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把光明注入人们心灵
杜高
最近，中国电视家协会举行表彰大会，赞扬电视剧《凯旋在子夜》和《长江第一漂》两个剧组，为发展电视艺术事业表现出的献身精神和战斗作风。听了他们的事迹介绍，确实受到很大的鼓舞。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只有坚定地走与人民相结合的艺术道路，并且在生活与艺术的实践中，使自身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和净化，才能创造出表现人民英雄气概和丰富精神生活的优秀作品。
电视剧《凯旋在子夜》、《长江第一漂》真实生动地描绘了我们时代生活的壮美画面，表现了青年一代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和为祖国献身的豪迈激情，受到广大观众的赞扬和喜爱是当之无愧的。文艺工作者是和人民、和时代生活紧密地拥抱在一起，热情地歌颂人民的斗争，反映人民的生活、愿望和要求，给人民以激励和鼓舞呢，还是脱离人民，疏远人民的斗争生活，把文艺变成纯粹的“自我表现”和少数人欣赏的东西？两种不同的文艺观必然会引出两种不同的艺术境界，产生出两种价值不同的文艺作品。人民在选择文艺，群众冷落和反对那些胡编乱造、情绪低沉的作品，而热情地欢迎健康优美、引人奋发向上的创作，是理所当然的。正是这些丰富多采的优秀文艺创作，汇成了我们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流，鸣奏出社会主义文艺的动人旋律，把光明注入人们的心灵。
我们的艺术家需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两部电视剧剧组的同志们所表现出的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自身的纯洁和真诚是令人感动的。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为了在艺术作品中真实地表现人民而深入火热的现实生活，不畏艰险，勇往直前，显示了艺术工作者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精神风貌。当我同成千个青少年朋友们一起聆听这两个剧组的青年艺术家，讲述他们深入老山前线的战斗生活和探寻长江源头的动人经历和真实感受时，我看到青少年文艺爱好者们是那样地被吸引，那样地受感动，那样热烈地鼓掌和欢笑，我的感情是多么地不平静。当年轻的艺术家们用着那样真挚朴素的语言感谢生活启迪了他们美好的艺术灵感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当他们怀着一颗充满热爱的心感谢人民的英勇斗争为他们的作品创造了最生动的素材时，我深信他们是真正理解了“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这些真理，他们把自己的心和人民的心真正地联结在一起了。
这两个剧组的新的艺术实践，再一次有力地证明而且丰富着艺术来自生活这一艺术创作的基本原理。生活赋予艺术以生命，同时也改变和提高着艺术创作者本身的思想和情感，丰富着他们的智慧和才能。只有把艺术的根须深深地扎进现实生活的沃土里，艺术的枝叶才得以生长和繁茂。当《凯旋在子夜》的创作者们投身到老山前线的战火中，当《长江第一漂》的创作者们经过艰辛的万里跋涉终于登上了长江源头的雪峰时，他们的思想感情都在生活的实践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在精神上都达到了一种忘我的境界。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血与火的交织中战士们视死如归的壮举，和宁愿牺牲自我也要把五星红旗插上雪峰的中华儿女的自豪。这时他们的镜头拍摄下的已经不是原先设想的“表演者”，而是由他们自己参入创造的现实生活本身了。恰恰又正是这些最富有真切感的画面，成了这两部作品中最具有光彩、最富艺术感染力的场景。生活和艺术就是这样深刻而美妙地统一了起来。当两千多个即将投入战斗的战士们举行战前宣誓时，他们一时成了电视剧的“演员”，导演把这个庄严的场面拍摄了下来。接着战斗就开始了，导演亲眼看到他的许多“演员们”一个个英勇地倒在血泊之中。艺术家的心被震撼了。正是这种来自生活的强烈而深沉的震撼，才使得他构想出了最后一集中那幅陵园宣誓的宏大艺术场面，并且要用轰然而响的枪声去震动高天和大地，震动观众的心。只有当艺术工作者和战士们在猫耳洞里结下了深挚的情谊，和战士们一起晒脱了身上的一层皮，对战士们的情操有了深切的理解之后，他们才能构思出子夜凯旋这样具有典型意义和高度概括性的场景，写出“不要惊醒正在熟睡的人民”这样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充溢着真挚情感的朴素而感人的文学语言。