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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理论)
专栏:

北洋军阀的兴亡
李新
中国军阀是封建性的事物。它只存在于中国封建社会和半封建社会。军阀一般都具有三个特征:首先是它有一支私人的军队。这支军队由一个首领通过家族、亲属、同乡、同学、师生等封建关系的网络统率着。其次是占据一定的地盘。地盘可以有大有小,小的只占据几个县或稍多一些地方;大的可占据一省、数省乃至全中国。第三是在它所占据的地盘上实行个人专制的直接军事统治,既不讲“文治”,更不讲“法治”。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产生过不少的古代军阀。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产生了近代军阀。
中国近代军阀的形成是从北洋军阀开始的。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至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这十六年,是北洋军阀的孕育阶段。从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继而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这一时期,可称为北洋军阀形成阶段。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无力应付,袁世凯东山再起,不仅控制了北洋军,并且进而控制了清政府,不久又就任临时大总统,夺取了全国政权。这一时期,北洋军才完全表现出是袁氏的私军。从这个意义上讲,武昌起义给了袁世凯北洋军阀形成的机会。当然,这种历史结果,并非发起和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始料所及,主要是客观形势使然。
北洋军阀的产生是与中国这个老大封建国家殖民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分不开的。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有了发展,不仅帝国主义对华投资大大增加,而且在它的刺激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也有所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比中国原有的自然经济和小商品经济要优越得多。由于资本主义经济集中,它所产生的政治力量要相对地强一些。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当然也要影响到意识形态。不过在中国,直到“五四”以前,资产阶级的思想力量还是比较薄弱的。殖民化的资本主义,固然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但对中国是一种新事物,这种新的因素影响到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北洋军阀的出现就是其重大影响之一。
北洋军阀的出现还由于封建势力依然存在。分散的个体经济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一直占着压倒的优势。此外,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有雄厚的根基和强大的生命力。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精神条件。革命前,资产阶级做了一些思想启蒙的工作,但远远不够。所以后来又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出现。
封建势力依然严重存在,而殖民化程度日益加深,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这就是北洋军阀产生的历史背景。由于有这样的历史背景,北洋军阀就具有很多中国古代军阀所不可能具有的特点,虽然从根本上看还有更多的相同之处。
