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的珍贵文献
——《李维汉选集》介绍
余鉴则 袁延华 石光树
《李维汉选集》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部选集的出版，对于学习、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尤其对于学习、研究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的历史，进一步做好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很有意义。
李维汉同志是党和国家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论家，长期在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从1948年10月以后长期担任中央统战部长。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尤其是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方面，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不少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
《选集》收入李维汉在各个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著作四十七篇（二十七篇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有二十篇，这部分文章反映了他从大革命以来，在领导湖南革命斗争、宣传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展党的干部教育工作、推进陕甘宁边区建设以及团结各方面民主人士、发展革命统一战线等方面所进行的大量工作和作出的卓越贡献。
《选集》的重点是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方面的著作。
统一战线方面的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系列方针政策问题亟待明确解决，党内一部分同志暴露了相当严重的关门主义思想，有待教育克服。在这种形势下，李维汉于1950年3月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选集》中《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一文，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的报告。他依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阐明了建国初期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说明了继续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重要和必要，提出了各方面统战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这篇报告经中央批准，成为建国初期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根本指导性文件。《进一步加强政府机关内部的统一战线工作》是1951年4月李维汉在政务院第一次全国秘书长会议上的报告，当时他兼任政务院秘书长。这篇报告正确解决了党同党外人士在政府机关合作共事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如使担任政府工作的党外人士有职、有权、有责；共产党员要主动团结非党人士；把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搞好合作共事关系的基本方法等，对于搞好政府机关党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6年初，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李维汉及时地分析了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关系的变化，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指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向工人阶级和平屈服了；知识分子从政治立场和社会地位来说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已经基本上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大多数少数民族已先后走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适应这种新的形势，他提出今后七年统战工作方针应当是把教育工作当作中心任务，用反复教育的方法，帮助各界人士和工商业者提高思想觉悟，逐步达到同他们已经改变和正在改变的地位相适应。这个文件经党中央批准，成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统战工作的一个根本指导文件。
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李维汉就统战工作作了重要发言，《发扬统一战线中的民主传统》一文是这个发言的一部分。他提出，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共同奋斗，必须发扬统一战线中的民主传统，主要是政治协商、合作共事、互相监督和自我教育的传统。
《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几个问题》，是在党的“八大”会议以后，为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而起草的文件。文中全面论述了这个方针的依据；明确提出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参、代、监、改的作用（即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参加协商、决定和执行；代表它们所联系的阶级、阶层的利益，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通过提出意见和批评，对共产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起监督作用；推动和帮助他们所联系、代表的人们进行自我教育），强调在继续加强党对民主党派政治领导的同时，要切实尊重各民主党派在宪法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还提出了有关民主党派组织发展的一些方针政策。这个文件在1956年10月提出以后，曾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征求意见，不久因开展反右派斗争，未获结果。这是李维汉在民主党派工作方面的一份重要历史文献。
