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我们立论的基础
郑必坚
（一）
党的十三大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从国情出发，深刻说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并且明确指出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说得好：“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什么经验呢？在我们看来，一切从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就是最基本的经验。
也许有同志会问：“辛辛苦苦几十年，干了个‘初级阶段’？”
毫无疑问，大家都希望国家能够进步更快。一举摆脱落后状态而臻于理想境界，岂不更好？但是我国社会今天究竟处在什么历史阶段，这不是主观愿望问题，而是客观实际问题。
我们应当不怕实事求是，应当不怕脚踏实地，应当不怕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应当不怕清醒地老老实实地面对国情。
（二）
当然，从来也没有人公开主张可以不要认清国情。但在实际上，人们所谓国情，究竟是事实上存在的，还是主观臆断的？是真正反映全部基本要素的，还是片面的表面的？是贯彻于一切方面和一切过程之中的，还是一时的偶然的可有可无的？这里大有分别。而这种分别，决定一切。
让我们来简略地看一看，十三大报告是怎样分析国情的。
第一是历史前提。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这样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所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
第二是现实状况。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已经确立，三十八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但是就总体来说，经济文化落后和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状况，没有也不可能根本改变。
第三是曲折道路。没有现成经验，加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二十年间的一系列重大“左”倾错误而又长期不觉悟，甚至愈演愈烈，这就大大加剧了我们今天面临问题的复杂性。
第四是国际比较，把中国放到世界范围去比较。十三大报告虽然没有专讲，但是实际上一再尖锐地指出了这个问题。这一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衡量发达不发达的标准，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各国之间相互比较才能明确起来的。我们今天讲战略目标，讲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不是面对着十七、十八、十九世纪或二十世纪前期的资本主义，而是面对着二十世纪后期以至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资本主义。所以说，挑战是严峻的，这个大背景是绝对不可忽略的。
四个方面，如实地和全面地概括了基本国情。
应当说，这是事实上存在的，是全部基本要素，是贯彻于一切方面一切过程的，而不是主观臆断的，片面表面的，可有可无的。
全部问题归结到：我国这样一个原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国家，虽然能够不经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相当长时期内仍然不可避免地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
由此而来的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
（三）
从国情出发，首要的和根本的是从本国社会生产力的实际状况出发。
大家知道，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大都是原来经济文化落后或比较落后的国家，而不是如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才能发生，相反地，他们曾经不只一次地指出，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把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看作特殊的例外现象，并且是以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社会主义为前提的。正因为这样，他们没有探讨过落后国家能否先于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更从来没有使用过“社会主义建设”和“赶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类的提法。而列宁以后，从1917年到现在，整整七十年间人类社会的巨大变动，却用确定不移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却仍然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这是一个摆在几乎所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面前的巨大矛盾。
首先触及这个问题的，是列宁。
他在逝世前不久，在批驳那种认为俄国既然落后就不该革命的观点时，这样说：“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
列宁的观点完全正确。问题是在于，1917年以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实际上往往都是对生产力发展过程的长期性估计不足，由此而来的就是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长期性和阶段性认识不足。这就不可避免地要经历曲折，付出代价。
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这里有缺乏经验的问题，有外来封锁和侵略战争那样的临时因素的干扰和破坏问题，也许还可以说有某些领导者个人因素的影响问题，等等。但是归根到底，还有一个是否从本国国情首先是本国社会生产力的实际状况出发，是否清醒认识在落后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究竟什么东西可以逾越而什么东西不可逾越的问题。
就以我国情况来说吧。
当着我们说中国可以越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指的是在近代我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具体历史条件下，由于阶级力量的对比，由于各个阶级之间和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长达百年的反复较量，证明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这是事实，是一方面的事实。
当着我们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逾越的时候，则又指的是我国无产阶级虽然取得政权，虽然进入社会主义，而就生产力水平来说，就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程度来说，却仍然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也是事实，是又一方面的事实。
两个方面的事实，同时告诉我们：不论中国人民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进行的革命阶级斗争，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何等辉煌的胜利，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本身毕竟是实实在在不可逾越的。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用一整个历史阶段，去完成人家在资本主义下完成的工业化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任务。从50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算起，至少也要上百年，时间短了是不行的。
这个过程之所以不可逾越，首先是因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马克思）。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传下来，成为后人继续前进的历史基础。毛泽东同志在50年代就说过，我们的老祖宗，从前清末年算起，包括张之洞和蒋委员长交给我们的遗产，钢只有90万吨，机床只有8万台。
