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赵紫阳会见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时说
十三大各项准备工作顺利完成
最近的政治局会议已批准十三大工作报告
政治体制改革基本上要贯彻两条方针，一是要有利于国家的安定团结，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进行；二是要有步骤地实行党政职能分开，改变以党代政、党包揽一切的做法。党的领导主要是政策的领导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记者张荣典）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今天在这里说，将于10月25日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已顺利完成。
赵紫阳说，十三大的工作报告经过约5000人的广泛讨论、修改，已基本定稿。最近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已批准这个报告，并将提交即将召开的十二届七中全会通过。
赵紫阳是今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由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设会议议长杨亨燮率领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时说这番话的。赵紫阳对朝鲜客人说，十三大的主要基调是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他说，9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条路线是正确的，这条路线使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十三大的主要任务是总结这9年来的成绩，作出进一步贯彻这条路线的部署。十三大将从理论上来阐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提高全党和全国人民执行这条路线的自觉性。
赵紫阳说，这次党代会还将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他说，政治体制改革基本上要贯彻两条方针，一是要有利于国家的安定团结，要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地进行；二是要有步骤地实行党、政职能分开，改变以党代政、党包揽一切的做法。党的领导主要是政策的领导。
在谈到朝鲜半岛局势问题时，赵紫阳说，中国政府很关注朝鲜半岛的局势。金日成主席和朝鲜政府为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提出了一系列积极的建议，向国际社会表明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真正致力于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他表示希望，朝鲜人民的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正义事业能够取得进一步的进展。杨亨燮对中国人民给予朝鲜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事业的一贯支持表示感谢。
在持续50分钟的亲切交谈中，赵紫阳和杨亨燮还相互介绍了各自国家在建设等方面的情况。赵紫阳对朝鲜人民在金日成主席和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祝贺。
会见时，杨亨燮转达了金日成主席、金正日书记对赵紫阳的亲切问候。赵紫阳也请杨亨燮转达他对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书记的亲切问候。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丕显、委员叶林等会见时在座。
杨亨燮结束对我国的友好访问，于今晚离开北京经广州赴曼谷。陈丕显、叶林前往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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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赵总理会见中江大使强调发展睦邻友好关系
感谢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贷款
要尽快解决光华寮等政治问题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记者虞家复）即将离任的日本驻中国大使中江要介今天晚上在中南海向赵紫阳总理作辞别拜会时向他转交了中曾根康弘首相的一封亲笔信。
中曾根在信中告诉赵紫阳，作为“黑字还流”计划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将向中国提供7亿美元的贷款，以协助中国发展出口贸易。
“黑字还流”计划是日本政府为了缓和同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摩擦，作为“紧急经济对策”在今年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提出的。根据这项计划，日本将在三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200亿美元的贷款（加上去年已许诺的100亿美元，共300亿美元），以便将贸易顺差（即黑字）还流到发展中国家。
赵总理在同中江大使交谈时对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贷款表示感谢。赵紫阳说，日本在贸易盈余大量积累的情况下实施“黑字还流”计划是明智的。这不仅有助于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也有助于缓解日本同有关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最终对日本自身也是有利的。
赵紫阳说，我们两国刚刚庆祝了中日邦交正常化15周年。15年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总的来看是好的、顺利的，但在政治经济领域里都还存在一些问题。总的来看，政治方面的问题更为重要。
