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书简
·黄秋耘与刘斯奋的通信·
历史小说的真实性刘斯奋同志：
近年来，写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似乎特别当行，并且打破了建国以来主要写农民起义的局限，各种题材应有尽有。我读得不多，只不过十多种，但是有一个问题我经常在考虑。您是以写历史题材为主的小说作家，深知此中甘苦，所以想提出来向您请教。
一切文学作品都要反映现实生活，塑造典型人物。假如写的是当代题材，作者写的是自己同时代的人和事，一般地说，是他所熟悉的，至少是比较容易熟悉的，他对这些人和事自然会作出恰当的评价。
但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写的是千百年前的人和事，作者只能取材于史料和民间传说，要完全符合于当时的历史真实，难度确实很大，况且其中有些人和事是有争议的。例如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部将张遂谋，有一部历史小说把他写成降清后竭力向主子献媚效忠的奴才，是出卖石达开的重要人物之一，最后死于石达开和他的义女桂姝的剑下。石达开由于相貌和他酷肖的义士阿弼舍身相代，得免于难，一直活到八十多岁。这些故事情节并没有史料作为根据，只是出于作者的想象和虚构。文学创作当然允许虚构，但是假如写的是真人（张遂谋是真有其人的，是石达开部下一个得力的将领），随便虚构，无中生有，是否会有“厚诬古人”之嫌，岂非给古人制造冤假错案？莎士比亚和罗曼·罗兰写的历史剧，为了剧情发展的需要，有时也会把事件发生的时间推后或者挪前，也许还增添一些细节，但是不会根本颠倒他们笔下的历史人物的功罪是非，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我们今天少数历史小说，有某些情节与历史的真实有一定的差距，甚至是完全虚构出来的，这是否可以允许呢？对这个问题，我一直有所怀疑，希望您能对此发表一点意见。
此祝
笔健！
黄秋耘 1987年6月秋耘同志：
您好。手教敬悉，承嘱就历史小说的真实性发表意见，惶愧不敢当。因为这是一个相当复杂难有定论的问题。近年来，我虽在从事历史小说创作的尝试，但对此并无深入研究。如果一定要谈，只能就个人的实践谈点感想，以就正于您而已。
首先，我觉得“历史小说”（或历史文学）这个概念，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十分含混的。《三国演义》固然应当算是历史小说，但也有人把《杨家将》一类基本取材于民间传说的作品也归入历史小说之列；甚至还有把鲁迅的《故事新编》算成是历史小说的。由于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不同，对于“真实性”这一标准的把握自然也就不一样。如果说罗贯中把曹操写成一个“大白脸”，是封建正统观念使然的话；那么《杨家将》把北宋名将潘美改造成为一个险恶的奸臣，则是遵循了把历史材料只当作文学表现的“道具”这么一种创作原则。至于象《故事新编》那种汇古今中外于一炉的讽喻式作品，如果也纳入历史小说的范围，问题恐怕就更复杂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说清什么是文学创作中的历史真实，看来是困难的，也不易取得一致的意见。
不过，若问我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持什么态度的话，那么我更倾向于在现实主义的历史小说创作中，应当本着不反对生者，也对逝者负责；不仅对今天和明天，也对昨天和前天负责的态度，尽可能严肃、慎重地处理这个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在历史事件的基本进程和历史人物的政治、道德、立场方面，如果缺乏相反的材料作依据，不可轻易离开原有的记载，作出截然相反的描写。我是这么看的：一部作品，既然被冠以“历史”的名衔，它也就不可避免地承担着传播历史的媒介作用。不管作者愿意不愿意，一般读者往往是通过作品去了解和认识历史事件及其人物的。因此，人们也就有理由要求作品所提供的基本信息与历史的实际大体相符。特别是对于一部以“真实”为主要特征的现实主义作品，这种要求恐怕就会更严格一些。在这种情况下，就作者而言，在涉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可能引起原则性误解的问题上，采取更审慎的态度恐怕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另外，我还觉得，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真实”原则去反映历史，较之借助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进行纯文学的改造的办法进行创作，不一定就缺乏力量，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当然，这已经是题外话了。就此带住，尚祈叱正。
