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历史学要走出“史学界”
李侃
谁都不能否认，最近十年来，是我国历史学最兴旺、最活跃、最繁荣的时期。各种史学著作大量出版，诸多史学古籍和历史资料陆续问世，各种史学论文每年数以万计；各种历史学的学会、研究会先后成立；各种形式的历史学术讨论会几乎每月都有，各地都有，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这不仅表现了历史科学的繁荣，也标志着社会主义文化学术事业的兴旺发达，令人欣喜振奋。不过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主要的方面；在兴旺、活跃、繁荣的背后，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有些史学工作者，还感到历史学有些沉闷，有些单调，甚至有些不够景气。前个时期，曾有“史学危机”之说。说历史学面临“危机”未必确当，但恐怕也不是无中生有，凭空而发。而是有感于史学的内容和方法有些陈旧，史学的体裁和形式比较呆板，或者感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不够显著，历史学的研究还没有取得重大“突破性”的进展等等而产生的一种忧虑。从近年来历史图书的发行量日趋下降，印数萎缩，也可以印证这种忧虑不无理由。
为什么历史学在兴旺繁荣之中，又会出现暂时的沉闷和不景气，我想这并不奇怪。只要我们回想一下，最近十年的史学繁荣，是在以往相当长时间的单调、偏枯、片面，甚至一度成为荒漠的基础上的勃发兴起的，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全面拨乱反正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许多老课题的再认识、再研究，对新课题的新发掘、新起步。而作为社会科学一个重要领域的历史学，要取得重大“突破性”的进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这需要探索，需要开拓，需要深化，需要积累，当然更需要一个研究的实践的过程。不可能设想会顿时出现奇迹般的“飞跃”。但是我们又不能满足于现状而停步或徘徊，不能坐待“突破”的自然到来。而要把出于良好愿望的“危机”感，变成推动历史学前进的迫切感和责任感，为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繁荣创造条件。
要打破目前历史学的相对沉闷和不很景气的局面，固然需要史学工作者在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上努力提高，努力创造；在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上勇于开拓，勇于创新；在史料整理上勤于发掘，勤于积累，等等。除此之外，我想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历史学要走出“史学界”。所谓走出“史学界”，绝不是说要历史学家改变本行，另谋出路。而是要立足于历史学本身，以历史学本身所具有的科学特点，更好地发挥它的社会功能，取得社会的更多关注和更多一些的社会效益。
我感到目前历史学界存在一种值得注意也需要适当改变的现象，就是许多研究成果，不论是史学著作还是史学论文，主要是或者完全是在“史学界”内部打圈子，主要是或完全是在史学“同行”中互相阅读，互相欣赏。甚至史学界内部，也是古今中外，各有分工又各不相通。在历史学界讨论得很热的许多问题，往往很少能引起史学界以外的兴趣和反响。当然，历史学本身有它的特点和局限，不可能象文学、经济学那样密切联系现实社会生活，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兴起社会群众性的“史学热”。不过历史学如果长期受到社会的冷落，也并不是一种好现象。
那末，历史学怎样才能走出史学界，使得历史学研究的成果获得更多一些的读者，引起社会更多一些的注意，发挥更多一些的作用和影响，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实践的问题。事实已经证明，片面地、简单地强调历史学为政治服务，为现实社会需要服务，效果并不好，因为这往往会导致削弱甚至取消历史学的科学性。把历史学变成政治宣传，乃至变成为“配合”中心任务的工具，更是要不得的办法。因为这往往会导致历史学简单化，甚至歪曲历史。这里就要涉及到历史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功能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历史学到底有什么用？这个问题提得固然比较简单而直率，但是要对此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也并不容易。因为历史学既不同于研究现实社会生活的其它社会科学，更不同于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科学，它不会直接应用于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生产和生活问题，收到立竿见影的社会效果。历史学之所以需要，所以有用，简单地说就在于它能够通过对以往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考察，对复杂多样的历史现象的科学解释，使人们得到启发，增加智慧，从而聪明起来，清醒起来，感奋起来，理智起来；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构成和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有助于全民族的文化科学素质和思想道德品质的提高，从而使人们更自觉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创造新的历史。
历史学既然具有这种潜移默化，使人聪明，使人清醒，使人感奋的社会功能，它就不应该是史学家书斋中孤芳自赏和史学界“同行”中互相品评的事物，而要尽可能地“走出史学界”，面向社会，面向未来。至于历史学怎样才能走出史学界，途径不止一条，办法不止一个，可以有多种角度，多种侧面，多种办法，多种渠道。这里仅就管见所及略举数例。
第一，可不可以设想，把研究的重点从人们比较熟悉的、反复讲过多次而又难以深入和突破的老课题，转入人们想要了解而又应该了解的新课题上来。或者说在对诸多老课题的研究继续深化的同时，更多地把注意力倾注于为社会生活所需要、为人们感兴趣的新课题上来。比如近年来兴起的社会史、文化史、民族史、地方史、军事史、民国史、科技史、中外关系史，等等，虽然这些课题本来并不“新”，但是由于以往长时期的忽视，这些“老”课题也就变成“新”领域。而这些课题之所以引起社会的注意和重视，并不单是因为它们“新”，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对这些课题的研究，大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社会历史的全貌，有助于人们从历史的发展中了解中国的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并且能够从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上，解释和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许多重要问题，既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也理解现代化的艰难。使得历史在人们的心目中，再不是与自己绝缘的“学问”，再不是由许多事件和人物简单连接而成的一条断断续续的直线和曲线，而是一部有骨骼和血肉、有生命和灵魂的历史。把本来就是多样复杂的历史，更全面更完整更丰满地再现出来。