当扮演首漂长江的勇士的演员，面对通天河的激流狂涛，他想起现实生活中的勇士正是在这里被狂浪卷走，他的热血沸腾，忘记了自己的任务是模仿和表演，他的胸中涌起了征服这一片狂浪的强大的自信力，如现实中的勇士那样，无畏地投进了奔腾呼啸的浪涛中。原先准备用替身拍摄的计划被演员自己的行动改变了。只有在这时，演员才真正地感到他和他所扮演的英雄，已经在精神上完全地溶合在一起了。生活和艺术的结合在这部电视剧里，便也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两个剧组的实践证明，生活不但在丰富着艺术创作，同时也在锤炼着艺术工作者本身。艺术工作者已经不仅仅是生活的积极的反映者，而且已成为生活的积极的改造者和创造者了。我觉得，正是在这一点上，这两个剧组的艺术经验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很值得我们珍视。因为近几年来，有些文艺工作者对于“深入生活”的口号抱着怀疑态度，认为这是一个过时甚至是违反艺术规律的口号，今天再提这样的口号，不但无的放矢，而且有碍文艺的创作自由。现在，这两个剧组的实践从正面回答了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文艺工作者离开了和人民结合、和时代生活结合的道路，去表现自我和发展个人才能，只能把自己陷到一个孤境中去。这两个剧组的经验告诉我们：时代生活是绚丽多彩的，它向一切有才能的艺术创作者展开了一个广阔的艺术天地，在这个天地里，艺术家的个性和才能将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这两个剧组的经验还告诉我们：走向生活和艺术之路是极其艰苦的，需要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强的意志。生活终归是不辜负勤奋忠诚的艺术探寻者和跋涉者们的，最后将会给他们以丰厚的馈赠。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情韵深沉写英魂
——舞蹈《八圣女》观后
牛美琪
“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看完总政治部歌舞团表演的舞蹈《八圣女》后，心头不禁浮起《洛神赋》的诗句。这部作品将抗日联军中的八位女战士对生之挚爱和对死之坦荡的情怀，凝化在一片幽缈的悲歌之中，这是生者对逝者旷久的追思，这是岁月难了的拳拳深情。
士兵、战争是军事题材舞蹈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多年来，在我们习惯的舞蹈程式里，几乎很难摆脱残酷激烈的战争场景，冲杀、掩护、负伤、牺牲等等情节一直是中心内容，间或有些回忆、幻觉的穿插，也常常是肤浅的。当然，这样的表现手法和内容确也不乏英雄豪情的宏阔气势，但是，战士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多色彩的感情流动，却常常被战争过程所淹没而难以获得完美的体现。由于强烈的外部动作失去了心理的内驱力，所以使得本该是感情信息量相当大的战争题材的舞蹈作品，反而令人感到千人一面，难以动情。舞蹈《八圣女》一反旧的程式，以独特的个性色彩，揭示了军事题材舞蹈的更深层次，看后颇受启悟。
请看，薄纱笼罩着舞台，迷蒙处仿佛那八双眼睛，那八个轻盈“发光的流体”，从大地缓缓地升起，充满了憧憬。月光下，草地上，她们嬉戏、欢跃，生命里荡漾着青春的活力。在大地母亲的胸膛上，她们寻觅、追逐，寻觅着人生的理想，追逐着希望之光。
倏然，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音乐，舞台上呈现出八女投江的群体造型，宁静而深沉。这造型是中华民族雪洗国耻的意志，是烈火中生命的“涅槃”。
一个个亭亭玉立的身影，飘然远去，把青春奉献给了大地，犹如儿女回报母亲一样的坦然、平静。那八双眼睛射出的目光，冷峻中含着柔情，长久地回顾着，眺望着，不无眷恋，不无思念……
《八圣女》的艺术构思，没有因袭通常战争题材舞蹈的那种渲染气氛、敷衍情节的惯例，更没有将作品停留在“八女投江”这一具体历史事件的描述上，而是把艺术触角深入到这八位中华圣女生命的底处，将这一悲壮的史实给以感情的提炼、升华，引导观众对她们赴难的价值进行新的思考，让人们深入到她们的精神领域去窥探英雄人物那博大深邃的胸怀。
编导的舞蹈设计，采用了舞蹈形象的立体交叉形式，使动、静、疾、徐、屈、伸、进、退各种舞姿化作人体的波浪，随着音乐旋律在舞台上绵绵不断地飘散、流淌。这种舞蹈形象使《八圣女》充分展现了舞蹈艺术转瞬即逝这一动态美的魅力。以往人们议论舞蹈，一般只注意其风格、造型的美，而忽视了其运动过程的美。其实，舞蹈运动的过程才真正表达了人们心灵深处的感情之流。而这一点，不能不说正是《八圣女》在舞蹈形式上的特别出众之处。
