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破除教条主义和僵化模式
薛暮桥
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我们学习和贯彻十三大精神，理解初级阶段理论，要特别注意进一步破除教条主义和僵化模式，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精神。
初级阶段理论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
多年来，我们一直承认我国是在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地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社会主义还很不完善、很不成熟。但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很不深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一些文件中，开始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名称，但没有展开分析，没有引起国内外舆论界的广泛注意。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所作的《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专列一个部分来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党的基本路线联系起来，说明现阶段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是由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客观情况所决定的。报告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这个论断，是我们党总结三十多年的实践经验，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切实弄清我国国情而取得的重大成果。它给我们防止“左”的或右的错误提供了思想武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个论断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它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宝库，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指出了正确道路，因而必然会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广泛重视。
我们国家在解放后，只用三年时间就消灭了封建土地关系，接着只用四年时间就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看来是操之过急了。特别不妥的是，要求彻底消灭个体经济和一切私营企业，建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这是违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三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我国，由于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单靠社会主义国营工商业和集体农业，不可能满足全国人民多种多样的需要，留下许多空隙，不能不让个体经济和少量的私营企业来填补。1980年我在香港讲学时曾经说过：“我们不能够让资本主义死灰复燃，但有一点也不必大惊小怪，现在我们还不可能叫资本主义绝种。”当时我说这句话，是冒着一定风险的，因为在这之前，有过中国一定要使资本主义“绝种”的经典说法，我的话未免有“离经叛道”之嫌。现在看来，这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所阐明的社会现状的。
国外有些报刊说我们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表示中国正在逐渐放弃马克思主义，这是不了解情况的妄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切事物的发展都要经过量变和质变，人类历史的发展更是如此。在旧社会中孕育着新制度的萌芽，但旧制度占主导地位。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发生质变，新制度由从属地位转化到主导地位，于是旧社会变为新社会。在新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来以后，部分旧的社会制度不会完全消灭，还要残留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某些非社会主义的，甚至是资本主义的因素，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中国原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对民族资本主义不是联合而是排挤，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不能不落在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身上。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新中国没收官僚资本，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由于旧中国的官僚资本对民族资本占有强大的优势（占全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固定资产的80％），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以后，它在国民经济中理所当然地占居领导地位，再加上无产阶级政权的领导和企业职工的合作，使中国和平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我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但在改造过程中一定要使资本主义“绝种”，特别是企图彻底消灭个体经济，却是不符合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正确地遵循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不是抛弃马克思主义，而是抛弃了教条主义和僵化模式。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摒弃教条主义
