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何其芳的为文和为人
冯牧
何其芳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在这十年当中，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化，我们的文学事业，也是我所敬爱的何其芳同志为之奉献终生的文学事业，也经历了我国新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变革和发展。一想到这一点，在我的思想中就产生了一种对于何其芳同志的深切的思念之情和痛惜之情。
何其芳同志是我的老师。不仅是在尊称意义上的老师，而且是在确切意义上的老师。或者说，他是把我带上文学之路的启蒙老师。在将近半个世纪以前，他刚刚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开始为鲁艺文学系招考一期新生，我就是由他自己口试和笔试然后录取的那一班的头一名学生。
从那以后，我在何其芳同志的领导下学习和工作了大约四年时间。在这几乎是朝夕相处的四年当中，我从他那里学习如何读书，从中国和外国的文学著作中获取知识，如何用笔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对于生活的感受；我还应当特别强调提出的是，向他学习如何做人，做一个正直的、善良的、真诚的、热情的和高尚的人。
在我和何其芳同志交往较密的那些岁月里，虽然他的年龄只比我大七八岁，还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但在我的心目中和印象里，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对于生活和艺术都已经树立了自己坚强信念和明确立场的革命作家了。
何其芳同志首先是一个优秀的才华横溢的诗人和作家。他有一种天赋的诗人气质。我经常为他过早地中断了自己的创作活动而感到惋惜。我还有着一种看法，这就是：即使是现在，对于他主要写作于中年和青年时期的为数并不很多的创作，我们的研究家也还没有作出比较充分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和分析来。何其芳同志在创作他早期的诗作和散文作品《预言》、《画梦录》、《刻意集》和《还乡杂记》的时候，还远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他通过精美、简洁和独具风格的文笔所表达出来的那种纤细入微的思想感情，所描绘出来的那种正在旧中国苦难的土地上痛苦求索和徘徊穷途的正直知识分子的郁闷心态，我认为是很富有艺术感染力量的。他在那时为自己开辟了一个独特的艺术天地和创作领域，并且在这个领域中不断地探索前进，为我们留下了一批象编织得美丽而精致的花环似的艺术精品。
从1940年开始，何其芳同志的创作活动产生了一个明显的转变和发展。这一点，是和他将近两年的抗日根据地的生活体验以及与此相偕而来的革命世界观的确立分不开的。他的这种思想和艺术上的跨越，在他四十年代创作的诗集《夜歌和白天的歌》和散文集《星火集》当中表现得最为鲜明而集中。可以说，这些作品反映了一个真诚地追求进步，焦灼地寻求真理的艺术家在新的历史道路上艰难前进的心灵历程。从40年代初开始，何其芳同志几乎是在不断写诗。我发现，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时刻都处在一种欢快激动、才思泉涌的亢奋心境之中。根据我的记忆，在这些作品中，只有一部分被收进了他后来出版的诗集《夜歌和白天的歌》，而且相当一部分我认为是十分精采的作品，却被何其芳同志自己删除淘汰了。我特别感到惋惜的是，他删掉了当时曾经使我最受感动也最为欣赏的一首诗《夜歌》（一）。现在收集在诗集之中的《夜歌》（一），实际上是他当时写作的一系列题名为《工作者的夜歌》当中的第二篇。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我们围坐在他身边，倾听他在一盏小柴油灯旁用柔和的音调朗诵《夜歌》（一）时的情景。那是一首八行一节的形式相当规整的有韵律的抒情诗。这首诗，以它充满了真情的如歌如诉的诗句，把诗人渴求真理、热爱生活、向往光明同时又力求克服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思想矛盾的心境和情感，刻画得真挚而又深沉。我感到，这首诗如同一只温柔的手，在轻轻地拨动和抚摩着我的心弦。那时，何其芳的许多诗篇，都在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当中产生了这样的影响。有些诗，还没有排成铅字在报刊上发表，就已经在到处传抄了。那首传诵一时的短诗《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在还没正式发表之前，先刊登在我参加编辑的一张墙报上，很快就有人奔走相告，引来许多其他单位的文学青年，围在墙报前把这首诗抄在小本子上。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位诗人所能得到的最值得自豪和最值得珍贵的评价和荣誉了。