他说，同日本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为了实现这一前景，中日双方都要继续努力，妥善处理好当前存在的一些影响两国友好关系的问题，特别是尽快解决象光华寮这一涉及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原则问题。
赵紫阳还向中江要介介绍了中共十三大的准备情况。他说，十三大以后，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同各国经济技术合作的规模。在这一总的形势下，中日两国经济关系应当发展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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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筑规模亚洲之冠世界第二的我国国家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新馆建成开馆
新旧馆址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可藏书2000万册
本报北京10月6日讯 记者余章瑞、邹大毅报道：我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新馆胜利建成，今天上午隆重举行开馆典礼。这座亚洲最大图书馆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图书馆事业向现代化过渡。
北京图书馆新馆工程，是周恩来总理生前亲自审定并给予巨大关怀的建设项目。1975年3月31日，周总理抱病审批北京图书馆新馆的方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心与安排下，老一辈革命家的这一愿望终于成为现实。
北京图书馆坐落在风景秀丽的紫竹院公园北侧。新馆工程成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于1983年9月23日奠基，11月18日开工，1987年7月1日落成。新馆占地7.42公顷，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包括文津街分馆在内，北京图书馆目前共有馆舍面积17万平方米，可藏书2000万册，开设阅览室30多个，拥有阅览室座位3000多个，日平均可接待读者七八千人次。新馆内还设有目录厅、检索室、资料室、复制室、咨询室等。新馆配有大型电子计算机和书刊传送、通讯、缩微复制以及多种载体文献阅读机等现代化设备。新馆建筑规模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居世界第二位。
北京图书馆的前身是建于1912年的京师图书馆。1931年，在北海西侧建成国立北平图书馆，1949年改名为北京图书馆，成为中国唯一的国家图书馆。
新建成的北京图书馆将利用自己的馆藏，通过馆内阅览、外借、解答咨询、缩微复制，举办书刊展览和学术报告会以及声像服务等方式，为中央党、政、军、群领导机关和重点科研、生产单位、全国图书馆业和一般读者提供服务。
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为新馆开馆剪彩。文化部部长王蒙讲了话。方毅、余秋里、胡启立、秦基伟、邓力群、王首道、黄镇、阿沛·阿旺晋美、周谷城、严济慈、杨静仁、钱昌照、周培源、包尔汉、缪云台、赵朴初等领导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以及首都地区的专家、学者、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馆长和主管图书馆的文化厅局负责人、参加建设新馆的各单位代表、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主席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十几个国家和港澳地区图书馆界的代表等来宾2000多人参加了开馆典礼。
（附图片）
图为北京图书馆新馆外景。 本报记者 徐建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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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革阵痛中的觉悟
——时代的挑战与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思考（下）
本报记者 罗荣兴 曹焕荣 祝华新
400至1000美元，渡过社会不稳定期
紫阳在1987年春节团拜会上说：“大家都渴望中国经济能够起飞，谁有本事能在地震中起飞？”
在改革的催化作用下，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从温饱型经济向小康型经济转轨。
“但得苍生俱饱暖”，是自古以来的开明政治家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然而，社会的辩证法有时却是无情的，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反倒有可能引来一大堆新的麻烦。
国内外都有人注意到一种现象：在多数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较容易出现社会动荡；而在发展中国家中，尤其以处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至1000美元发展阶段的国家更容易出现社会不稳定（这里所说的400至1000美元，是个概数，因美元的实际价值在变动，它所代表的生活质量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指标，因此，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指从温饱到小康这个发展阶段）。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从温饱向小康转轨的社会不稳定期”。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32岁的副教授王沪宁则称之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稳态”。
事情说来就是这么奇怪：当人们整日为温饱奔忙的时候，社会可以在沉寂中保持平衡；而一旦吃饱了，穿暖了，社会冲突反而可能加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比较分析了10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发现在温饱问题未解决时，人们的社会需求是低层次的，欲望是单一的，比较容易满足。温饱问题解决后，人的需求结构呈多样化，而社会的供给结构还来不及作相应调整，往往引起不满；再加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竞争的展开，社会不公平现象有可能加剧，导致低收入者的不满。
