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迎接与促进民族精神的新解放
王蒙
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将作为改革、开放的新的里程碑而永垂史册。中国人民、包括中国文艺工作者怀着巨大的希望和热情,正在从事加快和深化改革的大业。尽管从世界史的全局来看,文化、文艺事业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并不总是协调与平衡的,这是一个独特的学术问题。但至少从1949年以来,我国的文运与国运不可分割。国运兴,文运兴;国家遭难,文艺遭难,这是人人都有切身体验的事实。对于现在正在蓬勃进行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中国作家从一开始就是满腔热情地拥护的,而且大家强烈地意识到,我们将与改革共忧乐、同命运。离开了改革的成功,我们再没有别的更具有现实性的希望。
改革的过程是一个实践的过程、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认识的过程、一个精神解放的过程,从而是一个文化过程。没有这样一个文化过程,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也不可能最终完成。
赵紫阳同志在向党的十三大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改革和开放,也使民族精神获得了新的解放。长期窒息人们思想的许多旧观念,受到了很大冲击。积极变革,勇于开拓,讲求实效,开始形成潮流。”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估计、十分重要的提法。从事思想、理论、文化工作的人们从中得到鼓舞,得到不仅是政策、方针、蓝图、行动依据,而且得到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启迪,是当然的。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科学的部署需要科学的态度,勇敢而又聪明的试验需要勇敢而又聪明的头脑。体制的改革必然会引起并要求着文化的改革即改革者自身的改革。一个重大的、激动人心的课题摆在我们面前:为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应该努力去创造什么样的文化、文艺,创造什么样的精神产品、精神生活;在振兴中国的过程中,如何实现我们已经讲了许多年但迄今实绩尚不能令人满意的中国的文艺复兴?
适应社会进步趋势的新思想指导着改革的实践,而改革的实践又是这种新思想的无尽源泉。由于文人的敏感性,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是渴望改革、幻想改革、不无超前地抨击各种弊端并呼唤改革的。但由于缺少实践、缺少对国情的深刻体察、缺少身临其境并且身处其中的实在经验,又往往倾向于或者把改革理想化、观念化、简单化,以为引进几个又新又洋的观念或者请走几位“僵化保守”就可以万事大吉、超越初级阶段而使现代化事业提前大功告成;或者又在遇到挫折和复杂状况的某些时候,倾向于那种古已有之的“生不逢时”“生不逢地”的廉价的摇头叹息、灰心丧气。说得尖锐一点,拥护改革、议论改革、清谈乃至侈谈改革,却又在实实在在的改革中充满困惑、摸不着底、乃至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是一种不能不正视的悲剧性现象。
除去投身改革的实践并在实践中学习和丰富马克思主义以外,没有别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党的十三大,是对我们的一个伟大动员。我们必将通过改革的实践,使自己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国情的认识,对于社会和人生并从而对于艺术的认识,也包括对自身的使命、对自身的能动性与选择性的认识,进入一个新的水平、新的境界。这样,为时代所期待的我们的反映改革、促进改革的文艺作品,也才能摆脱种种想当然的简单化与模式化,达到一个新的水准,新的境界。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随着安定团结的局面的日趋巩固,随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蓬勃兴旺,在物质生活日趋丰富的同时,人们的精神需求与精神活动也必然会日益活跃起来、丰富起来,乃至各种互相冲撞的精神现象也会日益凸现出来。这是一个大有希望的、同时会产生许多新的麻烦问题的情势。同时,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反过来说,精神的活力必然能够化成实践的活力、建设的活力、经营的活力、改革的活力。我们很难设想一个拘拘谨谨、呆呆板板的人能够进行生动活泼的创造,很难设想在一种诚惶诚恐、窝窝囊囊的空气中进行改革或从事科学文化事业。当然,也不难判断,骂倒一切的欺世大言很难起到多少积极的作用。在这方面,文艺的发展将会对提高我们的精神素质发生巨大的影响。文艺创造和研究上的积极进取精神,正是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进取心态的表现。文艺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民主和谐、蓬勃兴旺,实在是一个民族精神蒸蒸日上的征兆,是一个充满精神活力的征兆。搞活经济也会搞活精神。而反过来说,如果精神上死气沉沉,就很难设想经济生活能够放开搞活。新时期的许多卓有建树的企业家,无不具有生动活泼的性格,这是一个很有益的启示。