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纪念“战动总会”成立五十周年
程子华
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国共两党合作的局面形成，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战场。1937年9月间，周恩来副主席等党中央几位领导同志到达山西。周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在太和岭口前线就八路军开赴第二战区作战及成立战地动员组织的问题进行了会谈。周副主席向阎建议，在第二战区即山西、绥远、察哈尔战区，成立由八路军和阎锡山分别派出代表，并由有关各界人士参加组成的“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阎接受了这个建议。战动总会遂于9月20日在太原宣告成立，中共和八路军方面派出的代表（也就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为邓小平、彭雪枫、南汉宸、程子华四同志，阎方也派出几名代表。此外还有三省政府的代表和各军各界人士共二十余人，其中有著名的爱国人士李公朴和高崇民等。委员会主任一职，商定由国民党爱国将领续范亭将军担任。南汉宸和我是八路军方面常驻会的委员，我被党中央指定为总会中共党团的书记，南为副书记。1938年底我调离战动总会后，南汉宸同志继任党团书记。党团受党中央及中共华北军分会彭德怀、贺龙、关向应同志领导。小平同志在山西前线，经常关心和过问战动总会的工作。战动总会工作了将近两年，于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前夕，1939年6月被阎锡山下令撤销。
值此战动总会成立50周年之际，从我国革命斗争的发展过程，从我党的路线政策，主要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发展变化来回顾，不能不使人深切地感到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正确地掌握政策和策略，反对一切错误倾向，是党和国家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一、战动总会是党在发动全面全民抗战的新形势下，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物
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
为了集中一切力量，争取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在1935年底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指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指出：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致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于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我党的重要策略、政策问题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系中走过的。显然，抗日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范围，在抗日时期，我党同中国各种力量，各个阶级的合作范围，要比内战时期广泛得多，也更复杂得多。
1936年红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使统治山西二十多年的阎锡山感到陕甘宁边区和红军的存在，是他不得不加以承认和不得不采取应付的办法的现实。1936年的西安事变，阎锡山采取了模棱观望的态度，他既未公开支持张、杨爱国行动，也未为南京政府张目。由于国内政治形势急剧变化，华北人民抗日情绪高涨，而蒋介石的部队开入山西，又使阎锡山感受到威胁。在此形势下，我党就同阎锡山由建立了初步的联系，而走到逐步建立统一战线的关系。西安事变后，党中央就派出代表，常驻太原，同阎发生联系。“七七”抗战开始后，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再次东渡抗日，因此，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到晋与阎会谈，提议和推动成立了双方合作共同领导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战动总会的成立是我党在新形势下正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物，是我党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几位高级干部参加到这样的统一战线机构中，是党在新形势下走向公开合法的重大步骤，是中国共产党参加各级政府的一种特殊形式，总之是党中央反对“左倾”关门主义斗争的具体产物。
当然，战动总会的成立，同我八路军开赴这一地区作战，有着密切的关系。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者总是互相结合在一起的。假使没有八路军做依托，这个统一战线的战地动员组织要想开展工作，必然会是困难重重的。我八路军在广阔的晋、察、绥战区的作战，有利于战动总会开展各种动员工作和民众运动，战动总会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政权，同样为我军的作战活动和本身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战动总会是带有政权性的动员机构和军事指挥机构
