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首钢取消工人和职员界限
全体人员政治上经济上享同样权利，工资奖金实行统一标准，不同岗位和职务视其责任大小、技术难易、环境不同定不同等级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首都钢铁公司在改革人事制度中，取消工人和职员的界限，今后在首钢担任各级领导工作，从事技术管理、生产操作或其他岗位工作的人员一律称为“首钢工作者”。
首钢职代会最近通过的《关于取消工人职员界限的方案》认为，现存的工人和职员界限是长期沿袭下来的旧的管理体制和传统观念形成的，是人为地在工人和职员之间划出一道界限。于是，普通办事员也是“干部”，而一个八级工还是工人。工人要转为
“干部”要经过审批。出现工人变“干部”光荣，而“干部”改工人不光彩的不合理现象，既不利于职工民主管理企业，也不利于调动各类人员的积极性和人才的成长、选拔。
首钢是国家的体制改革试点单位。经过改革的深化和民主管理的加强，不仅提出了取消工人和职员界限的要求，而且，首钢已具备了取消工人和职员界限的条件。几年来，首钢职工的文化水平提高很快，职工队伍的文化、智力结构已经发生变化。现在全公司已有40％的职工具有高中和中专以上文化水平，很多工人是业大、电大毕业的。特别是主体设备经过技术改造后全部使用计算机控制，很多生产工人的技术密集和智力劳动的程度，比现在的一些职员从事的工作还要高。在这种情况下，不改革人事管理制度，还按过去的工人、职员划分办法来制定政策和制度，按照以往的办法进行人事管理，就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取消工人和职员的界限后，首钢全体工作者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享有同样的权利，工资和奖金实行统一标准，不同的岗位和职务视其在企业经营生产中的重要性、技术业务的难易程度、责任大小、环境情况制定不同的工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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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尽其能不吃官饭 凤凰落架仍登金枝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万余退职干部转向商品生产
新华社乌鲁木齐12月11日电 （记者蓝学毅、宋政厚）由挤在一堆“吃官饭”到退下来搞商品生产，这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改革经济体制后干部队伍发生的新变化。到目前，已有11900多名行政干部退职停薪，下到农场生产连队去兴办家庭农场，从事开发性事业或经营乡镇企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长期肩负屯垦戍边任务，管理体制一直袭用军队建制，兵团、师（局）、团、连4级管理机构比较庞大，一些机关部门人浮于事。随着农垦经济改革的深入，兵团各级机关逐步由行政管理型转向经营服务型，一批业务不对口的干部被精简或调整了下来。在此情况下，一些干部纷纷退职停薪，根据各自的技能，有的到连队承包土地、牲畜，办起了家庭小农场或养殖场；有的向荒滩、荒坡、荒水进军，办起开发性家庭林场、牧场、渔场；有的搞庭院生产；有的从事加工、运输、商业或技术咨询等行业。仅此一项每年约为农场缩减工资和行政管理费开支2000多万元。同时，为国家创造了财富，退职干部本人也增加了收入。
哈密垦区黄田农场副场长、共产党员张成文，1984年主动退职停薪，带领几户亲友到附近戈壁滩上开荒500亩，办起一个开发性的家庭林场。到今年，他植成的10多万株杨树已郁闭成林，在林间空地套种庄稼和搞养殖业的收入逐年增加，荒凉死寂的戈壁滩变成生机勃勃的小绿洲。
伊犁垦区62团机关协理员胡发添，1984年7月放弃行政18级的工资待遇，回到家里利用庭院空地办了个“家庭小食用菌场”。现在日产量达15公斤，年收入在万元左右，为当地农工发展商品生产、快速劳动致富做出示范。他说：有人担心干部退职后是“凤凰落架不如鸡”，其实退下后路子宽得很，照样可以“登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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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颁布实施十个地方性经济法规