第二，在历史学写作的体裁和表现形式上，不应该也没有必要拘泥于一种现成的和固定的框架和公式。在坚持科学性和历史事实准确性的同时，要尽量增强可读性。对于史学著作的体裁，我们的先人和前辈，有过许多卓越的创造。众所周知的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乃至典制体的史书，它们的开创者都是杰出历史学家写出的伟大史学名著，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论在当时和后世，它的读者和它的影响都不只限于“史学界”。而后来按照这类体裁的模式，陈陈相因，照猫画虎的许多史书，特别是所谓“正史”，虽然也不失为有用之材，但其中许多“正史”除了研究有关断代史的专家之外，阅读的人恐怕很少很少，也就是不能象《史记》和《资治通鉴》那样“走出史学界”。现代许多老一辈的史学家，他们的一些史学著作之所以获得大量的读者并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不但是因为他们使历史学的内容更富于科学性，而且打破了旧史学的传统体裁，在表现形式上也有了新的创造。旧史体裁会由于陈陈相因、流于公式而僵化，新史体裁也同样如此。人们有理由希望也有理由相信，在贯彻“双百”方针的科学实践中，历史学家们将会创造出科学内容与完美形式、新颖体裁和谐统一的、丰富多采的史学著作，并赢得更多读者的兴趣和喜爱。
第三，在提出历史学要走出史学界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有人会问：有许多专门性、学术性很强，而读者范围又有限的历史学科，又怎样“走出”？我想，所谓走出“史学界”是就历史学的大体而言，并不是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专门学科、每一本史学著作和史学论文都“走出去”。其实，有些专门性很强、学术性很深的历史学科，诸如历史考古学、金石学、蒙古学、西藏学、敦煌学、突厥学、西夏学、宗教学、服饰学，等等，需要有造诣精深的专家，穷年累月、呕心沥血地钻研积累。事实证明，这些学科的精湛研究成果，不但可以“走出史学界”，而且可以走出国界，丰富世界人类文化的宝库。
最后，随着现代文化媒介传播工具的日益发展，特别是电视、电影和广播事业的日益普及，历史学在传播普及方面，也有了新的载体，这是一件大好事；但与此同时，作为传统传播形式的历史书刊，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遇到新的挑战。很多以历史题材为内容的电影、电视以及电视播出的历史“评书”，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和听众，有的几乎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今年八月，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周年播出的历史纪录片《让历史告诉未来》，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历史学的书面表现形式，当然和电影电视的形象表达形式不同，二者不能简单地对比。但是，如果历史学老是以比较单调呆板的内容和形式在“史学界”内部打圈子，那么由电影、电视以艺术形象传播的某些伴以虚构情节和人物塑造的“历史”，就可能被人们，特别是青少年误认为是真实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历史学，也需要以自己的历史真实性、内容科学性和更强的可读性，去获得更多的读者，从而走出“史学界”。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是很富于历史感的民族，在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进的伟大历史时代，在需要不断增强现代意识的同时，也要增强历史意识和民族文化意识。而这也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文是作者在“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第5版(理论)
专栏：
《天工开物》——中国科技的百科全书
——纪念宋应星诞辰400周年
沈鸿
今年是我国明代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宋应星诞辰400周年，也是他的名著《天工开物》刊行350周年。宋应星，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生于江西奉新，28岁中举，多次进京参加会试失败，47岁时任江西分宜教谕，后来又任过福建汀州府推官、安徽亳州知州等职。在他50岁的前后，曾写过《野议》、《论气》、《谈天》等著作，其中尤以1637年写成的《天工开物》著称于世。《天工开物》是一部全面总结我国明末之前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和工艺的巨作，记述对象遍及国内各地而尤详于江西。按照宋应星“重五谷而贱金玉”的思想，这本书从记述主要农作物的生产种植技术开始，接着分别对纺织染色、粮食加工、制盐制糖、榨油制曲、冶金铸锻、采矿陶瓷、兵器车船、朱墨珠玉以及造纸等十八个行业的技术工艺作了详尽的介绍，并附有122幅生动的插图，记述了各种在当时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成就和科学方法。他还寓意深长地把这部著作定名为“天工开物”，既肯定大自然创造万物，又强调人类运用自身力量和技巧加以开发改造，充满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精神。
明代末期，我国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已有很高的发展，商业、外贸和城市也随之繁荣，资本主义的萌芽开始滋长。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产生了造就学术领域巨人的需要。李时珍及其《本草纲目》，徐光启及其《农政全书》，以及徐霞客和他的《游记》，就是这一时期的几个突出范例。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则把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从专门技术的角度，把十八个生产领域中几千年来积累的技术经验加以全面概括，并填补了以往技术著作中的不少空白，构成一个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因此，这一划时代的作品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有里程碑式的重要地位，被称作“中国技术的百科全书”，并先后被译成多种外文，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在世界科技史上成为一部重要名著。
