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有效地实现计划与市场内在的统一
高尚全
经济体制改革，涉及的理论问题很多。核心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清楚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有效地实现计划与市场内在的统一，不但是当前深化改革的需要，而且是确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新框架必须明确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模糊不清，就无法设计主要方面的宏观配套关系。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就有可能出现摇摆或反复，直接影响整个改革的进程。
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都是一种手段和方式，
并不反映社会制度的根本属性。但在公有制条件
下，有可能利用得更好。
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很强调政府对宏观经济的控制和计划调节。针对传统的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社会主义国家兴起了改革的浪潮，强调要彻底改变过去那种死板僵化的以行政指令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式，更多地发挥市场调节经济运行的作用。这两种变化，反映了不同经济制度下，经济运行方式和管理手段的某种趋同现象。但这种趋同现象，只是手段和方法上的趋同，不是两种社会经济制度的趋同。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了计划调节，并没有改变其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我们利用了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并不会影响和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且，可以使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趋于完善。归根结底，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性质，是由这个国家的所有制关系决定的。正是由于依据的所有制基础不同，才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从本质上区别开来。经济运行方式和管理手段、方法，并不决定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性质。
为什么利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当代经济的一种共同趋向呢？这是因为：
第一，无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都离不开市场这个基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市场是和社会分工、商品生产相联系的。“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列宁：《论所谓市场问题》《列宁全集》第1卷第83页）所以，无论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都必须利用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的手段和方法。
市场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而商品经济又是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阶段。因此，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必须遵循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包括价值规律、商品流通规律、货币流通规律等，发挥市场机制调节物质资料生产、流通的作用，促使商品产需对路，加速资金周转，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
市场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而不断发育、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社会主义商品市场和资金市场将越来越壮大，商品货币关系活动的范围将日益扩大和深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的任务，不是采取简单的行政手段和行政命令去限制、阻挠商品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发展，甚至发现市场存在某些问题，就采取粗暴的方式马上加以取缔；而是根据社会主义市场发展的客观情况，逐步学会主要采用间接调控手段和法律手段，去有效地引导市场和组织市场。我们对市场不能望而生畏，也不能因噎废食。应当看到，社会主义市场是可以驾驭的。随着宏观经济管理方式的改善，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将在一个“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经济环境下发挥作用，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向开放的、有序的方向发展。
第二，现代社会化大生产需要利用计划手段和方法。列宁曾经说过：“大机器工业和以前各个阶段不同，它坚决要求有计划地调整生产和对生产实行社会监督”。（《列宁全集》第3卷，第497页）社会化大生产，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单位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为了使生产有序地、有效地进行，要求在时间上、空间上相互密切配合，要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管理有一套基本的规则和明确的目标。因此，计划调节就成为社会再生产正常运转的必要的条件。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一个国家有计划地控制调节宏观经济提供了物质条件。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通讯、信息、邮电、电子业的飞速发展，相对缩短了空间距离和时间间隔，使宏观经济管理中枢能够迅速了解经济运行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并及时采取有效的对策加以调节。政府利用计划手段对宏观经济实行有计划的管理，就显得十分重要。
总之，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都是经济运行的一种过程和管理方法，二者不具有社会的根本属性，也不是相互对立的。那种认为只有社会主义经济才有计划管理，而市场和市场调节则是资本主义专属物的观点，不符合现存经济生活的实际情况，带有主观性和片面性。尽管各国在市场开放的范围、计划管理的程度以及具体的管理方法等方面有所差别，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作为经济运行的过程和经济管理的方式，是现代商品经济所共有的。
