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张友渔谈法的阶级性
《中国法学》第2期刊登张友渔《一个必须认真研究、探索的问题——关于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一文，文中说，我们通常所讲的法，是指阶级社会的法，它是统治阶级的工具，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它是具有鲜明阶级性的。当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法的阶级性也会有相应的变化，它不总是很突出的，有时或在某些方面可能表现得不十分明显。例如我国建国初期的法，阶级性就表现得很突出，那时的法主要是为镇压反革命，巩固革命政权服务。而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的今天，我们的法主要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因而阶级性就不象过去那样表现得很突出了。这是因为法作为上层建筑，它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为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经济基础有了变化，它也就得有所变化。有些法律看来好象是为全社会服务的，对各个阶级的人都有好处，象环境保护法之类。因而有的人就认为法不是都具有阶级性的，可以是只具有社会性而没有阶级性。其实，在阶级社会里，法都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只不过在表现上有直接、间接的区别而已。象环境保护法之类的法，虽然得到好处不限于统治阶级，而统治阶级制定这类法主要还是为统治阶级着想，从政治上说有利于统治阶级统治的。因此，不能说只有社会性，而没有阶级性。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和资产阶级一个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它所制定的法，从根本上说，也都是具有阶级性的。至于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有没有“法”？人们共同遵守的习惯、公约、规章等叫不叫法？那样的问题作为理论、学术问题进行研究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就整个法学界来说，恐怕不是当务之急，不必花费很多精力争论这个问题。 （摘自3月8日《光明日报》）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西学考略》中的爱迪生
晓今在3月1日《新民晚报》撰文说，今年是美国发明家爱迪生诞生140周年。中国人民对爱迪生的业绩，十分赞赏、钦佩。他曾被中国最早的民间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推举为它的两位名誉社员之一（另一名是中国的实业家张謇）。
中国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渠道知道这位伟大发明家的呢？
现在看来，最早向中国人民介绍爱迪生的，是他36岁时（1883年、清光绪九年），清政府的同文馆印行的《西学考略》一书。
《西学考略》这书，是同文馆的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于1880至1882年间返美度假和游历七国的游记。书中除游历日记外，还以相当的篇幅，对欧美各国的科学教育，进行了全面的介绍。故全书名《西学考略》。
这书的卷上、1880年（光绪六年）7月28日的第二天中，丁韪良的记事是：
“至门罗园拜格致家哀公狄孙者。门外有地数十亩，行行排列木柱，上挂玻璃灯罩，盖为试验电气灯也，据云：新创此灯，经验极灵，法亦甚善。惟其价较贵，缘须炭条以代灯草，电过即能发光而不被焚。奈炭质渐渐消磨，仅供数时之用，若以竹烧成，必能持久。但敝地苦无佳产，须由日本购置。旋询中华之竹其种与价若何？余应之曰：各种俱备，价亦较廉。伊云，今年即拟遣人前往购买云。”
以上所记是爱迪生与丁韪良的谈话，内容是关于电灯泡的。接下去，丁韪良又列举了爱迪生的多项发明，最后还告诉读者：
“哀公新创之机与改造之器，不下千余具。……闻哀公以新机报官而领照，已至376次。”这便是说，在丁韪良当时会晤爱迪生时，这位发明家取得专利权已有376项。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雷暴·龙卷风·厄尔尼诺
3月8日的《解放日报》报道：3月6日晚，上海市松江、奉贤、金山、青浦四县出现了强雷雨大风天气，局部地区还伴有冰雹和龙卷风。龙卷风的风力估计在12级以上。上海气象局总工程师束家鑫认为，从更大范围来看，这次雷暴和龙卷风与地球上出现的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东太平洋海温异常升高的现象，一般每隔2—7年发生一次，每次持续1—2年，它的出现常对全球天气产生重大影响。束家鑫说：“1986、1987年是厄尔尼诺现象发生年。今年年初，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持续偏高，上海今年2月11日最高气温升达26.8℃，为百年来所罕见。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月亮形成新假说
