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大陆学者谈海峡两岸开放交流
海峡两岸的民间交流对海峡两岸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人们对海峡两岸的交流期待是什么？大陆一些学者谈了他们的看法。
海内外知名学者钱伟长教授说：“开放探亲比不开放好，探亲比不探亲好，但最好不要讲什么条件。……海峡两岸隔离了30多年，已经产生了很大差别，再不交流，陌生、隔阂就更大了。”
也感慨地说：“大陆的报纸，台湾人不大能看懂；台湾人讲的‘三等亲’之类，大陆上也有许多人不明白。尤其在科技语言方面，原来是一样的，由于30多年隔绝往来，海峡两岸大约已有百分之六七十的词语不一样了，在海外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海峡两岸的学者、专家只能用英语交谈。这对每一位热爱中华民族的学者来说，感情上是无法接受的，但又不得不接受。……如能让海峡两岸的学者直接交流，一定可以促进中华民族的科学技术发展。倘若两岸的科技真的能直接交流，那就不得了，其成果全世界都会震惊。”
钱伟长教授有许多亲戚、师友在台湾。九十多岁的钱穆教授是他的叔父，他们只能通过朋友互相传递一点信息，已有好久没有见面了。钱伟长说，他的叔父身体不很好，不能去香港会面，“我很想去台湾探望”。话语间流露出对亲友的思念之情。
钱伟长说：“我有许多老同学在台湾。俞国华先生在清华时比我高一班；阎振兴先生是我清华同班同学；还有张光世先生，也是清华同班同学。”钱伟长说：“我还有一批老师在台湾，如钱思亮、吴大猷，刘崇鋐教授等等。希望有一天我能去台湾看望他们。”
毕朔望教授是国际笔会中国中心的书记，对海峡那一边的文化和社会情况也十分关心。他指出，海峡两岸的交流工作仅限于“看看月亮”、“思乡念亲”和“唱唱跳跳”是不够的，应该向更深层次拓展。只有寻找到深层的共同点，才有可能使海峡两岸的交流有一个突破。
海峡两岸隔绝了那么久是一个事实，如果不从实质性的交流做起，恐怕很难寻到真正的共同点。这种实质性的交流包括经济、文化和体育等方面。他说，大陆上有许多年轻人都不会用文言文了，其实，文言文是一种高级的东西，文章中用些文言修辞，会使意境升华，因为它是中国人内心的东西。台湾在这方面的教育做得好，这在许多台湾小说和报章杂志上可以感受到。毕朔望不无遗憾地说：“这是交流中比较深层的东西，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有太多的欠缺。好在最近大陆有学者流沙河用文言修辞的方法与台湾诗人余光中隔海说诗。这是很值得提倡的一种交流。”
谈话接近尾声的时候，毕朔望教授再一次表露他的心迹：他想去台湾探亲。他说：“我有个哥哥在台湾，如果可能，我也想去那边看看。”
（摘自《瞭望》第四十五期 王佩玉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不是生活直接决定文学
通行的文艺理论认为，文学创作的过程是“生活→作家→作品”，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逐层演进，一个决定一个的单间线性因果关系。甚至干脆断然宣布：生活决定文学，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就有什么样的文学作品。
其实，事情远非那么简单。生活再丰富，它也不会天然地产生一部文学作品。这不象政治历史方面的情形那样。
文学创作是一种独特的掌握世界的方式，具有很强的不可重复的个体精神生产的特性，这就决定了它对杰出的艺术大师的倚赖与不可替代。不用说普通人代替不了作家，便是作家们也一个不能代替另一个。因此社会生活必须首先作用人、影响人、造就人，然后才有可能通过特定的人去创作文学作品。特定的人——作家的存在与否在决定产生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方面，确实比社会生活更为直接、更为重要。
就宏观而论，决定文学作品能否产生和质量高低的因素至少有两个，即生活与作家，而非生活一因便可单独发生作用并起决定作用。在作家与生活二者中间，把生活提高到决定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势必会把创作主体置于奴从与被决定的地位，使其成为一无足轻重的角色。这其实是一种机械决定论的观点。抽象的生活成了主宰文艺的神，社会生活便会排斥个体生活，物质生活便会排斥心灵生活，具体的人即创作主体就会被吞噬，被湮没，被否定。结果只会产生非人的文学、无生命无个性从而也就价值不高的文学。这样做的教训在建国以来的文学实践，尤其是在“文革”期间不早就得到最充分的说明了吗？
在文学创作活动中，主体与客观的关系是双向交流、相互作用的关系，但并不是平列的、不分主次的，而是主体为主、客体为辅，客体是被主体建构而成的。主体是有意识、有生命、有目的、有追求和有创造能力的，客体则不是这样。客体固然有对主体制约、限定、约束的一面，但主体却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去驾驭、征服、超越客体，能够“笼天地于形内，措万物于笔端”。必须把主体置于核心的地位，以人为中心，高扬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本性。
（摘自《文学评论》第六期 蔡毅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把生态意识上升为民族意识
