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经济)
专栏：
“阵痛”后的沟通与理解
——武汉市第一皮鞋厂改革纪实
新华社记者 谢邦民 梅君
拥有1700多名职工的武汉市第一皮鞋厂，是全国5大皮鞋厂家之一，年产皮鞋约80万双，最高年利润为200多万元。1982年以后，这家企业每况愈下。到今年3月份，企业已成为没有宣布破产的“破产企业”。几年工夫，走马灯似地换了8任厂级领导，不但无济于事，而且几乎每换一任厂长，都是留下几十万元的贷款债务。
“皮鞋厂再不改革不行了！”主管部门决定：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面向全国招聘厂长。
今年初，经过投标、答辩，武汉市工业主管部门尊重评委和第一皮鞋厂职工的选择，招聘杨慰祖为厂长。3月19日，职工燃放自己花钱买来的十几万响鞭炮，把上午以最高分中标为厂长的原青海省西宁市家用器具经销公司总经理杨慰祖，迎进了第一皮鞋厂。
杨慰祖进厂后，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几项改革：调整生产结构，划小核算单位；实行干部招聘制；优化劳动组合。这几步改革在大多数工人的支持下进行得比较顺利。但当杨慰祖6月底要改革分配制度时，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职工们冷言冷语地质问道：
——厂长，你4年后能得几万块钱吧？
——厂长，你答辩演说中讲为工人谋福利，怎么反而提高劳动定额？
有些工人起哄了：“把杨慰祖轰出厂！”
时间才过去3个月，为何竟会这样呢？今年6月，杨慰祖发现生产下降了18％，而职工工资却上升了7.4％。他感到工资制度非改不可，决定实行全额计件工资，定额提高10％；各种政策性补贴也随同工资一起浮动；工人级差不予承认；取消法定假日和8年工龄以下职工的病假工资；原工资级别只作为档案工资存在。这一方案还在酝酿中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杨慰祖决心已定，冒着风险从7月份开始实施，同各车间签订了合同；一些人的对策是：消极怠工，等待观望。
8月5日，改革后的分配方案按合同兑现：7月份生产计划完成56％；工资总额比上月下降17％；80％左右的职工没有拿足“档案工资”；大多数职工收入减少10元以上；几十名职工收入增加；一位车间主任被免职。
围绕如何看待改革中的“阵痛”，厂长与工人代表开展了对话活动。杨慰祖厂长反复解释了进行分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要职工们体谅厂长的难处，体谅工厂目前的困境。同时，吸收了工人的合理化意见，在坚持实行全额计件工资的基础之上，对分配制度改革进行了完善。如，法定假日的工资厂部给50％，车间给50％；对享受劳保的老工人酌情照顾，由工会掌握等。
理解，焕发了工人的潜在积极性。工会在全厂14个工序举行了创“最佳能手”的活动，评出了27个最佳能手。工人易建新，是把厂长“抢”进工厂的积极分子，后来对厂长的分配制度改革又反对得最激烈，7月份没有完成生产计划。后来，工会干部同他对话，使他理解了厂长的改革。8月份和9月份，超额完成生产计划，两次被评为该工序的“最佳能手”。10月份生产又遥遥领先。
第一皮鞋厂工会在沟通厂长与职工的思想感情、调解矛盾方面发挥了许多积极作用，既支持厂长改革，又维护职工权益。工厂生产走出“谷底”，到9月开始盈利，职工收入增加。
杨慰祖充满了信心。他认为，职工们都认识到第一皮鞋厂非改革不可，都信任党的政策，加之厂长与职工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信任，经过“阵痛”之后，改革的“新生儿”终将诞生。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附图片）
石家庄旅游用布印染厂当年投产、当年见效、当年出口，今年的产品全部外销，到9月底，已完成全年出口创汇计划的154％，到年底可创汇一千万美元，一举跻身于全国纺织品出口创汇型企业行列。图为该厂绣花车间工人在引进的绣花机旁操作。
本报记者 张雅心摄
第2版(经济)
专栏：
大西北对外推开一扇新窗
旅游业带动敦煌经济全面起飞
本报讯 记者凌志军、江夏报道：穿过茫茫荒漠，有一片绿洲，在落日的余辉中，华灯初上，夜市方起。小吃摊点一字排开，砂锅、烤肉、煎包、羊肉泡馍……缕缕香气诱得东来西往的中外游人驻足落座。入夜，路边小贩炉火正旺，大小商店灯光闪烁——这是敦煌街头的夜景，它虽偏居西北一隅，其热闹程度却不亚于东部一些大都市的风光。
敦煌今天已成为我国大西北一个新的旅游热点，近几年到这里来的中外游客，每年以25％的速度增长，1987年头9个月已接待20万人，相当于这个小城市集镇人口的10倍。