北洋军阀以及所有的近代军阀与古代军阀的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它们都近代化了,也就是说,它们都程度不同地具有资本主义的色彩。根据它们近代化程度的不同,我们把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近代军阀称为旧军阀,而把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军阀称为新军阀,因为前者的封建性更强,而后者近代化的程度更高。但是无论旧军阀也好,新军阀也好,都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产物。近代中国的主要统治势力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帝国主义又是最主要的力量;因此,近代军阀不仅是封建势力的代表,同时又是帝国主义势力的代表。中国近代军阀,无论新旧军阀,除极少数例外,大多有帝国主义的背景或后台,有的甚至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工具。这与古代是大不相同的。中国古代军阀虽然也有个别向外国称臣纳贡的,但因中国古代的封建文明比较周围各民族都发达得多,这样的事例是极少的。近代的情况就不同了。帝国主义势力比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势力强大得多,中国军阀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只能是依附的关系而不可能是平等的关系。所以依附于帝国主义也就成为近代大多数军阀最根本的特点之一。这在北洋军阀身上首先表现出来。
现将北洋军阀的特点,择要具体地分述如下:
(一)采用外国兵制。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清廷感到原有军队,无论八旗兵、绿营兵,还是湘、淮军都不足依恃,开始效法外国兵制编练新军。北洋军自其前身新建陆军时代起,就仿效德国的兵制操练。以后袁世凯又聘用大批日本教官,使北洋军西洋、东洋兵制兼备。北洋军不仅编制完全效法帝国主义国家,兵器也大量购自外洋。早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即称羡外国船坚炮利,开始购置外国军火,并陆续举办一些军事工业。袁世凯继承他们的传统,北洋军兵器全部近代化,而且基本上购自外洋。北洋军阀也曾举办一些工厂自造军火,不过因为造出来的兵器质量差,因此主要还是依靠进口。依赖外国的武器装备始终是北洋军阀的特点。后来的西南军阀,乃至国民党新军阀也都如此。由于采用帝国主义国家的装备和军制,北洋军就不能不学习西方的军事思想。随着西方国家军事思想的输入,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当然也会对北洋军人产生一些影响。但这不是主要的,北洋统治者对此是极力抵制的。北洋军阀治军的主要思想还是封建观念,即以忠、孝、节、义为中心的三纲五常、四维八德那一套。
(二)北洋军阀的财政来源已不完全依靠封建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以前,封建军阀的军队饷源主要依靠田赋等税收,湘、淮军也基本如此。北洋军则大大不同了。其饷源大宗,往往来自关税、盐税和官办企业的收入(铁路、轮船局等)。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交通部与地方军阀争吵不休,多由地方军阀截留铁路收入充作军饷引起。北洋军阀另一重要的财源是借债——发行国内公债尤其是向帝国主义借外债。北洋军阀不仅在军事上依靠帝国主义,而且在财政上也依靠帝国主义,这就为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干预和侵略中国提供了方便。北洋军阀大都卖国。它们为了吞并他人,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就要无休止地扩军。而养兵是需要钱的,养的兵越多,需要的钱也就越多。军阀自己解决不了,怎么办呢?借债。内债不行就借外债。而借外债就要拿出中国的主权作交换条件。所以北洋军阀,特别是控制中央政权的大军阀,都是卖国者。卖国者必然要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这就是北洋军阀最终覆灭的根本原因。
(三)北洋军的兵源主要依靠招收破产农民或其它劳苦群众,也有些无业游民。北洋军阀实行募兵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办法也被称为志愿兵制。而当时中国是谈不上什么志愿兵的,破产的小生产者没有活路,投军大多是为了找地方吃饭,即所谓“吃粮当兵”。在中国历史上有各种兵制:有府兵制,也有募兵制。在清代,除了八旗兵外,绿营兵与湘、淮军也都是募来的。与绿营兵和湘、淮军比较,袁世凯编练的北洋军要略胜一筹。袁氏募兵一向比较严格,身材高大、体格健壮者才能入选。而且,北洋军的待遇也比较高些。所以北洋军开始战斗力较强。后来的皖系、直系招兵就差多了,有时还把匪伙收编入伍。奉系更是大量招收兵痞、流氓,收编土匪,因为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就是“胡子”出身。二十年代以后,一会儿土匪招安为军,一会儿军队散而为匪,于是军匪难分,成为普遍的事。这些现象,虽然古已有之,但民国时期又有新的特色。