过去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工人和资本家的相互关系上，长期存在着教条主义思想，认为二者只能对抗，不能合作，如果说可以合作，就是“修正主义”。其实，辩证唯物主义说得很清楚，任何事物都存在着内部矛盾，矛盾的双方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也是如此。比如在处理劳资关系的时候，他们往往互相对抗；但在企业对外竞争，特别是濒临倒闭困境的时候，他们又往往能够互相合作，使企业从失败转向成功。教条主义者认为矛盾双方只能互相对抗，不能互相依存，这是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
环顾全球，现阶段的资本主义世界同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已经有很大的发展。由于科学技术的飞跃进步，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使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群众有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善生活。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前期，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进行残酷剥削，限制了自己过剩商品的国内市场，以致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工人阶级都站在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前线，战争胜利后，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提高，迫使资产阶级实行“福利主义”。资产阶级看到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工人阶级生活有利于扩大国内市场，缓和经济危机，所以也能接受。现在资产阶级不但对国内的政策有变化，其国外政策也有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帝国主义国家实行老殖民主义，把殖民地、附属国剥削得民穷财尽，从而破坏了他们销售过剩商品的国外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英勇地参加民族解放战争，使他们的政治力量大大加强，战后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改用新殖民主义，允许这些国家独立，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它们发展民族经济，以此来扩大自己过剩商品的国际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取得了三四十年的动荡中的发展，与其政策转变密切相关。如果不发生这些转变，资本主义世界可能存在不到今天，至少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现在有些经济学家不敢正视现实，不注意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还在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等问题上争论不休，似乎凡是马克思没有说过的情况，都决不可能发生，这是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另一种“凡是论”。
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方面，也存在着教条主义思想。教条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只存在互相对立、互相斗争这一面，不可能存在互相依存、互相合作的另一面。斯大林在晚年曾经说过世界市场已经分裂成为社会主义集团和资本主义集团两个市场，但现在实际上仍然只有一个世界市场，社会主义各国和资本主义各国在同一个世界市场上互相贸易，在经济上不但无法隔绝，而且可以互相投资，实行经济合作。新中国刚成立时，由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曾有一个时期，我国主要只同苏联和东欧各国进行贸易。在苏联中断对我国的经济援助、两党关系破裂以后，我们有相当长一个时期陷入闭关自守状态，“四人帮”更把我们同西方国家的经济来往诬蔑为“卖国主义”。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开始实行对外开放，1978年就签订了引进外国先进设备的22个合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把改革、开放正式定为国策，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和经济合作年年增加，同苏联、东欧的经济来往也逐渐增加。最近东欧各国，包括苏联，也向西方国家实行经济开放。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只能对抗、不能合作的僵化思想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
摆脱僵化模式 促成改革大业
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制度，过去存在着更多的教条主义和僵化模式。长时期来，我们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计划经济，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是商品经济。认为计划经济对许多商品必须统购统配，把许多重要消费品由于供不应求只能限量供应，当作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于生产资料，更不承认它是商品，只能计划分配而不能进行市场交换。对于国营企业，根本不承认它们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要求企业只服从上级指令，不允许企业自主经营。企业都分条条、块块管理，不准横向联系，没有自由竞争，等等。所有这些以及其它一些具体制度，都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固定模式。谁要改变这种模式，就被认为是离开了社会主义的轨道，甚至被认为是复辟资本主义。