《汉书·地理志》说：“敦，大也。煌，盛也。”敦煌之名，取其盛大辉煌之意。莫高窟，这座佛教艺术宝库早已举世闻名，但非经亲眼所见，实难想象其博大精深。记者于窟中匆匆浏览数小时，也只看了1／40。此外，敦煌四周遍布塞外奇景：三危山“三峰耸峙、如危如堕”；鸣沙山“风动沙鸣、金光四溢”；沙山环抱的月牙泉象一漂云影，绵历古今，沙填不满、神奇莫测……但是，敦煌的魅力中还蕴藏着更广阔的内容。一位日本朋友称其为“世界史上诸多怵目惊人事件的大舞台”，一位中国学者则指出它是
“中国数千年前即开向世界的一个窗口”。
但在解放后20多年间，就连敦煌人自己也不认识敦煌的价值，只知“以粮为纲”，不知有“旅游资源”之说。以致被称为“世界奇观”的月牙泉，竟用来浇几十亩地，几致湖水干涸。
1979年敦煌出现了由衰而兴的重大转机。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引导下，敦煌也重新敞开大门，以旅游业为中心调整农业、发展工业、搞活商业。通观改革的9年，敦煌旅游业发展之快出人意料。1979年只有400多游人来此地，现在要接待20多万游人，街上大小宾馆均为近年新建，其床位总数为1979年的70多倍，仍人满为患。每逢旺季，铁路加车、公路增运、飞机加航，但仍有“进不来”“出不去”之虞。
由旅游业而带动了整个经济的起飞，可说是敦煌出现的一个奇迹。古代瓜州今日重新成为瓜果之乡，种植面积比9年前增加2.5倍，瓜果产量增加十几倍。旅游工业品多达7大类100多个品种，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至1986年已达1亿元，比1978年翻了一番多。敦煌人说：没有旅游业的发展，便没有敦煌的振兴，而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便没有敦煌的旅游业。
记者于敦煌两日访问，一个突出的印象是：沉睡千年的敦煌已经苏醒，今天它再次成为中外游人、东西文化的交集点。这使得敦煌人思路大开，他们正把敦煌摆在更大的范围中思考。“中国的对外开放不仅应当眼光向东，而且应当眼光向西。”县委副书记张志刚说，“敦煌是甘、新、青、藏公路交通的枢纽，出古阳关、玉门关可至西亚、欧洲；乌鲁木齐有国际机场；甘新公路可通印、巴；苏联的铁路直达我们的边境，这里可以成为大西北对外开放的一个新的窗口……”果真如此，敦煌将真正恢复它盛大辉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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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三言两语
鞭炮响过之后
放鞭炮，迎厂长。清脆的爆竹声，象征着人们对改革寄予的厚望。
然而，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并不如焚香燃炮那般轻松。当改革触动了旧体制的弊端，影响了传统的利益结构时，各种各样的情绪，疑虑、牢骚……就会出现。武汉市第一皮鞋厂改革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引发了一场“阵痛”，曾经放炮欢迎厂长的职工，转过来又投“反对票”。从这个细节，不难看出改革之复杂。
在改革的鞭炮声中，我们的同志切不可一味沉浸于9年来已取得的成就之中，务必时时警醒：征途漫漫，道路崎岖，改革所面临的困难远远大于业已取得的成功。
正视困难，不等于向困难低头。有疑虑、有牢骚，不足为怪。重要的是围绕人们对改革的心理状态，作出科学的分析，看看哪些属于误解，哪些合乎情理。通过协商对话，沟通思想，使改革大业真正成为千百万群众的共同追求。
这，就是来自武汉第一皮鞋厂的报道给人们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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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种形式 多条渠道 多方购销
辽宁百万农民进入流通领域
本报讯 农村改革八年，辽宁省已形成一支百万人的农民流通大军。这支新军，已经成为农村商品流通结构中与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商业互竞互补，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辽宁省从事长年和季节性经商活动的农民达110余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3.7％。经济比较发达的辽南地区，经商人数已达劳动力总数的31.5％。经销农产品数量约占农副产品商品总量的29％，几种主要农副产品的市场经销额，相当于国营和供销社经销额的72.5％。全省城乡农贸市场达2229个，年成交额39.8亿元。