何其芳同志在延安写了许多首《夜歌》（现在传世的只是它们当中的几首），但他早已脱离了他青年时代作为精神寄托的那个梦幻世界。从40年代开始，在他早期作品曾经时有流露的那种哀愁、迷惘乃至悲观的黯淡色调，已经被他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欢快精神涤荡无遗了。他不但唱着美好的夜歌，也唱出了许多高昂激越的战歌。他是一位时代和人民的当之无愧的歌者。我曾经期望，他不止一次地向我和别人透露过的相当宏大的创作计划能够陆续实现，但使我感到遗憾的是，当抗战取得胜利，他投入了另一个新的工作岗位之后，他的刚刚萌发的汹涌的创作潮头便开始消退。从此，他的文学生涯转到了文艺批评和理论研究的轨道上来。
我应当坦率地说，我为此感到痛惜。何其芳同志是一个优秀的理论家，同时又是一个夭折的杰出的作家，他怀抱着孕育了多年的许多未完成的杰作，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我这样说，丝毫没有低估乃至贬抑何其芳同志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意思。相反地，在文艺理论批评方面，何其芳同志是永远值得我学习的一个典范。他撰写的大量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理论著作，是我国现代文学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我曾经多次阅读过何其芳同志的理论著作《论〈红楼梦〉》、《论“阿Q”》和《关于现实主义》以及别的文章；这些著作，除了使我受到很大的教益和启迪以外，还使我深切地感受到一个文艺理论家所可能具有的最值得珍贵和钦佩的品质。这种品质，我把它归纳成三句话，这就是：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独立思考的理论勇气和真诚坦率的民主作风。我想，这种品质大概就是我们党所经常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的好的学风。我认为，作为文艺理论家的何其芳同志，应当被看作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具有这种优良学风而又取得了很高成就的理论家当中杰出的一个。在阅读何其芳同志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评论著作时，我经常为它们严谨的逻辑性和强大的说服性而感到惊叹，我也时常为他著作中时时表现出来的那种顽强执著和绝不苟同的坚定信心而感到折服。我偶尔也会发现，我对于他的某些个别见解也会持有不同的看法，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对于他也怀有一种尊敬的感情，因为我深信他的每一个论断都不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复述，而是出于自己长期独立思考的结果。除非你拿出更加严谨更加深刻的论据来，否则，他是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的。
我认为，何其芳同志的值得钦敬的品质，更突出地表现在他的为人上，高尚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上。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善良的人，正直不阿的人。他是一个习惯于以自己的火去点燃旁人的火，以自己的心来发现旁人的心的人。他的热情、坦荡、平易而温和的性格，使他能够融洽和谐地和各种各样的人们相处。和他相处在一起的时刻，也总会使人感到一种热情、温暖、纯洁的气氛。他有时耽于幻想，有时对人又不免容易轻信，但在坚持真理的原则问题上，他又是寸步不让的，有时甚至也会是吵吵嚷嚷和疾言厉色的。我大概可以这样说，我在一生中结识过许多好同志，好老师，好朋友，我为此感到欣慰和幸福；但是，在这些时常能够激起我的感激之情的人们当中，象何其芳同志这样的热烈得象一团火焰、纯真得象透明的水晶、温和得象天真的少年、顽强得象正在冲锋前进的战士的人，我以后还很少遇到过。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中青年文艺评论工作者在本报座谈
活跃文艺批评 加强自身建设
“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这一切都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这是党的十三大向理论工作者提出的任务。12月18日，本报文艺部邀请在京的20多位中青年文艺评论工作者就如何“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问题进行座谈。