新华社乌鲁木齐12月11日电 （通讯员楼望皓）11月下旬结束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审议通过和批准了《自治区劳动安全暂行条例》和《乌鲁木齐市城市绿化管理暂行条例》。这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和批准实施的地方性经济法规已经有10个，内容涉及农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交通业、环境保护、劳动安全等。另外，有关矿产、土地、林业和水利等四个地方性经济法规草案正由自治区人民政府起草。
地方性经济法规的颁布实施，有效地保障和促进了自治区的地方经济发展。《草原法》和《自治区草原管理暂行条例》自1985年实施以来，草原建设投资已达5120万元，1985年和1986年两年，全区种草和草原建设总面积达752.2万亩，从根本上扭转了草原建设速度慢于草原退化、沙化速度的局面。同时，各地还依据法律成立了草原管理机构，执法部门依法审理了一批破坏草场的违法案件，使草原有效地得到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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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话
且慢说“越俎代庖”
潇雨
读了11月27日人民日报三版“漫话”专栏《有感于“书记办案”》一文，有点不同意见，愿就教于作者和广大读者。
文章以山西某县一个乡长仗权欺人，后又疏通乡法庭、县法院关押乡民，县委刘书记听了乡民申诉，亲自察访，证明冤情属实，通知法院重新调查处理为例，认为刘书记此举是“书记办案”、“越俎代庖”，且“有违法之嫌”。
我认为这种批评是难以服人的。
首先，作为一个县委书记在发现一位普通百姓的冤情后，有没有责任向法院提出重新调查处理的要求呢？回答是肯定的。我想，不仅县委书记有，即使是一个普通的党员干部、一个普通的公民也有这样的责任。这不能叫“书记办案”、“越俎代庖”。
不错，刑事诉讼法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指令下级法院再审。但是，如果下级法院的错误没有被上级法院发现，而是被县委书记发现并指出了，这能叫“违法”吗？显然不能这样说。刑事诉讼法丝毫没有这样的意思，执法机关可以不受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其次，有必要指出，那位依仗权势欺负乡民，而且是原告、又打赢了“官司”的刘乡长，还是乡党委副书记，这里不仅有法律问题，也有党风、党纪问题，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因此，县委书记认真过问一番，就更有必要。眼下，一般群众欺负党员干部而受到执法机关包庇的事，恐怕没有，更多的倒可能是党员干部欺负群众而受到执法机关的包庇。在这种情况下，县委书记关心一下那些有典型意义的“官司”，对于基层执法机关工作人员增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等观念，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实行党政分开，做到各司其职，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如何理顺党组织与司法机关的关系，确实是一个应在实践中逐步解决的问题。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着重注意克服党政不分、越俎代庖的现象，但是如果把那些并非越俎代庖的事例当作“越俎代庖”来批评，既难以说服人，也不利于党政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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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扬广州起义革命精神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广东各界人士集会纪念广州起义60周年
本报广州12月11日电 记者梁兆明报道：今天上午，广东省、广州市各界人士1500多人集会纪念广州起义60周年。
60年前的今天爆发的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震撼中外的武装起义，是一次伟大的革命壮举。省委书记林若在集会上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广州市委、市政府向广州起义的烈士表示深切的怀念，向参加广州起义的老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向广州起义烈士的后代和亲属表示慰问。