辽宁省农民进入流通领域是以肩挑手提、短途个体贩运和传统的集市交换开始的；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呈现出多种流通组织、渠道、形式争相并起的局面。如实行综合经营服务的贸易货栈、公司；围绕一种专项产品提供购销经营服务的专业购销服务公司或专业协会；产销一体化的农民自愿组成的生产销售联合体；农民同国营、供销商业联合的农商联营联销；在传统集市贸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专业批发市场；以及专业户长途贩运、农民批发商、坐商、乡镇企业经销队伍等等。这些流通组织和流通形式各具特色，为搞活农村商品经济和商品流通做出了贡献。
近两年，农民经销队伍中，出现了一批专业组织、经销大户。全省现有乡、村办、农民办和与供销社等联办的专业流通服务组织2.2万个，比1984年增加21.9％。专业从事流通的农户36.6万户，比1984年增加20.4％。农民经商开始注意建立“契约”关系以及联合经营关系，使农村购销渠道向较为稳定的方向发展。新民县有8550多运销户，一头与一万多种养加专业户挂钩，一头与100多家商店、坐商挂钩，建立起较稳固的购销关系。局限于本乡村的
“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农贸市场已向跨地区、连结城乡生产和消费的商品批发中心方向发展。海城市感王镇鲜细菜批发市场、辽中县茨榆坨服装市场等著名大集市，可以把大批商品迅速发往全国各地。（崔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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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毛纺厂注重引进“软件”
产品后整理技术获科技进步奖
本报讯 记者王咏赋报道：北京毛纺厂在技术改造中，“软件”、“硬件”并重，既注重引进国外先进设备，也不忽视人才和技术的引进。他们在国内同行业中，率先从国外聘请技术专家、引进产品后整理技术，使质量更上一层楼，在国内外市场更加走俏。
这家已有29年历史的企业，主要生产各种以“天鹅”命名的精纺呢绒，质量在国内一直领先，建厂之初就开始大量出口，畅销五大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至今已为国家创汇1.55亿美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厂里设备老化，一些技术和工艺也显得落后了。
为保持产品质量优势，稳固占领国内外市场，北京毛纺厂从70年代末开始，陆续从联邦德国、瑞士、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引进先进设备，提高了产品档次，增强了生产能力。
在引进硬件的同时，这家工厂同英国一家公司签订了技术合作合同。产品后整理是这个厂的薄弱环节，中英两国技术人员在合同期内反复试验，终于找到一种既改善了产品外观、又保持了羊毛纤维天然特性的生产工艺，还把原来的10多道工序减少到只有9道，收到了工艺规范化、质量提高、能耗降低的理想效果。
北京毛纺厂通过引进“软件”、“硬件”和加强生产质量管理，纯毛华达呢、高级单面花呢等主导产品的各项测试指标均达到英国同类产品水平，被我国纺织部批准为国际水平产品。该厂的产品后整理技术经过进一步的改进，目前正在国内推广，并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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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仍有30家小烟厂违令生产
记者从国家烟草专卖局获悉，全国现在仍有30多家小烟厂无视国家的禁令继续维持生产，年产规模已达到140万箱，使国家财政收入一年约流失20多亿元。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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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工商》杂志明年开始全国发行
本报讯 由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办的《中国工商》综合性经济月刊，明年元月开始在全国公开发行。刊物宗旨是促进改革开放，探讨经济发展问题，为工商企业服务。刊物主要面向工商联会员、经济界人士和教育、研究人员等。