1957年反右派斗争和这以后的长时期内，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失误，李维汉在统战工作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左”的失误。1958年下半年以后到1962年上半年，他在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中，坚持贯彻中央关于纠正某些“左”的错误的指示，如结束在党外的反右整风运动，推动各方面党外人士参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实践；肯定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大有进步，不在党外人士中开展反右倾运动；在三年困难时期，采取“神仙会”的方法，在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在生活上给予特殊照顾等，协助稳住了这条战线，对于迅速克服暂时困难作出了贡献。《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一文，是他在1962年5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期间起草的一个意见书。他根据中央七千人大会和周恩来在广州会议讲话的精神，总结了1958年以来统一战线的深刻变化，明确提出阶级斗争的基本战役已经过去，阶级斗争的趋势是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并且据此提出，统战工作要坚持加强团结、发扬民主、调整关系、安排使用、贯彻政策、继续改造等任务。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但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却被错误地说成是鼓吹修正主义。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被颠倒的是非才重新颠倒过来。
《使政协工作活跃起来》，是1962年7月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的发言节录。在此之前，周恩来在三届政协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要有新发展，即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扩大民主生活。李维汉的讲话体现了这个精神，强调政协活动要发扬民主，活动形式要多种多样，讨论问题要百家争鸣，使政协“象个民主之家”。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是李维汉全面系统总结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主要经验的文章，对于研究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经验，有重要意义。
民族工作方面的著作
李维汉从事民族问题的研究，是在1939年担任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时期开始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党中央领导下主管民族工作。他以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为指导，分析研究我国的民族问题，提出许多符合我国国情的政策，对于成功地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作出了贡献。
1951年4月，他受命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仪式上的讲话》，就是在签字仪式上发表的。从此，西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起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有关民族政策的若干问题》，是1951年12月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大纲。当时他兼任国家民委主任。报告中阐述了建国之初民族工作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强调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民族关系起了根本变化，从民族压迫的时代改变为民族平等时代；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普遍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关键；加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当前十分重要的任务。
建国以后，不少民族地区面临社会改革的问题。如何进行社会改革，关系少数民族的进步发展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李维汉在1953年提出，在一部分情况特殊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和平改革的方针。1956年7月，他总结了几个民族地区实行改革的经验，在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关于和平改革的八条看法》就是这次汇报的提纲。
《在回族伊斯兰教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是1958年6月他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阐明了伊斯兰教制度与回族发展的矛盾；如何正确对待宗教信仰自由；宗教规章制度及改革；对伊斯兰教上层分子的统一战线等问题。这是一篇专门论述宗教问题的重要文献。
1961年到1962年，李维汉以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为指导，针对1957年以后在民族工作中出现的“左”的错误，系统地研究和总结建国以来民族工作的经验教训，作过多次讲话，写下多篇文章。收入《选集》的《关于民族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中国民主革命中的民族问题》、《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就是他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著作。尤其是《关于民族工作中的几个问题》，针对“左”的错误，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党的民族政策包括宗教政策的十个问题，批判了忽视甚至否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错误言论，纠正了1957年后出现的急于实现民族融合的错误倾向，指出社会主义阶段虽然产生了民族融合的某些因素，但总的说不是民族融合的阶段，而是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发展繁荣的阶段。民族差别还将长期存在，决不能排斥民族形式的多样性。这篇文章不仅在当时成为纠正“左”的错误、正确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有力武器，而且具有长期指导意义。
李维汉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遭到错误批判，“文革”中又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已年过八旬，沉疴在身，仍然奋不顾身地为党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选集》收入了他晚年的著作九篇。
