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一个大桥工人的随想录
——读孙平化著《中日友好随想录》
黄永玉
我常常收到朋友们的赠书，因为不同行，有的书看不懂，只是友谊的温暖，我把它集中在一个有趣的玻璃柜里。香港一位几十年的老朋友送了一批有关汽车马达理论的厚书给我，书漂亮，我也放在那个玻璃柜里。
在东京访问的时候，孙平化兄送了一本他写的《中日友好随想录》给我。
薄薄的本子，素净的装帧。接过书来，我道了谢，随手放进了手提包里。
平化兄的这本书，我估计也会放到那柜里去。
友好代表团来到一个风景佳妙的“别府”海边，晚上无聊，我躺在床上翻开随想录的第一页，就这么一页一页看下去，直到最后一页。那时已经天亮了。房间朝东的一面全是玻璃，窗外从近到远是无涯的大海，天和海那么单纯、平静，太阳一点一点从水平线上升起来照得满屋通亮。我根本不能睡了。多少年来没有让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那么感动过。差一点我把您错过了。
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要赶快地去告诉平化兄，要告诉他这本书的价值，要向他祝贺。他写了一本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代替写出来的书；倒好象写了这本书他自己还不知道它的价值，而要由我来点醒他才明白似的。一夜间突然产生出的激情，使自己也显得年轻起来。
早餐有日本主人参加，我几乎忘记了礼貌，撇开所有的朋友，唠唠叨叨告诉他我的观感……
平化兄是辽宁人。但我常常有一种感觉，他跟日本朋友打了几十年交道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他十分之有“味”——一种日本的“土味”。在北京，他朴素的中国干部服穿着也掩盖不了他那点日本神气。在一次小型的餐会上，我忍不住给他画了一张百分之百的日本神气的速写。我认准了那是在给一位“日本朋友”画像。他工作的谦虚，机智，果断，耐烦劳，朴素，都使我感到他十分象一位日本工人。
说他象一位日本工人当然仅是一种譬喻。几十年来，如果说他是一位建设中日友谊大桥的桥梁工人，那是当之无愧的。
这一本13万字多一点的随笔，记录了很少为人知道的“中日友谊大桥”建设的珍贵资料。毛主席、周总理、邓大姐、小平同志、陈老总、廖公、王震老以及日本热爱和平、热爱中日友谊的元老和重要的政治活动家们，便是建立这座大桥的计划者、工程师、施工总指挥以及桥梁工人们……这本随想录里有许多生动的交往的描写。
平化兄的头脑非常清晰，记性尤好，一些贯串着全局的有机的细节，微妙的关系，几乎随手拈来，皆成文章，且充满幽默和乐观的情趣。
这是一本“见证”性的可贵的书，也是一本非常有展望价值的书。
听说这一本令人看了不肯撒手的充满精采场景的书，已由安藤彦太郎先生译成日文。据说日本出版界还要为中日友谊大桥这个老架桥工的随想录出版，搞纪念会哩，闻之更感欣然。（附图片）
孙平化像 黄永玉画
廖承志赠孙平化手书
第8版(副刊)
专栏：
且说“官僚”
肖叔纳
我问友人：假如有一天在跟公民们对话的时候，有人说你是官僚，有人说你是官僚主义，你愿意接受哪一种指责呢？
友人答：我想我会承认是官僚主义，或者有官僚主义。
我：为什么？
友：官僚和官僚主义都不好听，但不得不承认一个的话，那就“两害相权取其轻”嘛。
我：你认为官僚主义比官僚两个字分量轻吗？
友：当然。一说是官僚，就囫囵个儿硬碰硬地落实，没有躲闪的余地了。说是官僚主义呢，好象那是主体之外的一个存在，沾染到我身上的只不过是所谓“官僚主义的灰尘”，要不就是“有一点官僚主义”什么的，作一点“自我批评”的同时，也就自我开脱了。就象我们惯于在大帽子底下开小差，说有一点这个那个不好的“主义”就可以过关了。
我：的确，我们过去喜欢滥加“……主义”这个词尾。可是你想过没有，官僚而成为主义，那分量可就比单是官僚沉重得多了？
友：这我倒真没想过。
我：你如果蜕变为官僚，自然给人民给社会造成消极影响，但毕竟限于一个个体的社会行为；而作为一种主义，就成为一个思想体系或行动纲领，你承认多少有点官僚主义，也就是多少自觉地信奉、维护并促进包括你自己在内的人员或机构的“官僚化进程”了。
