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产业政策及其设计和运用
张曙光
“七五”计划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提出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同时，第一次列入了一系列发展政策。目前，很多部门开始着手制定自己的发展政策，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本文想就产业政策的设计和运用的几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产业政策的性质和作用
产业政策是指示产业发展方向，规划产业发展目标，调节各个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结构变化的措施、手段的总和，是整个经济政策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转向间接管理、间接计划和间接控制为主的情况下，产业政策的规划设计和调整运用，已成为指导产业发展和结构改造的主要手段。
首先，产业政策可以影响经济运行的短期平衡，但主要是一种涉及经济发展的长期政策。一种产业一旦建立，一类结构一经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结构刚性。只有经过长期努力，通过现有产业的重新改组和新的产业的创造建立，才能根本改变原有结构。因此，产业政策的影响和作用主要表现为影响经济的长期发展。
其次，产业政策的作用，首先是通过促进或限制某些产业的发展，改变产业结构的状况和类型来影响生产，从而影响社会的供给总量及其结构。因此，如果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既可以调节供给，又可以调节需求，主要是调节社会需求的政策，那么，产业政策则是可以影响需求，但主要是影响和调节社会供给的政策。
再次，产业政策可以影响微观经济的发展，但主要是一种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包括不同层次，有整个国家的产业政策，也有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和各个行业的产业政策。全国的产业政策自不待言，即使地区的、部门的和行业的产业政策，也都具有一定的宏观意义和作用。
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
产业政策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政策体系，不仅包括各个不同层次的产业政策，而且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根据国内外指导产业发展和结构改造的经验，它主要有：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促进和限制政策等。
一、产业结构政策
过去，我国曾经实行过以钢为纲、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产业结构政策。近几年来，为了调整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我国实行了重点发展能源交通、科技教育和加快发展农业和轻纺工业的产业结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今后还要继续重视能源交通以及农业和轻纺工业的发展。但要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现代化改造，这一结构政策还应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产业结构政策的规划和设计，关键在于选择战略产业和确定结构政策目标，从而规划产业发展的基本格局。这种选择和确定要以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长期预测为依据。战略产业一般包括先导（或带头）产业、支柱产业，有时也包括一些瓶颈产业。这些产业有的目前发展条件也许并不太好，但如果不适当集中力量发展这类产业，就不可能根本改变我国产业结构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态势，实现产业结构的现代化。
战略产业一般具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通常是具有最大的需求弹性的社会最终产品的生产部门，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社会对它有着大量的不断增加的需求，而又难以充分满足；第二，具有较强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从而它的发展能够带动一大批产业共同繁荣；第三，先导产业一般代表着产业发展和结构改造的方向，支柱产业能够综合反映产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瓶颈产业是影响当前产业发展和结构改造的关键。我们应当根据我国既要完成上一次产业革命的遗留任务，又面临新技术革命挑战的形势，恰当选择我国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正确部署我国的产业发展和结构改造。
二、产业组织政策
过去，我们没有产业组织政策的概念，也没有明确有效的产业组织政策，习惯于群众运动，要上一哄而起，要下一刀切掉，直接计划，统一指挥。现在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宏观经济管理也要从主要是直接管理和直接控制转向主要是间接管理和间接控制，产业组织政策就成为我们调节产业发展和实现结构改造的重要政策手段。
产业组织政策包括市场竞争和反垄断政策、组织联合和集团政策以及适当保护政策等。要很好地发挥这些产业组织政策的作用，关键在于选择适当的政策手段以及各种政策的统筹协调和合理配合。这是产业政策中最难掌握的问题。
市场竞争政策就是要扫除各种妨碍合理竞争的障碍，创造各个产业平等竞争的良好环境，保护和发展正当的市场竞争。在这方面，我国目前很需要规定和实施一系列政策手段，打破各种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比如，要有允许和鼓励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政策，要有拆除地区和部门壁垒的政策，要有使企业自由进入和退出某一产业领域的政策，要有鼓励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注意，不是单纯的出口创汇）的政策，等等。这样，通过部门内、部门间以及国际间的竞争，就能淘汰落后，进行选择，促进产业的发展和结构的变化。
