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耿耿赤心 献身军旅
——纪念王赤军同志
王 震 郭林祥 贺庆积 杨秀山 谭友林
20年前，我党的忠诚战士、我军的优秀指挥员及政治工作领导者王赤军同志，含着怨愤，悄然逝去。他去得匆忙，时年51岁；他去得悲凉，连一位亲友都未在身旁。1975年，王赤军同志的冤案终于得以昭雪。今天，我们缅怀这位曾为我军建设做过重要贡献的亲密战友，以表示深切的怀念。
王赤军同志1916年5月出生在湖南省平江县三阳区清水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大革命时期，平江农民运动蓬勃开展，赤军的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区农民协会主席，母亲任女界联合会主任。深刻的阶级仇恨及革命思想的影响，使赤军萌生了投身革命的愿望。他11岁参加儿童团，后担任儿童团团长。1929年底，赤军同志在家乡第五乡的革命活动中，带领少先队参加了秋收斗争。1930年春，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两次率领少先队员配合主力红军攻打长沙。同年，他怀着对革命的赤诚之心，参加了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王赤军同志全心全意地走向革命，开始了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
王赤军同志经过湘赣、湘鄂川黔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以及长征的锻炼，逐步成长为我军一名优秀的指挥员及政治工作领导者。他先后担任湘赣红军独立第一师连政治指导员，红六军团五十团侦察连长，军团部侦察科长，四十九团、五十一团政治委员，十七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在巩固湘赣苏区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赤军同志作为基层指挥员，不畏艰险，浴血奋战，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作战任务。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决定红六军团突围西征，执行先遣队的任务：一方面侦察敌情、选择行军路线；另一方面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为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创造条件。西征途中，山高路远，敌情严重，做侦察工作格外艰险。当时，赤军同志任红六军团侦察科长。他沉着勇敢，机智灵活，经常率领侦察连出没敌区，搜集沿途的地形、民情、敌情等资料，准确及时地为部队行动提供情报，起到开路先锋的作用，受到军团领导的多次赞扬。赤军同志身经百战，多次负伤，从来都是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他担任团领导后，仍然是身先士卒，敢打硬仗恶仗。1935年秋，他担任五十一团政治委员，处处以身作则，与团长一起率领部队打了不少胜仗。在龙溪口激战中，五十一团打得英勇顽强。战斗中，他冲锋在前，又一次身负重伤，险些丧生。红军长征环境艰苦险恶，在行军作战中做政治工作困难更多。赤军同志知难而进，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他从严教育管理部队。每次战斗前，他都作动员，鼓舞士气，宣传我军的纪律，说服官兵不私打土豪，不搜俘虏腰包，不私分浮财，自觉维护红军的声誉。他严于律己，关心部属，发现官兵中有怕苦厌战情绪，就亲自做思想工作，尽量避免非战斗减员。
1937年8月，王赤军同志从抗大第二期毕业后，留校工作了近3年的时间。这期间，他为我党我军培养德才兼备的抗日军政干部，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七·七”事变以后，广大爱国知识青年纷纷涌向延安抗大。为了实现为抗日前线培养知识青年干部的中心任务，赤军同志坚决贯彻抗大的教育方针，积极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团结教育知识青年。他经常用红军战士英勇作战的事迹，红大学员艰苦奋斗的故事，对学员进行我党我军光荣传统的教育。同时，他还带领学员开荒种地，挖窑洞，背粮、背柴，鼓励学员在艰苦的斗争实践中改造世界观，把自己锻炼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王赤军同志，不仅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坚决，而且能结合部队实际，创造性地开展政治工作。1942年，边区留守部队有些干部在管理教育中存在简单粗暴的错误倾向，影响了部队的内部团结。1943年，在中央召开西北局高干会议后，边区部队展开了以反对军阀主义和教条主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当时，赤军同志先是任留守兵团警备一旅一团政委，后又任旅政治部副主任。他积极按照西北局高干会议精神，对部队进行深入的教育。