林若同志在讲话中谈了广州起义的历史背景、起义经过及其重大历史意义之后说，在进行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我们隆重纪念广州起义60周年，一定要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继承和发扬革命前辈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使之代代相传，发扬光大。我们要努力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三大精神，把它变成为全体党员和全省人民的自觉行动。
座落在庄严的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的广州起义烈士纪念碑也在今天上午落成。纪念碑坐北向南，碑身连平台高达45米，主体为三块巨石，伸出一只象征起义者钢铁般坚强的手臂，紧握着一支系着起义者标志红布带的步枪，正面的浮雕上方，刻着邓小平同志手书“广州起义烈士永垂不朽”十个大字。
参加今天上午各界人士集会的有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常委陈锡联、黄镇；在广州的中顾委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以及叶选平等省、市党政军负责人、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当年参加过广州起义的老同志、广州起义烈士家属。当年广州起义指挥者之一的聂荣臻元帅和徐向前元帅也分别来函致意并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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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卡山驻军保护边民抢收晚稻
新华社南宁12月11日电 （通讯员廖善龙）驻守广西前线的法卡山部队派出300多个抢收秋粮小分队，保护和帮助边境各族农民收割晚稻。
这些由1200多名指战员组成的小分队，一面在农田附近和制高点巡逻放哨，严密监视敌人；一面帮助群众收割、脱粒、担送稻谷。到12月4日为止的一个多月里，他们已帮助群众收割完晚稻6000多亩，运送稻谷200多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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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军事信息传递和处理系统通过国家技术鉴定
本报北京12月11日讯 记者张砚报道：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洪学智、刘华清和解放军总参谋长迟浩田、副总参谋长徐惠滋、徐信、何其宗，今天下午会见了出席全军指挥自动化建设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这次会议于12月7日召开。会议期间，由30多位计算机和网络通讯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对“全军军事信息传递和处理系统”进行了国家级鉴定，认为该系统在国内居领先地位。出席会议的代表就如何在十三大精神指引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自动化指挥系统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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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警战士卓越缉私英勇献身
福建省负责人强调决不容许利用“三通”违法犯罪
新华社福州12月10日电 同台湾走私分子作斗争英勇献身的武警战士卓越同志追悼会，今天在福建省霞浦县举行。会上宣读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司令部、政治部为卓越同志追记二等功并追认为革命烈士的命令。
卓越同志是霞浦县后港人，1968年出生，生前是霞浦县海上缉私中队警士。他入伍一年来，勤奋工作，恪尽职守。今年11月6日，卓越同志随霞浦县海上缉私中队船艇出海执勤，到魁山岛以南0.5海里的海面上检查台湾走私船“东兴”号。他同另一名警士王晓勋一起跳上走私船实施检查时，遭到船上走私分子的抗拒。王晓勋同志被打伤后推入海中，后被我救起。卓越同志在同台湾走私分子搏斗中壮烈牺牲，遗体被走私分子抛入海中。捞起后，经法医检查，发现他身上多处受伤。