这种僵化的体制，越来越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我们党在1956年曾经觉察到这种体制的某些弊病，指出权力过分集中有缺点，试图作某些改革。但是，几次改革，都只是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上做文章，不给国营企业以必要的自主权，根本没有触及这一整套僵化模式的本质。相反地，由于“左”倾错误越来越发展，在某些方面更加重了这套僵化模式的弊病。到后来，一提到商品经济、市场作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等，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而加以排斥，受到批判。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开始摆脱“左”的倾向、教条主义和僵化模式的束缚，逐步突破陈旧框框。我们从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入手，竭力冲破僵化体制，几年中取得不少成绩，政府开始大力提倡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由于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没有彻底清除，还不敢直截了当地提倡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彻底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这次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又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这两种形式和手段，保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这样就彻底打破了把计划和市场对立起来的僵化模式，可以说是理论上的全面突破。当然现在还只是思想上的突破，真正的突破还有待于我们改革思路的全部实现。由于过去长时期的僵化模式，使我们的经济关系严重扭曲，而且在改革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而难免发生一些失误，改革的道路还是不平坦的，可能还会发生一些曲折。但方向已经明确了，航道已经开通了，这就为我们百折不挠地完成改革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发展商品经济，发挥市场作用，这不但存在思想上的障碍，而且存在许多实际上的困难。我国许多地区商品经济太不发达，市场太不完备。企业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问题，在旧体制（按条条块块分配资金、分配物资等等）还没有完全废除，价格扭曲的情况还不可能迅速改变等情况下，不可能靠公布几个法律就完全解决。而按条条块块分配资金、分配物资这种制度的改革，有待于广泛建立物资交换市场，健全金融市场。物价体系的理顺，有待于加强国民经济的宏观控制（特别是建设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控制），保证市场供求的基本平衡。企业竞争必须有一个平等的起跑线，在上述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我们还不可能把盈利当做公正的裁判员。要解决这些困难，唯一办法是不断深化体制改革，抱残守缺肯定是没有出路的。
由于改革的道路上还有许多困难，我们必须动员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都来认真讨论，都来献计献策。有不同意见互相争论，是好事，不是坏事。对改革抱着某些怀疑态度的人总是有的，但总的来说，现在只存在对改革的不同思路，不存在反对改革的派别。理由很简单，我国的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全国人民从根本上来说利害关系是一致的。改革是对利益的再分配，在改革中总会有某些人得利多一点、快一点，某些人得利少一点、慢一点，因此对改革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看法。但从长期来看，改革肯定有利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最终会使全国人民都得到好处。过去我们的革命要剥夺某一个阶级的既得利益，所以一定会有反对派，要经过阶级斗争。现在我们在改革中，不需要剥夺任何阶级。有些人对改革的认识慢一点，不要随便称他们为保守派，更不要把他们当作反对派。认识有先后，这是很自然的，需要据理说服，切不可乱扣帽子。我们希望各个方面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密切合作，破除教条主义和僵化模式的束缚，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共同响应十三大的号召，来完成我国的改革大业，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贡献。
（本文是作者最近在经团联一次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
第5版(理论)
专栏：
民意调查在中国的兴起
孟繁华
中国的民意调查正在引起国内外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但对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民意调查还是一个陌生而新鲜的字眼。
如果就广义的民意调查来说，也许从三皇五帝时代就已经有了。谏鼓、谤木可视为征求民意的一种手段。历代帝王卿相的所谓“访察民意”也是民意调查的意思。不过，其目标，其方法，和现代民意调查相去甚远。现代意义的民意调查发源于资本主义的美国，迄今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现在，在任何一个稍微发达的国家，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差不多都有民意调查（又叫舆论调查）机构。民意调查组织的建立，是经济、政治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
民意调查组织的产生，至少要求这样几个条件：
一、政治、经济、社会的需求。例如，政治决策的需求，市场调查的需求，等等。没有需求的事物是不可能产生和发展的。
二、一定的民主和社会开化程度。这一条从两个方面为民意调查创造了条件。一方面是一定的政治环境使民意调查组织能够生存并能独立地开展工作；另一方面，是提供具有独立意识并能表达这种意识的公民作为调查对象。
三、基本的物质条件。现代化交通工具，发达的邮电业，电子计算机的应用，等等。
此外，还要有掌握现代调查方法的专家，这是不言自明的。
在我国，这几个条件都初步具备了。其中最关键的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开放和改革政策以来，开始形成了一种空前的民主气氛，人们一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观点了。在十亿人对任何重大问题只能异口同声地发出一个声音的政治环境中，是不可能也不需要进行民意调查的。
我国社会舆论调查组织的建立，可以说是得开放之时，应改革之运而产生的。两年半前，中国的社会舆论调查是以“价格改革的社会心理调查”为开端的。不久前进行的中国社会调查系统的两次大规模调查，也是围绕改革进行的。民意调查的内容十分广泛，近期的民意调查之所以多围绕着“改革”二字进行，乃是因为，改革造成了各阶层地位的变动和利益的重新分配，使人们的观念、意愿更加多样化了。在关系国家发展目标和步骤的决策中，充分考虑不同利益阶层和集团在变革中的心态变化，对于改革显然是有重要意义的。改革，是民意调查组织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如果说社会学在长时期内曾经被当做资产阶级的伪科学，那么，民意调查的命运也差不多。今天，它之所以能在中国大地上破土而出，并且能够生长，应当归功于开放和改革。