该旅一团三连排长马仁义同志处处以身作则，善于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他与战士同甘共苦，对战士关心爱护备至，他所在排里同志之间情同手足，关系融洽，两年没有一个人逃跑，是巩固部队的模范。赤军同志发现马仁义爱兵的事迹后，非常重视，立即组织工作组，到马仁义所在排蹲点。赤军同志三次下连队找干部战士谈话，收集材料，总结出马仁义带兵的经验。1944年总政治部派工作组调查后，确认马仁义同志的事迹对教育部队干部有普遍的意义。1945年，总政治部树立马仁义同志为“爱兵模范”，并于3月16日，将其模范事迹刊登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还发表了《学习马仁义，把我们军队团结得象钢铁一样坚固》的社论。当时，这一典型事迹的宣传，推动了边区部队尊干爱兵运动的开展，官兵关系更加亲密无间。至今，马仁义同志的事迹仍在我军指战员中广为流传，是部队精神文明建设和进行优良传统教育的好典型。
1945年夏，王赤军同志调任晋绥五分区司令员。自卫战争开始后，他旗帜鲜明地坚持我党“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领导五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阎锡山反动派展开坚决的斗争。1945年8月，我解放军总部命令解放区所有部队向日伪军发动总反攻。在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的统一指挥下，赤军同志率五分区先后参加了绥远战役、晋北战役、大同战役等。在战斗中，他总是亲临前线，勘察地形，布置战斗任务，鼓舞部队士气。部队攻打朔县时，赤军同志任副总指挥，当时，守敌兵多而且顽固，我方兵力只有两个团，部队从凌晨开始攻城，经过激战，八时即全城解放，共击毙阎军300余人，俘敌1000余人，活捉敌专员、团长等4人，缴获大量战炮、机枪等。在赤军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五分区军民团结战斗，先后收复了平鲁、朔县、怀仁、口泉等失地，阻止了国民党抢占胜利果实，扩大了雁北根据地。同时，他们还胜利完成了进攻敌人据点，清剿土匪，护送从延安去接管东北的干部安全通过晋绥地区等任务。
在复杂的对敌斗争中，王赤军同志立场坚定，表现出坚强的党性。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被迫接受党提出的无条件停战的建议。美国以“调处”为名，参加了由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的“三人委员会”及“军调部”。2月12日，三人调处大同执行小组抵解放区云岗视察。赤军同志作为驻军代表参加并举行会议。会上，赤军同志严厉地揭露阎军违犯“停战令”，向我解放区进攻的事实真象，并提出了严正抗议。3月13日，大同执行小组开会，就朔县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阎方一再制造谣言，妄图侵占朔县中立区，美方代表麦克尔中校又提出要我军撤到朔县城外。对此，赤军同志沉着应战，据理力争。他义正辞严地申明：“朔县是人民的朔县，我军应人民之请解放朔县，乃正义之自卫行动。我军进驻朔县后，解除了人民的痛苦，受到人民的真心拥戴，我们决不能让人民再受伪特的残害。”他列举大量事实，批驳阎方制造的谣言，揭露其妄图侵占朔县的阴谋，戳穿了美方调处不公之处，并郑重地向执行小组提出，公与不公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面对铁的事实，美方代表不得不承认执行小组监督阎方执行停战协定不利，致使小组工作遭到失败。谈判期间，国民党山西北部地区司令楚溪春与调停小组的代表、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中校参谋温天和有矛盾。赤军同志就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做统战工作。在一次宴会上，楚溪春酒喝得多了些，拉着王赤军的手说：“王司令，你看我象不象楚霸王？”王赤军说：“楚霸王有什么，最后还不是别姬自刎乌江了。”楚哈哈一笑，马上变了个哭脸，说：“王司令，咱们才真正是一家呢！”言下之意，温天和不是来调停，而是来挖他的墙脚的。赤军同志趁机向他指出：“只有国共合作，才是上策，否则，别无出路。”这次谈判，对楚溪春两年后率部起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46年12月，晋绥五分区整编为野战五旅，王赤军同志任政治委员。后来，编入西北野战军，转战陕北，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保证部队顺利完成从地方军向野战军的转变，赤军同志在政治工作方面做了多方努力。他组织部队结合以诉苦三查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教育干部战士服从大局，适应从地方军向野战军的转变。五旅官兵大多是山西人，部队要离开家乡到陕北去，一些同志思想不通。赤军同志就带领官兵诉国民党反动派的苦，激发阶级仇恨，并给部队讲保卫延安的重要性，教育官兵消除家乡观念，不断为人民立新功。转战中，五旅官兵始终斗志旺盛，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受到了总部的表扬。赤军同志还要求部队做好群众工作。五旅走到哪里，群众工作就做到哪里。部队严守群众纪律，很受当地人民欢迎。