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经济)
专栏:

谷牧与外商投资企业代表对话时强调
加强投资环境建设吸引更多外资
本报讯 记者陆振华、冯霄报道:国务委员谷牧在3日闭幕的全国外商投资企业经验交流会上,和外商投资企业代表进行长达两小时的对话。他说,根据中共十三大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战略部署,今后的70年是改革开放的重要阶段。开放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国性的,引进外资的规模和范围将越来越大,必须进一步完善投资环境,解决现有外商投资企业的各种问题,吸引更多外商来华投资。
谷牧回答代表提出的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管理、外汇平衡、物资供应、劳动人事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时说,随着我国开放的局面越来越大的发展趋势,过去那套旧的管理形式必须改变,政府各部门都要熟悉开放的有关政策,加强主管部门的力量。今后政出多门、多头对外的问题必须解决,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做到一个“窗口”对外。
谷牧说,随着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不断增加,我们考虑从国家物资部门划出一块,专门供应外商投资企业,改善他们的生产条件。关于外资企业的外汇平衡,要按国务院有关规定,做到综合平衡,各地区要从全局出发,把本地多余的外汇调剂出去,支援外汇暂时短缺的企业。
当有代表问如何改变当前外商投资企业中方高级职员调动频繁的问题时,谷牧说,向外商投资企业派出的人员要精干,那种“董事不懂事”,权力不大的局面需要改变。要充分尊重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调换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高级职员,必须经过董事会决定,主管部门无权随意调换。
谷牧提出要给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各种方便,简化外商投资企业出国人员的出国审批手续;政府有关部门还要关心外商投资企业调出职工及退休职工的有关职称评定和工资福利问题,让他们安心工作。
谷牧最后说,我们吸收外资的工作任重道远,海南岛即将实行更加特殊的政策,凡是国际上行之有效的办法,均可在海南岛试行;广东在“三来一补”企业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将作为外资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先行一步。他希望在这次总结交流外商投资企业经验的基础上,把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管理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谷牧透露,明年春将召开全国性的对外开放工作会议,全面总结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引进技术以及管理等方面的经验,贯彻中共十三大提出的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方针。


第2版(经济)
专栏:

改革挖潜 扩大运力 安全生产
成昆铁路促进沿线经济腾飞
本报成都电 记者陈华报道:被视为人类征服自然的奇迹的成昆铁路,建成至今并没有象国外一些人所预言的那样,因山体自然灾害摧毁而废弃。线路通车以来,它一直保持着较好的运行状态。如今,成昆铁路已成为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一条钢脊铁梁。到今年9月27日,西昌分局实现了1000天无重大事故的安全生产好成绩。
成昆铁路的经济吸引范围包括四川、云南两省的七个地(州)和其所属的50个市县共13.6万平方公里。由于沿线所经地段气候恶劣,地质复杂,有“天然地质博物馆”之称。一到雨季,坍方滑坡、山洪泥石流屡屡发生。
随着经济的发展,运输能力和运量矛盾日益加剧,成昆铁路面临着挑战。1978年以来,西昌分局开始对管理方式、运输组织模式、机车运用检修方式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运输生产和行车安全情况逐年好转。主要运输指标1986年与1978年相比,货物发送量增长124.8%,换算周转量提高了83.26%,运输收入增长了125.8%。运输全员劳动生产率5年翻了一番多。
铁路畅通,沿线受益。我国十大企业之一的攀钢,过去受铁路运输制约,产品只能以运定产。铁路部门挖潜增运后,以运促产,保证国家重点物资运输。畅通的运输,也促进了攀枝花市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该市工农业生产总值已由1984年的14亿多元,增长到今天的15亿多元。成昆铁路的畅通,也带来了沿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振兴。


第2版(经济)
专栏:

原破产法起草工作小组组长曹思源说
破产法试点工作正积极进行
本报讯 记者皮树义报道:党的十三大期间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有外国记者就破产法尚未生效,向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同志提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公布已近一年,电视屏幕展出的情景,使破产法又成了不少人议论的话题。10月31日,记者在国家体改委访问了原破产法起草工作小组组长曹思源同志。
曹思源自始至终参加了破产法的起草,并著有我国第一本关于破产法的著作《谈谈企业破产法》。现在,他正在从事破产法的试点工作。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于去年12月2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为什么加了‘试行’二字?”曹思源说:“据我理解,破产法要先试行,是考虑到我国实行企业破产制度的实际经验还很不够,有必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行之后,总结经验,再对破产法进行修订。这种情况在我国不乏先例。如:1979年公布的森林法也是试行,经过5年试行,于1984年正式颁布了森林法。1982年公布的民事诉讼法至今还是试行。一些法律加上‘试行’二字,并不影响它的法律效力。破产法也是如此。”
谈到破产法至今尚未生效时,曹思源说,这并不是发生了什么问题,而是因为该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本法自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实施满三个月之日起试行”。由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尚未颁布,企业破产法(试行)也就暂不能生效。规定破产法要在企业法生效三个月后试行,体现了对实行破产制度的慎重态度。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在通过破产法时决定,在破产法试行之前首先扩大试点。曹思源同志向记者介绍了扩大试点的情况。到目前为止,试点已由1986年8月的四个城市11家企业扩展到六个城市和地区的28家企业。其中沈阳7家,武汉3家,重庆4家,太原1家,南昌1家,山西晋中地区12家。28家试点企业中,全民所有制企业15家,集体所有制企业13家。其中沈阳防爆器材厂和南昌地下商场已宣告破产,22家企业在受到“黄牌”警告后,经过整顿已走上了复苏、兴旺之路,还有4家企业正在进行整顿。南昌地下商场是在破产法颁布后的今年3月7日宣告破产的。它是新中国成立后宣告破产的第一家商业企业,也是第一家由法院审理、宣告破产的企业,破产处理的效果也比较好。
企业破产后,职工的重新就业和待业期间的社会救济问题,直接关系到职工的切身利益和社会安定。曹思源同志说,在这方面,国家早已做了妥善安排。对需要重新就业的职工,将通过劳动部门介绍就业、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的方式解决就业问题。职工待业期间,按1986年7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发给待业救济金。
曹思源说: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句话正好用来概括破产法的作用。破产是商品经济的必然现象,优胜劣汰是竞争的必然结果。实行破产制度,可以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特别是使那些落后企业增强危机感,在困境中奋起。许多破产试点单位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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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南对外经济贸易发展迅速
本报讯 地处中原大地、没有对外口岸的河南省,自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已同世界上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贸易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并在海外建立了十几家合资、独资企业。1978年至今年9月,全省外贸出口额达29亿美元。今年前9个月,全省外贸出口达5.2亿美元,预计全年可达6亿美元,相当于1978年的6倍。
河南省在深化改革中,已形成多渠道多层次经营出口的外贸新格局,省级各类外贸企业有25家,享有外贸自主权企业和出口基地企业12个。同时,还扶持和发展了一批综合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出口商品结构逐步优化,出口总额中,工业加工品和轻纺产品已占一半。
(张毅 张殿明)


第2版(经济)
专栏:

古老农业的新篇章
——河西走廊纪行之一
本报记者 刘桂莲 张述圣
提起河西走廊,范长江笔下的“酒泉走向地狱”、“武威现状不乐观”和“张掖崩溃的趋势”,至今使人难忘。
20世纪80年代,河西走廊是个什么样子呢?
夏日,我们沿着河西走廊穿行:兰州、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敦煌……从历史、自然到现实,河西走廊是耐人寻味的。在这块东西长1000多公里,由高山、草原、戈壁、绿洲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的土地上,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甘肃是个缺粮省。在这里,谈起经济起飞,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粮食;谈起粮食,人们又会想到河西。河西包括酒泉、张掖、武威三个地区,是甘肃粮食主要产区。“兴河西之利,济中部之贫”是甘肃省多年的向往,也是努力的目标。说起改革给河西走廊带来的变化,这里的干部谈得最多的是这一点。
1986年,河西走廊提供商品粮7亿公斤,比1978年的3.45亿公斤翻了一番,占全省的70%。
过去,河西人说,河西走廊有水就有绿洲,有绿洲就有农业。如今,河西人又加上一句:有农业就有商品粮。
河西走廊的灌溉农业有悠久的历史。自汉武帝在这里戍边设郡,河西人就在祁连山下的绿洲上开发了农业。“金张掖”、“银武威”的称谓,实际是人们对河西农业的评价。解放以来,河西人兴修水利,与风沙搏斗,保护绿洲,发展粮食生产,以济甘肃中部干旱地区粮食之不足。可是,多年来,这里的粮食产量低而不稳,除自给外,很少有能力调出。每年,国家要支援甘肃十几亿甚至几十亿公斤粮食。
改革开放以来,河西走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酒泉市总寨镇沙格楞村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沙格楞村是个有270户人家的大村庄,人均耕地5亩多。可是,60年代,这一带的农民却过着挨饿受冻的生活,为维持生计,有的人不得不到外边讨饭。70年代,人们生产的粮食勉强够自己吃。80年代,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后,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他们发挥这里土地多的优势,抓粮食生产。从1982年起,连续5年人均交粮过吨,去年,户均生产粮食9.5吨,交售商品粮5.8吨,商品率达到62%,成了粮食生产专业村。象这样的典型已为数不少。
改革引起了耕作、种植习惯和技术措施的深刻变革。河西大多数农民虽还没有摆脱小农耕作方式,但已从过去那种单一品种、单茬种植、对土地舍不得投入的传统方式,转变到“间、套、复、带”的立体种植、地膜覆盖、深翻土地、精施肥料等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化种植水平上来,粮食一茬平均单产已从100公斤左右增加到345公斤,亩产500公斤小麦也开始大面积出现。
如果说上述变革属集约经营,随之而来的,还有规模经济的发展。河西现有耕地1621万亩,人均3.3亩,而可垦荒地有2000万亩,超过已耕土地。根据河西水资源情况和经济现状,近期可开发的宜农荒地有300万亩。土地资源丰富,为开发农业提供了条件。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来,在河西地区,一种政策支持、群众自愿的新的开发型承包方式——家庭小农场应运而生。这种由个人投资、国家扶助、以家庭劳力为主、雇用短工、使用机械耕种的家庭小农场,把河西的农业生产水平和农业的经济效益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这种小农场,劳动生产率高,农产品商品率高,经营收入高,在发展商品粮生产中,很快显示出优越性。
在武威,我们访问了清源镇农民赵润。他原是农场的一名拖拉机手,全家9口人,5个劳力。1983年开始承包新垦荒地128亩,当年提供商品粮26吨,总收入11960元。除还贷款、支付帮工费、承包费和生产费用,全家纯收入5040元。1986年,他承包土地440亩,种小麦、玉米、葵花籽、油菜籽,加上养猪、护林,共收入61160元,粮食24万斤。这一年他家纯收入22875元,交售商品粮110吨,成为河西走廊上有名的种粮大户。据酒泉地区安西县统计,种田在50亩以上的家庭小农场已有425个,县里制订的优惠政策,对渴望通过种粮致富的农户,起了“高效催化剂”作用,不少农户在这些示范户的带动下,积累资金、集中土地、购买农机,向荒滩荒地进军。