宋应星生活在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从小受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灌输，所以在青壮年时期很自然地走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具有戏剧性的是，他在科举试场上屡遭失败。但就在这一时期，他利用各种机会接触到各阶层劳动群众，了解各种生产技术知识。实践的教育逐渐改变了宋应星的价值观，使他的思想升华，终于把全部精力倾注到研究被封建文人诬之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的农业、手工业工艺上，写出了不朽作品《天工开物》。宋应星的生活道路，对当今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仍然有着现实的启迪意义。由于封建社会重士大夫轻工匠传统的长期影响，那种重理论轻实践、重科学发现轻工程技术的观念，仍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一定的市场，使人们不能摆正两者的关系。应当使我们的理工科大学生和研究生们认识到，科学必须通过技术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懂科学、有能力、有经验的第一流工程技术人员。处于改革浪潮中的工农业战线，是大有可为和施展抱负的场所。道路就在脚下，要投入这条宽广的大道，去研究、开发四化建设中的生产技术问题，谱写当代的《天工开物》，使宋应星崇尚生产实践的科学精神更加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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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理论讨论会概述
由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和山东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理论讨论会，10月中旬在济南市举行。来自全国的80多位代表，就如何认识和加强人大制度的建设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设，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根本问题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基本目标和基本任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因此，讲民主政治的建设，理所当然要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设。这是与会代表的一致看法。有些代表还联系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点是扩大人民民主，而人民管理国家权力的扩大又主要是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来实现的，所以，加强人大制度建设，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应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一些代表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大制度建设取得很大成绩，但仍然不能适应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有些地方和单位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长期得不到根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有效的监督，特别是缺少来自人民代表大会的有权威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目前，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一些职权还没有充分实现，许多该发挥的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它的实际地位与它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地位还不相称，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它的制度建设。
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职权系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基本内容
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发挥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正确履行人民通过宪法和法律赋予它的各项权力。经过多年法制建设，宪法和法律对于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基本职权大都已明确。但是，法律条文上写了，不等于实际上都能做到，需要具备一系列的条件。与会代表提出并分析了在这方面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
（1）在立法权方面，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省市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但是，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范围是什么？它与同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有什么区别？应当按照怎样的程序进行？
（2）在决定权方面，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有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内重大事项的权力。但是，哪些问题属于“重大事项”，人大与党委或政府对“重大事项”的认识不一致怎么办？
（3）在任免权方面，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负责干部有任免权。可是由于人大缺少必要的机构和人力，难以对要任免的干部有全面的了解，缺乏任免的充分根据。
（4）在监督权方面，依法监督本来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经常的、大量的工作，但是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按照何种程序才能对“一府两院”实行有效的工作监督？怎样对社会各政党、团体、个人等进行法律监督？对不服从监督的怎样处理？
代表们认为，上述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人大的职权系统还不健全。要健全职权系统，不但要确定基本职权，而且要有保障基本职权实现的一系列相应的具体制度、规则和程序。
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自身建设，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基本保证