为了表彰卓越同志同台湾走私分子英勇斗争的献身精神，上级有关部门决定给卓越同志追记二等功，并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福建省有关方面负责人指出：自从祖国政府提出与台湾实行“三通”的政策以来，不少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旅游、经商、求医，受到了祖国政府的热情欢迎和接待。但是，也有极少数台湾不法分子乘我实行“三通”之机，在我沿海进行走私等违法犯罪活动，这是大陆法律和政策所不容许的。这位负责人表示，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欢迎台胞回祖国大陆探亲旅游、经商贸易，同时为了维护海上治安和祖国利益，也将针对不法分子的破坏活动继续加强海上缉私工作，对于极少数以暴力抗拒检查，殴打我缉私人员的歹徒，将采取措施，严惩不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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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侦破一起特大贪污案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记者黄智敏、王蔚）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最近侦破了一起贪污款额17万余元、作案时间长达7年之久的特大贪污案件。案犯武克强已被逮捕。
今年37岁的武克强原是北京市皮件三厂第一副厂长。自1981年以来，他利用所担任的厂销售科业务员、副科长、科长、厂长助理、副厂长等职务，采用原料假入库、白条下帐、伪造发货票和私自销毁原材料出库票证等作案手段，将工厂198捆计1万多米长的尼龙革、 101吨的各种钢材等物卖给他的亲友和一些个体户、关系户，从中侵吞公款达17.1961万元。近年来，武克强还受贿1.9万余元。
武克强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利用窃取的赃款大肆进行行贿活动。现初步查明，武克强用5万余元赃款向厂的主要领导干部和仓库保管员等进行行贿，共涉及45人，其中厂长一人就先后接受了武克强送的彩电、冰箱、摩托车等，折计人民币近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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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盗窃枪支抢劫犯于双戈被处决
新华社上海12月11日电 （记者陈毛弟）因赌博而沦为盗窃枪支弹药、抢劫犯的于双戈，今天在上海被处决。
24岁的于双戈原为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75路公共汽车售票员，由于沾染了赌博恶习和大肆挥霍，在短短几个月里负债近万元。由于债主催讨，还钱无门，陷于绝境，于双戈于今年11月13日潜入上海海运局“茂新”号客轮，盗取航警手枪3支、子弹268发。11月16日中午，于双戈手持盗得的手枪，窜入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西体育会路储蓄所，开枪打死女复核出纳员朱亚娣后抢劫未遂，仓皇出逃。经过上海市和浙江省宁波市公安部门的协同作战，于双戈于11月23日在宁波束手就擒。
于双戈的未婚妻、东海船厂工人蒋佩珍在知道于双戈盗枪杀人后无视法纪，蓄意包庇，资助于双戈出逃，于双戈幼时同学、上海淮海中路第二小学公务员徐根宝得知于双戈盗窃枪支弹药的犯罪行为后，不但知情不报，而且资助于双戈逃跑，帮助销毁犯罪工具，也分别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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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军民之间
妈妈亲手写信来
每当战友们接到父母的来信，脸上荡起幸福的笑意时，我就很难受。我也是父母的儿子，而我却得不到他们的信——因为他们是文盲。
母亲和父亲一样，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年轻时由于家庭负担太重，失去上学读书的机会，以至后来儿女都成年了，还是一字不识。
