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理论)
专栏:

如何把民国史的研究引向深入
彭明
我想就如何把民国史的研究引向深入的问题,谈几点意见:
一、充分发挥历史档案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修民国史没有民国的档案资料是不行的,古今中外著名的传世之作,大都是使用和分析了大量档案资料的结果。司马迁写成《史记》,是和他身为封建王朝史官,掌握了“石室金匮之书”分不开的。
1981年2月,当《历史档案》创刊之际,我曾写了一篇《中华民国档案和中华民国史》。在那篇文章的最后,我说:“总之,《民国史》的工程浩繁艰巨,非全国大协作不可,而重要的关键,在于档案资料的挖掘和整理。”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南京临时政府的初稿,没有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就写不出来。
《历史档案》是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史馆)和第二历史档案馆合办的,民国史料只占了少量篇幅。即使如此,这个刊物从1981年2月创刊,至1985年上半年,共出18期,其中已公布民国档案95组,共125万字。从所公布的档案来看,有许多很有价值的史料。
《民国档案》从《历史档案》中分离出来,于1985年1月创刊,专门发表民国档案史料。近三年来,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超过以前。例如,创刊号上登载的《抗战初期杨杰等和苏联磋商援华事项秘密函电》以及《蒋介石致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的秘密函电》、1987年第3期上登载的《中国军事代表团与苏联商谈援华抗日械弹记录稿》等,便是十分珍贵的史料。
杨杰当时是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次长,他率领人员以“实业考察团”名义去苏联商谈购买武器、弹药及聘用苏联军事技术人员问题,受到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委员长伏罗希洛夫元帅的热情接待。所购武器之品种、数量及式样等等,完全由中国代表团根据需要提出,苏方尽量设法满足了所提要求。《记录稿》中,记载着对方代表回答中国代表团这样一段话:“敝国既非贩卖军火国家,亦无后备军火可随时出售,故贵国所提若干兵器式样中,若为敝国所未备者,当以他种兵器代替之。此外,敝国无后备军火之可售,而贵国现复需要孔急,故拟由敝国军队现行装备之兵器中抽出若干,转行让与贵国。此项兵器,日内当可开始参观。”这一段话充分说明: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抗战的援助,是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军火贸易完全不同的。
当时中国最需要的是飞机。“飞机一项,实迫不及待,中国现只存轻轰炸机不足十架,需要之急,无可与比。”(《蒋介石致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密电》)中国代表团团长要求“飞机须先设法运往敝国,其他兵器之运搬,可于研究路线及方法后,再行决定”。
因此,在1937年9月14日商谈购买苏联武器的第三次会议记录中即作了如下的具体规定:“重轰机自明日起(十五日)至本月二十五日十日内起运一大队,计机三十一架。此后每隔十日起运一大队。此外,教练机八架及N—16式驱逐机(即试验时之红色机)九十三架,在十月一日前起运完毕。其他飞机六十二架于十月二十五日前起运完毕。”
当这些飞机出现在中国上空的时候,日本空军的疯狂气焰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原来日本轰炸机的基地,都是在离前线50公里以内的,现在不得不把基地转移到离前线500或600公里的后方去。
根据国民党1940年的官方统计,抗战40个月来,日本飞机先后被击落和炸毁的有986架(《新华日报》1940年11月22日)。这是和苏联的援助分不开的。
苏联不仅支援了飞机,而且派出了志愿空军人员。有100多位英勇的飞行员,包括重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在内,为中国的抗战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武汉万国公墓建立了苏联空军烈士墓纪念碑。库里申科大队长则长眠在四川的万县。
这些事迹,我们已经多年不讲了。我觉得我们在修民国史时,还是应该提上一笔的。
自编写民国史的消息传出后,海峡两岸反应均极强烈,议论纷纷。议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即谁最有资格修民国史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陷于这种无味的争论中,重要的是取长补短,互相交流。正如第二历史档案馆负责人在1984年第一届民国史学术讨论会上所说:“民国档案史料海峡两边都有收藏,又都不完整,这种分散状态对于学术研究当然是很不利的。有的海外学者,为了研究民国史中的某些课题,不得不奔波于海峡两边,也深感不便。黄季陆先生(已故)想通过间接方式将收藏在大陆的档案‘逐一补齐’;我们虽然收藏的档案这样多,但有些机构的档案也是残缺不全,当然也希望能从台北收藏的档案中得到‘补齐’。但是,要补的不是只字片纸,而是百、千、万件,‘补齐’云云,我们以为从技术上来说谈何容易。间接何如直接。最好的办法还是海峡两边相互直接交流。”(见《历史档案》1984年第3期)
自《历史档案》创刊以来,海峡两岸的交流工作,实际上已经开始。例如《历史档案》创刊号上发表的西安事变档案资料51件,台湾的有关刊物转载了49件。台湾有关刊物发表的孙中山给徐谦的几封以前未见发表的函电,《历史档案》也予以选载,并写了按语(见1984年第3期)。
《民国档案》创刊后,更加有力地推动了这方面的工作。第二历史档案馆负责人说:“民国时期一代历史典籍,被称为