（潘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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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方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在京成立
本报讯 由电子部中国软件技术公司和软件科技（新加坡）私营有限公司合资兴办的东方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十六日在京成立。该公司以加强中外计算机和软件技术交流、促进中国软件出口为宗旨，采用国际先进技术，向国内外用户提供计算机系统工程、软件系统项目数据录入等方面的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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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方接管建国饭店主要经营管理责任
本报讯 十一月十六日，北京建国饭店总经理一职正式由中方接任。根据中美合资双方的合同规定，自一九八二年开业算起，合营期的前五年，聘任香港半岛集团承担经营管理的主要责任，后五年改由中方人员承担。建国饭店的合营期限一共为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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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铁路一期工程明年底可建成通车
科技进步大大加快了大秦铁路的建设步伐。目前，这条铁路的一期工程已累计完成投资额的百分之七十六点五，三百多座隧道和桥梁主体完工，正线铺轨六百一十七公里。全线电气化设施的工程也在加紧施工，明年底可望建成通车。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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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农业技术人员
过去跳“农门”今日盼“归队”
本报讯 半年来，在河北省广大农村，出现这样一个可喜的景象：过去一些跳“农门”的农业技术人员，又纷纷要求归队。全省乡农技员已从6000多人发展到12000多人，有171人被聘为合同制技术干部。这是《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条例》给农技推广工作带来的生机。
由于推广事业费困难、工资待遇低等实际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前几年农技人员纷纷想方设法跳出
“农门”，致使农技推广工作呈现十分不景气的状况。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河北省人大常委会经反复调查研究，于今年初拟定、通过了《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条例》，并即颁布实施。《条例》明确规定，农技推广机构可以经营与农技推广有关的生产资料，允许农技推广机构多渠道进货，其进货价与供销、商业部门享受同等待遇。
《条例》的颁布，调动了农技推广工作者的积极性，促进了推广体系建设。据统计，目前全省18个地（市），154个县，建地（市）级农技推广中心10个（其中新建8个），建县农技推广中心103个。全省乡级农技推广站已发展到3576个，占总数的97.3％，约有2／3的村建立农技综合服务站或组。
（聂闯 谢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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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石家庄的改革方法论
刘志生
“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有步骤地推广石家庄等地的经验……”，赵紫阳同志在六届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对石家庄市物资体制改革做出这样的肯定。
石家庄，作为一个大城市，经济改革的路子是怎么走过来的？有什么可供借鉴的地方？
对“撞击”及时“反射”
素有“燕晋咽喉，南北通衢”之称的石家庄，远离沿海，没有开放城市的优势和特殊政策，这样的内陆城市，经济改革该如何起步？
以“联产承包”为主要特征的农村改革“撞击”了城市，也为城市改革提供了启示：在农村安了家的
