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探索与争鸣
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张岂之
中国古代的儒学思想是一种理论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它经历了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早期的儒学思想形成于春秋战国社会急剧变动的时代，其创始人便是春秋末年的大思想家孔子。他把“仁”作为儒学的基本范畴（“仁”是一个两重性概念：一面表现出孔子政治上的保守倾向，一面表明他提出了“人”的问题），开始了关于哲学、伦理、政治、教育诸方面的重大课题、即人的价值的探讨。孔子力求树立一个新的完善人格的标准。
他从道德伦理、治学教育等方面论述了人的理性作用和人创造的精神财富的作用，故早期儒学亦可称之为“人学”。
战国时期的孟子提出“人”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他认为“仁”即“人”。换言之，自然本质的人与伦理观念相结合，使自然本质退居于次要地位，道德化的人性成为主导，这就是孟子理想的“仁”。荀子认为，一个完善的人首先是在自然界的分化过程中实现的；他对于有别于本能的人之自觉的人有精湛的论述。
秦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汉承秦制。汉武帝时期儒学被定于一尊。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汉代儒学一方面成为笺注主义，另一方面它逐渐成为一种丧失了早期儒学中孔子“人学”思想特色的统治哲学，成为倾向于精神压迫的独断主义。但是，在政治学领域内，西汉时期儒学代表者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却有利于封建国家的巩固。西汉时期，从更广大范围立论的“国格”观念应运而生，这是对早期儒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东汉时期儒学从两个途径吸取了早期儒学即“人学”的优秀理论思维：一个是融会百家之学的精神，另一条途径就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从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出，儒学的理性主义不但不限制自然科学，而且推动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但儒学过于着重探讨道德伦理问题，则限制了一些儒者对自然现象的探讨。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既吸收了儒家的理性主义，又吸取了道家的某些观点，排除了儒家中不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一面。
魏晋时期的玄学可说是汉代儒学的一种反动。玄学不能归属于儒学，但它本身却具有儒学的成分和因素。玄学在一定程度上曲折地反映了魏晋时期儒、道的融合，以及思想家们在早期儒学“人学”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本体论方面探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提出了新问题：儒学所维护的名教礼法怎样才能继续存在下去？名教礼法怎样才能减轻它们的精神压迫而使人们有一些自由发展的主动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理性主义与自然科学相结合，从而加深了人对自然的认识，表现得最为突出。杰出的数学家刘徽从小就受儒家《易》学的熏陶。《周易》的经文和传注关于数量关系的论述，以及关于数量规律的若干天才的猜测，给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家以许多灵感。刘徽从《周易》得到启发，作《九章算术注》，创立了举世闻名的割圆术。南朝祖冲之应用割圆术，求得精确到第七位有效数字的圆周率，他著有《易义辨》、《孝经注》和《论语注》。儒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还表现在化学和医药学方面，以葛洪《抱朴子》为代表，他是“从儒学正宗入手”的道教学者。在农业方面，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浸润了儒家精神。在地理学方面，郦道元的《水经注》不以北魏统治区为限，而包括南北朝的整个中国，完成了我国古代水文地理学的大综合，其中渗透着儒学“国格”的观念。
唐代出现了所谓儒、道、佛“三教”并立局面，有些思想家想重新恢复儒学的正宗地位，但同时受到佛学的影响，这主要是关于人的主体的分析，例如佛学中某些派别所强调的意识的对象只不过是对象化了的意识，而自我意识之建立给人以信念，以克服万难的勇猛前进的精神，便为一些儒者所吸取，使他们从新的角度发展了早期儒学的“人学”。韩愈的“治心”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其次，早期儒学中重民、爱民思想在唐代有所发展。杜甫、白居易等杰出诗人大都受到儒家这方面思想的影响。