这些年来，党和国家十分关心我国的生态问题，相继颁布了《森林法》、《环境保护法》及有关法律。可是，破坏环境特别是破坏森林的事件仍有增无减。原因之一，就是部分领导干部和部分群众对生态学的无知和漠视，急功近利，把破坏森林作为脱贫致富的手段。这说明，除了加强法制教育和林政管理外，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基础工作，就是把生态意识上升为全民族的意识。
生态意识是人类尊重自然环境的一种意识。生态意识反映一个民族的生产水平和文化素质。在比较发达的国家，人民群众普遍有较强的生态意识，生态问题成为人人关心的问题。由于目前我国生产力水平不高，人民群众文化素质差，正象缺乏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一样，也普遍缺乏生态意识。如果有全民族的生态意识，就不会出现大规模毁林的愚蠢行为。所以，我们迫切需要进行多种途径的宣传教育，使生态意识成为民族意识，使保护自然环境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和行为准则，以对那些破坏环境的行为造成社会和道德上的压力。
把生态意识成为民族意识决非轻而易举的事情。生态知识的教育是生态意识形成的必要条件，要把生态意识的教育渗透到各个层次的教育中去，从幼儿园、小学到各种专业学校和高校都应有生态知识的内容，同时应加快培养生态学的专门人才。
（摘自12月12日《中国林业报》 张耀启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微生物能源
地球上每年的动植物的残骸堆积如山，可是千百年来并没有泛滥成灾。这是微生物辛勤劳动的结果。微生物不仅为净化环境出力，而且为人类提供能源立功。
1984年，美国设计了一种遨游太空使用的奇异电池——微生物电池，其电极活性物质是宇航员的尿和活细菌。这是科学家利用微生物能源的成功例子，引起了世人的瞩目。
目前，世界上各种有机废物的数量十分惊人。科学家利用微生物使它们变废为宝。人们将有机废物投入各种形式的封闭装置中。每一个微生物细胞象一个效率极高的“化工厂”。它们将有机废物“吃”下去，首先通过微生物酶的作用，将其变为可溶解的物质，然后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生物化学变化，将其中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类和醇等发酵成有机酸，最后生成气体燃料即沼气，这样就获取了能源。一些微生物如霉菌、酵母菌、细菌和藻类等，都具有在自己体内大量蓄积类似石油油分的本领。科学家们认为，把石油在地下生成的过程，通过人工发酵罐进行是完全可能的。加拿大的生物学家利用微生物进行水上种植石油试验，已经初步获得成功。他们把一些种类的细菌放在生长很快的藻类上，微生物如同魔术师变戏法，藻类竟然能生长出石油。这一试验的成功，为摆脱石油危机开拓了诱人的前景。
（摘自《环境保护报》 第177期 新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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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斯诺在陕北看戏
1936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抗日剧社在保安县城西南的周河岸边演出。十几个年轻的演员表演了短剧、舞蹈、歌唱、哑剧等节目。整个演出，气氛热烈。
第一个节目是短剧《侵略》，内容是：一个日本军官闯入东北一农民家中喝酒，把这个农民当椅子坐，喝醉了酒又侮辱农民的妻子。当演到这里时，愤怒的人群中突然想起几句用生硬的中国话喊的口号：“打倒杀害中国人民的凶手！”“打死日本凶手！”……大家举目望去，只见一个手拿照相机的“洋人”正怒气冲冲地挥着拳头，他身边草地上还坐着毛泽东。这位洋人就是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采访的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
演出间隙，中央被服厂和鞋袜厂的女工们向斯诺“拉歌”：“斯诺先生，来一个！”“斯诺先生，来一个”！毫无精神准备的斯诺一时感到为难。他打着手势，用半中文半英语的话竭力表明自己不会唱歌。谁知大家的呼声和掌声更加热烈了。这时毛主席站起来，向斯诺说了几句鼓励的话，他才鼓起勇气唱了一首歌。关于此事，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写道：“使我感到手足无措的是，有人要求外国新闻记者独唱！他们不肯放过我。天晓得，……我甚至已记不起《马赛曲》怎么唱了。他们仍继续要求。我在极度尴尬的情况下终于唱了《荡秋千的人》。他们很有礼貌，没有叫我再来一个。看到幕布升起演下一个节目，我这才感到心头一块大石落了地。”
（摘自12月5日《周末》 艾绍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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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议社会集资建图书馆
郑逸文在12月5日《文汇读书周报》上撰文说，图书馆，作为提高人们文化素养的公共场所，作为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已随着人们知识结构的变化和求知欲的增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公共图书馆的数量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从有些地方的建馆情况来看，在国家拨款建馆困难较大的今天，动用社会力量建造公共图书馆所具有的独特优势。
