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专刊)
专栏：畅谈党的十三大
新闻与对话
——新闻界十三大代表谈“对话”
新华社记者 陈芸
他们都是新闻界的领导，都忌讳报道自己。但是，这个题目太吸引人了，使人欲罢难休。“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做到这一点，就要充分发挥新闻舆论机构的作用。而如何改进工作，使自己成为一条有效的对话渠道，就成了摆在新闻舆论机构面前的新课题。
“对话”是新闻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我第一个采访的是《人民日报》总编辑谭文瑞。他说：十三大提出了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任务，而新闻宣传工具是最经常、最方便的对话渠道。去年，我们提出报纸要办得让人们感到可读、可亲、可信，目的就是架设好党和人民互相理解的桥梁。与谭文瑞住在同一房间的还有《人民日报》海外版的领导成员安子贞。他说，新闻作为对话的重要渠道，要避免陷入公式化，这就要我们不断探索，创造群众喜欢的形式。
《人民日报》是我们党中央的机关报，它赢得了人民的信任，目前发行量近500万份。它的社长钱李仁接着接受了我的采访。他说，我们党历来强调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今后我们新闻工作者更要实事求是，绝不能在报道中说不真实的话，说片面性的话，否则就要破坏党的威信，我们也要失去人民的信任。他说，从人民群众来讲，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因受种种条件的局限，不一定全面，因此我们就要把真实的、全面的情况告诉人民，让人民理解党的政策，用全局观点看问题。这既是党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离开《人民日报》三位领导同志，我接下来找的是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艾知生。他说，人民群众十分喜欢社会协商对话。现在我们国家有一亿台电视机，每天晚上大约有5亿人接受电视宣传。今年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了8次新闻发布会，电台、电视台及时作了广播，这是过去少有的。大学生说，这种做法缩短了他们和中央的距离，外国人说这表现了中国空前的开放。再比如我们过去批评报道搞得少，担心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今年我们报道了首都机场进口货物无人认领的问题，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对反对官僚主义起到了促进作用。艾知生说，如实地向人民群众报道我们党和国家发生的事情，沟通上上下下的情况，是党和群众对我们新闻工作的要求，我们现在做的距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很不够，还要继续努力。
“对话”向新闻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经济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在这次会上既当代表，又当记者。当我找到这位大忙人时，他热情地和我对了一番话。
他说，我们喊了多年新闻改革，教训人的面孔老改不过来。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对话需要平等、协商、讨论式的态度，不平等就无从谈对话。灌输式的宣传报道，“应该”、“必须”等命令式的语言，使人难以接受。二是报道要力求全面。我们有些报道片面性大，报道成就不讲问题，宣传承包就是一包就灵，使人很难相信。三是报道要更加实在。四是要增加报道的公开性，理应让人民知道的事，就要原原本本告诉人民。
《光明日报》是我国一张面向知识分子的大报。它的总编辑姚锡华直率地说：“对话需要提高开放程度。”他说，报纸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要允许探索、创新。开展对话就要允许在报纸上发表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目前我们报纸上的理论文章，还是解释中央政策的多，真正探索做得很不够。我不赞成动不动就说“左”或右。“左”或右是高度概括的政治语言，是领导者把握方向的问题，现在有点用滥了。文章有正确和错误之分，但以一篇文章论“左”右，很不科学，不利于在学术上百家争鸣。
“对话”要求新闻工作者做好调查研究
最后，我采访的是新华通讯社社长穆青和副社长郭超人。穆青说：对话要对实话，不能对虚话。怎样才能做到对实话？其实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吃透两头，一是吃透中央的政策精神，二是吃透群众的想法。因此，我们必须做深入的、细致的、艰苦的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喜怒哀乐，关心人民的疾苦，反映人民的呼声。过去我们对人民群众街谈巷议，甚至是满城风雨的议论，往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宣传上脱离了群众。这样的做法，在社会上就形成了两个舆论阵地，一个是群众的口头舆论阵地，一个是官方的舆论阵地，无形间拉开了党和人民的距离。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新闻改革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是报道要离人民更近点；二是报道要写得生动活泼，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这几年我们在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还远未把人民的呼声及时、全面地反映出来，有待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改革。
郭超人说，要做好对话工作，对于我们新闻工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要有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向人民群众对假话、对空话、对大话只能破坏社会协商对话的制度。有意说假话的记者是极个别的，但由于调查研究做得不够，不了解事物的真实情况，人云亦云，上当受骗的事情是很多的。我们要在提高记者素质上下功夫。与此同时，我们新闻界也希望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更加重视运用新闻宣传工具，使对话经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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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给企业增添了活力
——访十三大代表刘汉章
高健平