今日的种田大户,同昔日的“养猪为过年,养牛为耕田”的小农经营方式相比,反差可谓大矣。这里面也正包含着河西农业的巨大潜力。今年,酒泉地区计划新垦、复垦荒地2万亩,办100个家庭小农场,并把城市招标方式引入农村,打破地域界限,对农场主实行公开招聘,挑选热爱农业、能吃苦、会经营、有开拓精神的人承包。
酒泉地委副书记金学有兴奋地告诉我们,他正是从这里看到了酒泉农业的后劲。酒泉地区的领导部门,今后的服务工作是,重点抓好集约经营,发展规模经营,搞好综合经营,完善双层经营,给各种承包经营添翼助力。


第2版(经济)
专栏:

开办劳务市场 搞活固定工制度
贵阳推动企业富余人员流动
本报讯 记者罗自苏、胡跃平报道:贵阳市劳动局通过开办劳务市场,运用经济手段,推动企业富余人员跨行业合理流动,为企业搞活固定工制度创造了外部条件。
随着生产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一些企业出现了富余人员,而企业内部又无法安排这些人员,影响了企业搞活用工制度,提高生产效率。贵阳市劳动局积极做好富余人员的调剂工作,推动了富余人员跨企业、跨行业合理流动,使他们能够各得其所,发挥作用。贵阳棉纺厂4000多名职工中,不适岗人员就达400余人,这批富余人员又很难在企业内部“消化”。贵阳市劳动局通过劳务市场牵线搭桥,积极组织跨行业转移,今年上半年,100多名不适岗人员分别在贵阳市公共汽车公司、制药厂、香料厂等10余户企业找到了新“婆家”。工人工资的30%及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费由贵阳棉纺厂支付,70%的工资及奖金等福利费由用人单位支付。
贵阳市劳动局在对贵阳市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资源的调查中了解到,第二产业多数工种岗位最佳年龄期较短,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较少,约30%的人员需要跨行业交流,而正在兴起的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多。因此,他们把第二产业的不适岗人员有计划地转移到第三产业,同时改革第三产业的用工结构。最近,这个局在贵阳饮食服务公司进行了用工结构改革,实行“三三制”试点,即新增人员有1/3从职工培训中招收,1/3从其他行业的富余职工调剂解决,1/3使用临时工。这样,第三产业逐渐成为消化第二产业不适岗人员的广阔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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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杭州改造低产田见效
本报讯 浙江省杭州市农村把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改造低产田作为增强农业后劲、发展粮食生产的一项重要措施来抓。今年以来已改造低产田11.3万多亩,其中改水7.78万亩,改土3.52万亩。据对改土的3万多亩低产田统计,今年早稻平均每亩增产59公斤。
杭州市农村的低产田大多是死泥田、山垄田,土层薄,有机质少,地下水位高,排灌条件差,粮食亩产较低。为尽快改变低产田面貌,各级政府普遍加强了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并采取市里投一点、县里补一点、农民自筹一点的办法,共筹集457万元,用于改造低产田。各县、区还组织了一批农技干部,到田头进行具体指导,根据低产田的不同类型,分别采取了开沟、深耕、挑泥、掺砂、增施有机肥等措施,改变低产田的土壤结构,改善排灌条件等,从而促进了粮食增产。 (林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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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浙江为贫困地区培训技工
来自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农民300多人,已陆续抵达浙江省杭州市,被安排在纺织、机械、轻工等行业的技术岗位上接受技术培训。这是浙江省为支援甘肃和宁夏等一些贫困地区发展经济而执行的劳务交流协定的一部分。根据协定,浙江省将有计划地从甘肃、宁夏最贫困的地区分期分批地招收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为期三至五年的技能培训。(据新华社)