李维汉晚年十分重视总结“文革”的历史教训。他针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长，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相当深的特点，及其在“文革”中的突出表现，提出在政治思想领域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要补上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残余这一课。他指出，“我国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在政治上彻底粉碎了封建统治，在经济上改变了地主所有制，这是伟大的胜利。但是，没有进一步去清算封建主义思想和习惯势力。”“在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这种封建主义传统就以另一种形态日益发展起来了。‘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大暴露，成了重要的反面教员。”他郑重地向邓小平同志提出这个建议。小平同志接受了他的建议，在1980年8月18日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中，对这个问题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明确提出了要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要求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此后，中央在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措施等方面，都考虑到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因素。这是李维汉晚年的一个重要贡献。他的这个建议，在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作了说明。
李维汉晚年继续关怀党的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选集》中《西藏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是为纪念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订三十周年而作。文中阐明了和平解放西藏协议是西藏历史和西藏与祖国关系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指出祖国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统一，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是中国各民族发展繁荣的光明道路。《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统一战线》，是李维汉生前留下的最后一篇论述统一战线的著作，这篇文章全面系统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政策和中国统一战线的特色。文章最后提出，“我国统一战线已经取得的胜利是伟大的，但今后的任务更艰巨、更伟大。我们希望中国统一战线继续发扬它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自己的优良传统，更好地担负起它的伟大历史使命”。
第5版(理论)
专栏：书评
中国文化必须面向世界
——简评《世界文化》丛书
迟驰
文化，已成为当前热门的议题，引起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这股热潮的兴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产物。改革，使传统文化面临商品经济的冲击；开放，使中国文化面临外来文化的挑战。冲击和挑战，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学术界的有识之士早就呼吁，对文化的研讨，不能停留在宏观的议论上，必须作深入、微观的研究。这种研究既包括域内，也包括域外。有了对域外文化的深入了解，比较才有更具体的对象，扬弃才有可供参照的尺度。
我们对域外文化的认识，应该说比传统文化更为不足。五十年代，我们是“一边倒”，中断了对西方的研究。“文革”中，“唯我独革”，视外国文化如洪水猛兽，长期隔绝，对整个外部世界更不甚了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闭关锁国的大门打开了，但毕竟时间不长，成果尚少。四十年代，沈炼之先生翻译了J．E．斯温的《世界文化史》；四十年后的今天，才有第二种同类译著，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的《世界文明史》的出版。因此，认真介绍、研究世界文化，做一点扎实的“文化引进”工作，实属必要。
最近，由周谷城、田汝康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化》丛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问世的。这套丛书的出版将有利于人们认识世界并从而认识自己，同时，也为繁荣世界文化的研究开辟了园地。
这套丛书将多角度、多层面地介绍世界各地域、各族别、各时段重要的文化现象、文化思潮和文化形态。目前已出版的有《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中世纪“上帝”的文化——中世纪基督教会史》、《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等三种。据预告，《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动荡中的繁荣——魏玛时期的德国文化》、《文化与时间》等即将问世。作为一套大型丛书，这当然还只是一小部分，但从中也可略窥其特色。这就是，它并不着眼于追求历史意义上的系统性、完整性；而是在展现世界文化精华的同时，着力于对文化的多方面认识与深入开掘。对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化，固然重视；而一般史学研究中不大涉及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也是其探讨的重要方面。
《菊花与刀》，是美国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的力作，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着重描写、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外部行为中的文化诸模式，考察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日本与中国文化渊源深厚，异中有同。作者在与西方市民文化的对比中对基于封建等级制度的日本文化的剖析，对中国读者来说，料想也会引起触动。
《中世纪“上帝”的文化》，是中年学者张绥继《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之后又一研究宗教的著作。宗教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世纪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对欧洲文化的普及和发展，对拜占庭文化的对外交流，都起了促进作用。本书是目前国内评述中世纪基督教会史的著作中较为详尽的一部。作者突破了某些教会史著作只重视西派教会的局限，对东派教会的活动和基督教在希腊语地区的传播和发展，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分析。本书文笔生动，把这比较枯燥的题材写得颇为引人。
《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是一本汇集国内外文化理论的文选。用选本的形式介绍一门学科，或许不如专著那样系统，但在各门学科随着时代的迅速发展而处于不断变动中的今天，这种方法却有利于读者从纵（学科的历史发展）、横（歧异纷呈的各种学派、观点）交错的动态网络上，来把握这门学科的总体和基本脉络，窥见其发展趋势和可能的突破口，而不致被著述者一家之言所左右、局限。文化学诞生一百多年来，其理论的主流几经更迭，学派与分支学科众多，名家与名著林立，取舍颇难。编者努力从纵横交错的“网点”上进行选取，又以序言和长篇导言的形式，勾画文化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的轮廓，并试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选文虽仅二十余篇，却呈现出了一个比较多方位的视野。这是本书的特色和价值所在。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理论的探讨