这个过程之所以不可逾越，其次是因为，生产力是人们的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能力的结果，而这种能力诸因素的形成和发展只能日积月累，是渐进过程。即使是产业革命时期，也都是以几十年计，而不可能象战争和政治斗争那样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
这个过程之所以不可逾越，第三是因为，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是人类社会经济运行方式发展的必经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把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以为既然可以越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也就可以越过商品经济充分发展阶段的观点，曾经造成严重混乱，实践已经反复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这个过程之所以不可逾越，第四还因为，自从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世界范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这就发生了生产力水平的国际比较，而且“水涨船高”。
毫无疑问，建国38年来，我国生产力已有巨大进步。仅仅七八年前我国还属于世界“低收入国家”，现已进入“中等偏下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行列。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额，居于世界第九位。我国钢、煤、石油产量和发电量及若干重要农产品，居于世界前几位。但是另一方面，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无论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重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还是每一农业劳动力供养人口数；也无论是各项基础设施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还是生产社会化和商品化水平，等等方面，我国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都是很大的。
不讲别的，只就“工业化”问题来说。过去以为，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到70％以上，就算“工业化”了。但是我国今天工业产值虽然已经占到73.6％，而农业人口却仍然占到近80％，大大高于世界平均44％的水平，更不必说发达国家的水平了。这种状况说明，我们的工业化任务并未完成。所以十三大报告重提“工业化”，并且把“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历史性任务。
总之，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提出80年代三大任务时所指出，为了缩短和消除两三个世纪至少一个多世纪所造成的我们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必须下长期奋斗的决心。
正是这一条，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完善和成熟，都必然要经历一个相当长久的过程，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什么叫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
（四）
可不可以说，建国以来，我们事业的胜利或失败，路线的正确或错误，党内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归根到底，就在于是否真正从国情首先是从社会生产力的实际状况出发。
建国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之所以是清醒的正确的，根本一条就在于如实地估计到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落后状况，把我国“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作为最基本的国情，作为“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党在建国之初，把主要锋芒对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并一再明确指出：
“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由于方针适当，取得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伟大胜利，1953年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
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党又从1952年下半年起反复酝酿十至十五年内基本实现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形成“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4年把这条总路线载入宪法，并且领导全国人民在50年代取得了基本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这方面存在的缺点和偏差，主要是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粗；但是整个说来，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在这以后的一个短时间内，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我们党的总的指导方针还是清醒的。八大把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这种状况之间的矛盾，作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八大为社会主义建设所制定的一整套路线和政策，也都是正确的。
那时毛泽东同志不只一次地指出：说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进入是进入了，但是尚未完成，不要说已经完成。
他还在八大预备会议上尖锐地指出：如果生产力几十年还上不去，你象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不幸的是，八大开过不久，关于主要矛盾的原来提法即被取消，而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来代替。从1957年起，二十年间，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一系列重要实际成就的同时，我们党的指导方针却愈益严重地背离了八大路线。
一是1958年“大跃进”。主观意图是要大抓生产力，实际上却以为只要依靠群众运动和
“一大二公”，就能够迅速地把生产力提到极高程度，改变“一穷二白”，甚至迅速超越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进入共产主义。
二是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后。这时不再搞“大跃进”了，经济调整取得重要进展，并且转而强调社会主义的长期性。但是与此同时，对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使用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这样一个所谓“大过渡”的含混提法；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则坚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始终是主要矛盾”的错误提法。其结果：一方面，把当前阶段混同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完成的过渡时期，从而极端夸大和歪曲了本来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另方面，又把当前阶段混同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从而陷入空想，企图超越阶段地破除所谓“社会主义‘凝固论’”，破除以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原则为内容的“资产阶级法权”。由此发展到十年“文革”，“左”倾登峰造极。
两大失误，形态有所不同，但是本质相通：第一，都没有把我国社会生产力落后的实际状况作为一切问题的出发点。第二，都缺乏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
这就不可能真正从国情出发。
这就不可能真正做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
这也就不可能正确确定路线和政策。
（五）
认清国情，认清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我们的事业有什么意义呢？