集资情况可以多样。由个人捐款建造图书馆固然是一个好方法，但也应该看到这方面的潜力毕竟有限。我们不妨把眼光放开去，既欢迎个人捐款，也欢迎有条件致力于社会文化事业建设的集团、企业集资兴办各类公共图书馆，甚至可以通过银行举办“公共图书馆建设基金”有奖蓄活动等，利用各种渠道扩大我国公共图书馆建造过程中的资金来源，以最快的速度，发展我国的图书馆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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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发现的天安门匾额
《北京晚报》十二月三日披露天安门匾额被发现的消息后，不少专家和文物管理部门纷纷前去“探望”。
这块匾是如何被发现的？
在市房管一公司木材厂的西北角，放着一块大木匾和一个镶刻着天安门的木质大国徽。
今年初，市文物局确认这个国徽是建国后天安门城楼上悬挂过的第一个国徽。不久，它被送进了首都博物馆。十一月，那块大木匾也幸运地遇上了“知音”。市房管一公司西城处的一位职工认为它是清代天安门城楼的匾额，随即写信告诉报社。
这块匾上有什么字迹？
十二月八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故宫博物院高级工程师王仲杰、故宫博物院古建管理部主任郑连章等专家来到木材厂，对这块匾进行“会诊”。他们肯定地告诉记者：“中间这行字是满文，左边是蒙古文，右边是汉文。汉文用的是篆体字，写的是‘天安之门’四个大字。”
这块匾的考古价值如何？
据王仲杰和郑连章介绍，故宫现有很多匾，有的上面同时刻着满、蒙古、汉三种文字，有的上面只有满、汉两种文字，有些辛亥革命后的匾，上面只有汉文一种文字。他们认为，这三种匾中，“年龄”最大的是刻有三种文字的匾。
史树青对发现这块匾非常高兴，他连声说：“这匾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写有‘天安之门’的文物，这是第一次看到。这块匾的年代不会太晚。”史树青说：根据史书记载，建于明永乐年间的天安门，当初叫“承天门”，明嘉靖年间曾改称“承天之门”，清顺治年间改名为“天安门”。从新发现的这块匾推断，“承天之门”最初改名时，应该叫“天安之门”，这恐怕是史书记载上的遗漏。
（摘自十二月十三日《北京晚报》 毛序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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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也非生计
为逃避都市的喧嚣，西方一些富翁期望到郊外寻找安静的乐园，以求延寿。但美国环境学家说，安静也非生计。他们曾让受试验者进入一个鸦雀无声的环境，结果可听到受试人心跳和血流的声响，也可听到其行动时关节的摩擦声与衣服的沙沙声。半小时后，受试者听觉更敏锐，只要轻吸一下鼻子，就象听到“大喝”一声，甚至一支针掉在地上，也会象听到一个大铁锤的敲击声；一个小时后，受试者开始感到极度恐惧；三至四小时后，便逐渐失去理智……长此以往，人便会在“安静”中陷入死亡之陷阱。
（摘自11月30日《世界经济导报》 梁东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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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上空的黑洞
蓝天、海洋、草原、峻岭。当你看到这大千世界时，可曾想到，南极上空的黑洞——黑太阳，正在虎视着人类！
黑洞是当代科学“六大悬案”之一，它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所预言的一种宇宙神秘天体。这个神秘的天体，至今还没有被天文学家观察到。因为它极其强大的引力场，使任何东西甚至连光都被其吞食而不能逃脱，所以现在世界上任何光学望远镜或是射电望远镜都不能直接探测“黑洞——黑太阳”的具体形状。
最初指出黑洞存在，并假设为一个质量很大的神秘天体，是在1798年。当时法国的拉普斯，利用牛顿万有引力和光的微粒学说提出这一见解。到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发表后，德国的科学家史瓦西于1915年根据相对论原理，证实黑洞的存在。
多年来，世界各国天文学家都在绞尽脑汁寻求解释形成黑洞的真正原因。过去科学家们推测，形成黑洞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气候变化造成的，这样的黑洞将会自行消失；另一种可能是人为污染造成的，如果是这样，黑洞将会继续扩大。
令人惊异的是，南极每年进入冬末春初（每年的9月前后），上空便会出现巨大黑洞。至11月底，臭氧就弥补了这一大黑洞。随着时间的推移，黑洞的范围在不断变化。到1985年，黑洞总面积约相当于美国领土范围。
不久前，美国天文学家获得了宇宙中存在黑洞的直接证据，黑洞又可称黑太阳，即消亡的恒星，浓缩成半径很小，质量巨大的球体。
（摘自12月3日《新疆日报》 肖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