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山东社会科学院和烟台市委宣传部共同发起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日前在烟台市召开。中心议题是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探讨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理论问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消费品分配原则
有的同志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多种分配原则在起作用，按劳分配只是公有制内部的分配原则。与按劳分配原则并存的，还有：1、按资分配原则。它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资金收入，如银行利息，债券收入，入股分红等，它们是非劳动收入，但不是剥削收入；另一种是资本带来的利润，如私人企业主的雇工收入，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中外商的收入，这些都带有剥削性质。2、个体劳动者的直接劳动收入。3、资本家企业和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职工按劳动力价值获得的收入。4、经营收入。经营收入不完全是按劳分配，因为由经营而带来的收入差别，不能仅仅用劳动差别来说明。
有的同志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通行着两条分配原则，即按资分配与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是由商品经济产生的一般分配关系，按劳分配则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产生的特殊分配关系。经济体制改革在分配领域所要完成的任务，是达到按资分配与按劳分配的具体的、有机的统一。这种统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微观经济单位来说，按资分配在先，按劳分配在后，按劳分配的对象是支付所有权收入以后的剩余部分。二是按资分配的量决定于资本的边际产出率。承认、确立和适当发展按资分配关系，有利于现有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有利于促进社会积累和社会进步。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的实现机制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存在着商品经济，因而按劳分配的实现过程与价值规律的作用过程必然发生密切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代表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一种看法是，按劳分配的实现要受价值规律的制约。按劳分配的量是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价值规律通过商品价值与价格的波动，决定着按劳分配的实现程度。如果市场上供求平衡，商品的价格与价值相符，按劳分配就能正常地实现；如果供求不平衡，价格高于或低于价值，按劳分配就可能超额实现或者不能得到充分实现。
另一种看法是，按劳分配的实现是实行等量劳动交换与商品等价交换相结合的结果。这种结合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企业及其劳动者提供的劳动量要通过商品交换的检验、校正和补充，以实现为社会劳动；二是部分非劳动因素与劳动因素一起参与消费品分配；三是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对工资水平起着重要作用；四是消费品价格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职工的实际工资水平；五是按劳分配与其他分配形式并存，等等。
还有一种看法是，按劳分配的实现要受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的制约和影响，只有在这些规律都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上，按劳分配才能充分实现。因此，建立市场体系，完善市场机制，是按劳分配得以实现的前提。
按劳分配原则与收入分配政策
在讨论中，有的同志指出，制定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要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以公平促进效率，以效率实现公平。在分配上搞绝对平均主义，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效率的提高；但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特别是由于非劳动因素造成的收入分配悬殊，也同样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同样会阻碍效率的提高。因此，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政策的选择应是克服平均主义和防止、限制过分悬殊并重，在承认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前提下，制定重点不同的收入调节措施。要逐步强化按劳分配，继续鼓励劳动致富；同时，也要制定适当政策，调节各种收入差距。
有的同志认为，制定收入分配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承认由按劳分配所带来的收入差距的合理性。至于各种非按劳分配收入，既然我们承认这些分配原则存在的必要性，也就应该承认由此而引起的收入差距的合法性。但这种差距，不宜过于悬殊。为此，应采取以累进的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的收入分配政策，进行适当调节。此外，对由种种非法途径而得来的各种非法收入，必须依法坚决取缔。
有的同志提出，应当建立有弹性的收入调控系统，用“弹性”手段来调节带“刚性”的收入。这包括：1、建立有弹性的企业增量工资控制模式，国家对工资进行宏观控制的重点应是增量，而不是全额；2、制定指导性的工资标准；3、完善个人收入的税收制度；4、对物价的变动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
（钟科）
第5版(理论)
专栏：
《中国与世界》丛刊即将出版
由童大林主编的《中国与世界》丛刊，即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一批书目有：林子力《理论经济学的最新探讨——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童大林、吴明瑜、刘吉《当代资本主义问题引论》，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侯学煜《中国自然生态区划与大农业发展战略》，石山《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思考》，奚惠达《石油·生态与农业》，董辅礽《所有制与经济运行机制》，蒋一苇《企业本位论及其它》，林自新《经济、科技与社会协调发展》，吴明瑜《中国技术政策》，童大林《智慧的升华》，夏衍、张光年、陈荒煤《新时期文艺评论集》，邹瑜《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发展与改革的报告》。
（李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