专此 敬请
道安
刘斯奋 1987年6月5日
第8版(副刊)
专栏：美学杂俎
永具魅力的黑与白
鹿素兰
颜色是万物形态的表现形式之一。由于人们社会地位、职业、性格和文化素养等的不同，对色彩的审美观点也不尽相同。但不同人们的审美趣味又往往有某些相同点，这就是所谓的共同美。流行色之所以得到流行，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一定时期多数人对色彩美的追求。
黑与白是无色系的两种基本色，在缤纷的色彩世界里本来就占有较独特的位置，在讲究时装流行色的浪潮叠起的今天，日益引起人们的注目。
黑色使人感到严正、庄重、肃穆。中国古代的军士衣为黑色，有的朝代则作为国色、吉色。黑色具有收缩与遮掩性，在阴影中最美，易显示出穿着者身材的曲线，故皮肤白、体型窈窕的妇女喜好黑色者居多，男子西服也有用黑色的。
白色，给人光明与幽静之感。中国古代平民或给官府当差的人着白衣，以示地位的低下；不过汉代皇帝及诸侯等特制的葬服也是白色的，但质地是高档丝织品。白色在亮光中最美，非洲一些热带气候地区崇尚白色，西方结婚礼服用白色，则象征爱情的纯洁与高尚。
看来，虽然同是崇尚一种颜色，其含意毕竟还是不同的，所谓异中有同，同中有异。黑与白也是既相对又统一的。黑白两种颜色单独运用于服装，只能表达出朴实、素雅的效果，但如果黑白两色组合，则能形成富有情趣的强烈对比，表现出服装的层次感和立体感，明澈与深沉并存，纯洁与高贵相辅，产生一种动态美。西方一些少女喜穿黑白相间、款式独特的裙子或夹克衫，以衬托天然的青春美，而把颜色艳丽的服装让位给老年妇女，以掩盖岁月带给她们的衰老迹象。但中老年妇女也有喜欢黑白相间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对黑白格调的时装就有着特殊的喜好。
黑与白是大有潜力的花色之一，黑白相拼的技巧已被充分运用在服装设计上，为服装开辟了一个新的艺术探索领域。不过，不管用任何花色，我想都应当遵循共同美和个别美的规律，既要符合时装潮流，又要因人而异。
第8版(副刊)
专栏：
小巷
牧南
过去的日子被花伞撑成雨水
点点滴滴，如诉如泣
泪血凝成的黑铅字
钥匙丢了，锁永远是个谜
小巷终会被走完
雨湿的苔藓在屋顶低语
昏黄的灯光稀疏如豆
老街如一盘厮杀多年的残局
寻找什么呢
或者什么也不寻觅
妙龄的希冀不会冷却
她的背影如一团火飘远了
足音却越来越清晰
第8版(副刊)
专栏：
鹰笛
昂旺章
雪山不再是寂寞的作坊
鹰笛从蓝天的嘴唇
流泻出一串串爱的音符
帐篷前织氆氇的少女
用心灵的耳朵
破译笛中的秘语
任星星落满多情的眼睛
心儿早已从羊皮袄中走出
第8版(副刊)
专栏：艺文谈片
古今菊花不同
朱靖宇
菊花，观赏价值很高。“散播芳馨入万家”，它和月季并列为首都市花，绝非偶然。
在两宋以前，它并不走红。赋咏者少，赞颂所及不过“傲霜”和“晚节”，极少涉到它的清远幽香和绰约丰姿，爱之者更微。周敦颐在《爱莲说》里就点明：“晋陶渊明独爱菊”，并慨叹说：“菊之爱，陶后鲜有闻”。
怪事并不怪。古时的菊花叫“甘菊”或“真菊”，花小而黄，观赏意义不大。人们偶尔种植，是折株酿酒或采叶为羹，更看重的是花朵的医疗作用，黄花清热散风，白花平肝明目。陶渊明也正是认准了这一点。《九日闲居》里有“菊解制颓龄”的诗句和“空服九华”的叹辞，可知他种菊东篱之下，并不仅是雅兴所集，而是为了疗治多年所抱的“羸疾”。他动不动“浥露折其英”和“满手把菊”，治病情切使然。把他封为“独爱菊”或如报刊所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赏菊的人，其实不确。
现在倾城赏赞的菊花，祖先是甘菊的近亲，叫作“薏”或“苦菊”。当初花小叶苦，被人们视同蒿艾野草。近几百年，经园艺家们精心养育，蔚为繁英灼蕊的盛族。清代学者郝懿行在《尔雅义疏》里说得很中肯：“今秧菊华色艳异，百种千名，大抵萧艾所为。”这萧艾，即指曾长期受人冷落的“薏”或者“苦菊”。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化采风录
侗乡“回声”
蒋力
去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参加建国以来首次举办的当代侗族文学研讨会，适逢湘、黔、桂、鄂四省（区）侗族文艺会演在新晃举行。