对当前文艺研究现状的评价
谈到当前文艺研究的活跃气氛，不少同志认为在吸收新观念、引进新方法方面是空前的，尤其是对西方各种文学流派和思潮的介绍，几年前就开始了，至今势头未减。对此，应如何看待？於可训首先发言，认为作为一种现象，这种活跃的局面仍要持续下去，但评论界要追踪当前文艺发展趋向和研究新动向，把介绍引进同研究当前文艺现状结合起来。翟墨认为，当前文艺批评界还不太活跃，缺乏“逆向思维”。他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思维方式上也不同，东方讲求温和、平静、封闭，缺乏竞争意识，在文学上不敢打破既成的常规，没有西方文化的“荒谬感”。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不可理喻的荒谬的事情，在文艺创作中也应有反映，现实主义的文艺不排斥对各种生活现象进行研究，有的看起来荒谬的东西也许更接近事物的本源。
说到理论研究同创作实际的关系，何志云说：理论批评落后于创作的看法很早就有同志提出了，有时候看起来很热闹，其实显得不够味，关键是不敢把理论批评推向“极致”，如同过去有同志所说的“深刻的片面”。他认为，理论批评不应包揽一切，每个人手里只有一盏灯，只能照亮一角，不能照亮屋子里的任何角落。但任何理论的自由度又是有限的，应认清自己武器所具有的自由度和局限性，使自己的理论更趋充实、深刻和科学化。
曾镇南在发言中肯定了当前文艺理论和批评的繁荣景象，并提出了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加强对国内文艺现状的研究，比如文艺理论思想的现状、30多年来文艺发展的道路等；二是要开展学术争鸣，寻找读者关注的热点，刺激人们对理论研究的兴趣；三是理论批评界分工太细，搞现代文学的很少对当代的创作、文艺批评发表看法，搞评论的很少研究理论，形成互相隔膜的局面，影响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化。
雷达引用“浮躁”一词来描绘当前创作和评论界的态势。他认为，创作中虽出现了多元化喜人的势头，但作家们似乎感到很“乏”，作品没有提供更多新东西，比如对民族灵魂的发现和表现不够，一些非情感化的东西太多。作家们容易急躁。他认为目前似乎过早地进入了长篇时代，有些人仓促上阵。另外，评论家们很少找到同群众关注的热点相契合的研究课题，缺少争鸣空气。
程麻说：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我们的文学事业也处于“初级阶段”，否则我们就毋需急于呼吁“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一方面我们被五花八门的新理论、新观念搞得目迷五色，晕头转向，另一方面我们还在一些最基本的文学观念上兜圈子，诸如文学是什么、文学与生活、内容与形式、文学与性……在这些问题上似乎不必找到一个统一的、终极的答案。
在与会者同中有异地分析评价当前创作和评论现状时，涉及到批评自身存在的问题，不少中青年评论工作者发言反省，并提出要加强——
中青年批评队伍的自身建设
不可否认，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繁荣和理论批评的活跃，中青年评论家们有着坚实的劳绩，但也应该看到在向纵深发展时，需要认真清理自身，诚如有同志所说需要有“自审意识”。
陈平原说，我在从事近代中国小说史研究中有这样一种感觉：前两年，一批新的青年理论工作者相继冒出来，似乎有种横扫文坛的势头，现在冷静下来看，那种表面上的轰轰烈烈过去以后，可能并没有留下什么。这里主要还不是外界环境的原因，更主要的还在我们自身。从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三者相结合的角度看，今天青年理论工作者的薄弱环节是“史”。今后有可能会出现一种大家重新对传统文化加以关注的趋势，但也不是简单的回归，否则，学术局面难以真正进展。
也许因为都是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缘故，钱理群、杨义都说到当代文学批评要有“史”的意识。钱理群以五四时期为例，指出在一个历史激进时期，对新观点、新方法的介绍，要防止“雨过地皮湿”的现象。他说，我们现在终于争取到可以发挥我们每个人自身创造性的环境了，但这时却发现自身有深深的局限，这种局限是由于我们自己的知识结构、自身的观念问题，从而使我们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性，有一种悲凉的感觉。杨义认为，当代文学批评应有史的支撑，要“心热眼冷”。他说，现在批评跟着创作走，人家热，我也热，人家一冷，我就凉了，缺乏自主意识也就是缺乏历史感。批评家要善于消化各种东西。朱光潜善于吸收西方的东西，他是看很多部书才写一篇文章，我们就差得远了，往往是现炒现卖，谈不到创造。因此，开拓新视野，首先是要有“自己的眼睛”。