民意调查虽然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但它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有品，正象现代经济管理产生于资本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有品一样。其实，在社会主义社会，民意调查的存在和发挥作用，实在有其天经地义的理由。“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人人都熟悉的一句话。这是一句很好的话，它的前半句讲的就是民意调查。它曾经发挥过广泛收集民智民意的巨大作用。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从群众中来”的，多半侧重在实施某一项政策的过程中，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而大政是既定的，民意很难参与。改革以来，提出“决策科学化”、“决策民主化”的口号。科学化是决策的目标要求，民主化是决策过程。科学化的基本要求是要具有现实性。有两个现实，一个是物质的现实，有多少铁路、公路，多少钢铁、机床，多少电力，多少土地，多少劳力，多少资金，以及它们的质量方面。这是摸得着、看得见、可以用数字准确表示的现实。另一种是精神的现实，人们怎么想的，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期望，有什么忧虑，等等。一项政策，在其制订之前，必须考虑民意的现实；在实施过程中，随时注意公众的反映，从政策的物质效果和非物质效果其中包括政策的社会心理效应，对政策进行评价，再据此作出调整。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民意所参与的不仅是政策的实施，还有政策的制订乃至目标的设立。在恩格斯所说的那个历史的合力——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中，就有人民的愿望、期待、焦虑等等这一分力的存在。正象过河，不管你考虑不考虑，水下有这样一种潜流，它总是要对船只的航向发生作用。社会舆论调查就是不断地把社会心理这一潜流的流向、流量、流速测量出来。民意调查所提供的是独特的信息流，这种信息的流动，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发挥着一种协调和润滑的作用。
我们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民意调查就是民主的一种体现。对于公众个人来说，民主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选举自己中意的人进入政府（或集团领导层）；一个是通过某种方式直接向社会表达自己的意见、情绪，等等。民意调查在这两方面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一般来说，民意因其与政策的不同关系而对政府行为发生不同形式的影响：
政策和民意基本吻合：政府行为受到肯定和赞许，从而增强信心，鼓舞斗志；
政策和民意的差距较大：对于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来说，存在两种情况，政府审察自己的政策和行为，或者发现问题，予以纠正；或者确认自己的政策、行为符合社会的公共利益，考虑到民意所趋，可能需要在某些方面做一些调整，并采取适当的策略，如加强宣传、解释，适当改变步骤，等等。这种情况，为政治家提供了发挥其谋略才能和领导艺术的广阔舞台。
对于从根本上反人民或者蔑视民意的政府，那当然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一项政策得到“人民”拥护的最简捷的办法是：把凡是不赞成的人都排除在“人民”之外。这是过去某些年代曾经流行过的办法。排除的结果总是能得到95％以上的人的拥护。
这样获得的往往是一个民意的赝本。
民意调查应当力求获得民意的真品。它要充分考虑被调查者的各种成分的构成，职业、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收入，等等。它的抽样方法，保证样本的代表性。样本是在整体过大时，所选取出来的可以代表整体的那一部分。它不是一般的部分，而是可以说明整体形象、整体结构的这样一部分。对于民意来说，各种观点的比例，大体可以代表所要测量的那个整体的各部分之间的比例。还可以按照职业、文化、收入等进行分类，看他们之间态度的差异。
民意调查力求展现自然的社会景观。它不以调查者自己的好恶而任意褒贬。当把某种观念、态度和某种地位、身分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时，不含有任何敌意和威吓的味道，他只是追求理解。他一般不把态度看做个人的事情，而是看做体制、制度、政策的结果。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目标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够达到的，对被调查者没有任何背景压力和潜在威胁，民意调查主持者的严肃认真、不曲不阿的科学精神，是使调查结果真实可信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即使采用“现代方法”，也不可能求得真正的民意。
第5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读《怀逝者》
于友
杰出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史记》里写了一百多个人物，把描写历史事件和刻画人物结合起来，构成一幅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图画，留下了古代政治生活的许多宝贵经验。
胡愈之先生晚年自己选编的《怀逝者》一书，写了二十一个人物，虽然说不上是又一本《史记》，但是，这本写人物的书颇具《史记》的特色。
胡愈之本人参与过长时期的革命斗争，掌握了许多亲自经历、亲自见到、亲自听到的重要历史情况，因此他写过的一些人物，运用了不少一般人并不知道的史料。
《怀逝者》的第一篇文章是写周恩来的。胡愈之主要讲了自己对周恩来的印象。他列举了“七七”事变之后在上海孤岛、在武汉以及解放后在北京同周恩来的多年交往。胡愈之还坦率地承认，“周总理用十分热情和诚挚的态度对我进行细致耐心的教育”。书里讲了在武汉和北京周恩来帮助作者解决思想问题的两次谈话的经过。因而作者认为，是周恩来同志指引他走上了革命的征途，帮助他改正认识上和工作上的多次错误；在艰难的日子里鼓舞他对革命树立胜利的信心，在惊涛骇浪中不动摇。
胡愈之所写的另一党内杰出的政治活动家潘汉年的生平，更多地记录了为人们闻所未闻的史实。潘汉年的革命斗争是在过去极其复杂的时代和环境中进行的。胡愈之同他有过多年的直接联系和合作。潘汉年在国外时，作者一度担任过他的翻译。
胡老对另一冤死的逝者杜重远同样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讲了杜重远出面主持爱国救亡的刊物《新生》的经过；特别是西安事变前杜重远策动张学良转变的情况，这是首次公开的史实。
《怀逝者》评述的人物还有鲁迅、邹韬奋、沈钧儒、蔡元培、瞿秋白、郭沫若、茅盾、陶行知、李公朴、陈嘉庚、许地山、郑振铎、俞颂华、金仲华、陈同生、孟秋江和杨贤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