父母虽没文化，但他们与众多的天下爸爸妈妈一样，懂得如何疼爱自己的孩子。从我记事时起到我参军离开故乡，我从未见过父亲喝过一口酒，也从未见母亲穿过一件象样的衣服。可我们兄弟姐妹4人读书的时间比四邻八村的同龄人都要长；学习用品比他人都要好要多。我穿上军装后，父母的心事又加了一件。他们时常思念我。每当邮递员将我的信送到家里，他们总是拿在手上摸来摸去舍不得放下。他们多想亲眼看看儿子写来的信，了解一下他在部队的生活工作情况啊！然而他们不能。只得让弟妹一遍又一遍地读给他们听。离开家乡几年了，尽管家里坚持每半月给我一封信，可我总觉得还不够。为此，我不知做过多少次梦。
1984年后，我们的家境慢慢地好了起来。不知是哪一代先辈盖的那几间土房，被我的父辈晚年时扒掉了，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水泥构造的小“洋房”；如今流行的时兴大件也陆续地进了门。整天闲在家里的母亲，看电视不知屏幕上那成行成块的是什么东西；收录机也与她作对，里面尽讲些使她摸头不知脑的“洋话”，她整天只得拿着我寄回的那张彩照左瞧又看。一天，她大声向家人宣布：“我要读书了！”母亲的话使人感到突然，但家人都不觉得意外。上学读书是她儿时的梦啊，现在她应该补上这一课。很快，妹妹买回了《看图识字》、《学拼音》等启蒙书和一些学习用品；已在上高中的弟弟放弃在校住宿，坚持每天夜晚回家给母亲当“老师”。冬去春来，两年过去了，母亲不仅学会了简单的拼音和识字1500多个，而且还能读一般文章了。昔日的母亲看电视瞧“热闹”，如今也会看“门道”了。今年中秋节前夕，思子心切的母亲不让孩子代笔，自己握着还不太灵活的笔给我写信了。
看到了母亲寄来的亲笔信，读着信中那熟悉亲切的话语，我的视线模糊了。从那歪歪扭扭的字迹中，我窥见了曾经和母亲有着同样苦难经历的家乡——湖北省应城市农村，正悄悄地变化着。 河南襄城某部政治处 胡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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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地区纪行
裕固婚姻（下篇）
本报记者 杨传春
直到两三年前，“离婚”，在裕固族聚居的托莱草原和八字墩草原上，还是妇女们不敢想的事。尽管裕固族接受的儒家伦理观念远比汉民族少，使牧羊女们对待丈夫并不怎样逆来顺受，但对离婚，人们还认为是奇耻大辱。
在包办买卖婚姻制度下，裕固族妇女自然是不知道人间还有“离婚”二字的，即使丈夫死了，也要取得公婆的同意才能转嫁。转嫁也只能转给丈夫的兄或弟。解放后，裕固族出现了离婚，但据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法院的同志回忆，干部、国家职工要求离婚的多，牧羊女提出离婚，是近两三年才引人注意的。
这个县去年和今年共受理了11件离婚案，其中有9件是牧羊女为原告。
这个民族自由恋爱很普遍，姑娘们不羞言恋。我问康乐区的一个22岁的姑娘有没有男朋友，她毫不犹豫地说：“正在探索之中。”皇城区的一个20岁的姑娘说：“找对象嘛，就应该满世界找，这有啥？”然而，爱情是个怪物，并非自由恋爱必然有爱情。牧羊的天地大得很，相见时难，有的结了婚发现丈夫毛病多得很；还有的在“天苍苍，野茫茫”的大草原上，两情相悦，互解寂寞，结了婚才长叹一声；更多的是在介绍人的搭鹊桥之后，书来信往，婚后终于发现墨写的不是事实。
这两三年，随着普法教育的深入，牧羊女们越来越认识到《婚姻法》是保护她们合法权益的武器。
有个近30岁的牧羊女在离婚诉呈中写道：“和他结婚，家具、衣物，我总是少要，只几套衣服、一双床被、一个三屉桌和两把椅子，别无它物。这些我都不在乎，但婚后他三天两头不回家，不但不给我钱，而且还在外面欠了债，这样的丈夫要他何用？”
有个30多岁的“上门女婿”，“大男子主义”严重，不管家务，经常虐待妻子。有一次她和他泥墙，她想开玩笑，突然从背后抱住了他，他一怒之下，把她按倒在地，顺手塞了她一嘴泥。还有一次，他打妻子时，岳母劝了几句，他把岳母打得头破血流，并用绳捆住了妻子。虽然他们有了二男二女共四个孩子，妻子还是要求离婚。
有几个女的离婚要求很简单：丈夫没有性生活能力。
经过法院的积极工作：调解，说服，教育，批评，真正离婚的只有两三件，其余的都调解了。但从丈夫们的答辩书和保证书上可以看到，牧羊女把离婚当作武器的结果是力透纸背。有个丈夫说：“我坚决不离婚，原因很简单：一日夫妻百日恩。有毛病可以改。” 有个常酗酒打骂妻子的丈夫在“保证书”上写道：“今后忌醉酒，改变以往把烧酒作为不可缺少的娱乐工具的不良倾向，使它变为必要时的一种配料。”文法虽然不妥，但颤抖之状可见。
法院的同志说，离婚率的增长，一方面反映了轻率结婚的问题，另一方面当然也反映了轻率要求离婚的问题。但是，牧羊女认识到婚姻不是桎梏，懂得使用法律武器，这是裕固族妇女的一个进步。