甚至包括一些文艺上的风格技巧形式的探索,乍看言不及义,似乎与改革无关、与发展社会生产力无干、对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起作用,但它们在发展人们的精神潜能、发扬人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方面很可能具有颇为有益的影响。再甚至一些纯属休息解闷儿但不失健康的娱乐性活动,也常常有助于社会生活气氛的文明和谐,有助于劳动者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文艺的功能是全方位的、整体的与长远的。反过来说,如果文艺上萧条冷落,如果在文艺上热衷于搞唯我独革与窒息各种探索,或者把一切暂时还不太理解不太习惯的东西全部斥为西化异端,或者要求把日新月异的文艺生活规范入往日的已经定型的模式,或者照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模式,而又自吹自擂孤芳自赏,那实在既无助于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根本做不到——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现实可能性。
改革很不容易。实践者是不容易的。作为一个研究者、记载者、反映者乃至助威者,也很不容易。这不仅是因为会有“左”的和右的干扰,而且因为我们的经济与文化底子都薄。一项改革措施,不仅会受到偏于保守的人的反对,而且会在热烈拥护、闻风而动的场面下被庸俗化、被歪曲、被引上邪路。借改革之名而搞腐朽一套的也不乏其人。这就更需要进行踏踏实实的文化建设,普及教育、普及科学文化、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政治、道德、文化素质。再者,正如赵紫阳同志的报告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对这个阶段的状况、矛盾、演变及其规律的认识,在许多方面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精神生活与意识形态的状况、矛盾、演变及其规律的认识,可能就更差一些。这样,民族精神解放的过程,就不仅是一个克服“左”的与右的干扰、克服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及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的过程,而且是一个消除愚昧的过程,因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建设的过程、摸索试验的过程。我们需要老老实实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学习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学习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学习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知识,同样也需要学习有关文学与艺术的总体研究、分科分类研究的各种基本知识与新观念新知识。在这方面,一切自满心理、狭隘心理、投机取巧心理都是有害无益的。更好地认识这一点,就不会把解放思想的过程、精神解放的过程看成一个单纯的“破”的过程,更不能看成是一个唯我正确压倒一切不同意见的过程,或者看成一个抛弃一切已有的好传统与现有的成果或者仅仅满足于已有的传统与成果不准再前进一步的过程,就不会动辄那样咄咄逼人乃至气势汹汹。就会以更加科学和现实的态度,以更加谦虚和民主的态度,以更加坚定和健康的态度投身改革、建设,促进改革、建设,促进民族精神的进一步解放,促进文艺界的广泛团结与文艺事业的真正繁荣。以自己的坚持不懈的实践,争取更多的理解与支持,创造更好的条件与气氛。我们有理由对前景抱着更美好的期望。我们完全可以做到振奋精神、扎实前进,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小说纪实与纪实小说
李运抟
纪实小说近几年在文坛异军突起,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时期文学与时代、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新时期初始几年的文学尤其是小说的进程,反映了对历史进程的思考。从控诉“文革”之创痛,到反思更长时间跨度的历史变迁,继而转向关注新时代的变革,这一时期的小说从其与现实的关系而言,基本上可理解为“历史的小说”和“现实的小说”。
正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召唤,众多的小说才有着较重的写实成分。作家以朴素无华的形式诉说着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对历史与现实的严峻而逼真的描绘,均能说明当时的虚构性小说的纪实成分之厚重。诚然,文学对生活的反映形式与创造形态可以多样,或摹写或变形或象征不一,但这并不能否认新时期初始数年小说纪实的确凿事实。这从不少作家的创作谈中也可得到印证。当时小说即或“移花接木”、“改头换面”,即或“杂取”、“生发”,那实写原生人事的痕迹也时时见于字里行间。如果说小说纪实这种现象是由于当时历史与现实之特殊性作用于创作主体而导致,那么反过来这种普遍现象便构成了一段时期文学的一些根本特征:如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文学贴近并参与生活,文学联系政治和经济,等等。用蒋子龙的一句话说就是“文学拥抱生活”。这种庄严的创作意念曾激励了多少作家呵!