唐代儒学的再一个趋势，就是儒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孙思邈的医道思想既有吸收外来文化的印迹，也渗透着早期儒家发扬“恻隐之心”的人道主义精神。再如艺术方面，中国绘画在唐以前以线条为主，从吴道子开始以凹凸法渗入人物画中，这种画法渊源于印度，后经西域传到中国中原地带。
宋明儒学的表现形态是理学。理学具有两重性。它既加强了封建主义精神压迫，同时又是儒学思想中精华的发扬光大。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在宋明理学中是杂出并见的。
有些著名的理学家，当他们离开关于“天理”的说教，而论述治学问题的时候，他们发展了早期儒学中重视人的独立思考、兼综百家和重视文化遗产研究的传统。理学家朱熹就是大学问家。宋明理学中的心学一派也很注意独立思考。王守仁的哲学思想含有强调人的个体意识的因素，而他对于人的主体活动层次的精微分析，都表明儒学理论思维的发展。
另外，宋明时期有些并不是理学家的大政治家和大学者，他们以自己的思想和政治实践发展了儒家经邦济世观念和“国格”观念，王安石和文天祥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王安石和文天祥思想扎根于生气勃勃的唯物主义思想中。文天祥关于“物理”之论述，以及他对理学常用范畴“诚”、“敬”的改造，均说明他的爱国主义有其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儒学演进的轨迹。从这些变化中，我们不能不思考一些问题：
第一，中国儒学思想的核心是关于人的完善、人的义务（缺少权利观念）的思想。而每一历史阶段的关于人的完善和义务的思想，都具有相对和绝对的两重性。中国儒学正是在这种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中发展变化，构成中华民族古代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二，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力求将人的完善和义务屈从于封建主义统治。再一个方向则是将人的完善和义务与人的知识以及人的自觉性的提高密切结合起来。因此儒学既有历史包袱的因素，也有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的因素，而后者已接触到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人如何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问题。
第三，研究儒学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密切关系。现代化建设的目的是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民族性格，就需要了解、研究长期影响过我国历史文化的儒学思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同时也要看到，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当它近似地反映了客观规律的某些方面，且具有一定科学形态的时候，它本身就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体。从绝对性因素方面看，它所揭示的某些真理的颗粒并不会消失，而后人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前进和发展。比如孔子阐述的“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不但中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它们，而且世界文化也需要它们。可见儒学中确有一些有生命力的理论思维。至于儒学中与现代生活和观念相抵触的思想观点，则要对它们作出深入的研究，以便准确有力地去剔除它们。总之，我们民族心理的优良素质要发扬，落后的素质要克服。而对儒学历史演变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帮助我们做好这件事。
（本文是作者在首届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
第5版(理论)
专栏：党史人物
许继慎——功勋卓著的红军将领
许继慎是早年为党为人民捐躯的红军将领之一，他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的组建者和军长。他对人民军队的建设、鄂豫皖根据地的发展壮大，都做出了贡献。