另外，《八圣女》也没有直接展现或者强化八位女战士投江赴死的壮举，反而对此作了淡化的处理。作品主要突出的是她们高尚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是以一种恬淡、纯洁的氛围显示的，藉以体现出净化了的伟大人格。观众于朦胧中似乎可以感受到：八圣女留给我们的并不只是一件英雄事迹，留下的是反映在她们内心的浓烈的民族意识和道德意识。
在这部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创新之处。但这种“新”不仅仅是追求形式上的新奇、技巧上的门类移植或随意变化，而是对多年一贯制的舞蹈思维方式的突破。因为任何艺术的创新，首先必须达到思维方式的改变，否则就只能是一种表面现象。现代的舞蹈思维方式的特点，是摒弃外在形象的模拟，积极追寻人的心理动态，追寻人的情绪流程，追寻人的存在价值。而这恰恰在《八圣女》中被明显地呈现了出来。
《八圣女》的创作者于增湘、郑咪云、刘有傪是三位“老”编导，她们在《八圣女》中所表现的探索精神告诉我们，她们在创作上仍保持着艺术的青春。她们曾说过：今天的舞蹈工作者应该以年轻的创作生命、崭新的艺术感觉，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奋力探求我们民族文化中优秀的审美意识。或许，这就是她们创作《八圣女》的用意所在吧！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深广忧愤的爱国主义激情
——读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
谢明清
这是一根沉睡了5000年的古弦！在那一去不复返的年代里，作家不敢也不愿将它拨动。到了80年代的今天，作家终于将它续上了，拨动了。那低沉凄婉、撼人心魄的弦声，表现了东西方文化撞击中知识分子的精神痛苦，揭示了我们古老的文化传统中积淀的某些污垢，抒发了作家深广忧愤的爱国主义激情；从而使我们认识到，只有摆脱传统文化的羁绊，继承人类优秀的科学文化结晶，建设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的民族才能腾飞，我们的祖国才能腾飞。这就是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王蒙的长篇新作《活动变人形》给予我们的启迪。
《活动变人形》是一部较难理解的书。初读起来，也许不会使你感到赏心悦目。但只要认真欣赏，它决不会使你失望。王蒙在给编辑部的信中说：“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语出日文中的汉字，系一种图画玩具，用人的头、身、腿三部分组成各种奇奇怪怪的人像），描写40年代日伪占领下的北京一个没落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向往现代文明、而又找不着任何出路的深刻分裂和痛苦。通过他的家庭纠纷，写出了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两种文化形态的殊死斗争，写出了中国封建家庭的极端腐烂和解体，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的软弱性，人民革命的必然性和孕育，条条道路通向革命的复杂性，和改造中国的社会风习、文化形态的极端艰巨性，也写出了这种蜕变期的非革命知识分子及没落地主分子的绝望、扭曲、丑恶和痛苦。其中亦不乏对人生、对人性中恶的一面的针砭和慨叹。”作者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较准确地理解这部作品丰富而深邃的内涵。
《活动变人形》的主要成就，在于作者以辛辣的幽默的笔触为当代文学画廊里提供了一批生动的人物形象。作家通过他们特殊的命运、作派和心态，表达了作家对中国5000年文明和知识分子问题的形象思考。