(四)北洋军阀不仅不能长久统一中国,而且不断分裂,乃至发展为各成一派,各据一方,连年混战。从根本上讲,当时分散的小农经济,加上帝国主义的分裂政策,决定了北洋军阀不可能造成真正统一的国家。袁世凯一度形式上统一中国,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二次革命失败以前,国民党在南方还有很大力量,而在北方,割据势力一直隐然存在。皖系军阀统治时期,割据的局面更加严重。南方有西南军阀的纷起,北方有直系皖系军阀的分裂和斗争。1920年直系和皖系公开摊牌,爆发了大规模战争。此后,军阀混战连年不已。
造成军阀之间不断分裂和连年混战的原因何在?值得深入研究。除了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帝国主义的分割政策这两点根本原因之外,北洋军未能形成一个坚固的军事团体因而不能形成一支坚强统一的军队,也是产生割据的重要原因。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统一的条件下,其军队思想的基础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它可以在此基础上保持军队的统一。虽然这种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是狭隘的,只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曾经给人类带来很大的祸害。而封建统治者教育军队则是提倡忠君爱国,比资产阶级要落后得多。事实上,封建统治者提倡的忠君与热爱民族国家是矛盾的。皇帝即国家。爱国就是爱皇帝一姓。这算什么爱国?但封建王朝的皇帝毕竟还可以作为偶像。清朝灭亡以后,连这个偶像也没有了。袁世凯上台后实行“兵为将有”,使自己成为“本军之君”。他大力提倡忠于北洋团体,实际上是忠于他一个人。因此袁的统治崩溃后,北洋集团分裂的局面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皖系以段祺瑞为首,皖系军人只忠于段;直系以冯国璋为首,直系军人只膺服冯。奉系则效忠张作霖,晋系则效忠阎锡山……。北洋集团失去了中心。从此以后,北洋军阀部队中倒戈反向的事件也就层出不穷。这种倒戈现象在清代和袁世凯统治前期都很少。到了民国时期,北洋军阀仍用封建伦理观念来教育军人,它已不能形成为坚固的军事团体,更不能保持军队的统一了。
后来国民党新军阀有所不同,蒋介石的黄埔系形成了一个比较坚固的军事团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国民党军队的统一。黄埔军事团体的形成是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条件分不开的。这是以后的事,容后再说。
北洋军阀如此落后于时代,而又对外卖国,对内残民,横征暴敛,并不断地制造内战,以致各阶层人民生活和生命都没有保障,怨声载道。因此,1924年以后国民革命的兴起,北洋军阀的覆灭是完全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
(本文是作者为《中华民国史》第二编所作代序的摘要)


第5版(理论)
专栏:

石家庄市生产资料市场探索
杨圣明
一套富有特色的做法
自1984年以来,石家庄市在发展生产资料市场、改革物资和价格体制方面,已经迈出三步:
第一步,开辟市场,放开价格。从1984年8月至年底,将计划外物资放开进入市场,价格随行就市,使之真正成为商品。
第二步,发展市场,同一销价,差额返还。从1985年初至年底,对计划内与计划外的钢材、木材、生铁和纯碱四种生产资料实行同一市场价格销售,企业需要上述四种物资可到物资部门或外地自由选购。计划内物资的供应价与市场价的差价,由物资部门按分配指标和实际到货率定期全额返还给企业。
第三步,扩大市场,同一销价,放补结合。从1986年初至今,先后扩大到16个品种。对国家分配给市里的计划内物资,不再进行实物分配,由物资企业按市场价格敞开销售,用户企业可以自由选购。把市场价超出供应价多收款的90%作为补偿基金,由财政部门委托物资部门专项管理。按照六个区别(即对承担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与不承担指令性计划的加以区别;对重点产品、项目与非重点产品、项目加以区别;对产品价格受国家控制的与已经放开的加以区别;对政策性亏损和微利企业与一般企业加以区别;对消化能力强弱、潜力挖掘程度不同的企业加以区别;对企业与行政事业单位加以区别),对市属及以下单位给予价值补偿;市场价超出供应价多收款的另外10%,由市财政局委托物资部门建立物资开发基金。为吸引中央部属企业和省属企业参加石家庄市的这项改革,凡是计划分配指标转到市中转供应的,实行第二步办法,即计划内外物资实行同一销价,按中转供应指标定期全额差价返还,不扣10%。
石家庄市的上述一套富有特色的做法,目前全国已有不少城市和地区正在因地制宜地推广。
探索出一条新路子
石家庄的做法取得了良好效果,为发展生产资料市场、改革物资和价格体制找到了一条新路子。