“包”先生，能不能来城里落户？
1984年春天，石家庄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在对农村和实行承包经营的城市企业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后，决定引“包”字进城、进企业，广泛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
马胜利自荐承包造纸厂，开创了竞争承包的先例，造成了一种“太平官”难当的气氛，“撞击”了旧的干部制度和人事制度。对此，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及时做出“反射”，下放了干部管理权限，同时，逐步把竞争机制引进承包，通过自荐、群体、招聘、选聘等各种形式的承包，涌现了张佑斌、桂书礼、彭战果、崔志才、赵藏虎、郎宝祥等一批企业家。为追求最佳经济效益，1984年6月，以张兴让为厂长的市第一塑料厂在全市第一个提出：打破行业、地区界限，联合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搞东方塑料联合公司。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支持联合公司，横向联合健康发展，当年实现利润比上年增长74％。
如果说，推行承包经营，石家庄市领导当的是伯乐，不是“失、空、斩”的孔明，那么，推动横向联合，他们当的是穿针引线的“红娘”，而不是乱点鸳鸯谱的“乔太守”。
国家体改委调查后得出结论：石家庄市紧紧抓住搞活企业这个中心环节，由点到面，由细胞到整体，由单项到综合，进行“撞击反射式”经济体制改革，从理论上讲，就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原动力，去撞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革的反作用，又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逐步理顺经济体制中的各种关系，形成整个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虚实结合 抓好突破
没有观念上的突破，就不会有改革的起步和实际工作上的突破。过去，人们对什么是商品理解得很狭窄，认为消费品是商品，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石家庄市有几百个工业企业，每年需要钢材12万吨，国家按计划调拨的不到5万吨，大部分靠企业自身解决，可按旧的章程又根本解决不了。1984年春天，石家庄市召集有各地钢厂和物资供应部门600多人参加的物资调剂会，会开了五六天，可一吨钢材也没买到。因为按上边有关议价钢材不能高于平价20％的规定，货主根本不卖，超过了这个价格，石家庄市物资部门又不敢买，即使买了也不敢往外卖。另外，企业的主管部门把握着物资分配大权，层层设库，搞二次中转，加重了企业负担，还造成了物资的积压和浪费。
石家庄市决定对旧的物资供应体制进行改革，建立生产资料市场。
不过好事多磨。
物资改革涉及十几个部门，每个部门都有条条上的“红头文件”，各条条上的规定放在一起又互相“顶牛”，因此，研究建立物资市场的办公会上，众说纷纭：
“物资改革只对物资部门一家有利，对企业没好处，应当废止。”
“条条上没文件，弄不了。”……
不破除“照章办事最保险，改革变通有风险”的旧观念，物资供应体制改革就难以进行。
做过多年物资、财政、物价工作的市长王葆华，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一起，列摆旧物资体制的六大弊病，共同分析了这样的事实：
市粮食机械厂生产需用椴木，他们卖了50立方米松木，想串换一下，可工商部门说违反政策，追查了几个月。厂子需要的物资局没有，指标不要就作废，买了不能用又不能卖，只能烂掉，货到地头死。这样的“绳索”如不破除，企业怎么受得了？
王葆华说：“不利于改革的规定要坚决改过来。如果事事都按旧的规定办，还要什么改革？往后，凡是不利于开放市场、搞活企业的，各家都要变通过来，责任由我负，撤职先撤我。”
在市领导的带动下，计划、物价、财政、税务、工商等综合部门和各主管局主动向企业放权，为建立物资市场开“绿灯”。
物资部门的干部职工主动自找麻烦，搞好服务。在全市范围内建立的金属材料等7个专业交易中心、7个交易商场和169个供应网点，同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500多个生产资料基地、单位和部门结成联合体，各种物资从四面八方源源而来，供市内外、省内外千家万户自由选购。在这里，多年的照收照发、坐等成交的经营方式和官商作风打掉了，变成了下厂下乡、送货上门、代客装车、代办托运、拆整售零等多种服务，方便了企业，支持了生产。过去，人们称物资局是“维持会”，现在夸他们为“二传手”。
