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编者按：不少大学生关心社会，参加实践，调查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里发表的是北京大学部分同学今年暑假组成的“赴深圳实习分队”所写的两篇小记，还有的将陆续见报。我们欢迎各大学的同学将实习或社会调查中写的确有所得、有见地的文章寄来。
有情·无情
吴丽威
未来之前，深圳在我的脑袋里无论如何也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一会儿是高楼林立，一会儿是霓灯闪闪，一会儿是的士、中巴，一会儿是冰箱、彩电……真怕发一张调查表，别人也会问“填一张多少钱？”难道深圳真到了金钱代替人情的地步了？
来到市委宣传部，没想到受到的是热情的接待。开头还担心，不知是真情还是假意，直到走出市委大门，才松了一口气。
事先没有任何联系，我们很贸然地闯进四海新村的工人宿舍，还有点怕会被赶出来，但工人们倒是很高兴与我们聊。有人买回菊花茶，我心里直嘀咕是不是得我们付钱，后来一看大家很随便，也不知谁的饼干随手拿起便吃，并无人计较。四海新村住着蛇口工业区的8000多名单身青工，他们多来自广东的各个区、县，年纪很轻。他们明确表示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但还没有为了钱到了不认人的地步。他们只身来到深圳，身上还保留着纯朴的乡情，喜欢老乡聚在一起吃饭、聊天，其中充满了乐趣。但即使不是同乡，彼此之间也很融洽，往往是一个人买了东西大家吃，大家用。有的是语言的不尽相同，却没有彼此的勾心斗角。
深圳也有其无情的一面。
在深圳工作的不少人有着一种不安定感，不仅存在于工人之中，而且存在于领导身上。经理有权炒工人们“鱿鱼”，工人也有权炒经理的“鱿鱼”，大家在机会面前是人人平等的。严格的管理制度，使工作中的人际关系简单化了，更无空子可钻。私人交情在工作中不起主导作用，请客送礼走后门是用处不大的。因为你可以给这个面子，但企业、工人们是不会给你面子的，如果你想被炒“鱿鱼”，或者你想让企业破产，那你倒是可以打开“后门”了。侨社客房部的经理就因为一个服务员不遵守制度规定，不愿将头发剪掉而让她停止工作一天，这一天便扣了她70元工资，虽然这位服务员与经理之间有亲戚关系。要发展企业，就要讲制度，自然就无法顾及那么多“面子”了。
也不是绝对没有私人关系，而这种私人关系多半是在原则之下的。比如在两个同等条件、同等技术水平的人之间选一个人担任工长，那经理当然也会挑选一个与自己关系近一点的人，关系近自然有关系近的好处。但如果你干得不好，即便你与经理有着最亲近的关系，他也不会因此给你面子，因为经理要对他的企业负责，对工人负责，他拿的毕竟不是一个“铁饭碗”。在选拔人才、升级、长工资等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能力，而不是私人关系。在深圳这块土地上，不正之风已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温床。
看来，有无人情并非是绝对的好事或坏事，得看它存在于什么地方，发挥什么作用。
第8版(副刊)
专栏：
透雨终于落下
姚振函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平原，如第一次获得爱情那样激动和满足这一天，雷电不再虚张声势雨，落下来了确确实实雨，正在降落一阵劈天的雷声响过之后平原跌进无边的沉默雨，屏住呼吸雨，轻轻喘息是对一次过失的反省是对平原长久等待的报告这样的雨才是人们盼望的雨雨，在平原降落平原，大滴大滴流着泪水大口大口吮吸幸福青纱帐第一个走出沉默以辽阔的喧响倾吐爱慕获得了爱情——获得又一度青春雨后的平原以其迷人的姿容令太阳惊绝——原来平原并不衰老这都因为那一场透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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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金钱：幽灵还是天使？
龚政文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金钱挥舞着它那闪闪发光又有点令人生畏的旗帜，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是盲目地崇拜它，还是一味地诅咒它？深圳的经验似可借鉴。
特区的一位工人对我们说：物质生活的丰富减少了经济上的日常性纠纷，并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他在新疆时，家徒四壁，负债累累，妻子经常为了柴米油盐发愁，免不了口舌之争。来深圳后，家里几大件全购置好了，住房也漂亮、宽敞多了，为生活小事而发生的争执自然也少了。
古语言：“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社会精神生活的丰富与进步依赖于物质生活的发达，恩格斯把这看作马克思的一个伟大发现。中国长期以来被老庄“清心寡欲”和儒家“孔颜乐处”的思想所统治，讳言功利，贬斥享乐，用夸张了的精神与道德排挤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总以为这样一来便天下太平、道德第一了。这种思想在建国后仍残留在人们的头脑里。