批评自身建设的问题又同整个文艺研究状况相联系。李书磊认为青年批评群体的建立并不就是说已经有了可观的成果。他说，批评是个人独特的知识的表现，因此不一定非要形成群体，它容易掩饰自身的弱点和不足。青年批评家要以扎实的理论底子和知识结构，摆脱困境局面。黄子平认为，过去说“深刻的片面”，事实上深刻很少，片面很多。
吴秉杰从理论批评与批评理论的不同点来论述批评作为一种实践理论，敏锐的思想和扎实的知识的重要性。他认为前者是纯理论，后者是实践性很强的活动。它的对象是活的，很杂，涉及到文化、心理、道德、情感、社会等方面。因此，需要有广博的知识，也要有对社会生活的了解。他认为，当代文学研究应该同现代、古典文学研究一样，建立自己的研究系统和基础。朱晖认为：在文学批评中，很多人仍在使用过去信奉的十分陈旧的观念，有些是冠以新的名目出现。所以，我们第一不应违反科学艺术规律，第二对新的东西应取静观的态度，也不必一下子把它推向“极致”。
张陵认为，当前文学批评一方面受到冷遇，另一方面又自我感觉良好，后者似乎更值得重视。不要把文学看得太重要，同样，对文艺批评也不要过分企求。面对着今天的改革时代，文学自身也面临着改革。
关于发展文艺批评的建议
几乎所有与会者都提到发展当前文艺批评，就是要开展争鸣、讨论。李昕说，求平稳不利于发展，改革开放就是要探索，经济上多种形态并存发展，文艺观念上也允许各种思想交锋并存。他认为，争鸣不一定两峰对峙，不一定有结果，如果两峰对峙，结果往往是政治上保险的一方取胜。曾镇南认为，争鸣既推动理论发展，又赖以带出一批人才，如1958年《人民日报》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就带出了三个学派。杨义认为，争鸣应分层次，有基本理论的，有流派的，不同层次展开不同的对话。潘凯雄认为，争鸣要讲究质量，着眼于理论性。冯立三认为，争鸣要实事求是地讨论，政治的评判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文艺批评是以审美的价值为标准。当前文艺批评要着眼于重大理论问题，少在枝节问题上纠缠。
如何发展文艺批评的实践性作用是大家发言中提及的议题。吴方认为，考虑到读者的不同层次，文艺批评要注意读者的审美需要。刘齐认为，文学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但是在读者自愿接受下完成的，因此，要尊重读者，文艺批评的文章就要考虑到信息量、可读性。
说到文艺批评与读者的关系，丁临一认为文艺批评家有个承担指导鉴赏的任务，当然不是灌输和教导，而是要从审美的角度进行客观的评价，多从艺术鉴赏的角度来对文艺现象、文艺作品进行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分析。批评就是鉴赏和分析，光是有宏观的大而全的理论问题研究还不够。黄国柱从报纸编辑的角度来谈文艺批评与读者的关系，他认为报纸上文艺批评是多层次的，不仅关注纯文学的理论问题，也要对通俗文学进行研究，重要的理论问题应该首先着眼于学术方面，不应以政治功利来代替学术研究。
黄子平说，文风问题是当前应该注意的。他认为文章应当提供信息，讲求文风的通俗平实。他建议多有一些给人以审美愉悦的消遣的评点式批评文章。陈平原建议，文艺批评也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比如书评，引导读者读好一本书。
朱向前说，文艺批评有一定价值标准，批评家要有自己独立的自主意识，因为读者和作者对评论家的尊重容易使他损失自主性。丁临一也谈到批评既不是作品的附庸也不能成为作品的棍子。
本报记者整理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读《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
白烨
无论是为着科学地总结当代文学的历史，还是为着当代文学的进一步发展，研究和探讨建国以来文学思潮的情状与过程，都是必要而迫切的。朱寨同志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对这一段极富认识价值的文学思潮所作的梳理与论述，及时弥补了这一方面存在着的一个空白，给人们从思潮的角度了解和认识当代文学的30年提供了有益而重要的参照。
读《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以下简称《思潮史》），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我国当代文学在正应长足发展的时期却步履维艰、历尽曲折。《思潮史》当然不是一般性地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它以丰富的材料和条分缕析的叙述，着意发掘左倾迷雾笼罩下的那些有益的探索和闪光的见解，并为他们横遭压制、终被窒息的遭际奋笔直书，使人们看到了在文学的大曲折中有识之士的奋斗历程。