在整个抗战期间，从全国范围来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固定形式，还不多见。从我党参政方面看，只有周恩来副主席曾担任过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的副主任一职。后来中共几位代表曾担任过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但当时的中央政府并非联合政府，参政会也仅属咨询性的机构。战动总会虽然只是华北地区性的统一战线的组织，但它却是典型的以国（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共合作为基础，并有各方爱国人士参加的带有政权性质的权威性的机构，它既有明确的管辖区域，又有发动群众、代行政权职能、组建抗日武装、指挥武装部队作战的职权。从这一点来看，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也许有个别的人，会认为战动总会是阎锡山的机构，因为它的全称是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按我党与阎锡山达成协议的“工作纲领”规定，战动总会直辖于第二战区行营。可是这只能说是一种不明事实真相的浅见。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简单地把战动总会视为八路军的机构，说战动总会就是共产党。这又太简单化和夸大化了。不错，战动总会的领导权实际上是掌握在我党手中的。战动总会内共产党员相当多，还调来很多原来是红军的军事政治干部，来组建战动总会的游击支队，战动总会执行着的工作纲领，实质上也就是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可是，这个组织毕竟是一个统一战线组织。战动总会向敌后挺进中，阎锡山方面的代表没有同去，而是南撤了。阎企图用撤出代表来拆战动总会的台，使战动总会失去统一战线的合法牌子。但是一些进步的、主张坚持抗日的原国民党人士，却同我党合作得很好，愿意随战动总会一同到敌人侧后方去。他们从实践中体会到，共产党最无私，最无畏，共产党最以民族利益为重，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所以有些老国民党员，最后也参加了共产党。
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往往同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互相推动，互相促进，互为条件，同时发展。从这一点说，战动总会的实践也是很好的一个例证。
战动总会是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物，它本身是统一战线的组织，我党又得以通过这个统一战线组织，在华北战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战动总会中的中共代表，有公开合法的身份，因此他能够在战区各友军及各种地方势力之间，进行统战工作，以利于战区内协调配合，统一对敌斗争的部署。这个机构内的非党领导同志，也可以利用战动总会这个带有政权性质机构的领导人身份，开展统战工作。战动总会的续范亭主任，就担负了这样一种光荣的角色，在战区他经常召开各军各界联席会议，共商动员群众和御敌大计，做出大量有益于联合抗日的工作。
战动总会以其合法组织的地位，在敌人侧面和敌人后方，除了动员群众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人出人，支援各战斗部队以外，还自己动员组建和指挥了二十几个游击队，人数达两万以上，配合我八路军一二○师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打击困扰了日寇汉奸的军队、政权、据点和交通线，开辟了晋西北、晋绥边、大青山、察绥边等几个游击根据地，使已经沦为敌区的晋、察、绥地区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大敌占区人民看到我八路军、战动总会的工作人员和武装队伍以后，他们知道中国并没有灭亡。正是由于在华北敌后，在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我军的不断发展壮大，我党才可能由抗战初期的三万部队，发展到日本投降时的一百万正规军，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壮大才取得解放全中国的胜利。我在战动总会兼任人民武装部部长的职务，敌占太原后，我受中共中央指示，率部转战于晋中平原地区，以阻滞南下晋南和西犯黄河企图西渡之敌，我与敌激战数月。许多在战动总会游击支队中担任指挥的老红军干部，在战斗中光荣牺牲。战动总会的这支武装力量，经过几次改编，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劲旅。战动总会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是在统一战线的有利环境下产生的重大成果。
统一战线的战动总会，在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下，在发展我党组织，壮大我党力量方面，也起了非常有利的作用。抗战开始以后，八路军所到之处，党组织也就随之建立起来。但部队流动性大，发展党组织受到一定的限制。有了统一战线的战动总会，它的县、区动委会机构遍布所辖各县区，这样，随着各级动委会的建立，我党就把同级党的领导机构结合在各级动委会之内。往往是县动委会的某个部长就是中共县委书记。随着战动总会工作的开展，建党的工作也就得以在广大地区开展起来。此外我战动总会还吸收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其中有大学教授、留学生、大学生、中学生等，这也是在新形势下它所做出的一项重大成绩。