那么，牧羊女对“离婚”在法律意义上的认识，到底有多高呢？有个姑娘的话或许能说明一点问题，她说：“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不行就离呗，这有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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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紧每一道关口
——北京站从严治党纪事之一
本报记者 陈维伟
“从严治党”，在北京站不是一句好听的空话。
北京站有北京站的特点：地处首都，知名度高，社会上对它的要求更高；这些年，经济搞活了，铁路上的压力也相应增大；“买票难”、“乘车难”、“运输难”，群众的呼声时时叩击着这个“窗口单位”；这里的日工作量超负荷，客流量、货运量逐年剧增，变化莫测……怎么办？降低标准、坐吃“老本”不行，盲目自满、摆“老大”架子更要不得。北京站要想真正有出路，必须“从严治理”，而且首先要从全站各级党组织和500多名党员着手。十三大开后，北京站党委对这一点感触更深了。
治党要从严，党员领导干部自身要率先严起来，这是最敏感的一道关口。北京站是块“寸金之地”，谁要想在这里“发财”，用不了多少天就是一个“万元户”。然而，前不久，有关部门的一次调查中，与该站职工谈话300多人次，没有发现这里的站级党员干部有一件严重以权谋私、吃请受贿、违法乱纪的事情。逢年过节，请柬雪片似飞来，站领导总是一一谢绝。党委书记白永富的女儿在一家工厂当工人，厂领导要以“买票方便”为条件，给她提干，白永富谢绝了。副站长程永旺两次接到“热心人”送来的礼品，都如数退还。他们自己给自己念“紧箍咒”，立“约法三章”，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有些单位在奖金分配上搞“奖必及‘长’，‘长’必拔尖”，北京站的领导却主动把站级干部奖金高于职工奖金的比例限额压低。
北京站党员领导干部自己站得直，管得严，对党员就有号召力，对职工就有了说服力。犹如一列火车，车头自身正还不够，还要挂上车厢往前奔，而且时刻保证不脱离轨道。因此，从严抓方向性的大问题，又是一个严峻的关口。
近年来，北京站党委提出：任务重，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宗旨不变；压力大，社会效益第一的思想不变；困难多，执行各项纪律、规定的决心不变。有的地方乘改革之机，在拚命捞钱，北京站却搞了一系列“赔钱”的服务项目。是他们头脑“不开窍”吗？不是。站党委对全站党员讲：我们牺牲一点局部利益，却能为千万名旅客带来方便，给整个社会带来效益；也为我们的首都、为我们的党增了光，这叫“因大而失小”，值得。如果在改革中迷失方向，只顾赚钱，不惜损害旅客利益、加重群众负担，那就是我们北京站党组织最大的失职。
今年以来，北京站在原有服务项目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送票到家、上车签字、登门代办团体行李、代办登记旅馆等服务项目；对老弱病残旅客使用的轮椅免费推送；“红帽子”小搬运坚持趟趟列车都接，千方百计为旅客排忧解难。所有这些，共产党员都走在前面。
治党要从严，不断提高党员素质是个举足轻重的关口。有一段时间，北京站由于治党不严，出现了一批不起模范作用的党员。新党委组建后明确提出：是党员，就得有先进性，不能跟一般群众“齐步走”。在党员管理中，党委给全站党员提出了严格要求和标准，并从今年7月起，开展了党员责任区活动，每个党员都有了明确的责任，并定期汇报、考核、监督、评议。站党委还根据不同时期运输生产的情况，给党员压担子、定要求，让他们经受锻炼和考验。春运期间，他们开展了“保春运、做贡献、当表率”活动，并向全局共产党员提出了倡议；暑运到来，他们组织党员突击活动11次达710余人次。7月21日，正值暑运高峰，京广线因发生山体滑塌中断，7趟进京列车晚点，8趟列车不能正点发出，2万多名旅客云集车站。酷暑高温，人满为患。在这关键时刻，下白班的35名党员主动请战加班，协助夜班疏导和安置旅客，保证了车站秩序，一事不出，一人不伤。
在暑期运输中全站有185名党员受到表彰和记功。今年的国庆和党的十三大期间，他们又一次万无一失，圆满完成任务。
北京站党组织的“从严治党”已经起步，人们向他们投来期望的目光……
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蚌埠市起重机厂退休工人孙维道在胜利路口和另一名退休工人拉家常时说：“老哥，看报了吗？房改了，大家都一样，有钱可以买到房子。过去有权住大房，现在有钱住大房。党的政策真为咱群众着想，俺们拿几个住房钱，觉得实在、痛快！” 新华社记者 于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