应该指出的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从根本上消灭了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因此有可能在利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手段和方法上做得更有成效，从而更好地把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可能使全社会保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可能有更高、更好的计划性，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但要使这种可能性真正变为现实，还必须通过改革，学会正确利用市场机制，经过千百万人的努力才能达到。
通过经济合同等多种办法逐步缩小指令性计
划的范围，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是
改革的必然趋势。
指令性计划是产品经济的产物，是苏联传统的高度集中型体制的基本特点。苏联实行这种体制有种种原因。从理论上说，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不存在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差别和矛盾，只强调经济利益的一致性，从而把计划的集中性和指令性，作为区别于资本主义的计划调节的根本标志，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主要体现。从实践来看，苏联实行指令性计划体制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和面临的政治任务决定的。指令性计划是为对付帝国主义包围，建立强大的防御能力，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发展重工业服务的，它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指令性计划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其弊病也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在苏共的六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不实行指令性计划的必要性，他说：“认为在我们这样巨大的经济范围内可以由中央把一切预先规定好，这意味着陷入幻想。”
用经济合同计划等形式逐步缩小并逐步替代指令性计划，使计划与合同一体化，使计划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应作为计划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和方向。具体内容是：1、国家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其他各单位之间，按等价交换的原则签订经济合同，等价交换是各利益群体之间进行经济联系时唯一能共同接受的原则；2、引进市场机制，通过招标投标，各自根据择优原则选择合同对象；3、明确契约双方的经济利益和经济责任。
用经济合同计划逐步取代指令性指标，决不是削弱计划，而恰恰是为了加强计划性和科学性。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这种采用合同形式的计划，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可以避免指令性计划的主观主义和脱离实际的现象；二是这种采用合同形式的计划建立在经济利益和经济责任的基础上，而且通过法律手段保证实现，有利于企业自我激励和自我约束机制的建立，有利于使企业成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同时也可以约束政府管理部门的行为；三是使计划与市场内在地、有机地结合起来，避免板块式两张皮的现象；四是有利于政府机构职能的转变，从下达指令性计划和分钱分物，逐步转向主要通过经济规划、经济合同、经济杠杆等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实行间接管理，并且为机构改革创造条件。
实行用经济合同计划等形式逐步缩小并替代指令性计划，是改革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要突破，必须有一个逐步过渡的过程。同时，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首先，在思想观念上要有一个大转变。几十年来，传统的计划管理方式，主要就是通过实物管理和指令性指标进行的。用经济合同计划等多种办法逐步替代指令性计划，就必须破除产品经济观念，破除“只有指令性计划才是计划经济”的观念，破除实行计划管理“手中要有一把米”的观念，牢固树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和等价交换的观念。
其次，各级政府要逐步转变职能，减少直接计划控制的范围，逐步建立起“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一套新机制。各级政府要逐步学会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
再次，在步骤方法上，国家减少直接计划控制的范围以后，对仍需保持直接控制的极少数大型骨干企业和产品，其控制的内容和方式也应当有所变化和改进，也要贯彻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原则。国家计划分配的少数物资，要从过去那种按照条条、块块层层调拨分配，改为由计划部门和物资部门，在征求各部门意见的基础上，直接将指标戴帽下达到生产企业和建设项目，组织直达供货，或由物资企业中转供应。要逐步取消各级政府经济主管部门分配、管理物资的职权，减少部门对生产建设的直接干预。
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深入展开，计划与市
场结合的形式也会发生变化。从实物性计划向政
策性计划转变，是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需要。
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形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工业化初期，由于市场不发育，具体广泛的政府干预和实物性计划指标有其可能性和必要性。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发育，经济关系的日趋复杂，政策性计划作为一种有效的指导性计划，逐步替代实物计划，不但成为必要，而且有了可能。在执行过程中，政策性计划可以不断评价、修改和完善，因而是一种弹性发展计划。特别是中期政策性计划，应当基本取消实物性指标，根据经济形势的分析和预测，提出方针、政策和目标，并通过市场机制来保证计划的实施。
从实物性计划向政策性计划转变，是计划管理工作的大转变。实践证明，政策性计划作为指导性计划，仅仅靠传统的划分和确定指导性计划指标的方法是无济于事的。事实上，只确定指导性计划指标，没有实现指导性计划的政策措施，是无法指导生产和建设活动的。