坐在新晃剧院里的木椅上，置身于侗族兄弟姐妹之间，观看汇聚了民族精萃的歌舞演出，那种浸泡在民歌之海中的实实在在的感受，是我在京城任何一座大剧院里都从未有过的。当身着深色民族服装的贵州黎平的姑娘们亮出甜美的歌喉，唱起地地道道的侗族大歌时，我在半陶醉的状态中，竟忽而想起了法国的无伴奏合唱歌曲《回声》。记忆中，听中国的或是外国的声乐演员唱《回声》，总不下数十次了，而侗族大歌，这来自中国民间的无伴奏多声部合唱，我却是第一次有缘听到。更让我高兴的是，这歌声已漂洋过海，回旋在异国的舞台上。1986年秋，法国巴黎金秋艺术节特意邀请了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侗歌合唱团，9位侗家少女的演唱清醇如水，天然去雕饰，风靡了巴黎。艺术节执行主席马格尔维特激动地评价道：“在东方一个有百余万人的少数民族能够创造和流传这样古老纯正、如此闪光的艺术，在世界实为少见。”
新结识的侗族青年作家吴浩对我说：“去黎平看看吧，到侗乡里去听侗歌，和在剧场里听是不一样的。”我欣然允诺。
夜晚，我们聚到侗乡一百姓家。热情的主人请来了乡里善歌的大叔、小伙儿和姑娘，转瞬之间，他家宽敞的堂屋坐得满满当当。六七个小伙子清清嗓子，先唱了起来，一人领唱几句，众人随即附上，唱得轻松随意，得意自信的味道便逐渐溢于言表。不懂侗语的我，有如雾里看山，只好凭感觉品味他们歌声中的情韵；待毕，再由吴浩边翻译边解释。从译成汉语的歌词中可以感到，都是诗的妙品：“岸边的人撒下网，是为了抓住大鲤鱼；我们这帮男子汉，今晚撒下的网，每网捞上来都空空的。”这是一首情歌，失意、试探或是欲擒先纵，但凭听者去想象和发挥。
姑娘们答歌：“远处的河水流过来，在潭中旋转着不肯离开。情人哟，我爱你就象那潭水在转着圈圈。”清脆的嗓音，有如村外清凌凌的溪水，引人入胜。门外，簇拥着被歌声刚刚招来的孩子，屋里，连老人的脸上都绽出了笑容。
在我国侗族居住较为集中的贵州黎平、从江一带，大歌的历史可以上溯数百年。在这悠长的岁月中，大歌竟然没有因无文字依据而湮没、衰亡，却凭仗聪慧的人们口授心传，一代代传唱至今。尤其是那复杂的多声部合声唱法，在没有任何理论佐证、没有专业音乐工作者指导和没有乐器伴奏的条件下，竟也如此和谐完美，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第8版(副刊)
专栏：
一笔糊涂账
端木蕻良
“钱”这个玩意儿，正名“通货”，因为它是一种流通手段。钱本身没有什么神奇之处，只有流通起来，才显得威力无穷。如果钱成为挂货，只是在账簿上挂着，那就失去通货的价值了，那就和孔乙己欠咸亨酒店酒钱一样，老板把它挂在水牌上，就成一笔死账。
时至今天，我们国家的一些大型企业，居然还把账簿和水牌等量齐观，不管三七二十一，挂上账就算完事大吉。至于账面后边的钱，由它去也，竟无人过问！
据报载，银行把应该退给甲方单位的巨款，竟然退给乙单位。明明该退的巨款已经退了，可是又从他们那里划出一笔同样巨款，再退去一笔。虽然“付”错“收”错，毕竟不同贪污，也无侵吞，只是干惯甩手活，咱家就是这个脾气！
总公司工作失误，接连发下两笔巨款，李逵李鬼大摇大摆进得门来；分公司也不过问，彼此心安理得，竟达两年之久。这使我不由想起“荆人遗弓”（《吕氏春秋》）一段故事来。
“荆（楚）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楚）人遗之，荆（楚）人得之！又何索焉！’”。
本来嘛，丢失弓的是楚人，拾得弓的也是楚人，都是楚人，都在楚地上，不过换个户头而已。孔子听了这个故事，便说：“去掉那个‘楚’字就可以了！”老子听了说：“把‘人’字去掉就可以了！”后世人们都称颂老子可算得上至大至公！
可见我们有的银行，是有哲学根据的，风格似乎很高，胸怀也很博大，超越荆人多多矣。
我国旧式钱庄，有“三铁”之说。一是“铁账”，账目记得一丝不苟。二是“铁门”，进门要粮钱两清。三是“铁算盘”，本利分明，不爽毫厘。本来，在二十一世纪的前夕，我国正在作惊天动地把经济搞活的伟大实验，银行更要加强内部管理，提高核算质量，为国家把关，为人民管钱，加快现代化，岂能与旧钱庄来比！可是偌大银行的账成了豆腐账，银行的门成了穿堂门，算盘成了豆腐脑，人脑已退出管理领域，遑论电脑，这就未免太不相称了。
我本不想为古人作翻案文字，不过，我想孔老夫子原意，如果这么解释，就可以作到“古为今用”了。孔子说：“丢了‘楚’字就可以了！”因为这不是个别现象；老子说：“去个‘人’字就可以了！”那意思是说，去了这批不称职的人，就行了。
现在毕竟不同于老子时代，我们还在进行全面改革，通过改革，提高经济管理素质，总是可以避免这种失误的吧！
第8版(副刊)
专栏：
北方姑娘 〔油画〕 杨飞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