首先,找到了由“双轨制”走向单轨制的一条可行的循序渐进的途径。在八年多的改革中,物资体制和价格体制由原来单一的计划单轨制演变成了计划与市场并行的“双轨制”。“双轨制”的出现,有历史的必然性。它的效果与问题都十分突出。对“双轨制”要趋利避害,把它逐渐引上单轨制。如何过渡?石家庄市找到了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途径。在物资体制方面,它在逐步扩大的范围内将双轨并成一轨,取消了实物的计划分配,打破了计划内、计划外物资的界限,把生产资料都作为商品,投入市场流通。在价格方面,它瞄准市场价格,分步前进,每年消除计划分配价与市场价差距的1/10,以便把两种价格逐步统一起来。当然,在解决计划分配价与市场价的差距方面,每年前进多少,主要取决于企业的消化吸收能力和财政的承受能力,可以根据主客观条件做适当调整。
其次,扩大了企业自主权,增强了企业活力。过去企业缺乏物资选购权,上级分配给什么,就必须要什么,容易造成供需脱节,货不对路,甚至货到地头死。石家庄市的做法,扩大了用户企业择优选购和调剂物资的自主权,用户企业的库存明显下降,社会库存结构日趋合理。同时,物资部门和物资企业有了物资开发基金后,可以多方开辟货源,经营方式由封闭式的调拨型转向开放式的服务型,不仅方便了用户,也增强了物资企业的活力。
再次,为宏观调控提供了新鲜经验。石家庄市把补偿基金作为宏观调控的一种新手段,对于急需发展的行业、重点产品和重点项目,对于与人民生活关系甚密的产品,发给或多发给补偿基金。反之,对于非重点的产品和项目,对于需要限制的行业,则少发或不发补偿基金。这就增强了对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节能力。实行以价值补偿代替实物分配之后,企业不再找市长,而去找市场了。市长可以腾出时间着力研究政策。计委、物资等部门不再忙于分配物资,可以抽出力量研究宏观调控问题。物价部门也不再忙于制订和调整具体产品的价格,可以更多地研究价格政策、价格信息和价格监督等问题。
最后,有力地抵制了物资流通领域中的不正之风,限制了“倒爷”的活动。石家庄实行同一市场价格后,价格空子被堵住了,企业也没有必要四处奔走拉关系了,“倒爷”活动的客观条件不复存在了。
完善和推广石家庄经验
石家庄的经验不是十全十美的,还需要从扩大品种、扩大企业、扩大比例和扩大领域等诸多方面进一步完善。同时,推广时要注意因地制宜。
(一)扩大品种。在石家庄,受各种形式管理的生产资料品种有64个,其中供应价与市场价差别明显的有23种。石家庄准备进一步扩大到供应价与市场价有明显差别的所有品种上去。在推广石家庄经验时,由哪些品种开始,要因地制宜,品种的扩大也要逐步进行。
(二)扩大企业。石家庄市的做法目前还仅限于市属企业,基本上不包括省属和中央部属企业。不是这些企业不愿参加石家庄市的改革,而是有实际困难还没有解决。推广石家庄的经验,不论实行全额差价返还,还是实行部分价值补偿,都遇到财政体制问题。不解决财政分灶吃饭问题,很难实行石家庄的办法。作为暂时办法,可在各级财政中列出专项基金,用于解决差价返还。也可由财政部门委托物资部门进行专项基金的管理。还有一个物资供应的品种问题。过去省属企业和部属企业对物资品种的需求满足较好,加入市里的市场调节之后,品种、规格难以保证。这说明,要在省属企业和部属企业推行石家庄的经验,还要帮助企业在市场上找到所需物资。当然也有一个企业适应市场环境,学会在商品经济中生活的问题。
(三)扩大比例。目前石家庄市仅解决了供应价与市场价之差的10%,还有90%有待解决。对于已解决的10%的作用,也要作两方面分析。一方面它给企业一个信号,不要依赖国家平价分配物资,要准备接受市场价格,要眼睛向内,增强吸收消化和承受市场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全国其他城市和地区尚未实行这种办法的条件下,从差价总额中扣减的10%,实质上是逼着本市企业消化。如果消化不了,就会增加企业负担,削弱企业在全国或某一地区的竞争能力。因此,石家庄市的改革难以孤军突出,这就要求全国同步改革。
(四)扩大领域。石家庄的做法目前还仅限于经过物资部门和物资企业中转的物资,尚未包括生产企业之间直达的物资。据估计,直达的物资占一半以上。为了把石家庄的经验推广到直达物资上去,必须由流通领域扩展到生产领域。在目前情况下,时常发生工业企业、建筑企业等用料单位与物资企业、物资部门等供货单位之间谁占用谁的资金问题。如果把石家庄的经验推开,不仅包括中转物资,也包括直达物资,即是说,从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开始,在出厂价与市场价之间实行差额返还或价值补偿,那就可以解决工业企业、建筑企业等用户与物资企业、物资部门的矛盾。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第四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综述
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第四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最近在四川温江召开。会议主题是历史认识论,主要讨论了以下的几个问题:
一、历史认识客体的特征。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历史客体具有四个特点:(1)隐观性。历史客体是从现实的存在中业已消失了的存在。(2)静观性。历史客体属于一种被窒息了发展机制并丧失了动态特征的客体对象。(3)模糊性。历史客体中的各种现象错综复杂,表现为亦此亦彼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4)残缺性。作为认识对象的历史客体具有不完整性,它和客观历史的无限丰富性存在永恒的矛盾。第二种意见认为,历史的认识客体有两个层次:一是原本客体,即客观的历史过程,它是消失了的,永远不会变化;二是准客体,即记载客观历史的史料,它是变化的,可以不断得到充实。第三种意见认为,作为历史认识客体的历史过程,从整体上讲是消失了的,不再变化,但某些历史现象,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之下却会重现。历史的某些方面,甚至可以通过一定的模型进行模拟和再现。
二、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客观性及相互关系。一种观点认为,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是历史的、有条件的和相对的,它必然包含有历史学家的主观因素。追求完全脱离主体的纯客观历史认识,实际上无法做到。我们坚持客观性的历史认识,应该从认识的总体过程来理解。另一种观点认为,历史认识的主观性虽然要渗透到历史研究之中,但是历史学家要自觉地坚持认识的客观性,避免产生主观随意性。
三、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一种观点认为,强调历史认识的主体性,是新时期向史学工作者提出的要求,也是为了从长期支配史学界的僵化思想模式中解放出来。历史是人创造的,史学家认识历史也必然投入主体意识。历史科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历史认识主体作用的发挥。持不同意见者认为,历史认识主体性的理解,可以是唯心的,也可以是唯物的。如果不把握科学的主体性,就可能导致主观随意性和唯心论。历史认识的主体,本质上是社会的、阶级的,没有绝对的主体认识。有的同志则提出,认识是一个系统,不能离开认识客体而单独强调主体性,应该从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中探讨主体性问题。
四、历史认识与现实社会。有的人提出,历史认识不可能脱离现实的社会实践。国家的发展水平,社会实践的需要,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历史认识。历史认识说到底不是单纯对历史本身的认识,而是为了人类的现实与未来。历史认识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史学工作者必须正确认识社会才能正确认识历史,从而尽到史学、史家的社会责任。
另一种观点认为,历史认识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实际是历史与政治的关系。阶级社会中历史认识必然带有政治的从属性,往往产生历史认识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倾向。史学只能对政治起到启示与借鉴作用,如果强调史学在现实社会中的政治从属性,必然影响到历史学的科学性和真实性。
(石罄)


第5版(理论)
专栏:书评

简评《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
旭江
由卢明辉等十三名民族史研究工作者合作编写的《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作者们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努力用科学的论述和充分的史料,使广大读者不只看到封建社会发生的民族间的不和,以及相互间的掠夺战争给各民族造成灾难性的损失,更着重从正面阐述我国北方各民族在长远的历史发展中,通过与中原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频繁交往,形成彼此相互依存、相互吸收的亲密关系。这既是写作本书的指导思想,也是该书和以往一些旧史书在民族史观上的根本区别所在。
我国北方是人类最早栖息繁衍的地区之一。民族形成之后,这里就成了古代北方诸族先民的摇篮和活动中心。这里历史悠久,民族众多,而且各民族形成有先有后,来来去去,分分合合,成份极为复杂。这就为系统的写作带来很大困难。编写的同志依据中国历史发展的线索和阶段,比较清楚地阐述了每个时期北方民族之间、特别是北方民族与中原地区汉族之间的关系及其特点,本书也对整个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也给予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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