美国新墨西哥州洛塞勒摩斯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最近提出一种月亮形成的新假说：太阳系形成时或刚形成后，一个大行星体撞击地球后形成了月亮。他们把这一理论输入了Cray型超级计算机，算出这一行星是地球体积的1／7，撞击之后该行星表面的物质被蒸发后进入太空，剩下的残骸由于万有吸引力作用而互相吸引形成了月亮。计算结果与实际情况相符。
比其它假说优越的是，它可以解释地球与月亮在化学成分上的差异，以及地幔与月幔的铁核的不同。
（摘自2月27日《中国地质报》）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新发现的宋庆龄书简
陈漱渝在2月28日《团结报》上撰文说，宋庆龄于1913年8月24日、9月12日致美国友人哈泽德夫人的信，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宋庆龄书简之一。
1913年春，21岁的宋庆龄毕业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她感到中国革命在召唤她。她要献身于中国的民主运动。这年8月，宋庆龄的父母作为政治流亡者赴日本，追随孙中山组织新的反袁斗争。这封首次全文披露的书简，提供了宋庆龄离美赴日期间的珍贵史料。信中不仅介绍了“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表露了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敬仰、关切之情，而且记载了她在这次旅途中的趣闻。
这封用英文写的书简说：“……现在我在太平洋上……我真的觉得自己很重要。我带着给孙逸仙博士的一封信，还有给我父亲的六箱加利福尼亚的水果！！……还有五天我就要在横滨见到父亲，也许见到全家人了！！……从横滨到上海要一个多星期，但我不在乎这个！国内的局势变得严重了起来，我们也许得在日本逗留一段时间，因为连‘不许插手’的上海也乱了。……
“附言：……我的全家都在日本，我们在一起很愉快。中国还在打仗。与孙博士——南方的领袖关系密切的人目前在中国处境危险。……”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读者·摘者·编者
《储蓄史话》补正编辑同志：
贵报二月十五日《每周文摘》的《储蓄史话》一文，有些错误和不够确切之处。
（一）文章说，“光绪年间，我国开设了第一家商业性质的银行，名叫中国通商银行。一九○八年，它改名为大清银行。”其实，中国通商银行从未改名过大清银行，一九○八年改名为大清银行的是“户部银行”。
（二）文章说，“早在战国时期，就已有‘储蓄’一说。桓宽的《盐铁论·力耕》载：‘半年岁登，则蓄积以备乏缺。’”其实，不仅谷物、畜牲之类的积存早得多，就是“金钱”的积存也早得多。我国殷商时代贝已充作货币，周初金属货币已广泛使用。“有了货币，就必然出现货币贮藏。”（《资本论》第三卷六七一页）而高利贷者就是“职业的货币贮藏家”。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有不少关于高利贷的记载。至于有关蓄积的记载，比《盐铁论》更早的《管子·山权数》就更明确地说：“万乘之国，不可以无万金之蓄余；千乘之国，不可以无千金之蓄余；百乘之国，不可以无百金之蓄余。”
（三）文章说，“到了唐代，大都市里出现了商人开办的‘柜坊’，这是我国最早的专门办理储蓄的机构。”不知有何根据？柜坊一词，在唐代文献中常可见到，从中只能知道它是一种保管钱财的地方。
（四）简单地把中国通商银行称为“商业性质的银行”，这是不够确切的。一八九七年我国最早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当初原想作为一家政府银行，享有种种优待，该行英文名称即为“中华帝国银行”。该行早期
（一八九七至一九一一年）为封建官僚控制，后期（一九三五至一九四九年）则为四大家族控制。
天津财经学院经研所
刘凤林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古代“足球”专著
刘平在《新体育》第2期撰文说，汉代的《蹴鞠二十五篇》，这是一本专门叙述“足球”比赛方法、技术的书，也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一本“足球”专著。《汉书·艺文志》中记有这本书的目录，可惜后来佚亡了。唐代还有人看过这本书，仅是“足球”门的建筑规格就有专门一篇，可见内容是极为丰富的。
至宋元期间，又有人编著“足球”专著《蹴鞠谱》。这本书较详尽地叙述了宋代两种比赛足球的踢法，足球活动在宋代社会上开展的情况，足球艺人组织“圆社”内部的拜师敬祖礼仪，以及足球各种花式动作踢法及基本训练。我国古代“足球”，在春秋战国时代是作为社会的娱乐活动，到了汉代发展成为军事训练的手段，唐代由于有了充气的球，踢法又有了改变，成为人民节日自娱性的活动，而到了宋代就有专业“艺人”表演踢球，方法、技术都有所发展。在《蹴鞠谱》中已经明确提出，参加踢球活动，“健体安身可美，喜笑化食堪夸”，“消食健体得安眠，肥风瘦痨都罢。”对于“足球”运动的社会性认识已经较全面了。