第2版(经济)
专栏:

广东湛江电冰箱厂正式投产
本报讯 仅用13个月就建成的设备先进、自动化程度高的湛江市电冰箱厂已在最近正式投产。从意大利、联邦德国引进关键设备组建的生产线,年单班可生产20万台容量为175或230升、可以冷藏食品三个月的三星级直冷式自动除霜双门电冰箱。湛江市电冰箱厂是国家电冰箱生产定点厂之一,生产的半球牌电冰箱,具有容量大、耗电少、噪音低等优点。
(谢德盛 庞少飞)


第2版(经济)
专栏:

经济零讯
▲11月3日至9日,来自捷克斯洛伐克、芬兰、法国、美国等十个国家及香港地区的70多家厂商汇聚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参加国际皮革技术及设备展览会。 (朱 路)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11月2日至6日在北京组织召开企业管理机制国际研讨会,邀请5名瑞士、荷兰专家与中方与会人员就政府对国有企业和股份企业的管理等问题进行讨论。
▲为外商投资企业服务、维护企业和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社会经济团体——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11月5日在北京成立。协会的主要任务是:宣传中国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政策、法律,组织交流经营管理经验,反映企业意见和要求,协助企业培训人员和举办产品销售,促进国内外企业的经济技术合作以及提供咨询等服务。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接待的国际农业及耕作展览会11月4日在北京开幕。这次展览会由美国克劳斯公司组织,来自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14个国家和香港地区的100多家公司参展。展览会于11月10日结束。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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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0%”的废与兴
赵国光 崔泽 马国军
故事,发生在吉林省大安县百货六商店承包开始时……
掌声中的困惑
这会儿,“高粱米饭——闷上了”。
“说呀,到底行不行?你们已经选我了,为什么不说话?”六店新任经理孙永山,把这话又重复了一遍。
还是没人吱声,职工会已闷20分钟了。
怎么回事呢?
原来,六店实行招标承包。承包指标是利润13万元,超额部分40%留给企业,50%职工分奖金,10%给承包者。合同一定3年,利润指标每年递增5000元,完不成,承包人在承包期间不领工资,只开40元生活费,同时自动离职。
35岁的孙永山投标,作了答辩,以职工满票中选,签了合同。为了把每个职工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孙永山一上来,他先决定把销售指标落实到每一个人,和工资挂钩,完成销售额,保证工资,超额者奖,完不成者扣发工资。没想到一开职工会,大家给他来了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到底行还是不行,说呀!”
终于有人憋不住了:“你这么干,不是治我们吗?想这损招儿,让我们使劲干,你按比例分成!”
闸门开了,意见纷纷,都说孙永山要捞一把。
孙永山沉住气,给大家算了笔帐:“前几年,咱店费多大劲,一年利润也就10万元。今年定13万,大家还象过去那么对付干,能完成吗?再说,超利润指标的那部分,你们得的是50%,我才得10%呀!”
人们不信他的账,吵了半天,责任制还是落实不下去。
孙永山明白了眼下的形势,当即表了态:“大家放心,那10%我不要,连同50%一块儿给大家分!”
一时间静默了,接着爆发出掌声。有人竖起拇指:“这经理够格儿!”按销售额计酬的责任制,就这么落实了。思索后的回答
9个月过去了。
六店的经济指标直线上升。往年销售额全年不足400万元,今年1至9月就达到400万元。利润,往年总是10来万元,而今年,半年就实现13万元。职工的积极性提高了。有的职工晚上回家串门还推销商品。服务态度也大不同前。只要顾客往柜台前一站,没等开口,服务员马上搭话问买什么东西,还为顾客当参谋,弄得顾客不买点东西象是对不起服务员似的。职工的收入也大大增加。现在,每人每月几十元奖金,多的达到七八十元。这么多奖金,过去想都不敢想。
职工们从商店的变化想到了孙永山。围绕那10%的话题,也有了新的议论:
“孙永山承包商店是担着风险的,要是完不成指标,人家全年工资都得不到。商店经营好了,不给人家超额奖说不过去。”
“承包后,商店管理比以前复杂多了,孙永山多费了心,多出了力,不给超额奖不符合按劳取酬原则。”
“承包合同都公证了,不给不合适。”
职工们的新结论是,孙永山的10%超额奖该得。
既然10%超额奖应该给,为什么过去意见那么大?职工们的反思又深入了一步。他们说:“过去习惯了搞平均主义,对个别收入冒尖的总是从心理上难以承受。现在看,不打破平均主义,谁肯再担着风险承包企业呢。”
困惑得到了回答。
有人问孙永山:“那10%超额奖还要不要?”孙永山说:“不能要,因为年初我已宣布了,不能说话不算数。”
“明年那10%还要不要?”
“要。”孙永山肯定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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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八万农工的奋起
——访武汉市东西湖农场
本报记者 王楚
武汉市东西湖垦区的变化真叫人振奋。
在这个500平方公里的荒湖疫滩上,8万农工整整奋斗了30年。但是,它的迅速崛起,还是近5年的事。1981年,垦区农工劳均纯收入只有603元,与建场初期相比,23年增加1倍;去年达到2603元,5年增加4倍多;而902个家庭农场劳均纯收入达到4152元,增长幅度更大。
记者一进入垦区,100公里长的围堤,就象一个硕大的问号,慢慢移到眼前:还是这些农工,还是这块疫滩,致富的节奏,为何近5年频频加快?
“‘包’字进场,使农工开发荒滩的能力增强了。”垦区党委书记洪跃忠说话开门见山:“要富民,必须在滩上动脑筋。”
1982年,垦区开始实行联产承包,但由于农工家底薄,依然是从农场借种子、化肥、农药;垦区12个国营农场,每个农场被借出的资金一年可达14万元以上。当年秋后算帐,生产能手粮丰钱盈余,劳力弱、不善经营的农户收入却减少。第二年开春,有的农工“走后门”,竟要求把承包的土地退掉。
土地负担太重。原来,农工们除了交农业税,还要交名目繁多的管理费,甚至连民兵训练费也要分摊在土地上。“减轻农工们的不合理负担,势在必行。”垦区领导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制订出新的办法:每亩土地的负担由43元减到13元,33万亩土地又吃香起来。
两年一过,农工们解决了温饱,脸上闪现着笑容,但垦区田野上出现了明显的反差:私人平房、小楼一座座、一排排出现,而农科部门对田地测试报告,份份都在告急:农工实行掠夺性生产的结果,使地力急剧减退。
“60年代,农工们宁可三年不吃荤,也要盖几间新瓦房;改革给农工们带来的实惠,直到现在才体会到,不能横加指责。”在垦区工作了30年的党委书记洪跃忠和他的助手们,因势利导,在科技部门配合下,拿出了科学管理土地的方案。
为了保护地力,防止掠夺性经营,垦区对33万亩田地实行科学分定等级;同时,让土地向生产能手集中;大办家庭农场;对承包土地的农工,每年对地力进行测定,严格实行奖惩制度。
在东山农场,记者看了刘义芳家庭农场。前年,刘义芳率先办起家庭农场,承包302亩湖田,当年,他的粮食亩产由140公斤提高到500公斤。去年,他经营的家庭农场向国家交售商品粮达5万公斤。东山农场农工种田不再向农场借资金了,还舍得向农业投资。近三年,东山农场农工向农业投资高达210万元。
8万农工靠辛勤的双手,靠党的富民政策,终于把500平方公里的荒湖疫滩变成了粮仓,变成了武汉市副食品基地。去年与1978年相比,鲜奶增加2.3倍,鲜鱼增长4倍,禽蛋增长3.5倍,蔬菜、水果、生猪、粮食均增长2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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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宁夏贺兰县农民陈秀华(中),1981年承包一个小农具厂,现发展成规模较大的汽车改装修配厂,去年创利润100多万元。
新华社记者 吴文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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