政策性计划大体上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策目标，如结构目标、定额目标、技术目标、效益目标以及其他经济技术目标等；二是政策手段，如财政手段、税收手段、信贷手段、货币手段等；三是政策措施，如税率、汇率、准备金率、利率、价格和货币供应量的调整，以及具体政策措施实施的期限等。中期计划和年度计划的政策目标、政策手段、政策措施应当互相衔接，以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特别是年度性的政策计划，政策目标要明确，政策手段要相互配套，防止作用相互抵消。政策措施要有力，并注意加强信息反馈工作和政策措施实施效果的监督工作。当前，应该抓紧研究制定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技术结构政策，这是实物性计划向政策性计划转变的基础工作。各级计划部门和经济管理部门，要把结构规划和结构政策的研究设计工作，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财政、税务、银行、物价等综合经济部门，应当配合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相关的政策手段和政策措施，并与结构目标相配套。
政策目标、政策手段和政策措施的实施，实质上是有计划地利用市场机制，通过有关政策的调整以影响经济单位的利益，达到引导经济单位的行为的目的。因此，政策性计划的实施，必须通过商品市场、资金市场和技术劳务市场，从而把计划和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所有这些，不但是保证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要求，而且也是当前经济改革面临的重要任务。
通过用经济合同计划等多种办法，逐步缩小、逐步替代指令性计划，使实物性计划向政策性计划转变，实现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心将促使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调控机制发生很大变化。从总体上来说，将形成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基本格局，形成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运行体制。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政府计划工作都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企业根据市场供求状况，确定自己的生产经营目标。政府通过市场中介，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调节市场的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引导企业进行自主的决策，从而建立政府对经济实行间接控制的体制和方式。
第5版(理论)
专栏：
认清时代趋势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首都部分理论、新闻、出版工作者座谈学习十三大报告
11月4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社邀请在京部分理论、新闻、出版工作者举行座谈会，畅谈学习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的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体会。会议由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于光远主持。与会人士一致认为，赵紫阳同志的报告，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的报告，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件。
许多同志在发言中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赵紫阳同志报告的中心内容。确定这个理论，就使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正是在这一理论基础上，赵紫阳同志在报告中提出了党在这个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许多同志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是观察和解答现阶段各种问题的钥匙，是制定现阶段各项政策的根本依据。这一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其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在座谈会上，大家还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特征。有的同志说，一个“中心”提得好。在我们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在基本上完成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只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即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不能有其它中心。在初级阶段，为了摆脱贫困和落后，必须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而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对原有的经济、政治、技术、文化等各方面的体制进行改革，必须坚持对外开放。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动力，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上是早已明确了的，但是在党内外一些同志的思想认识上，还没有完全解决。现在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我们就有了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可以更加有力地统一思想认识，进一步推动改革和生产建设的开展。
赵紫阳同志在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与会人士认为，党对理论工作者寄予极大的希望与信任，我们一定要振奋精神，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沃土上新的大发展作出贡献。
于光远在会上就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了专题发言。他说：十三大报告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非常好的论述，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当特别注意这方面的论述。我们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也要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不仅是理论工作者的任务，也是全党的任务。在这方面，理论工作者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十三大报告中最突出的一点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观点。研究这一问题，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我们理论工作者，对于这项研究任务，必须具有高度的热情和责任感。