与发展产业竞争密切联系的是反垄断政策，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少数企业操纵市场、操纵价格、阻挠资源合理流动和结构改造，是为了保护正当的竞争。首先应当尽量减少国家垄断。至于少数企业的垄断，随着市场的成熟发育，企业力量的大大增强，也需要有适当的政策加以调节。
产业联合政策的目的在于促进产业组织的合理化，提高产业的组织程度和组织水平，创造出新的生产力。在我国的情况下，一方面要制定建立和发展企业集团和企业群体、促进和发展企业联合的政策，另一方面，也要制定和实行保护和扶植中小企业的政策，还要制定建立和发展各种行业组织的政策。通过这些政策的规划和实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产业组织的重叠、松散状态，形成合理的产业组织网络。
产业保护政策是专门涉外的政策。贸易保护主义和产业保护主义是不对的，但正当的贸易保护政策和产业保护政策是必要的。使本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面对国际竞争，同适当的产业保护并不矛盾，恰恰相反，二者的恰当配合，是建立和发展自己的产业和本国经济的有效手段。但是，产业保护绝不是保护落后，保护的目的不是使自己比较幼小的产业永远处于襁褓之中，而是促使其更快地成长、壮大，进入世界市场，同外国企业竞争。因此，产业保护政策应当明确规定：哪类产品不用保护，可以敞开进出口，哪类产品要限量进口，哪类产品不准进口，要规定保护的期限和保护的具体办法。近几年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现在仍然是开放得不够，而不是开放过头，但同时对适当的产业保护有所忽视，发生了一些盲目大量进口的事情，使我国自己一些产业的发展受到一些挫折。在继续对外开放的情况下，我们更应当有一个明确、具体、有效的产业保护政策。
三、产业鼓励和限制政策
产业鼓励和限制政策的内容很多，目的在于鼓励和促进需要发展的产业尽快建立和发展，限制不需要发展的产业，促使其缩小生产，或转向其他生产。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促进研究开发政策、产品更新政策和限制进入某类产业的政策。
促进研究开发是产业发展和结构改造的关键之一。国家应该设立促进研究开发基金，用于资助研究开发，对于各个产业的研究开发项目，税金应该酌情减免，贷款条件应该从优，财政可以贴息，也可以给予适当的补贴。
建立陈旧落后产品的淘汰制度和更新制度，可以促进产品开发和产品更新，从而提高我国产业的技术水平和改善我国的产业结构。对技术发展较快的产业，更应重视适当加快产品更新的速度，以促进和指导其技术开发和产品开发。
限制进入政策也有多方面的情况。如，一些产业的发展需要有一个最低限度的经济规模，低于这一规模的企业应该限制进入。对于污染严重的某些产业，在没有应有的保护措施以前，也应限制进入。
产业政策的规划设计和实施运用
在产业政策的规划设计和实施运用当中，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既然产业政策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的政策体系，其规划设计和实施运用就必须具有整体观念和系统思想，要互相配套、互相协调，切忌片面性和单打一。我们目前的问题也出在这里。产业政策的规划设计和实施运用缺乏总体考虑和长远打算，已经设计制定的政策往往不系统、不配套、不完整，其实施和运用也往往单打一。有的政策措施的设计和运用不是着眼于产业的长远发展和结构的根本改造，而是只限于眼前应急，往往得小利而遗大患；有的政策措施互相矛盾，一个要鼓励扩大，另一个要限制发展，互相牵制，互相抵消，造成产业发展中的失误和盲目性。
第二，产业政策本身是整个经济政策体系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同其他经济政策，特别是宏观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技术政策、布局政策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其规划设计和实施运用也必须互相配合，互相协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需要配合和协调，是很明显的。这里只讨论一下投资政策与产业政策的配合和协调问题。
产业结构主要表现为一种存量结构，而投资结构则是一种流量结构。投资结构的不同选择，可以通过固定资产存量结构的改变而使产业结构发生重大的变化。投资政策是指示投资方向、调节投资结构和投资主体行为的手段，其与产业政策的恰当配合，是实现产业发展和结构改造的根本途径。
投资政策与产业政策的配合和协调，首先要使投资的分配结构符合产业结构政策的要求；其次要使投资主体行为的调节与产业组织政策以及产业鼓励和限制政策相协调。目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投资政策和产业政策往往互相脱节和互相矛盾。产业政策中要限制发展的方面，在投资政策中却成了鼓励发展的对象；产业发展中可以而且应当通过产业联合解决的问题，在投资政策中却往往成为新建的内容。这就造成了大量的盲目重复建设，造成了短缺和闲置并存的失衡状态。
第三，我国目前的产业政策不仅残缺不全，互相矛盾，不成体系，而且抽象概括，笼统含糊，缺乏必要的法律基础和法津依据，没有形成有效的政策条文，可执行，也可不执行；可这样执行，也可那样执行。违背政策，造成失误，也无法追究。因此应加强有关法制建设，使产业政策的设计制订和实施运用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和有可靠的法津保障。这样，我国产业的现代化发展及其结构的根本改造，才能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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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设的一种看法