纵观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些发展中国家遇到的麻烦，除了民族纷争、宗教冲突另有其原因外，罢工、学潮、内战乃至政权更迭，无论其爆发点和外在表现多么不同，却大都有着因经济发展而引起社会矛盾一时难以调和的深刻背景。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现在自夸繁荣和稳定的发达国家，在他们当初走向工业化的所谓“起飞”阶段，也曾发生过剧烈的或相对温和的社会动荡。18世纪70年代以后的英国，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美国，都经历过类似现在某些发展中国家的贪污腐化成灾、社会各阶层矛盾激化乃至发生内战的时期。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他《激荡的百年史》一书中，就记述了日本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伴随着的社会混乱和痛苦。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比较经济研究室主任高梁正在研究从温饱到小康转轨时期的问题。他认为，这个时期，恰巧是工业化的起飞时期，是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时期，是一个社会变革的过程。从经济学角度看，工业化的发展首先要求改变农村传统生产方式，必然有大量农村劳动力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向工业，并必然出现城市化趋势，由此带来城乡社会剧烈变动；其次是市场的发育和商品经济的生长必然冲击原有的秩序和价值观念，带来不同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再分配。从文化学角度看，作为工业化前提的开放，必然导致外来文化和本国传统文化的冲突。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国内环境要求他们迅速工业化，不得不把发达国家当初走过的漫长道路浓缩在一个短暂的历史过程中，这就使得矛盾和冲突更加激烈。
然而，并不是存在矛盾和冲突就一定会导致社会动乱。人们注意到，也有些国家比较平稳地渡过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发展阶段，而有些国家则在动荡中苦于过不去这个关口。其间的奥妙，尤其值得我们研究。
美国著名学者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提出一个论点。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稳态是产生于“政治体系的能力和社会要求之间的脱节”。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说起社会要求，主要是物质要求与政治要求。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开放引来所谓的发达国家“示范效应”，普遍出现了一些学者所说的“期望上升”现象，因“消费超前”和纷纭复杂的“民主问题”，带来了社会的不稳乃至危机。
60年代，拉美的好几个国家出现经济起飞，但到70年代中以后，却出现了严重的债务危机，1986年底拉美外债总额达3820亿美元。造成这样的后果，除发展战略方面的失误外，群众消费早熟是一大因素。酒要饮苏格兰威士忌，化妆品要用法国香水，一切与欧美攀比，几乎所有国家都大量进口高档消费品，一年到欧美旅游的费用就达72亿美元。1980年至1982年，拉美国家消费基金平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9％。高工资、高消费的结果是恶性通货膨胀，1980年拉美国家消费品物价年平均上涨率为55.2％，1984年为144.9％， 1985年为164％。由此带来的社会动荡是不言而喻的了。
至于“民主问题”，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专门研究比较政治学的王沪宁副教授认为：“政治形式、民主形式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中生长出来的，是一个生态生长过程，不能搞移花接木，也不能搞揠苗助长。”二次大战后，当一大批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统治相继独立的时候，有的是殖民者临走时为新建国家设计了一套政治制度，有的是受过西方教育的新独立国家领导人按西方发达国家模式建立自己的政治制度。例如，英联邦国家大体模仿英国议会制，拉美国家大体采用美国总统制。还有西方的许多人，有的是居心叵测，有的是出于对西方政治形式的狂热信仰，有的是出于民主的理想，都竭力想在发展中国家推行西方政治模式，进行所谓的“民主试验”。但是，这些试验大多与预期目标相去甚远。实际上，目前还很少有哪个发展中国家真正建立起象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政体。从1962年到1975年，发生在第三世界的104次政变的枪声打断了许多国家英美式“民主”之梦。也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勉强把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形式维持下来了，然而他们却在饱尝这种“民主”的苦果。中央党校研究南亚问题的康绍邦举出一个大国的例子。那里尽管保持着西方代议制民主的若干特征和形式，事实上，政府不得不经常作出与这种民主所标榜的原则相反的种种措施。这种自相矛盾的境况，使原已存在的和发展过程中新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绵延不断，以至紧张与动荡时有发生。尽管那里拥有一批水准不低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它并没有提供用这种形式普遍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的经验，还谈不上进一步走上小康的问题。
王沪宁说了一句很精彩的话：政治形式不是摆设，也要看它的社会效益。高度民主当然是社会的发展方向，能健康推进民主的社会，才能从根本上长治久安。但民主本身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只有与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相适应的政治形式才是最好的政治形式。