另外，他还及时对部队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时事的教育，提高官兵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认识。这样，五旅在保卫延安的历次战斗中，英勇顽强，完成任务出色，成为一支敢打善战的野战部队。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王赤军同志保持了战争年代的优良作风，工作勤勤恳恳，雷厉风行；待同志诚恳热情，平易近人。他先后担任公安部、交通部的领导工作数年。1957年，赤军同志任军委通信兵副政委兼西安电信工程学院政委。在此期间，为发展我军通信事业，他呕心沥血，又立新功。在创建学院的工作中，他强调把办校的指导思想搞端正，工作做扎实。他工作深入，有魄力，注重调查研究，从建院、招收学员、组织教学，到学员的思想教育，每项工作都亲自去抓，对学院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勉励学员为革命而学习，争当通信事业的栋梁之材。他经常工作到深夜，还要到课堂、试验室，看望教员和学员。他联系群众，在学员和教职员中享有较高的威望。赤军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带领全校教职员工，为我军培养了一大批通信指挥干部和电子科技人才，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赤军同志一生致力于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实践了他献身共产主义运动的崇高愿望。“文革”期间，赤军同志遭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然而，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刚直不阿，至死不服，直到生命垂危时，也丝毫没有动摇对党的信念。赤军同志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光明正直的品格，对党对军队的赤诚，对民族对事业的忠贞，至今给我们留下良好的记忆。愿人们永远向他学习，以他为榜样，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忆刘鼎同志
吕正操 何长工 李强 莫文祥
刘鼎同志是我党老一辈革命活动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军事工业的一位创始人和杰出的领导者。生前曾任全国政协常委、航空工业部正部级顾问。他192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在德国经孙炳文、朱德同志介绍转党，1986年7月25日病逝，为革命事业奋斗了63个春秋。他的一生，历尽坎坷艰险。无论是身陷囹圄，还是长期蒙受冤屈，他都始终不渝地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置个人安危荣辱于不顾，鞠躬尽瘁，奉献毕生。
刘鼎同志生前说过，他这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参加西安事变，二是组织军工建设。
西安事变 功勋卓著
1936年3月，刘鼎同志应张学良将军的邀请，经宋庆龄介绍从上海来到古城西安。当时，刘鼎同志年方33岁，但在革命征途上已经是久经磨练、经历丰富的职业革命家了。
到达西安的次日，刘鼎同志在金家巷张公馆内秘密会见了张学良将军。针对张学良将军提出的问题，他一一作了回答，尖锐地指出，蒋介石驱使东北军在陕北前线与红军作战，是借刀杀人，以达到削弱东北军，排除异己和消灭红军，破坏抗日的目的。同时，刘鼎同志指出，东北军要实现“打回老家去，收复东三省”的宿愿，唯一出路就是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刘鼎同志的透彻分析和慷慨陈词深深打动了张学良将军。第二天，张学良将军以督师为名，邀刘鼎同机到洛川王以哲军部和刘鼎促膝交谈了十几天。张学良将军把他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疑虑，对抗日前途的困扰都提了出来，刘鼎同志则系统地介绍了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情况，讲解了中国革命的道理，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东北军的出路，等等。由于刘鼎同志诚恳细心的工作，使张学良将军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新的认识和确切的了解，从而增强了他联共抗日的决心，为张学良将军参加“肤施会谈”作了思想准备。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将军与周恩来同志在肤施（即延安，当时在东北军控制下）举行了正式会谈，协商在陕北前线停火，双方联合抗日要事。这一历史性的会谈奠定了东北军和红军联合抗日的基础。刘鼎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谈。