友：你这玩笑开得太大了。我哪有成套的关于做官僚的主义……你说的那是官僚主义者，者就是分子，现在可不兴给人戴“分子”的帽子了。
我：皇帝不一定叫皇权主义者，单身男女不一定叫独身主义者；官僚而不成“主义”的也不必叫什么官僚主义者。
友：我当不上官僚主义者。不但没有成套的“官僚主义”理论，而且在人们常说的官僚主义的若干条表现里，我顶多占那么一两条，从数量界线上看，顶多算受到官僚主义的影响。
我：过去一反对什么，就不加分析、不分主次地把基本的、派生的以至左邻右舍一股脑儿全往这个筐里装。所谓官僚主义也是这样；其表现罗列若干条，占全了还了得？封建社会宰辅一级的大官僚，也不可能占全了呀！旧时代的官僚，最本质的特征是骑在人民头上做官当老爷；然而文武百官，互称同僚，并不以官僚为恶谥。今天在我们这里，宪法和党章都写上了“为人民服务”，谁想的干的若还都是以权谋私，“做官当老爷”那一套，才称之为官僚，也就是说他没有从思想上行动上跟旧时代的官僚划清界线，殊途同归了吧。
友：不过径直叫我官僚，我还有点接受不了。我可能正处于官僚化的过程中……
我：“化”的程度有深浅，但这官僚化的方向是跟为人民服务背道而驰的。我们现在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兴利除弊，防止权力部门蜕化为官僚机构。防止公职人员蜕化为官僚，也可以使正处于官僚化过程中的人回到为人民服务的轨道上来。
友：你是指的我啦？
我：确指、泛指都会得罪人。不过，光怕得罪官僚，就不怕得罪人民群众了吗？就公职人员来说，怕的正是已化为官僚而不自知，或明知而不在乎：“有点官僚主义嘛，哈哈哈……”
友：我再不敢这么不以为耻，自我解嘲“好官我自为之”了。
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当然不止是为了把一些公职人员从官僚化的危险中挽救出来，而有更积极的长远目标，那就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是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报告里指出的。
友：我想，实现了这个目标，该就没有产生新官僚的气候和土壤了。
我：这可是个长期的任务啊！
第8版(副刊)
专栏：
我的藏族兄弟
许晓闽
格桑有着强壮的体格。他是厂车队的司机。和他相识是在我从拉萨去工厂报到的路上。见面，他就揉着手里的棉丝，很干脆地说：“厂里让我来接你，咱们现在就走！”
“天快黑了！……”我有点担心，到林芝要翻越一座海拔5000米的山，那里一天四季，夜里常有鹅毛大雪。
他好象知道我的心思，说：“你是看小人了吧？（格桑的普通话不大熟，常把小看人说成看小人，不过他一直不想改正这个语病。后来他告诉我，这才是他格桑的话。）不用说才一个晚上，我从成都到林芝，不睡觉开了3天，都没有什么事！”
“多多地跑，多多地干！”他喜爱用“多多”作数量词。
车出拉萨，穿越拉萨大桥，开始进入沿山修筑的公路。
在西藏坐过长途车的人都知道，汽车的轮胎易破，换轮胎是很累的活儿。夜里11时，车刚爬上大雪纷飞的米拉山顶，轮胎就坏了两个。我想下去帮忙，刚下车就觉得心率加速，头重脚轻，好歹来到车尾。没等我把“我帮你干”的意思说完，他调头吼了句：“听到没有，上车去！”我只好顺水推舟回到车上了。格桑修好了轮胎，后背积了层厚厚的雪。他冲我咧了咧嘴：“真冷啊！”上车后，顾不得点上支烟，就把车开得象只“下山虎”，他说：“你刚进来，在山顶不干活就够你呛的！最好不要动，修好车就赶快下山。你要是得了肺气肿，我可没办法向厂长交差！……”
格桑懂得多，想学得更多。那一夜我们聊了一路。他说这里的车都破后轮胎。因为前轮压起了尖石头、铁钉什么的，这些东西很容易尖头朝上，车都开得快，后轮正好跟上就扎进去了。“要说这多多是前轮的责任，后轮多多的吃苦！”我们大笑不止。后来，他知道我是学机械专业的，就经常让我给他讲机械理论。我只要出差，总要先打听格桑在不在厂里，如果在，那我们又可以好好地聊上一路了。
象格桑这样的藏族兄弟我在西藏结识了很多。分别已经五年了，但只要有人来北京，我们总要相互问候和致意。
第8版(副刊)
专栏：域外文谈
勤奋的黑利
申奥