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可能不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在发展中国家解决温饱问题之后，随着人们的文化素质普遍提高，自然提出了参与政治的要求。这种要求是建设民主政治的推进力量，无视这种要求，难免引起不满；但是，当尚未解决相应的政治参与形式和民主制度化问题的时候，操之过急，也会带来社会不稳定。
面对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轨时期极容易发生的群众消费意识超前和一部分人民主意识超前的问题，以及这一时期特定的种种社会矛盾，“政治体系的能力”如何，是能否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英国社会学家安德鲁·韦伯斯特在广泛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问题之后，在他的《发展社会学》一书中写道：“看来，第三世界国家无论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还是沿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都必须建立一个有粘合力的、有权威的政府。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上的软弱常常导致经济危机。”
从我国38年来走过的道路看，我们之所以能在经过曲折之后较快地踏进由温饱向小康过渡的门槛，之所以能依靠自身的力量纠正自己犯过的错误，归根到底，是因为有久经锻炼的、与人民有着血肉联系的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是因为历史让我们选择了一条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的道路。这一点，凡是头脑冷静的观察家，不论他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如何，几乎都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现在，我们正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使我们的体制更加适应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我们有条件稳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稳步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中国完全有希望安然渡过从温饱到小康的不寻常历史阶段。
青年经济学博士曹远征认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是要充分运用党和政府强有力的组织化力量，因势利导，为改革缔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以保证改革进程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延续下去。
确实，只要保障了这一点，即使遇到一点小麻烦，也容易解决。前几年一度出现的“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中国当美国”的高消费风，不是已经开始扭转了么？北京一所高等学校有些学生，去年底在对我们的国情几乎完全茫然的情况下就盲目跟着“要民主”、“要自由”。今年开展社会实践，他们到农村搞了一次民意测验，其中有一题：“你对大学生的学潮怎么看？”在数百份问卷中，几乎都回答：“不理解”、“不支持”、“反对”。在实践和群众中，我们的年轻人会很快成熟起来。
要紧的是，不管遇到什么麻烦，都要保证改革的进行和政策的稳定。赵紫阳今年5月13日《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现行政策的稳定是经济局势稳定的前提，不允许把人心搞乱。试问，如果把现行政策说成是自由化，人心惶惶，生产不搞了，生意不做了，砍树的砍树，杀猪的杀猪，谁负这个责任？”来自“左”和右的干扰，都可能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右的干扰固然也可能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某些单位成为值得注意的问题，需要随时解决，但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克服“左”的干扰更需要花力气。“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大动乱是谁也不应当忘记的。新旧体制交替，协调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
两年前，一些工人中曾流传过这样一个顺口溜：“老大靠了边，老二分了田，老九上了天，不三不四赚了钱。”几乎在同时，另一个顺口溜在一些知识分子中流传：“工人乐，农民笑，知识分子光着屁股坐花轿。”
这些显然都是各持偏执的失真观察，但由此引起的社会心理学课题，值得研究。
去年，上海市统计局进行了一次“万户居民改革意向调查”。其中有一问：“你认为在你的同龄人中，哪部分人的收入偏高？”下列“工人、商业人员、服务人员、企管人员、技术人员、文教人员、机关人员、经理处长、个体劳动者”9项。调查结果是十分有趣的：各类人员对自己职业的收入评价在总体评价线上几乎都处于最低点。换句话说，面对同样的收入事实，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低估自己的收入水平而高估别人的收入水平。于是，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社会心理效应：人人都觉得自己吃了亏。前面提到的一些工人和知识分子中的顺口溜，就属于这类囿于自己社会角色的心理错觉，有的则是传统体制塑造的偏见。
这些在日常生活中人人都能感触到的事实，正说明在改革中存在着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差异和认识差异。
今年3月25日，赵紫阳总理在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随着新老经济体制的逐步转换，各方面利益关系必然要作相应的调整和发生新的变化。原有的利益结构和分配关系将逐步被突破，新的合理的利益结构和分配关系将逐步形成。”这是对中国当今社会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观察。