肤施会谈后，刘鼎同志被党中央正式委派为驻东北军代表，重返西安。公开身份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代表和张学良将军秘书。在此期间，刘鼎同志住在张公馆内，与张学良将军朝夕相处，结下了亲密友情。张学良将军的爱国之心强烈地感染着刘鼎；刘鼎同志的渊博学识和丰富经验亦为张学良将军所器重。刘鼎同志建议并说服张学良将军筹办学兵队，为学兵队制定教学方案并亲自讲课；同时建议军官训练团、学兵队以政治教育为主，学习方法采用红军培训干部的方法，实行官兵互教。用团结抗日的思想对东北军官兵进行思想教育，培养和重用爱国抗日军官，形成东北军抗日中坚力量。所有这些，都得到张学良将军的赞许和付诸实施。此外，刘鼎同志还利用他的合法身份为党作了大量工作。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将军与杨虎城将军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12月11日深夜，张学良将军在部署军事行动之后，才将对蒋实行“兵谏”的决定告诉了刘鼎同志，要他立即报告中共中央。12月12日凌晨，党中央收到了刘鼎同志发去的第一份电报，得知发生了“西安事变”。接着张学良将军又让刘鼎同志发电报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火速前来西安。12月16日，张学良将军请刘鼎同志乘他的专机接中共代表。当天，刘鼎同志飞到肤施，将周恩来、博古、罗瑞卿等同志接到西安。在飞机上，刘鼎同志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事变发生以来的情况，包括张、杨两将军对蒋介石的态度和蒋的反应；南京方面宋美龄派端纳出面到西安探查与周旋；东北军、西北军内部主张杀蒋和放蒋的争执；张学良将军盼中共中央来人协助处理的焦急心情，等等。这些重要情况对周恩来同志日后处理西安事变有着重要价值。中共中央代表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驱散了笼罩在西安上空的战云。那段时间里，刘鼎同志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既要保卫中共代表的安全，又要联络和协调各方面关系。
呕心沥血 创建军工
刘鼎同志大半生从事军事工业的创建和领导工作，他在大学里学的是机械制造专业，又曾在苏联学习军事工程，是我党早期少有的技术专家。1933年在闽浙赣苏区，受方志敏同志委托，在敌人四面包围，严密封锁，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亲自设计并领导制造了三门35毫米迫击炮，还组织炮兵队亲自训练炮兵，开创了我党早期兵工事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1937年刘鼎同志到了延安，担任摩托学校校长，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当时，前方需要大量武器弹药，仅从敌人手里缴获，远不够部队作战的急需。为此，党中央和毛主席把发展兵工事业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八路军总部设置军工部，统管武器弹药的研制和生产。1940年5月，调刘鼎同志担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那时，军工部已有5个兵工厂，生产步枪、手榴弹、地雷等。刘鼎同志到军工部后，深入调查研究，根据党中央坚持持久战、游击战的战略思想，结合太行山根据地的实际，提出了自力更生发展兵工生产的方案。首先，针对当时步枪生产手工操作、零件不标准、生产效率低等问题，抓了步枪生产标准化、制式化。他从我军常年山地作战的需要出发，提出一种枪身短、刺刀长、重量轻，能与日军“三八式”步枪抗衡的新式步枪设计方案，并组织技术人员和工人研制。经过两个月试制成功，定名为“八一式”步马枪。与此同时刘鼎同志抓火炸药生产，利用太行山丰富的矿产资源，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建成大批量生产无烟药和硝氨炸药的化工厂。从此，八路军总部军工部生产的子弹、手榴弹、地雷、炮弹、炸药源源不断送往前线。早在1941年3月，为广泛开展地雷战，刘鼎同志组织地雷爆破训练班，把各地民兵骨干集中起来，亲自编写教材，传授制造、埋设地雷和爆破技术，并将全边区和地方炸弹厂生产的手榴弹、炸弹和大小地雷统一战术、技术性能、式样和质量要求，军工部供应所需雷管。于是各地都能自造手榴弹、炸弹、地雷。一个声势浩大的地雷战遍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炸得日伪军惶惶不安。那时军工部是在敌人经济封锁、反复扫荡的恶劣战争环境中，在设备极其缺乏，物资生活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生产的。这就表现了刘鼎同志卓越的领导才能。
正当形势顺利发展的时候，康生借全党整风之机，发动了所谓“抢救运动”。刘鼎同志首当其冲，遭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后被押到延安处理。彭老总很爱护干部，没有听信那些诬陷之词。他找李强同志谈话（当时军工局局长），讲了刘鼎同志的事。因李强同志在上海工作时就认识刘鼎同志，在彭总的授意下，安排刘鼎同志当副局长。从此就一直在军事工业部门工作。