阿瑟·黑利是一位饮誉全球的加拿大作家。从1959年至1979年，他的小说发行了1.2亿册，被译成35种外国文字。长期的辛勤写作使他感到劳累，因此曾在1979年宣布退休。后来，他的妻子雪拉劝说他重新执笔。1984年他又推出了揭露制药工业内幕的长篇小说《烈药》。
黑利1920年生于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皇家空军服役，1947年移居加拿大，在《公共汽车和货车运输》杂志社工作。他的文学生涯是从1956年开始的。这年4月13日他写的电视剧《飞向危险》播映，接着他又写了电视剧《怀疑的阴影》、《时间锁》、《撞击之路》。1959年他的第一部小说《最后诊断》问世，描写一家美国医院内部因循守旧同革新两种思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后他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以美国各界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其中有描写美国官场活动的《身居要职》，反映美国旅馆情况的《大饭店》，叙述美国国际机场风波的《航空港》，揭露美国金融界内幕的《钱商》，报道美国汽车城底特律情况的《车轮》以及揭示美国能源危机的《超载》。
黑利对待写作十分严肃，一丝不苟。他每写一本书要花3年时间，其中一年是调查研究。写《最后诊断》时，他穿上白大褂在一家医院呆了6星期，仔细观察医生的工作，甚至参加了验尸。为了写《烈药》，他在加拿大和美国跑了32个地方，进行了132次采访，并请一位医生和一位科学家担任顾问。材料搜集齐全后，他便把它们输入电脑，用半年时间写详细提纲。实际写作时间需要一年至一年半。这时，黑利完全沉浸在小说构思里。他在游泳时想到一个故事情节，便立刻奔上岸，奋笔疾书。他与作品中的人物共享喜怒哀乐，写一次爆炸事故时，他焦躁激动得满身是汗，绕着屋子走，久久不能平静；写到一个人物去医院探望患精神病的妻子，他的情绪也随之沮丧，经过家人多方劝慰，他才欢快起来。
现在黑利定居在巴哈马首都拿骚附近的一个僻静海滨，在这烟波浩渺、云蒸霞蔚、如诗如画的美景中，他正在创作一部新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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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艺文谈片
我不服气
萧乾
一本书的质量可以用种种尺度来衡量，其中，最不可靠而又时常被人们采用的是印数。近来，每逢拿到一本新书，我往往先问问，它是为增进对生活的认识或为扩大知识面及欣赏视野而出的呢，还是冲着财神爷出的。有时书的价值同印数成正比，有时不尽然。
最近一家出版社重印了二十年代上海商务所出日本自然主义作家田山袋的中篇小说《棉被》（夏丐尊译），描写一个有妇之夫的中年教师，悄悄地爱上了自己教的一个女生。为了满足情欲，竟然偷偷捧起那带有女生体臭的棉被大闻特闻。一看印数：十万册。
再看看另一本日本书：《近松门左卫门及井原西鹤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中近松的社会剧《曾根崎鸳鸯殉情》及《情死天网岛》均是写小人物（店员、妓女）为追求纯真爱情而死的。集中两位作家在日本文学史上都是杰出的，译者则是已故老翻译家钱稻孙。集中《净琉璃》译得有辙有韵，颇有我国杂曲味道，是不多见的精译之作。及至一看印数：二千零二十册。
开国以来，据说书籍的印数都是全凭新华书店梳小辫的女同志大笔一挥来决定的。这当然只是出于推测，负责决定印数的肯定也不都是女同志。我的理解是：“小辫子”主要象征着年轻，各科知识有限，可决定权很大而已。因此，有“小辫子专政”之说。
我认为问题不在小辫子而在“专政”或“专断”上。我个人倒并不特别反对这种人“专政”，问题是得“专”得令人服。
十三大后，全国各行各业都将在改革声中阔步前进，发行工作的改革也叫喊有几年了，难道我们出版界的“小辫子专政”不也该变它一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