其实，钱多了，可以改善文化生活，提高精神修养；可以自费参加学习，提高工作能力和文化素质……
蛇口有人提出“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这个口号尽管有不当之处，但它冲决了封建等级关系，符合商品经济发展规律。口号总是在总结现实社会现象后提出的。在深圳确实表现出了在金钱面前的某种平等。不单经济产品，文化产品、公益事业及过去由国家统包的住宅、交通工具都有商品化、市场化的趋势。在整个消费领域，确有只认钱不认人的现象。
我国目前存在着人与人之间实际上的不平等，许多特权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被默认，这种默认由于封建等级观念的推波助澜而更显气焰嚣张，前不久报载的某农民因打死某长官一条狗而被迫吊孝一事即是一个例子。这种不平等仅靠道德教育是不会奏效的。资本主义用金钱万能战胜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是一大进步。我们无意于在中国提倡资本主义，金钱在特区的作用也不尽同于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深刻揭示出：资产阶级所提倡的“平等”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因为工人与资本家在赚钱方面并不机会均等。在深圳，赚钱机会的不均等毕竟要小得多，而主要凭能力凭本事。
当然，在深圳，为了钱不顾一切的现象是存在的，但并没有发展到可怕的程度。法律、党纪、共产主义教育、职业道德等多重约束使金钱的作用相对减弱。这无疑是一种积极性约束，它比那种对金钱讳莫如深要好得多。深圳人经常自豪地宣称他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搞得比内地还好，人际关系比内地还纯朴，这是有事实根据的。深圳大学学生张志诚在踢足球时不幸严重内伤，仅48小时，全校师生就捐款4700多元，电子集团培训中心的同学还献了4000cc的血。广东北部水灾，大兴安岭火灾，深圳、蛇口都捐了款。司机搭人，并不总是要钱，我们外出调查时就曾碰到过不收费的好心司机。去年参加人数达4万之多的“和平之夜”活动，举办已逾一年的深圳“大家乐”自荐表演晚会，都秩序井然，未出现任何骚乱。去年日本报纸评论亚乒赛时认为深圳观众是世界上最文明的观众……我想用不着再多举例了，它们足以证明深圳并非一个只有铜臭而无花香的地方。现在，深圳正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和“真诚·友爱”活动，我相信将会取得成功。
第8版(副刊)
专栏：
亡羊须补大牢
舒平
凡是留心报纸的人，大约见过一些报道：南通沉船，百余人葬身水底；闽北两列货车相撞，铁路交通中断二十五个多小时；一条用几百万元从日本引进的自动“生产线”，却因造不出一件合格品而封存；黄委会大量治黄物资被倒卖，案发三年未能得到查处，等等。可以说，这都是同官僚主义有关的。
即以治黄物资为例。一两个人经手就倒卖掉上千立方米木材和几十吨钢材，这个治黄物资外流的“洞”还有底吗？又如，由于缺乏防火准备，大兴安岭森林大火中灭火大军有的还是赤手空拳奋战火海；有朝一日，会不会在黄河岸边，出现抗洪大军赤手空拳去奋战洪水的场面呢？可见，大火的损失虽惨重，倘若借此能大大提高对官僚主义的警惕，则国家和人民就“福如东海”了。
对官僚主义提高警惕的直接结果，当然是清积案、排险情、堵漏洞一类的“亡羊补牢”之举。从前楚国人庄辛说过：“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战国策·楚策》）。综观大兴安岭林火过后的数个月来，举国上下在这方面的努力，已为人们目所共见，耳所共闻。不少久拖未决的积案得到处理或正在得到处理，给犯有官僚主义的人提供了生动的案例教育。种种致险隐患的被发现和排除，避免了不少可能发生的灾难。许多积压和浪费的缺口得到填补，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建设的增产增收。许多容易被伪劣产品和投机分子利用的漏洞被堵塞，使改革搞活的健康发展更有保证。中国家大业大，只要上下左右、东西南北都认真的来亡羊补牢，比如近年实行的物价大检查，人民、国家可以收到的利益，何啻亿万！
然而，“补牢”如果仅止于此，补的大约都是一时一事之“小牢”。若欲补天下之“大牢”，则应站到高处，鸟瞰四方，思索一下种种的“牢”究竟破在哪里，“羊”是从哪里走失的。