‘国宝’的档案史料,也一定不要被中断。海峡两边共同的责任是要保护好这些‘国宝’,续修民国一代信史,使我们民族的共同信史不被中断。”这个愿望是好的,态度是积极的。我们相信,经过海峡两岸史学工作者和档案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这个愿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二、深入实地考察,纠正史实的谬误和克服史料的不足。实地考察在历史研究中起着重要作用。司马迁写成《史记》,固然是由于掌握了“石室金匮之书,”但和他能够遍访名山大川,“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也是分不开的。他对一些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的事迹,都进行了实地考察,增加了真情实感,因此他能够写得栩栩如生。
1986年5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作者是一个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曾任《纽约时报》副总编辑)。这本书写得很生动,比较客观地反映了长征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也反映了老一辈革命家不同的性格和多姿的精神风貌。为什么能这样呢?这是和他沿着长征的路线,在中国进行了长期的访问、考察分不开的。全书31章,注释达685条,史料都是有根据的。
在1986年内,国内的中国现代史工作者,也出现了一些深入考察、访问的好现象,因而产生了一些好文章。
我推荐《军事史林》1986年第3期上发表的《有关汀泗桥贺胜桥战役的浅见》及在《咸宁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上发表的《北伐战争在咸宁》,请大家看一下。两篇文章的作者都是咸宁师专的教师丁一。丁一先生在人民大学进修期间曾来问我如何搞科研,我回答他说:“扬长避短,就地取材”。这话他听进去了,回家乡(咸宁)后,对汀泗桥、咸宁城、贺胜桥,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和访问,并画出了地图,从而纠正了一些不正确的说法,特别是论证了抢占咸宁城的重要意义。我觉得他的两篇文章,不论就史实或观点来说,都把这个问题的研究往前推进了一步,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历史实际。
象这样的文章当然不只是一两篇,我只是举例说明实地考察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由于自己在历史研究中也尝到过实地考察的甜头,所以我每到一地,也总是喜欢就有关的史实进行调查。拿民国史上的人物来说,在抗战中牺牲的著名国民党将领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的事迹是很感人的,他牺牲的地点在湖北宜城的南瓜店。但这些史实,我都是从书上看到的,并无真情实感。去年(1986年)11月,我到襄樊,乘机去南瓜店战场张自忠殉国处看了一下,并访问了当地的干部和群众,才了解到当时的形势和张自忠牺牲时的具体情况。
实地考察可以纠正史实的谬误,补充文字资料的不足。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是如此,小的事件和人物,甚至一个地名、用字,也是如此。例如,卢沟桥的“卢”字,一向被写为“芦”字(中央文件和《毛选》也是如此)。但今年,总算被有些报刊纠正过来了。卢沟桥边有乾隆的题字:“卢沟晓月”。我是今年去卢沟桥,看了这块“御碑”,再查看一些文字资料,才弄清楚的。
由此可见实地考察的重要性。
三、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民国史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的建设必然要有一个从无到有、先粗后细的过程。由于它是一门开拓性的学科,因此在建设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许多新问题,遇到一些与传统说法不尽相同的意见。这些意见只要是经过认真研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我们就应该加以鼓励。由于研究者观点、方法的不同,不同意见的出现是必然的。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只能是百家争鸣。这是推进和发展学术的唯一正确的方针。无论是对国内学者,或者是对国外学者,我觉得都应该实行这样一种方针。
1956年,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了他对《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不同看法。这位陪同人员向上反映了,认为这样是否有损毛泽东的威信,要不要请苏联大使馆出面加以劝止。毛泽东知道后,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讨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当时任苏联驻华大使)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10页)
对民国史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我觉得也应该采取这样的方针。
(本文是作者在民国档案与
民国史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


第5版(理论)
专栏:党史人物

对党无限忠心的李铁夫
李铁夫是朝鲜共产党早期党员,国际主义战士。1928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三十年代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影响下,华北党组织遭到一次又一次的破坏,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当时,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的李铁夫对此十分痛心,他出于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从1932年11月到1934年2月,先后写了《关于党内问题的几个意见》、《“左”倾机会主义的反动性》等文章和意见书十余篇呈报河北省委,请求将几篇文章在省委机关刊物《火线》上发表。李铁夫在文章和意见书中,对王明的“左”倾错误提出了批评意见,特别着重指出了党的白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下,李铁夫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取消主义”、“反国际反党”的大帽子,并发动了反“铁夫路线”的斗争。在这场错误的斗争中,李铁夫受到沉重打击,并被割断与党组织的联系。还株连了党内一些赞同李铁夫正确意见的同志,其中包括李铁夫的爱人张秀岩。