1921年4月，许继慎同舒传贤、王步文等人成立了安徽省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以后曾被选为安徽省学联常委兼联络部长。他是20年代初期安徽省学生反帝反封建军阀运动的一员主将。1924年5月，许继慎考取了黄埔军校第一期，在周恩来、蒋先云的教育帮助下，于当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许继慎英勇善战，无论在两次东征中还是北伐战争中都屡立战功，曾得到周恩来同志的表扬，叶挺同志对他也有很高的评价。
1926年8月26日，北伐军攻打汀泗桥，27日，由叶挺指挥的独立团从敌人侧后猛击，占领了汀泗桥，溃退之敌纷纷逃向咸宁城。独立团乘胜追击，许继慎率领的第二营为前卫，一直追击到城外。他看到咸宁城外山上和通往城里的铁路桥头，敌人正在忙着筑工事，而城的周围，由于洪水泛滥变成一片汪洋，决定乘敌人惊魂未定时快速进攻。叶挺观察阵地后，批准了他提出的作战方案。许继慎率领全营战士突然迅猛进击，冲破了敌人交叉火力封锁，占领了桥头阵地。全团随即跟进，夺取了咸宁城。
贺胜桥之战，是北伐军打垮军阀吴佩孚、夺取武汉的决定性一仗。当时，吴佩孚调集数万兵力，构筑了三道防线，亲自督战。独立团担任正面攻击任务。8月29日晚，许继慎率领的二营与三营分别沿着铁路两侧隐蔽挺进。30日拂晓，他带领全营战士向敌人发起勇猛冲锋，冲破敌军第一道防线后，继续向纵深进攻，直插吴佩孚的指挥阵地。吴佩孚大为惊慌，急调一个师拚命反扑，将二营团团围住，战斗异常激烈。许继慎鼓励官兵顽强战斗。他的胸部负了重伤，仍坚持指挥。第一营增援到来，粉碎了敌人的包围，并继续组织进攻，敌军第二道防线又被独立团摧垮，吴佩孚的守军随之全线崩溃。
在1927年5月的武汉保卫战中，许继慎率部又立大功。当时，被蒋介石收买的夏斗寅率部叛乱，逼近武汉。许继慎指挥的七十二团迅速占领了近郊的纸坊镇。当反扑的叛军包围了七十二团团部后，许继慎手执团旗，率领随身的三个连和团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向敌人猛烈冲击。敌军动摇溃退。许继慎带领部队跑步追击，他先后两次被敌弹击中左右肋，负了重伤，仍然坚持指挥战斗，由副团长廖运泽率领部队继续追击。其他部队赶到，一齐穷追猛打，打垮了叛军，平息了叛乱。
1930年春，党中央决定对大别山区分散的三块革命根据地和三支红军建立统一领导。2月底，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在上海召集许继慎等人开会，宣布建立鄂豫皖边特别区、成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别委员会以及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等项决定；任命郭述申为特委书记，许继慎为红一军军长、特委委员，徐向前为副军长。
许继慎在4月初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和郭述申一起开展建立党的统一领导和组建红一军的工作。仅一个多月就完成了对原来三支红军部队的改编，并根据实际情况相继增建了一个独立旅和两个归地方领导的独立师，全军共2300余人。红一军的建成，开创了鄂豫皖边区革命的新局面。
1930年6月中旬，许继慎和徐向前抓住蒋冯阎混战、根据地周围敌人守备减弱的有利时机，分别指挥红一军大举出击，驰骋于淮河上游、皖西、平汉铁路南段等地。在短短的三个月中，红一军先后攻克了皖西和平汉铁路南段许多城镇，共毙俘敌军7000多人；红一军迅速扩充到5000多人，战斗力有很大提高，威震江淮。许多地方相继成立了工农政府，出现了一派兴旺景象。
许继慎非常注意作战经验的总结。早在北伐时期，他就写过《平江战记》一文，谈了“两军对峙，勇者为胜”的道理。在指挥红一军驰骋于鄂豫皖边江淮河汉之间的战斗中，他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作战指挥艺术和战略战术颇有新的建树。他指挥的许多战斗都有独特的打法，根据敌我态势的具体情况，出奇制胜，为我军积累了宝贵的作战经验。皖西的英山之战和香火岭战斗尤为突出。1930年7月的英山之战，是在敌我兵力相近的情况下，许继慎采用了“攻点打援”的战术，把敌人从据点中驱赶出来，在运动中加以分割围歼，歼敌一个整旅，创造了鄂豫皖苏区空前的大胜利。香火岭战斗，是一次以少胜多、在运动中大量歼敌的战役。这次战斗是诱敌深入到香火岭之后，突然进行分割围阻，集中优势兵力，相继各个击破。一天之内全歼来犯之敌三个整团，击溃两个团，毙俘敌团长以下3000余人。
此后，许继慎改任红四军十一师师长，他在全军首先采用“飘忽战略”，曾先后在豫南全歼侯镇华旅和岳维峻师。这对粉碎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起了决定性作用，促进了红军的迅猛发展和鄂豫皖苏区的进一步巩固扩大。