倪吾诚是作者精心刻画的主要人物，是一个向往西方文明而又找不到出路的畸形的典型。年轻时候，他热爱生活，追求幸福，到欧洲留过学。但他学到的只是表层的西方文明，追求的是外国人的某些生活方式。他认为，中国人的生活、婚姻是非人的，野蛮的，甚至是龌龊的。他仿效、追求、抗争……他羡慕外国人穿西装、喝咖啡、跳探戈，甚至包括厕所里的马桶。他最大的乐趣一是吃好点，一是洗澡。他要妻子学会说“密斯”或“密斯脱”，要挺着胸走路；女人只有挺着胸走路才好看，中国如此落后和国民不肯挺胸有关；他和妻子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他要“爱”，而她要“钱”；然而，“他的性格是慷慨好客，他的信条是有吃无类”。在铁面无情的钱面前，在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面前，在贫穷、野蛮、愚昧的生活环境面前，在岳母、妻姐、妻子以及两个可爱的孩子为他制造的痛苦面前……他向往、追求的既可怜又可悲的现代文明被粉碎了，他彻底失败了。他坠入了痛苦的深渊。他在地狱般的精神痛苦中挣扎、熬煎，他的心被撕裂着，他的性格被扭曲着，他那渺小卑微的灵魂发出了带血的呼喊：“我不能有益国家民族，还不能糟践自己、毁坏自己吗？我不能得到友谊、爱情和尊敬，还不能得到轻蔑、误解和仇恨吗？”他找不到出路，看不到前途。他在痛苦挣扎中变形了，变态了，“解脱”了。他从一个狂热追求西方文明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颓唐者。
倪吾诚的变形、变态，是东西方文化撞击的牺牲品。他的悲剧是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缩影。他相信国家、未来是有希望的，但又不知道希望在哪里；他知道太平洋在进行战争，日本军在中国，但又不知道我们民族怎么办，自己怎么办；谈论与现实生活不相干的问题，他兴高采烈、谈笑风生、如鱼得水，一接触实际就心乱如麻、焦头烂额、垂头丧气；他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但又装做一个旁观者，稀里糊涂地爱，稀里糊涂地恨，稀里糊涂地过日子。他承袭了我们民族的许多精神负担，又表层地接受了西方文明。他不甘心受苦，更不愿为之奋斗。他“象孙悟空一天七十二变”，如烟如雾、飘忽不定。他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和将要做什么。他在生活中没有“根”，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就是倪吾诚的悲剧所在，也是他这个变态典型提供给我们的认识价值。
作为主人公的对立面，作者塑造了三个变态的女性形象。她们是倪吾诚的妻子静宜、妻姐静珍和岳母姜赵氏。她们的变态集中表现在精力过剩，歇斯底里，生活充满火药味、紧张感和战斗感，忘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在国破家亡时刻的责任和使命。到北京之前，静珍和姜赵氏成天同觊觎她们母女的族人斗；到北京之后，她们又和倪吾诚斗上了。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和拚搏，静宜失去了天真和幼稚，变得同姐姐和母亲一样野蛮、残酷和疯狂，母女三人同仇敌忾，结成了维护封建道德、抵制现代文明的“统一战线”。在封建社会里，这三位女性一没有社会地位，二没有经济基础，是什么力量支持她们从农村斗到城市、从家庭斗到社会？其中最重要一条就是靠“骂誓”和“败祸”！在孟官屯的保护家产的斗争中，她们靠
“骂誓”、“败祸”打赢官司，取得胜利；在同倪吾诚的感情斗争、秉性斗争、生活方式斗争直到如临大敌的反外遇斗争中，也是靠“骂誓”、“败祸”成了这个“忠孝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封建家庭的“强者”！
王蒙不仅描绘了这三位女性泼妇般的歇斯底里，而且揭示了她们貌似强大，实际空虚的丑恶心灵。她们与倪吾诚斗了整整9年。在后来发生的围绕“图章事件”的急风暴雨般的大斗之后，倪吾诚夫妇竟出乎意外地“和”了。静珍和姜赵氏无事可做，成了“多余的人”，心里充满了失落感和空虚感。但中国有几千年文明，尽管斗争的目标没有了，“骂誓”和“败祸”无用武之地了，她们又找到了靠回忆过日子的精神支柱。于是她们翻腾过去的衣物，回忆逝去的繁华……她们的精神一下子又提起来了，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她们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或缠脚修脚，或鼓捣煤球炉子，或涮倒尿罐，或看闲书……她们虽然有点百无聊赖，但日子也过得心安理得！
《活动变人形》在描绘人物畸形的性格、变态的心理时，较好地运用了诸如心理剖析、内心独白、人物联想、实觉与幻觉的混和、意识与潜意识的交织等艺术手法，在整个作品中，虚与实的结合，回忆与思考的结合，个人心态与时代风云的结合，浑然一体。
在心理描写方面，作者紧紧扣住情节的发展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把情节、场面的发展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巧妙地结合起来，随着人物性格和情节的发展，作品的情节也不象西方现代派的小说那样离奇荒诞，变化突兀，缺乏联系；而是在一个轮廓清晰的故事框架中，让人物的复杂心灵有层次地、脉络分明地自然流露。虽然整部作品极富思辨性，却不枯涩、沉闷，而富有幽默感。