李铁夫遭受打击后并没有消极,他以“仰望光明”为座右铭,坚信正确一定能够纠正错误。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为党工作。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民族危机深重。李铁夫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工作。他广泛联系工人、学生、职员和教育界、文化界的知识分子,领导爱国群众成立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天津各界救国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消息传到天津,李铁夫等人领导天津的爱国学生投入这场伟大的运动。12月18日,天津各界群众举行了抗日救国大示威。示威之前,学生骨干按照李铁夫的布置,到各学校进行联络,印好传单,研究并确定了游行路线。12月18日这一天,参加游行的不仅有学生,而且有教授,还有许多市民也自动加入游行行列。当游行队伍通过海光寺日军驻地时,李铁夫同学生手挽着手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并和大家一起高呼反帝爱国口号,日本侵略军尽管已经架设了机枪,摆好了射击的架势,但未敢开枪。当浩浩荡荡的队伍通过海光寺日军驻地后,学生们的心头涌起了胜利的自豪感。一位参加这次游行的同志,写了“带队冲倭海光寺”,“大智大勇是楷模”的诗句,表示对李铁夫的钦佩。
当天下午,爱国学生在南开中学操场上召开抗日救亡大会,日本警察署的一些警官乘坐着几辆摩托车,杀气腾腾地来到南开中学,向南开学校当局提出所谓“抗议”,妄图镇压学生爱国运动。愤怒的学生在李铁夫等人的指挥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以爱国反帝的呼声回击了日本侵略者,日本警官见势不妙,便灰溜溜地跑掉了。在这次大会上,决定成立“天津市学生联合会”,并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要求。
这次声势浩大的群众爱国运动,不仅显示了李铁夫的组织才能和领导艺术,更表明了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在受到打击后,仍以党的事业为重,把个人的安危和得失置之度外。当年同他一起在白区工作的同志说:李铁夫“不愧为忠于党的事业的战士”,“知行合一的模范”。
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学生和广大群众,李铁夫和张秀岩等先后创办了党的地下刊物《华北烽火》和群众性半公开刊物《天津妇女》、《民众抗日救国报》等。《华北烽火》出版了七八期,均由李铁夫主编。他不仅自己写稿和负责编辑工作,而且参加组稿、校对、出版等工作。在国民党统治的天津,出版共产党的地下刊物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委托朱增祥、朱光宇兄弟二人负责印刷出版工作,印刷地点选在天津法租界一家私人印字馆。刊物印好后,运出的路线要经过法、日两国租界。为了安全运出《华北烽火》,李铁夫多次与参加这一工作的戴元毅、朱光宇等研究经过的路线和时间,巧妙地避开租界巡捕的搜查,保证了《华北烽火》的出版和发行。为了使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了解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喜讯,他从国外报刊上选择有关红军长征的消息,宣传红军的战绩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为此,李铁夫经常在昏暗的灯下阅读书报,翻译外文资料,编写文稿。他的工作条件很差,住在十几平方米的阁楼里,既是卧室,又是工作室,也是厨房。夏夜的蚊虫聚成一团,飞来飞去,他一手挥扇,一手写字;严冬季节,凛冽的北风吹进他的屋子,他靠仅有的一件棉袍暖身,通宵达旦地工作。
李铁夫从自己长期革命生涯中体会到,革命活动是多方面的,他利用自己会几国语言文字和有一定文学基础的有利条件,同张秀岩翻译了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等人的作品《日本新兴文学选集》。他说,文学艺术也是一条战线,我们能在这条战线上当一个敢于过河的小卒子,是一件光荣的快事!李铁夫所进行的进步文学活动同当时党所领导的左翼文化活动汇合在一起,对于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团结广大爱国青年和知识界、文化界人士,起了积极作用。
1935年底,上级党组织恢复了李铁夫党的组织关系。1936年春,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刘少奇到达天津,按照党的瓦窑堡会议精神,着手纠正“左”倾错误,确定了党的正确路线,并代表中央任命李铁夫为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所谓“铁夫路线”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1937年春,李铁夫去延安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党中央考虑到李铁夫长期在白区工作,积劳成疾,身体不好,决定留他在延安工作。但不久,他患了伤寒病,于1937年7月10日与世长辞。
毛泽东对李铁夫反对王明“左”倾错误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华北党对于临时中央的冒险路线曾有尖锐的反对意见,其领袖是李铁夫同志”。还说李铁夫“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的代表者之一。
(董建中 张守宪 金亨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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