1947年，刘鼎同志任晋察冀军事工业局副局长（姚依林同志兼局长）。当时解放战争即将进入决战阶段。朱德总司令多次指示刘鼎同志加速解决攻坚战所需的弹药，一是大量制造炮弹，二是生产摧毁碉堡和城墙的炸药。刘鼎同志为此专门成立了技术研究室，研制加工炮弹的专用设备，针对我军缴获美国装备的新情况，组织测绘和生产美式标准的炮弹，亲自动手设计新式引信，并很快投入大批量生产。阳泉解放后，他立即组织恢复阳泉铁厂一号炼铁高炉的生产，并把二号高炉拆迁到故县解放区，建立炼铁生产基地，使我军的炮弹生产突飞猛进，达到年产数10万发。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刘鼎同志根据我军攻坚战的需要，亲自动手试制大口径掷弹筒（也叫炸药抛射器）和粗膛迫击炮发射炸药包，并很快取得成功。这一大发明，曾被称赞为“土飞机”。我军的炮弹和炸药包的威力在解放石家庄和太原等城市攻坚战中大显神威。后来在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中发挥了更大的威力。
全国解放后，刘鼎同志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副部长，既负责兵器工业的调整、改组，又负责机械、电子、船舶和汽车工业的创建。1950年10月，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兵工会议，变成了战备动员会议。在刘鼎同志的组织领导下，各地兵工厂生产的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刘鼎同志领导的10万军工战士作出了巨大贡献。
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刘鼎同志于1955年重新出任中央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分管兵器工业。1958年，一机部、二机部合并为一机部，刘鼎同志出任一机部副部长。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党中央提出军民结合的方针，刘鼎同志坚决贯彻执行。
1963年新三机部（航空工业部）成立后，刘鼎同志任常务副部长。当时由于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尚未消除，刘鼎同志协助孙志远部长抓生产、抓技术、抓质量，组织几种飞机的优质批量生产，很快扭转了被动局面。1965年1月，刘鼎同志兼任航空研究院院长，领导航空工业科研技术发展工作。他坚决贯彻执行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实行部院合并、加强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决定。执行中央军委领导的指示，继续组织研究院“吃透”歼七飞机技术和该机试制工作。着手展开歼八飞机的科研设计工作。同时，他十分重视基础性科学与应用技术的发展，建立了一整套部属厂管的科研机构，使航空工业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科研体系。
忠贞不渝 坚忍负重
在十年浩劫的灾难中，刘鼎同志又一次受到诬陷和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虽身陷囹圄，坚强的革命意志却毫不动摇。他把监狱当作总结大半生革命经验的场所，夜以继日地思考自己几十年为国防工业献身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加以总结整理。狱中没有写作条件，他就用各种纸片，包括草纸、牙粉袋等包装纸；没有刀削铅笔，只好用牙齿咬；更没有任何参考书籍和资料，他硬是凭着惊人的记忆力，陆续写出近20万字的技术总结和建议。尤其令人敬佩的是，这些手稿中竟无一字一句涉及到个人的是非荣辱，充分体现出刘鼎同志胸怀宽广、对党对人民忠贞不渝的高尚情操。刘鼎同志历尽坎坷，坚贞不渝。1931年他在上海被捕，置生死于不顾，与敌人斗智，巧妙地保护了党的机密，保护了党中央和地下党同志。1935年，他逃出俘虏营以后，在远离党组织的艰险处境中，自觉地为党的事业积极奋斗。党的事业高于一切，为了党的利益，随时准备牺牲自己。在他屡遭挫折的后半生，他坚忍负重，非常人所能及。1975年他从监狱出来，许多同志看望他，询问狱中遭遇，他总是叉开话题谈工作，丝毫没有因个人的不幸对党有任何怨言。在他病重住院期间，仍不顾病痛，向来看望他的同志提出他对工作的意见和设想。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病逝的前两天，还要求并强撑着听取体制改革工作和民用飞机进展情况简短汇报。
他为人质朴、清廉正派，心地纯洁，无私无畏。他从来没有为个人私事向党组织提出任何要求。“文革”后出狱，他住在一间阴暗、潮湿而又狭小的厢房里达4年之久，一些同志看了忍不住流泪，有的同志劝他提出换房，他说不要为个人的事情向组织提要求。他对子女考学、招工，总告诫要凭真本事，不能靠父辈的资格和地位。
他生活简朴，一生保持着“老红军”的艰苦朴素作风。在他逝世后，人们整理他的遗稿发现，他把回忆文章密密麻麻地写在公文纸正、反面，多一张公文纸都舍不得用。
在他家里的办公桌上，多年来挂着周恩来总理的一段话：
“我们要做实实在在的事，做实事收实效，才会对人民有利。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因为，只有老实人，才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考验”。这也是刘鼎同志一生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