1986年11月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纵横谈
文学美丑断想
毛锜
一
人生是严肃的，反映人生的文学也必然是一项严肃的事业。游戏人生不可取，游戏文学同样不可取。
“纸墨有灵，不受汝欺”。西谚亦云：“只有轻侮缪斯的人，才是缪斯所轻侮的人”。君不见古往今来有多少亵渎文艺女神的人，到头来终归还是被她无情地唾弃了。
二
尽管文学艺术在描绘真、善、美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生活中“庸俗的东西和粗野的东西”，但一定要掌握分寸，力戒自然主义，以免污染读者耳目，戕害青少年的心灵。清代戏曲家李渔之所以强调在戏曲科诨中“戒淫亵”，不能把“房中道不出之话”搬到舞台上来，就是这个道理。我想，既有一定社会内容和一定艺术价值，又有赤裸裸自然主义描写的《金瓶梅》、《十日谈》，在一些国家出版时被删节为“洁本”或“简本”，其理亦然。
三
人类的理想和生活，原本是丰富多采的；劳动之余的精神生活，也是异彩纷呈的。高雅的既有琴棋书画的消遣；也有“左牵黄，右擎苍”，“稚子敲针作钓钩”的渔猎乐趣。即便是生活在穷乡僻壤的老百姓，也自有田园之兴，天伦之乐。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在生活中只追求虚假和丑恶、卑琐和低俗。如果那样的话，生活不仅是畸形的，而且“会变成一片遍布荒茔枯冢和破碎心灵的真正的荒原，变成一座可怕的地狱”（别林斯基语）。可近两年来，却恰恰有些人专门以丑为美，生编硬造一些变态的庸俗故事。虽不是多数，但应引起注意。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生活的反常，而只能是作者自己的心灵变态而已。
四
关于严肃作品和庸俗作品，从“五四”时期开始就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曾经喧嚣一时的什么礼拜六派、鸳鸯蝴蝶派以及某些文坛末流，都曾被鲁迅先生无情地鞭笞过。甚至在烽火漫天的抗日战争时期，还有一些“甘居下流，以制造颓废与麻痹为乐”的末流文人。针对当时这一股令人窒息的颓风，茅盾同志曾作过尖锐的批评。时代不同了，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固然其繁荣亦非往昔可比，但这中间有没有贩卖低级趣味的呢？有没有鼓扬颓风的呢？……所有这些，我都觉得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新书
《巴金六十年文选》
新年伊始，上海文艺出版社把刚刚出版的《巴金六十年文选》和一只花篮送到巴老手里，向这位文学大师恭祝新年，庆贺他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六十年。
《巴金六十年文选》由巴金亲自审定全部选目，包括随想录、杂感、散文、序跋、演讲、书信等部分，并选入巴老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八六年间的二百一十二篇名作。该书杂感部分的绝大多数作品为以前的文集、选集所未收过，这次是第一次结集。这些作品五十年代时以余一笔名发表于《人民日报》等报刊。这次收集时，巴老特别提出要收他写的《法斯特的悲剧》以及他为此文而写的简短的检讨复信。
《文选》还第一次收录了巴老若干书信，真实地反映了巴老的思想历程。一九七五年巴老在致女作家杨苡的信中说：“我总想能在活着的期间把一百多万字的《回忆录》（即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译完，即使不印，没有关系，留下来总有点用处。”表现了巴老在“四人帮”横行时期，仍具有对人生的坚定信念和无畏勇气。
（邢庆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新书
《千万里作战》
《千万里作战》是粟裕同志的回忆录结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粟裕同志出身于湘西偏僻山村，因不满和反抗封建军阀的统治，离家出走。在常德省立第二师范读书，参加学生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书中回忆了他从一个学生成长为著名的军事家的特殊历程，阐发了对许多历史事实的独到见解。肖劲光同志为本书写序。
（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