他还谈到：对改革、开放和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具有头等意义的问题，希望能够有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各方面加以讨论和研究，大家都来研究社会主义及其在当前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我们的事业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者来发挥作用，作出研究，提供成果。
于光远最后说：在我们中国这样的国家，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问题是要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需要再认识，对于社会主义也要再认识。做好这项工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科院马列所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责无旁贷。就我个人来说，也要“从我做起”。总而言之，我们要使自己振作起来。应该充分认识到我们理论工作者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责任，我们要响应十三大的号召，做好我们应该做的工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的大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马边）
第5版(理论)
专栏：书评
兼有词书和概论之用的《美学大观》
王铸人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学大观》，内容丰富，涉猎面广，出版后受到广泛好评。1987年8月被北方15省、市、自治区人民出版社评为优秀社会科学书籍一等奖。这本书的主要特色，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它既可以说是一本美学小百科，又可以说是一部内容充实的美学概论。
这本书共包括总论，中国美学史简论，西方美学史简论，美的本质、规律和美的创造，美感的本质、规律和美的欣赏，美学与艺术辩证法的主要范畴，部门美学简论，中外美学思想家及其名著八个部分。全书以200个设题，大体上囊括了美学的基本内容。不仅阐释了美和美感的本质和规律，而且阐释了13个门类的部门美学；不仅阐述了美学的基本原理，而且阐述了中外美学史，简要地介绍了自古至今中外美学家的生平事迹、他们对美学的贡献及其名著。这本书在写法上是有史有论，史论结合。编写者不拘泥于一派之见或一家之言，而是博采众说，又有自己的见解，但一般是介绍目前已有定论或多数美学家比较倾向一致的看法。
该书对中外美学史的阐述和中外美学家及其名著的介绍，占据了比较大的篇幅。中国美学从先秦美学思想的先声直到近现代美学，西方美学从古希腊罗马美学直到现代美学，都有翔实的论述。从美学家来说，中国从孔子、庄子直至蔡元培、鲁迅、郭沫若、朱光潜等，西方美学家从毕达哥拉斯起，直至普列汉诺夫、卢卡契等四十多位著名美学家的美学思想，都有专题介绍。对他们的名著，譬如刘勰的《文心雕龙》，被称为“美学之父”的鲍姆嘉通的《美学》，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等著作，都作了比较详尽的介绍。读了这本书，可以使人对中外美学史和中外美学家及他们的名著有一个概括的贯通的了解，对美学的研究和发展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明晰的了解。正如该书序言中所说：“对于打算掌握美学知识的读者来说，既可以把这本书看作词典性质的书，也可以当成美学概论来读。”
我感到这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对当代美学家的评述和介绍比较薄弱，对当代健在的中外美学家未能进行专题介绍，全书的结构和体系还不够十分严密。但总的来看，这本书仍不失为一本人们学习美学的好书。
第5版(理论)
专栏：
批判继承 综合创新
——中华孔子研究所学术讨论会述要
中华孔子研究所最近在山东济宁召开了第二届年会及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本着“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宗旨，就儒家思想的评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儒家思想的评价，是学术界颇为关心的课题之一。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优秀成份大部分集中在儒家思想中。儒家对现实社会有合理正确的主张与见解，对未来前景有崇高优美的理想与设计。秦汉以后部分儒者与封建统治者结合，出现了封建社会一系列黑暗现象，但这些现象并非由于儒家学说的主张所产生，恰恰是传统的优秀儒者一直加以批评、揭露并力图克制的。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儒家思想是我国封建社会创造出来的光彩夺目的古代文化的主体，对于封建社会的哲学思想、政治生活、风俗习惯，民族心理和文化教育的发展，都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过不少消极影响，如鼓吹封建的“三纲五常”，主张特权政治和家长制；强调尊孔读经，轻视对物质世界的研究探索；重视道德价值，忽视经济价值等，这些都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闭关自守、不图进取的重要原因。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应该如何对待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一种观点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包含有我们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优秀气质和美德。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尊重古代文化传统，吸收孔子及儒家思想的精华。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的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它在封建社会产生过巨大作用，应该肯定。但是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今天，这些思想和传统显然已经过时，成为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大多数学者则认为，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简单地继承会产生复古主义，而全盘否定又势必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研究孔子和传统文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现代社会的特点，剔除糟粕，吸收精华。同时也要认真研究和吸收西方优秀的文化思想，综合创新，建立我们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会议期间，还对孔子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管理思想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石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