官僚主义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封建集权制的孪生兄弟。眼前的官僚主义弊病，既有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影响，也同我们自己长期来不适当地把社会主义视为高度集权的体制直接有关。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一切“官”都由上面派定，这就容易生出“只对上面负责，不对人民负责”的错误观念来。所谓不对人民负责的“对上负责”，作为价值观，往往是由于“上”能决定“下”的荣辱升降，其中心在“我”。作为思维方式，它是本末倒置的，“上”的背后还是“人民”，既不负责于人民，其“对上负责”也很难真诚。我以为，唯上的体制缺陷正是官僚主义的症结所在。“羊圈”破就破在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开始冲破了高度集权的旧体制，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呈现出一片蓬勃生机。但那种“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负责”的旧观念和思维方式，却常常象梦魇一样纠缠着一些人的头脑，不愿意轻意退走。如一些官僚主义积案，往往要等上面“下令”才被迫去处理，向上级报告工作常有“报喜不报忧”等等，都还映现着此种陈旧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影子。
因此，为了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羊圈的随破随补固然必需；抓政治体制改革，在更新观念建设民主制方面作未雨绸缪，却更为珍贵。
我觉得，高度民主，对于人民的“公仆”，实在象空气一样重要。只有不断加强法制与民主，置人民事业于众目睽睽的监督之下，官僚主义才会如鱼游沸釜，燕巢飞幕，惶惶而不可终日。没有民主，即使是“特殊材料”造出的“好官”，也难保其不会腐败。人们盼望政治体制改革的心情，从这一点看，是不难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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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古歌·史诗
降边嘉措〔藏族〕
青海湖是镶嵌在青藏高原的一颗明珠，也是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环湖牧场是最富饶、最优美的高原牧场之一。离湖不远的日月山，沟通藏汉两个民族之间联系的唐蕃古道，早已闻名中外，吸引着众多的国内外游客。在这块土地上，传诵着一支古老的歌——英雄史诗《格萨尔》。她古老，又富有朝气，永葆艺术青春。她唱出了民族之魂，代表着古代藏族文化的最高成就，是藏族人民智慧的结晶。
国庆38周年前夕，在青海湖畔举行了《格萨尔》艺人演唱会（由青海省文联等单位主办），集中展示了青海地区《格萨尔》说唱艺人的特点和丰采。
青海湖之秋，绚丽多姿，使人想起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诗句：“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她有湖的秀丽，又有海的气魄。可是，我觉得，艺人们演唱的古老的史诗，比青海湖更深邃，更浩瀚，更神奇瑰丽。她包容了一个民族的历史。
这支古老的歌，世世代代，口耳相传，流传至今，主要应该归功于众多的说唱艺人，他们是这部不朽的诗篇的创造者、继承者和传播者。参加这次会演的，有饱经沧桑、阅历丰富的老艺人，也有近年来涌现出的歌手。其中有一位年轻的艺人，成为会演期间的一个新闻人物。
他叫古如坚赞，是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的牧民，后来进寺院当了喇嘛。该寺是红教派，允许僧众结婚。他开始说唱《格萨尔》，还有一点“罗曼蒂克”色彩。前年结婚后，他见妻子和岳父十分喜爱《格萨尔》，常去听艺人们演唱，就说：“你们要喜爱，我给你们说唱。”妻子不信，说：“你怎么会说唱？”他肯定地说：“不信你们就看吧。”古如坚赞自己能记录成文字，然后看着抄本演唱。年底，他果然写出了一部《列赤马宗》，约20万字，献给自己的妻子。这事轰动了果洛地区。大家知道，他幼年就失去父母，从未上过学，只在寺院里学了一点藏文，勉强能念些经文，连一封信也写不利索，居然能写出厚厚的一部书，真是“神”了。去年，果洛自治州《格萨尔》办公室将他请去，邀集史诗专家考核鉴定，证明他确实是一位天赋很高的说唱艺人。最近他又写了两部，约10万多字。他以非凡的才华在这次演唱会上荣获一等奖。他这么年轻，怎么学会说唱那么多部，至今是史诗工作者们感兴趣的一个课题。古如坚赞说他能说唱全部《格萨尔》，共120多部，写了详细篇目，目前正在记录整理。
其他如昂仁、次登多杰等都是很有才华、在群众中享有声望的说唱艺人，都能说唱几十部。
古如坚赞这样的青年艺人是幸运的。他们生活在我们祖国政通人和、民族团结、欣欣向荣的年代。《格萨尔》这部史诗受到高度重视，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艺人们也被当作“国宝”，受到关怀和爱护。在旧社会，艺人们被视为乞丐，他们的吟诵被诬为“乞丐的喧嚣”，今昔相比形成鲜明的对照。
《格萨尔》这支古老的歌，和产生这支歌的民族一起获得新生。
（附图片）
《格萨尔王传》插图 唐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