代表们在分析这一问题时，首先列举了人大及其常委会目前在自身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如：在人员构成上，照顾其代表的方方面面多，考虑其参政议政能力的少；常委会成员安排年老、体弱、多病的干部多，按干部“四化”要求实行老中青合理搭配、形成合理结构的少；兼职委员把人大工作当作业余工作、荣誉称号的多，认真履行职责的少；配置的机关工作人员中，后勤、行政人员占的比例多，有专业知识的少。在机构设置上，许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处于一种松散的、协会式的“半虚化”状态，结构不稳定，缺少必要的工作机构，工作起来力不从心。在内部制度上，如常委会会议制度、代表工作制度、人事任免制度、各机构的工作制度等大都不健全。这些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人大及其常委会作用的发挥。
对此，代表们提出了许多加强人大自身建设的建议，如：改进选举制度，把那些真正有参政议政能力、能够代表人民讲话的人选为人民代表或常委会成员。对于已经当选而又缺乏参政议政能力的代表，要加强培训或者撤换。健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组织机构，建立一些必要的精干的专门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加强人大代表及常委会同群众的联系，接受群众监督，实行人大工作公开化，等等。
（邵景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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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评《中国民主党派史》
邱钱
牧撰写的《中国民主党派史》一书，已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记叙了1927年至1949年间，我国各民主党派艰难曲折的革命历程。这是我国全面系统地记述民主党派历史的一部学术专著。
本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公允地评价了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作用。作者认为，各民主党派是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们形成时期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他们的成员和领导骨干中，还有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和少数共产党员。所以，我国的民主党派是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并不是单一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作者认为，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同盟者。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主张，主要是反帝爱国，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求和平，与中国共产党在同一时期的部分纲领是一致的。他们的纲领带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其中有主张走中间路线的，但没有形成主导地位；在实际政治斗争中，基本上是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因此，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积极拥护者，是国统区反美蒋斗争中一支不可忽视的主要力量。民主党派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书用大量史实阐明了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历史。抗战时期，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合作，共同为坚持抗战、团结、民主，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妥协、分裂、独裁而努力；主张“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在旧政协会议和国共谈判时期，他们谴责国民党发动反人民的内战，支持共产党的自卫战争；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要求实现民主政治。在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和发动全国内战后，民主党派同共产党一起，坚持维护政协决议，拒绝参加国民党包办的“制宪国大”和改组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民主同盟还将投靠国民党的青年党、民社党清除出盟，纯洁了民主党派的队伍。作者认为，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是互相支持、共同战斗的。这种在民主革命时期建立并日益发展起来的团结合作关系，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实现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
本书还对民主党派领导人及其代表人物，作了实事求是的、历史的分析，热情地赞扬了何香凝、沈钧儒、邓演达等民主党派领导人，赞扬了闻一多、李公朴、杜斌丞等优秀的民主战士。他们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共同进行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斗争。其中如邓演达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产生过怀疑，但他的“政治主张基本上与共产党一致，是能够与共产党长期合作的”。对李济深、冯玉祥、蔡廷锴等国民党元老、军事将领政治态度的变化，本书也作了恰当的分析。作者认为，他们虽曾追随过国民党蒋介石，有的还参与过反共的“清党”运动；但是，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转变立场，站到民主阵线方面来。作者还尖锐批评了曾一度混迹在民主阵营内部的青年党、民社党首领左舜生、曾琦、张君劢等。尽管这些人同蒋介石有矛盾，也曾一度参加过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但他们在民主与反民主斗争的关键时刻，先后投靠蒋介石，背叛了民主运动。
本书将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十一个党派的历史活动作为一个整体，放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全局中进行叙述，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的和有特色的体系。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也是本书的特点之一。
当然，本书也有不足之处，例如对中国民主党派史上近几年来争论较大的资产阶级中间路线问题、资产阶级共和国问题涉及较少；对各民主党派发展的历史线索，叙述不够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