读一读《思潮史》对50年代文学问题的论述吧，尽管“左”的思想对文学的侵扰时有出现，但文学界在对新的文学现象的评介和对新的理论问题探求中，表现得多么富于生气和活力。即便是在随即而来的文学思潮的大波折中，文艺界仍能不时听到真言。然而，这一切都被扭曲和被压抑。读《思潮史》，人们不能不沉思与寻索：为什么文学的思潮总是难以挣脱政治化、左倾化的影响，为什么有识之见、有识之士辄遭打击，而种种庸论、空论和怪论却畅行无阻……
以雄壮宏恢的意识描述和概观中国当代文学30年的历史发展，是《思潮史》的最主要的特点，但由此也带来了它的一个弱点，那就是对这一时期文学的悲剧因素揭示得有欠深入。象30年中文学思潮日见左倾和僵化的种种根由，它与一定的社会氛围、政治气候的内在关系，这一结果所给文学事业造成的影响及今天应引以为戒的教训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思潮史》虽在“前言”和“结束语”中不同程度地点到过，但整体论述中观察不细、探究不深，是显见的。
但我们终于有了这样一部论著，无论如何是令人欣慰的，尤其是在我们需要认真总结和汲取当代文学的历史经验，为今后文学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借鉴的时候。
鉴古可以知今，了解当代文学的过去也有助于认识当代文学的现在与未来。比照30年文学思潮曲折迂回的悲剧，我们更有理由对十年来文学思潮的演进作更高的估价。
读《思潮史》启发思路。我认为，近十年文学比30年文学至少表现出四点显著的进步：
第一，经过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上的拨乱反正和党对文艺方针政策的一系列重大调整，文学逐渐摆脱单纯依附、从属于政治的境地，向本位和本体回归，文学思潮不再是政治思潮的翻版与衍化，而更多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思潮。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从教条主义的模式与阐释中解放出来，成为立足于文学实践而又指导着文学实践的活的理论体系。这既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文艺论述和理论体系可以展开不同意见的探讨与论争，更表现为理论工作者立足于新的文学时代，汲取新的理论营养，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反映论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与拓展。
第三，文学中各种探索和创新倾向，不仅不再是辄遭打击的对象，而且成为当代文学的一种风尚，带动和推导着整个文学的替嬗演变进程，求稳、守成的消极文化精神在总体上已被求变、进取的积极文化精神所压倒或取代。社会的文化氛围也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朝着有利于探索和创新的民主化的方向发展。
第四，广大文学工作者在文学与自身的曲折经历的磨炼中，主体意识日益觉醒与强化，他们更为清醒地认识到文学的历史作用和个人的时代使命，更加重视自己的文学支点的独特性与思索的独立性。这既表现在文学主体在文学活动中更富主动性、创造性和更为执著，也表现在人们对某些非正常的社会政治思潮的更加警觉和不为所动，以及不轻易附和他人。文学的主体正在走向成熟。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新作
《冻土》〔长篇小说〕
作者 刘亚舟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小说以“白山黑水”腹地80年代农村经济改革为背景，描绘了生产方式变革后，人生命运、道德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习俗的变化。
小说中的主人公何生和宋爽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农村“改革家”形象，代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农民文化心态的不同方面。何生开参园子等无疑是顺应时代、锐意改革的举动，而后者开设“东方华美摄影公司”也为山乡带来新的气息和经济活跃，但更多的是囿于狭隘的利己主义和畸形的文化观念。作家描绘出历史蜕变期不同文化心理以及经济改革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惶惑和缺憾。毕竟，僵冷封闭的土地在解冻，新生活奏响了历史前进的序曲。
小说以人物故事串联情节，“散点透视”结构写人物命运。白描中见委婉的笔致，读来真切动人。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