔道路的时候，应当响应生活的呼唤，去开拓那大片正在试行开垦的处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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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艺文谈片
师承·私淑·案头书
李克因
搞艺术的大都讲究师承。学画拜齐白石，学戏拜梅兰芳，大不容易。果能登堂入室，得其真髓，称得上某派“传人”的，更了不起。没机会拜师，暗中去学，叫做“私淑”。新艳秋“私淑”程砚（艳）秋。麒麟童大成以后，便有了小麟童。
有见地的艺术家，都反对别人一味模仿自己。唐代大书法家李邕（北海）说：“学我者死，似我者俗”。齐白石、梅兰芳都对学生说过类似的话。听说，某演员唱《借东风》硬学马连良，一位老前辈就狠狠克他一顿：你没马连良的口舌气质，干吗这样唱！
就师承这点来说，文学与艺术不大一样。初学书、画的大抵都要过临摹关，甚至把薄纸蒙在画上，帖上去摹写。有些初学写小说的，可能模仿过某家作品，但绝不会一字不易地去抄。偏爱是难免的，但从没听到有谁说过：“我是老（舍）派作家”或“我是杨（朔）派散文家”。
“私淑”的情况大概是有的。不过不象搞艺术的那样公开申明罢了。某国某作家出了一部新作，很流行，于是赶快购来，置诸案头，学而时习之。如是为研究新潮流、新动向，当然是正常的事。设若写东西竟离不开这“案头书”，这样的作品可能新鲜一时，毕竟算不得创造性劳动。
第8版(副刊)
专栏：新书架
《编辑工作二十讲》
《编辑工作二十讲》最近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由从事编辑出版工作30年以上的21位老同志根据本人的特定专业分题撰写的。本书是他们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几十年来的心血结晶，也是作者对出版界同行、作者对读者的对话。这本书，道出了编辑出版工作人员的酸甜苦辣、成功与失误，有叙说，有分析。既不敷衍读者，也不敷衍自己。
（小 草）
第8版(副刊)
专栏：
水 杉（中国画） 刘 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