许继慎不但在军事上智勇双全，而且政治上坚定、敏锐，对革命忠贞不渝。对反动派的威吓、收买和胁迫，他总是给予有力的回击。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张发奎曾以独立师师长的职位作诱饵，妄图收买许继慎，被他断然拒绝。1931年8月，国民党特务头子曾扩情利用在黄埔军校和许继慎同学关系，写了一封信，派两个特务分子送交许继慎。信中诡称蒋介石欢迎他归来。许继慎看完信，马上将这两个特务逮捕，连同信一齐送交军部审处，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政治上的坚定。
在党内出现重大原则分歧时，许继慎总是怀着高度的事业心和坚强党性，坚持同错误倾向作斗争。1931年4月，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到了鄂豫皖边区，极力推行“左”倾路线和宗派主义，大搞封建家长式领导。许继慎对张国焘的拉拢不予理睬。在张几次找他谈心时，他都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张在苏区推行的错误政策和打击苏区原来干部的宗派主义。在关于红军主力的军事行动方针和作战方向问题上，他和红四军的一些干部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错误决定。于是，张国焘利用职权，召开中央分局扩大会议，把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对象进行批判斗争。他不为淫威所屈服，仍然坚持红军主力南下作战的正确方针，再次获得了参加会议的多数干部支持。此后，张国焘专横武断，蓄意排除异己，借“肃反”运动之机，突然逮捕了许继慎等人；并且制造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所谓“以许继慎为首的反革命阴谋案件”。许继慎心怀坦然，据实驳斥了种种诬陷他的罪名和不实之词，始终坚强不屈。1931年10月，年仅30岁的红军将领许继慎竟惨遭冤杀。
许继慎的冤案，在1945年党的“七大”时已经得到昭雪，被追认为烈士。1955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同志的关怀下，党中央又做出了《恢复许继慎同志的党籍、名誉的决议案》。
（翁德清 林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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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上海大中企业推行承包制碰到的难题
由金三角企业家俱乐部、上海溶剂厂等单位主办的“企业改革与发展研讨会”不久前在上海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围绕着“上海大中企业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难点与对策”这个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许多代表在发言中认为，在现阶段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对于搞活上海的大中型企业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机会，但也存在不少难题。
上海的许多大中企业以十分复杂的心理对待承包经营责任制，许多代表谈到的“七想七怕”就是一例：（1）想包死基数，怕原料提价；（2）想技术改造，怕税后还贷；（3）想利用外资，怕汇率风险；（4）想内部改革，怕政策多变；（5）想经营者责权利一致，怕多头关系难摆平；（6）想增产增收，怕增加基数；（7）想自主经营，怕各方干涉。
会议代表把遇到的主要难题归纳为如下几条：
一、目前上海地方财政留利较少，负担很重，只能在一部分企业以试点方式推行承包，难以真正全面展开。这样产生的包与不包的双轨办法，容易造成新的摩擦。同时，由于国有企业财政约束机制不健全，很有可能发生包盈不包亏的现象。
二、难以估计承包期内的外部环境变化，这是企业界人士最为担心的事。如基数包死，而外部的不确定因素太多，实在“难预测、难消化、难应付”。
三、承包基数问题。目前实行的“一对一”讨价还价的方法，可能造成考核企业的新的不平等和苦乐不均。比如纺织行业的人均税利，北京为400元，天津为700元，上海为1400元（最高的企业达5000元），高低相差十几倍。
四、税后还贷难以承受。企业界代表形象地说，“上海企业有如家庭中的长子，年青时尽义务抚养弟妹，老了却要自己照顾自己。”
五、承包后企业新增资产的所有权问题。企业在承包期内所留利润的大部分投入扩大再生产，这部分新增固定资产是全部归企业所有，还是由国家与企业按比例分成？新增固定资产所产生的效益如何分配？假如不承认企业所有，势必在第二轮承包时又划进国有财产，提高承包基数，后果是企业在第一轮承包经营期间不敢放手挖潜，不积极投资。
（张之延）
第5版(理论)
专栏：书评
喜读三部唐五代经济史著作
乐游
去年以来，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中华历史丛书》连续出版了《唐朝仓廪制度初探》（张弓著）、《唐五代赋役史草》（张泽咸著）和《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姜伯勤著）三部唐五代经济史方面的论著。可以说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史研究领域内一次不小的收获。