高清海在《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六年第四期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有人认为，发展哲学就要一个一个地研究具体的问题、范畴，从理论内容上下功夫，而体系建设只属于形式的变动，无关宏旨，因而建设科学体系谈不上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此，我有不同看法。变更体系有两种情况，一是离开对理论性质和内容的深刻反省，象搭积木似地进行形式上的拼凑；二是在时代的水平上重新反省理论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统一，通过体系改革来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研究对象、理论内容和价值功能上的发展和变革。后者才是我赞同并尝试进行的。毫无疑问，发展哲学必须在具体内容上用气力。但问题在于，新的思想和内容，只有通过哲学体系的改革才能纳入到哲学理论中来，这是哲学的一大特点。科学形态的哲学，它必须表现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由抽象到具体的范畴发展体系，用它来展现人类已经达到的关于思维自觉反映存在运动的规律的认识。这样，它就为概括新的科学成果、吸收新的认识成分、形成新的哲学范畴、提炼新的认识规律，提供一个系统的范畴之网。新的认识成分和新的哲学范畴只有在这个辩证联系和辩证发展的范畴之网上，才不会是硬贴上去的，或是以一个被片面夸大了的认识成分而存在，才能作为思维与存在相统一的一个具体环节被吸收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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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中国古代城市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
李先登在《天津师大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五期上撰文说，中国古代城市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即社会发展进入青铜时代、进入文明时期——夏代奴隶制王朝时期出现的，是与文字同时产生的。首先，根据发现早于商代的、距今四千余年前的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古代城址，如河南省登封县王城岗城址、淮阳县平粮台城址及山东寿光县边线王城址，说明原始社会末期已修筑城墙，并在城内同时修建了一些大型建筑，沿用至夏代，城市的内涵逐渐完备和丰富；其次，据古文献记载，城市出现于鲧、禹时期，而鲧、禹正处在中国古代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初期转变时期，这与王城岗、平粮台等古城址的年代也是基本符合的；第三，从中国古代文字来看，夏代文字中尚未发现城字，但甲骨文、金文中已有邑字与国字，而城与邑、国三字意思在夏商周时期是一样的，即人们居住、守卫的有城垣建筑的城市；第四，城市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至夏代初期，这时社会经济发展进入青铜时代，农业与手工业有了较大发展，有了城市产生的经济基础；第五，原始社会末期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社会分裂为奴隶与奴隶主两大阶级，国家产生，有了产生城市的阶级基础，城市成了奴隶制国家的象征、王权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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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当代新学科的巡礼
——《当代新学科手册》及其续编简介
任敏
当代新学科究竟有多少，没有精确的统计。据不完全的估计，当今世界上已有新学科两千余门。如果按照著名科学家普赖斯教授所提出的“科学发展指数增长规律”计算，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到本世纪末，还将涌现一系列的新学科。特别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地带，还存在着许多空白点，犹如元素周期表上的空白位置一样，在这些空白位置上都将产生新的学科。面对如此庞大的知识群，国内的研究和介绍都很不够，而作为读者来说，也不可能全部涉猎。因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新学科手册》及其续编，可以说是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份当代新学科的鸟瞰图，引导读者进行了一次新学科的巡礼。
《手册》及其续编共介绍新学科253门，其中社会科学213门，分为哲学、经济、社会、心理及综合性学科等九大类，自然科学40门，分数、理、化、天、地、生六大类，分门别类逐条介绍了各门新学科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发展史，以及学科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有的还介绍了该门学科的最近动态和发展趋势。
《手册》所选的学科大抵是本世纪4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学科。在这之前，虽然也有一些新学科，但大量的出现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由于巨大规模的军事和民用研究和生产工程的需要，出现了由国家投资并组织协调的大型科研项目，这些项目往往集中了大批科研人员，持续数年进行研究，这种“大科学”的研究方式产生了一系列的综合学科。近一二十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这种知识整体化的趋势日益加强，迫使人们更多地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与此同时，又出现了科学的高度分化，在一些较老的学科中，衍生出一批更深入、更具体、更专门化的新的分支学科。《手册》正是抓住了科学发展的这些趋势，在浩如烟海的新学科中，精选了诸如系统科学、城市科学、科学学、思维科学以及闲暇社会学、认知心理学等新学科，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代新学科的概貌。
《手册》比较注意介绍可供我国四化建设借鉴和应用的新学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制订怎样的科学技术规划、经济发展规划和社会进步规划，才能确保这三者的协调发展，如何确定和论证重大工程项目，怎样解决城乡建设、环境、能源、交通、人口等问题，这都远非一门学科所能解决，必须借助于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手册》基于这一原则，选择了诸如现代咨询学、运筹学、领导科学、决策科学、环境科学等一大批新学科，可供宏观决策的参考和借鉴。