三、党的统一战线，今天仍然是法宝
回顾我们党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凡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正确执行的时期，党的事业，革命的事业，就欣欣向荣；凡是统一战线不被重视和不能正确执行的时期，革命就遭到失败或挫折，党也受到损害。对资产阶级既不能搞右倾投降主义，丧失党的独立性，也不应搞“左倾”关门主义，拒绝本来可以合作的一切力量。当然，这是从党是否正确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来讲的。除了主观因素之外，革命的成败，还有客观的原因。大革命后期和抗战胜利之后，国共合作发生破裂，其责任并不在我党。
今天，我党是执政的大党，全国解放已经将近40年了，党的统一战线的范围扩大了很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指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
序言又指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大业是包适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
对统一祖国，台湾回归祖国，邓小平同志提出可以实行一国两制，这是拥护祖国统一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一项重要纲领，是新形势下党的统一战线的新发展。我党提出这样广泛的统一战线做法，完全是为了祖国的光明前途，为了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振兴中华，造福子孙后代，并无任何一点私利，而是真正的“天下为公”。历史已经过去，嫌隙已成陈迹。泯除恩仇，共图大业，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负的首要职责。希望台湾当局不必视“统战”为可怕之物，而躲闪回避。我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海峡两岸的往来日益频繁，两岸健在的黄埔校友能够欢聚一堂，重话当年，共享祖国昌盛繁荣之乐。（附图片）
1949年3月25日，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迁来北京时，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和到西苑机场欢迎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合影。自左至右：陆志韦、沈钧儒、朱德、董必武、李济深、陈其瑗、郭沫若、黄炎培、毛泽东、林伯渠、马叙伦。
本报稿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地下交通的尖兵
——怀念田辛同志
戚原 周晓华 何崇寅 曹达 姚明达
1945年前，田辛同志是组织中共江苏省委顺利转移和开展地下交通建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在解放区负责主持上海大批干部撤退的工作。他还在淮南小王庄华中局城工部的干部整风学习班、淮安华中分局城工部训练班以及后来的华东解放区的华中党校具体执行上级任务，培养上海等敌占区大批地下党干部，并为地下交通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是一位学习勤奋、工作认真、性情开朗又质朴可亲、坚持原则、善于团结同志的好领导。“十年浩劫”中，他被残酷迫害，含冤而死。每当我们回忆起与田辛同志一道工作的情景，心里总是充满深深的怀念。
1937年抗战爆发后，在上海的中共党组织发展壮大成为一支坚强的力量，领导广大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团结广大的爱国人士开辟外县游击区的斗争，支援了大江南北的根据地斗争，在“孤岛”上，坚持了党中央对沦陷区的正确方针政策。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并出兵占领了上海英法租界，上海的政治形势日益险恶，在上海的中共地下江苏省委，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决定，把省委机关和所属各委员会的多数领导干部以及一批骨干，转移到华中根据地，并要求留在上海的地下党员坚持“勤学、勤业、交朋友”的方针，在工厂、学校、商店、团体等基层广大群众中，继续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以待时机。
1942年春，上海学生运动党的领导成员之一田辛同志奉江苏省委之命，只身奔赴新四军盐阜根据地，向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请示省委机关的转移问题。当他回沪后，即积极筹划政治交通员的调配和对地下交通路线的选择。1942年8月，筹划就绪，转移工作开始了。
抗战时，日寇占领下的城镇，经济十分困难，民不聊生，交通比较困难。田辛同志根据这种情况，非常灵活地利用这些条件做好转移工作，还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和如何应付敌伪盘问的办法。这样，我们地下交通员和转移者，都隐蔽在成千上万的商旅之中，丝毫未让敌人察觉。10月份，包括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在内的100多名干部先后安全到达淮南根据地。到年底，除了少数领导仍留在上海坚持工作外，转移的干部已基本上护送完毕。