10月27日晚上，我采访了十三大代表、邯郸钢铁总厂厂长刘汉章。他说：“这是一次以深化改革、促进生产力发展为主要任务的大会，作为一名企业领导，我感到非常受鼓舞。确实，只有改革、开放，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企业才可能有出路。”
刘厂长想了想，接着说：“搞活企业，就是使企业真正走上相对独立、自主经营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道路。我认为，在人们常说的个人、企业、国家这三者关系上，企业作为连接国家与个人的中间环节，它的特殊位置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企业这个中间环节搞好了，其结果必然是国家和‘个人’两头受益。而使企业具有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这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搞活企业的标准。一个企业必须要有自己的财力，这就是‘钱’；企业必须能够自主地运用这个财力，这就是‘权’。”
谈起邯钢企业搞活之后，国家和职工个人的受益情况。刘厂长自豪地笑着说：“刚才我们谈到了，从1980年到1986年，7年邯钢共实现利税70829万元。其中上交国家占了66％，用于企业技术改造的占26％，两项合计为92％；还剩下百分之几用于职工生活福利基金、奖励基金等，而我们邯钢职工的收入由1979年的人均780元，上升到1986年的1535元，增长了1.96倍。由此可见，企业搞活了，国家和职工个人两头受益，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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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依靠科技进步的意识
——访十三大代表朱丽兰
本报记者 陈祖甲
国家科委副主任朱丽兰第一次参加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显得格外激动。她见到记者时，兴奋地说道：“党的十三大提出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这位女党员曾经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长期的科研工作实践和当前世界新技术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使她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决定性因素，是使我国经济走向新的发展阶段的主要支柱。如果现在再不抓紧时机，急起直追，就无法缩短我们在经济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的差距。
“这不是某个人的看法，而是我们党的决策，意义就非同小可了。”朱丽兰说：“当然，我们说要把科学技术提高到重要地位，并不等于立即就真正提高了。这需要全社会的人都增强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的意识。这是一个反映中华民族素质的问题。”
朱丽兰谈到一些观念上的障碍。她说，“作为科技工作者，有一个转变观念的问题。要认清当前全方位改革的形势，改变那种长期习惯了的、而又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传统观念。”她举例说，在有的科技人员头脑里，对科技开发应用不怎么感兴趣，以为只有获诺贝尔奖的成果，才称得上有水平；有的科技人员的商品经济观念淡薄，往往一谈到技术有偿转让就不好意思。她谈到自己在担任化学所所长期间，对待搞开发增加研究所技术收入的事，心里总要嘀咕，问一问这样做好不好。因为我们长期习惯了一切都由国家包下来的办法，题目、经费、成果都由国家包。这种不适应商品经济形势、不适应科技振兴经济的做法，还在影响我们的一些同志。不转变观念是很难完成党交给我们的重任的。
朱丽兰现在经常考虑的已不限于某个研究课题，或者某项科技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而是更多地从宏观上考虑整个社会的科技进步，科学技术与工业、农业及社会发展的关系。她说：“党的十三大的召开，使我们国家科委感到自己的担子更重了。作为国家的职能部门，我们有责任检查一下在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上存在些什么问题，已采取的政策、措施是否体现十三大的要求。”
朱丽兰告诉记者，赵紫阳在工作报告中建议制定我国的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国家科委正在为此作准备。她指着身边一包材料说：“这仅仅是制定纲领的一些‘产前准备’。因为我们知道，中央一些经济部门的任务压得很重。我们科技部门就应该主动地多考虑一些长远的、综合的科技进步问题，并注意同经济部门协调起来，使我们的经济真正建立在扎扎实实的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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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图为大会主席台。新华社记者 武基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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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主持大会。 新华社记者 李生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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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步入会场。
本报记者 沈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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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投票选举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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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在主席台上投票。
本报记者 沈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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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们在选举。新华社记者 刘建国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