今年3月，赵紫阳同志就起草十三大报告这件事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一段话，朴实而又精辟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这样说：“看来，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论，有可能把必须避免‘左’右两种倾向这个大问题说清楚，也有可能把我们改革的性质和根据说清楚。如能这样，对统一党内外认识很有好处，对国外理解我们政策的长期稳定性也很有好处。”
这里提到的一个“立论”，两个“说清楚”，两个“很有好处”，就是根本意义所在。
为了理解这一点，十三大报告第二部分一开头的一大段话是很值得注意的。这段话，提纲挈领，可以说是全篇的一个纲。这段话是这样的：
“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
这段话，提示了如下几个要点：
第一，“两层含义”。这就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地位和本质特征点出来了。
第二，“两种倾向”。这就把中国革命发展道路问题上的“左”右倾向点出来了。
第三，“两种认识根源”。这就把问题提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把政治原则和认识原则紧密联系起来了。
问题集中到一点：是一切从中国社会客观实际出发的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还是脱离中国社会客观实际的空想论和机械论？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坚持一切从中国社会客观实际出发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才能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从根本上即从认识根源上排除“左”的和右的种种干扰。
历史的经验同时告诉我们：有这个出发点和没有这个出发点是大不相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左”倾错误盛行时期，那种完全脱离中国社会客观实际，立足于主观唯心的“形势”估量而进行的所谓“反倾向斗争”、“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以及种种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难道还少吗？
说到避免“左”右两种倾向，说到认识根源，我们还想起1941年上半年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曾经专门就什么叫做
“两条战线斗争”，以及怎样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讲过一段富有哲理的话。
他这样说，两条战线斗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就是：对于在时间和空间中运动着的一定事物的过去与现在的发展状态加以分析与综合，因而可以肯定它的暂时安定性（即该事物的本质及其属性）的一种方法。例如为要认识中国现存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对中国社会的过去状况与现在状况加以科学的具体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独立的封建社会（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也不同于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然后才可作出综合的结论，说它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独立的）半封建的社会。要认识现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也必须如此。
毛泽东同志的这段重要论述，讲的是民主革命时期的问题，但是却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切合今天需要的有益教导。
今天我们在做的，正是对中国社会的过去与现在的发展状态加以分析与综合，从而肯定它的本质及其属性。
今天我们在做的，正是使用这里所说的方法，经过对中国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层含义”的具体的分析与综合，做出全面的科学结论。
今天我们在做的，正是一切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及其属性出发，来正确地制定和执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
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即从认识根源上，防止和克服“左”右两种错误倾向，把我们的伟大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这就是为什么说，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是我们立论的基础。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投资学会理论讨论会简述
中国投资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暨第二次理论讨论会，最近在山东烟台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社会主义资金市场和投资体制改革两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
关于社会主义资金市场
1、对资金市场内涵的认识。现在各方面理解不一样，有广义的理解，有狭义的理解。大多数代表主张对我国的资金市场赋予广义的解释，认为广义的资金市场是指把资金的供应者和使用者联结起来的一种交易行为，或者说是资金融通关系的总和。根据信用形式的不同，它可以分为贷款市场和交易市场。对资金市场作出广义的解释，对于改变我国银行信用的现状，向着市场化方向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也有些人不赞成对资金市场作广义的解释，认为资金市场不包括银行信用行为，而只是指直接融资。
2、关于长期资金市场形成和发展的条件。有的代表认为，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又处于新旧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价格不合理，资金很短缺，企业还说不上是真正的法人，信用体系不发达，信用工具落后，因而不具备开放长期资金市场的条件。大多数代表认为，尽管目前我国发展长期资金市场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还很不完善，但不能因此放弃发展长期资金市场的努力，而要在深化各项体制改革的同时，逐步完善和发展长期资金市场。长期资金市场与有计划商品经济是同生共长的。资金市场中的间接融资是早就存在了。直接融资这几年也以较快的速度发展了起来。目前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都有相当数量的资金，不能说没有形成长期资金市场的条件。
3、关于二级市场问题。大家认为，我国建立二级市场十分必要，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价格不合理，可供上市的债券、股票数量少，以致二级市场有行无市。为了办好二级市场，许多代表还提出国库券上市、二级市场证券交易价格（贴现率）应按市场供需关系自行调节、证券发行规范化等建议。
关于投资体制改革
与会代表比较一致地认为，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直接干预投资过多，不能发挥企业投资主体作用的旧的传统作法，应当明确划分政府投资，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投资的范围。
划清投资范围以后，要相应地下放投资决策权，实行分层次决策制。同时要相应划清财政信用资金，使信用资金早日改变国家第二预算的地位，发挥它应有的在计划指导下的市场机制作用。
对是否需要成立投资公司，一种意见认为没有必要，投资公司如果是行政性的管理机构，就会是计委投资局的变种。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投资公司必须办成企业性的公司，应当属于建设银行董事会领导，执行董事会的决策，实施投资的企业化经营。对于部分国家投资项目，可以实行指令性计划，但要采取贴息等办法，避免投资公司亏损。
对于项目投资的决策权问题，有的代表认为，项目投资的决策权主要应当交给企业和建设银行。建设银行是管理固定资产投资的专业银行，应该拥有投资项目的决策权。国家计委主要搞好宏观经济的调控，确定社会投资总规模，制定产业政策，抓好重大项目的立项等。大多数代表认为，还是应该实行多层次的决策体制。要在划分投资范围的基础上实行分层次决策。要把项目决策权同贷款决策权分开。项目决策权应当由计划部门、企业主管部门和企业来定，银行对此可以参与意见，但不具有决策权。经各投资主体决策的项目要向银行贷款时，银行应对项目进行评估并拥有是否给予贷款的决策权。银行贷款时应通过项目评估实行优选。 （体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