宋代的汪云程写了一本《蹴鞠图谱》，有图有文。元末人陶宗仪把它编入《说郛》丛书之中，后来清代人蒋廷锡又把它编入于《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之中，所以流传广泛。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千奇百怪的“微型马戏”
钟廷强撰文说，观众不得超过20人，演出中不能鼓掌，不许打喷嚏，这条规则是专为“微型马戏”——某些极小的动物表演而制定的。
“微型马戏”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那时称为“教虫蚁”。据有关记载，在10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就曾有过老鼠推磨、老鼠荡秋千的表演。而唐代则出现过小蜘蛛随乐工演奏的《凉州曲》踏拍急转的舞蹈。到了宋代，出现了“使唤蜂蝶”、“追呼蝼蚁”等表演。清代是“教虫蚁”表演的极盛时期，古书中多有记载。《清稗类钞》中就有鼠、金鱼、蚂蚁等动物表演的记载。
“蚁戏”中最常见的节目是“蚂蚁打仗”。艺人在东西两方各插旗一面，然后在旗下各放竹管一根，轻弹管口，两队蚂蚁分别从管内爬出，待蚂蚁排好队后，艺人手挥黄旗，两队蚂蚁立即争相竞斗，乱扑乱咬。厮斗一会，一队蚂蚁败北，溃不成军挤入管中，得胜蚂蚁排列有序，洋洋得意地进入竹管。
“蛙戏”在元代已出现，常见的有“蛤蟆教书”、“青蛙叠塔”等节目。表演时，艺人对台中木匣轻轻一喊，一只大蛤蟆从匣中跳出来，再喊，又有大小不等八只青蛙跳出。当喊到“蛤蟆教书”时，大蛤蟆立即叫上一声，众蛙立刻跟着应上一声；蛤蟆叫三声，蛙们也叫三声。当艺人发出“青蛙叠塔”的口令后，众青蛙按大小顺序，先后叠在蛤蟆背上，呈宝塔形状。
最有趣的是宋代的“七宝之戏”。艺人在一只桶中养有龟、鳖、鳅、鱼等七种动物，当他手敲铜锣分别呼喊动物的名字时，被叫者立即浮出水面，头顶假面具边游边舞，十分逗人。
现在，国外也时有这类节目表演。一个“跳蚤马戏团”中有两个保留节目，一个“跳蚤拉车”，一个是“跳蚤华尔兹”。特别是后者，令观众惊叹不已：在欢快的华尔兹舞曲中，早已排好队的跳蚤们随着舞曲翩翩起舞，踏着节拍时快时慢，节奏感还满不错哩！
据介绍，驯化这些小动物的奥秘关键在了解它们的习性后，在喂食上去做文章。就拿清代有名的“金鱼戏”来说吧，训练时将红白两色鱼分开喂养，给红鱼喂食时挥红旗，白鱼喂食则挥白旗，长此以久使它们形成挥旗即喂食的条件反射，演出时它们自然要听旗帜的指挥了。
（摘自2月19日《中国市容报》）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秋瑾有没有留下绝命词
秋瑾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否留下了壮烈的七字绝命词——“秋雨秋风愁煞人”？金封在3月4日《解放日报》撰文介绍了不同的观点。
陈去病的记述是否可信 “秋雨秋风愁煞人”一句，较早出现在传记中的，是民国初年陈去病的《“鉴湖女侠”秋瑾传》，此文在记述清廷审讯秋瑾的情形时说：“有见之者，谓初无所供，惟于刑庭书‘秋雨秋风愁煞人’句而已。”到了1929年，她的女儿王灿芝在编印《秋瑾女侠遗集》时，也提到了这件事。许多论者认为，陈去病的记述是可信的。如秋瑾的同志陈以益等人编辑出版的《神州女报》，曾分期刊载她的遗作，并依次题作《秋雨集》和《秋风集》。该报还在《秋瑾被害始末》一文中详细提到：敌人对秋瑾“连审二次，并不则声。上天平架，仍忍痛不语。勒书供状，始仅书一‘秋’字。继以再四相强，乃续成‘秋雨秋风愁煞人’一句。”
另一种意见却认为，把这句诗的创作权归于秋瑾是没有确凿证据的，它原出于清娄江陶澹人的《秋暮遣怀》第七句。当年同秋瑾过从较密的陶成章在他《浙案纪略》的一条注释中，对此就曾提出过疑问：“‘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不知系何人造作，登之报上。”
是否符合秋瑾殉难前的思想 有的论者认为，秋瑾生前有不少吟咏秋雨秋风的诗篇，而且常与愁字相联系。如：“已是秋来无限愁”、“一番风雨一番愁”等等。她生活的后期还写过《秋风曲》。秋瑾笔下的秋雨秋风所引起的波澜，归根到底是对黑暗社会的鄙视、控诉和鞭挞。所以当她临难前，在百感交集中，奋笔写下这七个字，是符合她的思想和行为的。
另一种意见认为，秋瑾从被捕到殉难，经历的时间很短。1907年7月13日下午三、四点钟，她在大通学堂被捕，7月15日凌晨被杀害，历时仅30多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她一直处在被绍兴知府和会稽、山阴两县县令的酷刑逼供之中。面对生死关头，秋瑾态度异常坚定。她是以必死之心来对待敌人的审讯的，怎么可能有闲情来吟这绝无悲壮意境的诗句。
《大通学堂档案》中为何没有记载一种意见认为，关于大通学堂的档案，至今保存完好，存于上海博物馆，但其中并无秋瑾的所谓七字绝命词。足见当年秋瑾并没有留下这样的手笔。
有的论者则认为，大通学堂的档案中查不到七字绝命词，并不能证明秋瑾没有写过。道理十分简单，这些档案早年存在绍兴府廨，辛亥革命后，由绍兴都督王金发交秋社徐寄尘，保存了下来。而据《大通学堂档案》记载，秋瑾亲笔所书的这七个字原稿，当年就呈缴浙江巡抚院存档。辛亥革命时，革命派火烧杭州浙江巡抚院，绝命词很可能同时被化为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