无可否认,随着海禁渐开和文学自身的逐步深入,新时期文学创作日益走向艺术的多元局面,对艺术表现形式的追索也日见热忱。一大批探索小说(如意识流的、荒诞的、重象征隐喻的、重语言情绪化的等等)的推出,给新时期文坛带来了生气与繁荣。然而与此同时,文学的“贵族气味”和“阳春白雪”的趋向也在出现。有些小说甚至有故弄艺术玄虚和唯美主义之嫌。纯文学期刊销量的锐减和广大读者对文学热度的降低,致使不少作家评论家忧心忡忡。不管怎么说,文学逃避现实绕道矛盾的风气在滋生蔓延。
也正是在这种时候,纪实小说开始出现了。倘若说刘亚洲写《李大维的故事》时或许并不是出于文学脱离生活而欲反拨的创作意念,那么张辛欣和桑晔的《北京人》以及尔后的一大批纪实作品的创作则是有此自觉了。在讨论纪实小说何以能应运而生并发展迅速时,出现了种种说法。有的说是受到美国和苏联的新闻小说与实录文学的影响;有的认为是因为我们的报告文学创作受到种种掣肘的缘故;还有人则以为不过是多元创作现象中的一种艺术创新而已。这种种解释应该说都有一定道理。但撇开纷繁表象,我以为最关键的原因还是出于对当时文学脱离现实生活之趋向的自觉反拨,同时表现出是对新时期前阶段小说纪实的复归和新的发展。我们只要略为回顾一下,就能感到不少作家再次呼唤文学干预生活、拥抱现实的声音犹在耳边。对于纪实小说的作者们来说,他们在似乎更艺术更唯美的一片浪潮中反璞归真,而采以朴素无华的艺术形式来表现生活,与其说是艺术形式的着意探新,毋宁说是为着更贴近生活与逼近矛盾。我们不难发现,热衷纪实小说创作的作家,恰恰是些现实感、社会责任感相当强烈的作家,如刘亚洲、蒋子龙、刘心武、梁晓声、王蒙和冯骥才等等;以纪实小说步入文坛的一批文学新人也是如此。其中蒋子龙和梁晓声的纪实小说创作似乎尤能说明这点。前者始以其“改革小说”饮誉文坛,其作品以贴近生活摹写现实的审美特征见长;后者始以“知青小说”获得成功,其作品自传因素明显。这两位热切拥抱生活的作家后来均以极大热忱进行纪实小说创作,不但能说明纪实小说的兴盛是由文学逼近生活的意念所致,且能说明由小说纪实到纪实小说的沿革关系。我们还可以指出一种国别间的现象:在美国,纪实小说的创作多由新闻记者担当,确实主要表现了新闻艺术的开放与拓展;而在中国,纪实小说创作几乎全由文学界的小说家们来完成。如果说这似乎表现了文学艺术向新闻、历史和社会学领域的拓展,究其实质就是文学向生活的逼近和文学民众化通俗化之创作意念的显现。
如前所说,新时期初始阶段小说纪实的普遍现象,证实了文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和当时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纪实小说的发展,则可视为是于特殊时期(或说时机)向小说纪实的复归和发展。由小说纪实到纪实小说这样一条发展脉络,我以为从一个侧面映现了新时期十年文学的某些特征,说明新时期文学相当部分是属于贴近生活联系现实的文学,概括说就是现实主义的文学(我不太赞同如今有人将现实主义创作过度泛化的理解),并显现了其现实主义思潮、流派(有别于创作方法)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鲜明的逻辑联系。而这种现象与趋势,是由作家、评论界和不可或缺的一般广大读者来共同构建的。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新作

《留给世纪的吻》〔长篇小说〕
作者陆星儿 载十月文艺出版社《长篇小说》第十四期
小说以80年代初期的城市经济变革为背景,通过一个老干部的五个子女,在经济变革中的困惑、遭遇和追求,从一个特殊的视角,比较深刻地反映了80年代青年的不同命运、不同生活和不同道路。主人公唐凯是一位经历丰富的“老三届”,他经过了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返城、上大学;从生活的骄子坠落到生活的底层;从兵团战士、大学研究生到坚定的改革者,他背负着传统的沉重包袱,却坚定地、奋然地、大踏步地开创着新路,是一个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闪烁着光彩的文学形象。另一位女主人公唐茵,是一个没有“红颜”,却也“命薄”的女人:在事业上她是个孜孜不倦的进取者,在婚姻生活上却是个可怜和可叹的弱者。历史在唐茵这一代女性身上留下了深刻的无可奈何的缺憾。但她毕竟是个有觉悟的、很清醒的一代新人。唐廖这个命运多舛的男子汉,走了一条和唐茵、唐凯全然不同的道路。他的偏颇、他的固执、他的不幸和他的回归,似乎有着独特的魅力,“人的富有,不是金钱,不是成功,而是那些能帮助你认识生活、认识世界的经历”,是他对人生道路的一个深刻的总结,也是小说昭示的一个题旨。
小说以真诚的笔触,通过一个大家庭的兴亡和变化,展示了城市改革中各种生活的交叉矛盾和各类人物的复杂心态。在人物塑造上注意揭示人生命运,具有一定的深度。
(吴光华)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全国艺术刊物学术讨论会
首届全国艺术刊物学术讨论会最近在广西桂林举行。来自各地的三十几家艺术刊物的代表齐集一堂,围绕着如何加强横向联系,推进艺术研究,充分发挥艺术刊物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经过充分酝酿和协商,成立了“全国艺术刊物联谊会”。联谊会是全国艺术刊物自愿结合的学术性团体。它的任务是团结全国艺术刊物,为促进艺术研究事业的发展与繁荣贡献力量;交流艺术理论研究信息及办刊经验;建立横向联系,提高刊物质量,扩大刊物影响;积极创造条件,举办艺术论文及编辑评奖活动等。
(凡木)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