三书之中，前两部主要从财政经济史角度探讨为维持封建国家机器运转的财政制度。《唐五代赋役史草》着重于研究唐五代曾经实施过的，作为封建国家财政来源的各种赋役制度；《唐朝仓廪制度初探》将封建财政体系的一个部分——财政收入主要来源谷物的保管系统——仓廪系统的运营情况作为研究对象。《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则从敦煌寺户文书的研究入手，力图再现八至十世纪敦煌地区寺院的经济结构，探讨中国农奴式人口——寺户制的兴衰。三部书的内容虽各有侧重，写作方法也各有特点，但它们都是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唐五代经济史上的一些具体问题作出研究的著作。
历史研究自然离不开文献研究。由于中国古代典籍不大重视经济状况的记载，有关领域的经济资料记载不是过于约略，就是付诸阙如，因此，仅仅是搜集史料，就已是一件相当吃力的工作。三位作者经过对史料的钩沉考索，爬梳排比，又结合现代发掘的文物考古资料进行研究，使得因史籍记载语焉不详的各种唐五代有关制度，逐渐明晰可见。但是，如果到此为止，则还只是文献学意义上的研究，与乾嘉学派没有根本的区别。三书作者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剖析历史，力图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同其它社会形态一样，封建社会的再生产过程也包括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四个环节。《唐朝仓廪制度初探》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剖析唐朝仓廪系统，使我们了解到，唐王朝通过义仓、太仓、正仓等对生产者施行赈贷、以常平仓的平籴平粜同社会再生产的生产环节相联系，通过正仓、太仓和军仓同分配（以及再分配）环节和消费环节相联系，通过常平仓同交换环节相联系，从而使封建王朝得以更有效地分别联系和控制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从根本上使封建财政得到更可靠的保证。同样，《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也是通过对敦煌寺院地产结构、寺户的编制形式、地租形态等生产关系的考察，和依佛教内律所规定的寺户地位的法律关系的考察，得出结论：敦煌寺户是从印度传来的内律中的“净人”制度与中国晋唐间田客荫户部曲制相结合的产物。换言之，是中国化了的采取内地田客荫户部曲制度内容的中国式“净人”，是生长在中国土地上的农奴式人口。
对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从来不是研究者的最终目的，只有将具体问题、具体制度置于大的历史背景中，才能了解其意义之所在。再现某一制度的模式，无非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封建制度的全貌。我们了解封建王朝以什么方式、手段征收和调发赋税徭役，了解了各种名目的赋役是如何产生、变化甚至消亡，有助于了解封建王朝经济发展与阶级关系的变化。我们对仓廪制度及其运营的情况了解得愈细致、愈具体，也就越发了解建立在分散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唐帝国，是如何一方面通过仓廪系统“抑商”、“恤农”，力图维护国家财赋的主要生产者——自耕农，力图保障社会再生产的连续进行，一方面又是如何通过仓廪“供饷”、“给禄”，从物质上支撑着整个封建国家机器运转，了解到仓廪制何以在中国封建财政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我们对敦煌寺户制的衰落史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以后，无疑有助于窥视因史料缺乏而难以再现的中原地区三世纪以后的佃客部曲制的蕴奥，为了解部曲佃客制衰落时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提供了一把钥匙。
建国以后，隋唐五代经济史领域曾有过均田制、租庸调与两税法等有关问题的讨论，但由于讨论问题相对集中，许多领域还未开垦，几近荒芜，如仓廪；有些课题如赋役，虽有涉及，却未有全面的探讨；有关敦煌寺户制度，国内研究更是寥寥。《唐朝仓廪制度初探》等三部书的作者在这块几近荒芜的土地上不畏艰辛，默默耕垦，并将其成果呈献给读者，无疑将有助于逐步打开隋唐五代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对政治史、文化史、军事史、制度史等其它领域的研究，也将是一个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