新学科的特点，除了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成果研究某一客观对象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原理和方法上的相互移植和渗透。在《手册》中也比较注意这种研究方法的介绍，如在非平衡系统经济学中，就介绍了如何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研究经济问题；在生理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中，则展示了这两门学科如何运用电子学中“阈”的概念促进了学科的发展；还可看到不少社会科学运用了自然科学中的模拟方法、数学方法和计算机技术，在自然科学的学科中运用了社会科学的“模糊集合”、“目的假设”等概念。这种方法和原理上的相互移植和渗透，对读者是有一定启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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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盘西化”论的始作俑者
周溯源
“全盘西化”论不是一个新观念，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在中国思想界流传。资产阶级学者胡适，就是这一“高论”的始作俑者。
在近现代史上，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大体上有三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因袭“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对西方文化采取坚决排斥的态度，可谓顽固派。第二种是迫于形势对西方文化采取有限度地容纳的态度，可谓折衷派。第三种则主张不预设任何人为的限制，尽力实行“西化”，这就是“西化派”。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胡适成为“西化派”的头面人物。1929年，他为英文《中国基督教年鉴》（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The Cultural Conflict in China），在这篇英文稿里，他同时使用了两个词来表达他的西化主张。一个词是Wholesale Westernization，一个词是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那部年鉴出版后，社会学者潘光旦教授在英文《中国评论周报》（China Critic Weekly）上发表一篇书评，指出胡适那篇文章中用的两个词意义不一样，前一个词可译作“全盘西化”，后一个词可译作“全力现代化”或“充分现代化”。他还表示，他可以赞成“全力现代化”，而不赞成“全盘西化”。自此，中文词汇里便出现了一个新词“全盘西化”，“全盘西化”的主张也就开始流传起来。
胡适始作俑后，有人就接过这个口号来大肆宣扬。社会学者陈序经教授写了一本书，名曰《中国文化的出路》（1932年写成），他在书中大讲在中国“全盘西化”的理由：“①欧洲近代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②西洋的现代文化，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它是现世的趋势”；“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生活则已，要是要了，则除了去适应这种趋势外，只有束手待毙”。1935年3月17日，胡适在他所主持的《独立评论》第142期上发表《编辑后记》，公开声明他“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张佛泉教授则把“全盘西化”变成“从根上西化”来宣扬。他说：“我们四万万人如想继续在这世上生存，便非西化不可，而欲求西化，则只有从根上西化才足以生效！…… 近几十年的教训是，我们最聪明的办法，唯有诚意地，老实地，爽快地，不忸忸怩怩地从根上西化。”（《西化问题之批判》，1935年4月1日）
“全盘西化”的主张不但荒谬，而且它本身也说不通。所以它一出笼，就受到许多人的批评和指责。胡适后来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他说：“‘全盘西化’一个口号所以受了不少的批评，引起了不少的辩论，恐怕还是因为这个名词的确不免有一点语病。这一点语病是因为严格说来，‘全盘’含有百分之百的意义，而百分之九十九还算不得‘全盘’”；“我们不能不承认，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限制，这就是我从前说过的文化惰性。你尽管相信‘西菜较合卫生’，但事实上决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你尽管说基督教比我们的道教佛教高明的多多，但事实上基督教有一两百个宗派，他们自己就互相诋毁，我们要的是哪一派？若说，‘我们不妨采取其宗教的精神’，那也就不是‘全盘’了”。于是他灵机一动，不提“全盘西化”，而改提“充分世界化”。胡适认为这样一改动有几个好处：第一，“可以免除一切琐碎的争论”；第二，
“可以容易得着同情的赞助”；第三，可以避免“全盘西化”所遇到的严格的数量上的困难。（《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1935年6月22日）
尽管胡适作了这番解释，然而“充分世界化”的提法又何尝说得通？！什么叫“世界化”？是指世界统一的文化吗？那么它在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存在，遥远的将来也很难出现世界统一的文化。又怎样叫做“充分”呢？这里仍旧有数量上的困难问题，是一个连胡适自己也难以说得明确的概念。因此，“充分世界化”同“全盘西化”一样，够不上一种有充分根据的学理上的主张，而只是一种空洞的口号，二者的实质是一样的。
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全盘西化”的路更是走不通，这已为历史所证明，稍具历史常识的人都明白这一点。时至八十年代的今天，正当中国人民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际，有人搬出“全盘西化”论，老调重弹，这实在没有什么新鲜与高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