用变通促改革
改革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旧的一套不适应，一下子全部改掉又不行的情况下，政策上搞“变通”，突破那些已经过时的、不符合实际情况、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条条和规定，使“合理不合法”的问题得到解决，实属必要。
石家庄是个纺织基地，年纺织能力5.6亿米，印染能力不到一半。1985年，投资2700万元的第四印染厂建成，却因没有流动资金投不了产。厂长心急如火，找到市里有关部门，得到的结果都是一句话：“没钱。”他来到市工商银行，答复也是：没有自有流动资金，一律不贷。
一个靠建设银行贷款扶植起来的新厂，上哪里去找几百万元的自有流动资金？没办法，厂长只好三天两头往银行跑，终于把工业信贷科科长孙廷香的铁石心肠打动了。这个解放初期就进银行门的“老信贷”，心里思虑着：“银行的制度，铁路的规章，都是不可随意更动的。但是上头制订的政策，又不可能考虑的那么具体。要是不区分实际情况‘一刀切’下去，可能切在屁股上，也可能切在脑袋上。我们的责任不是一刀把企业切死，而是想法帮助搞活。”他找到主管行长，谈了向第四印染厂贷款的想法，行长同意，市政府、市经委领导也支持。后来，经市财政局承诺，工商银行向第四印染厂提供流动资金贷款513万元，使这个新建厂如旱苗得雨，各项经济指标节节上升。今年头7个月实现利润189万元，比去年全年还多79万元，7月份的一级品率超过了部颁标准。
石家庄工商银行的这一变通做法，得到了上级肯定，他们自己也总结经验，对新建扩建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做了“可发给特种贷款”、“特种贷款的资金来源，主要由专业银行发行金融债券解决”等新规定。
石家庄市4年改革，先后制订88个政策性文件，搞了1330条变通措施，其中有放权搞活的办法，也有控制、管理的规定，既搞活了经济，又使基建规模、银行信贷、消费基金得到了合理控制。
“敢”字和科学结合
石家庄市搞“撞击反射式”综合改革，坚持“两敢”精神：对改革中的新事物，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并能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领导敢于大胆支持；对不符合改革的大方向，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做法，敢于及时制止。
他们支持农民进城兴办商店、旅馆、饭店、电影院、游乐园、游泳池，却反对行政机关做买卖，搞交易。他们制止党政机关办商业，早于上级提出制止之时。
改革者遇到的工作曲折和心理压力，市领导同样遇到了。改革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缺乏法律保证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改革道路上，他们也有过顾虑，有过苦恼，也考虑过上下左右各方面的关系问题，但他们清楚，要改革，没有“敢”字当头是不行的。1986年6月，正当一些改革者“中箭落马”之际，市委、市政府召开有8000名干部参加的大会，会上，市委书记贾然宣布了支持、保护改革的七条决定。
对8000人大会宣布的“七条”，河北省委书记邢崇智予以肯定。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听说了，予以赞扬。
当然，如果没有理论根据、没有事实根据，光敢也不行。石家庄市委、市政府领导成员把全面领会中央和省委精神，摸清下情，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作为制订政策、指导思想和行动的依据。市委常委每周都用半天时间学习理论，经常听取专家报告，带着经济改革中的问题实际调查研究，自己动手写经济理论文章，市里每年都召开几次经济改革研讨会。改革4年，石家庄市出版了《工业企业经营学》、《城市经济改革问答》、《城市功能问题研究》、《企业经营机制研讨》、《搞活大企业初探》、《横向联合的实践与认识》、《流通新体制初探》、《发展生产资料市场之路》等十几本书。领导带头学理论，研究经济，促进了改革实践与理论的结合，改革路上方向更明，信心更足，嗅觉更灵。
一个全国知名的改革者发出这样的感叹：“改革中，市委、市政府领导不是在上头当婆婆管你，而是在你工作出现失误时替你担担子，指方向；不是在前头挡道，挑剔、训斥，而是想在前，走在前，给搞改革的人撑腰打气；不是在后头指手划脚，而是把权放给你，你在前边干，他在后边帮，你出成绩，他担责任。正因如此，石家庄的改革才始终是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