1943年三四月间，根据中央指示，撤销江苏省委，在华中局成立城市工作部，由刘晓同志任部长，刘长胜同志任副部长，张承宗同志任秘书兼干部科长。为了保证城工部对敌占区地下党的领导，加强与敌占区地下党的密切联系，城工部成立了政治交通科，任命田辛为科长，设有政治交通员。其任务有：护送各级领导去敌占区视察工作；接敌占区领导来城工部汇报工作；向敌占区领导传达中央和华中局领导的口头或书面指示；向城工部送敌占区领导的秘密书面报告等。因为经常要通过敌伪军的封锁关口，随时有献出生命的危险。为保证城工部与敌占区地下党的联系，在敌情变化万千的情况下，使地下交通仍然畅通，就必须在淮南根据地周围的敌伪封锁线上，建立起隐蔽的、安全的、稳定的地下交通路线。
为了做好地下交通工作，田辛同志带领周晓华和刘进同志到津浦路西侧，对沿途和敌我交界处的复杂情况，包括政治、经济、军事、人情风俗、来往商旅等都进行了细微的实地调查，并派周晓华和张洽泰在淮南根据地，南临长江，北至洪泽湖，东沿大运河，西到津浦路进行周密调查。田辛同志还同大家共同讨论和分析淮南根据地周围环境，认为，东面的瓜州至扬州的镇扬公路和大运河一线，交通运输繁忙，商贩沿途不绝，特别是瓜州镇，它是江南江北的重要口岸，商贾云集，市面热闹，我们可以扮成小商小贩，隐蔽在来往商旅之中，敌人很难觉察。同时，瓜州紧靠我路东根据地，新四军的影响很大，仅伪镇公所设有一个大队的伪军，应充分利用这个薄弱点。这样，经城工部领导同意决定瓜州就成了进出敌伪封锁线的主要地下交通线。在西面，城工部领导又派了邵健和刘进两同志去明光，以贩卖布匹为掩护，长期隐蔽在铁路交通线上，建立了一个进出路东敌伪封锁线上的秘密交通站，作为西面的备用地下交通线，其他各线则作为必要时的备用线。
田辛同志是一位沉着、勇敢又机智的同志，他对这种需要大胆探索，深入调查研究的新工作，从实际出发，以一丝不苟的态度精心布置，并及时检查，使地下交通工作完成得很好。他领导的地下交通从1942年8月到1945年8月长达三年之久，在敌伪的严密封锁中，护送江苏省委机关安全转移和上千名干部出入敌伪封锁线，保持城工部与敌占区地下党的密切联系，没有出现过任何重大政治事故。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功绩啊！
在解放战争时期，田辛同志为党继续做出重要贡献。自1948年2月起，在反动派加紧镇压革命力量的形势下，上海地下市委为了爱护、保存革命力量并培养干部，由书记张承宗同志向在根据地的华东局提出向华东解放区撤退上海2000名干部的计划。华东局负责同志向当时在华东局城工部工作的田辛同志传达、布置了这项重要而急迫的任务。田辛同志向华中工委领导作了汇报，书记陈丕显同志
决定在当时的华中党校建立新一队（后十三队、上
海队），由田辛同志任支部书记，负责接受上海撤退来的干部，进行训练。此后，上海市委又来信，指定田辛等八位同志组成“中共上海市委驻华东解放区工作委员会”，由田辛同志主要负责。田辛同志依靠城工部的同志，组织了几十名政治交通员开辟交通线，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复杂的任务。
田辛同志还在党的地下交通建设中，为培养干部做了大量工作。1944年夏，他从华中党校回华中局城工部后，就具体负责上海和各地地下党干部到城工部参加短期整风学习的轮训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华中分局城工部任宣传科长，办理干部训练班的工作，为地下党培养干部。1948年，他又组织了大批从上海撤退到华东解放区干部的学习。他亲切和蔼、平易近人、毫无大学生的架子。他领导学习，对每个学员亲切访问、个别谈心，了解每个人的个性特点、历史和工作情况，展开帮助，并按不同小组，分别轻重缓急，按部就班。他既抓学习，又关心生活，让大家安心学习、提高思想，为党积极工作。
田辛同志学习认真，学风端正。他把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注意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来决定工作的方式方法，考虑效果。他认真积累资料，在地下交通和整风学习与干部训练班的工作上，他所积累的资料最多最全。
田辛同志待人热情，平易近人。不论是本部门或其他部门的同志他都注意团结。例如在津浦路西调查时，碰到一些上海同志前去工作，对他们在工作上、生活上或思想上产生些问题，田辛同志都能耐心打通思想，热情帮助，并鼓励他们努力向已在根据地工作的同志学习。当时解放区的物质条件是比较困难的，但大家有说有笑，跳秧歌舞，唱革命歌曲，同志间充满了友爱互助的精神。
田辛同志坚持原则又以理服人的作风，是接触过他的大批同志都有深刻印象的。只要是符合组织原则的，他就立即去办，如遇上不符合组织原则的，他毫不含糊，总是耐心讲理，为说服对方，反复做工作。因此，他在各个时期工作时，上至领导，下至警卫员、通讯员，都和田辛同志关系融洽，从沦陷区和国统区来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凡和他接触过的，无不赞扬他的品格。
田辛同志在他的青年时代，就确立了坚定的革命理想和必胜的信念以及对党对人民的忠诚和高度负责精神。“四人帮”横行的“十年浩劫”中，当他被残酷斗争，逼迫他承认是莫须有的“派遣特务”时，田辛同志只有一句话：“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而宁死不屈。“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这就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最庄严的心声。
我们深切怀念田辛同志，学习他忠诚党的事业的高尚品德，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