我们已经搞了38年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一就是能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同社会的整体利益取得最大的一致，但是，这决不是说人民内部的不同群体就不存在相互区别的利益。毛泽东论过十大关系、三大差别、人民内部矛盾，实际上就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只是由于多年的“大锅饭”，一切单位和个人的利益均靠国家和上级安排，横向的利益关系比较简单，群众和领导都不大容易意识到利益群体的存在，而一旦发生矛盾和冲突，就简单归结为“阶级斗争”。实行改革以后，由于公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和其它经济成分的生长，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和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由于打破“大锅饭”后物质利益原则的贯彻，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急剧变动，变得多样化、复杂化、表面化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李峻认为，在改革中，利益关系的合理变化并明朗化，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认识和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不同利益群体，进而协调好其间的矛盾，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是对我们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实践在新时期的运用和发展。
改革中的中国社会，一切都在变，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也在迅速分化和重新组合。
在农村，古典意义上的农民正在逐步减少，进入乡镇企业的、从事种植养殖业的、外出经商打工的，传统经营户、专业户、规模经济集体、农工商联合体、私营经济等等，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
在城市，同是工人，除了行业的划分外，分别在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个体户、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中的，利益也各不相同。
连一向利益相对稳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队伍，也由于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的实行、兼职的增多以至允许流动出去领办乡镇企业和自办研究所，而发生利益的分化。
更何况还有城乡之间、干群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年龄组之间、不同文化层次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原料产地与加工地之间、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之间的错综复杂难以尽述的利益关系。而这些复杂的利益关系又在不断变动之中，发生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这就构成了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种种特殊的矛盾与难题。
32岁的中国社会调查系统负责人杨冠三，介绍了他们近3年来持续进行的十几次较大规模的改革社会心理反应调查。对大量数据的科学分析无可争辩地表明：我国目前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对改革有不同的要求，对现状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差别。以1986年2月对20个城市2555人的抽样调查为例，对于“收入不平等”，商业服务业人员和工人最为不满；对于“挣钱机会太少”，不满程度最高的是大学生、研究生，其次是工人；对于“有些人对收入要求太高”，不满最甚的是单位负责人；而对于“以权谋私”和“任人唯亲”，单位负责人的不满程度却又低于其它职业。
1986年的另一次调查反映，干部群体（包括单位负责人、企事业单位和行政部门一般干部、中小学教师、其他各类专业人员、大学生和研究生等）对改革期望的侧重点在于提高社会地位，这种期望越强，对改革现状的评价越低；而非干部群体（包括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个体户、无固定职业者、中学生等）对改革期望的侧重点首先在于获得更多选择工作、晋升、挣钱和公平竞争的机会，其次是得到更高收入，这两类期望越高，对改革现状的评价越低。在各类人员中，大学生和研究生对改革的要求最高，占第一位；单位负责人对改革速度的要求则较低，为倒数第二位。
1985年2月对11个城市16个县的抽样调查表明，不同社会群体对改革的承受能力不同。在8类职业中，农民选择风险大但增加收入机会多这一生活方式的比例最高，达16％；而工人只有10％，居第5位；商业服务人员只有7％，居第6位。显然，这与长期的“大锅饭”体制对人的心理影响有关。
杨冠三等研究人员综合分析了历次调查结果后认为，目前，绝大多数人对改革都是热情拥护的，但同时对尚未解决的问题又有不满的一面。同是不满，也有内容和程度的极大差异，如物价上涨，城市居民最关心的是副食品，农民头痛的却是生产资料，城市居民中也主要是少数特大城市居民反应较强烈。再如民主自由，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主要从政治角度关注，而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则更关心职业流动和选择的自由。杨冠三等主张让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要求明朗化，使人们既能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减少盲目的不满情绪，又能了解其他社会群体的要求，增加群众对政府决策的谅解和支持。
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列宁曾借用黑格尔的话，指出：“利益‘推动着民族的生活’”。认识并争取从全民族到每个人的利益，正是当今中国改革的原动力之一。改革的结果，肯定会给全民族造福，甚至可对全人类作出贡献。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尤其在新旧体制转轨的特殊时期，某个具体的单项改革措施，要得到整个社会每个人的一致拥护是不可能的。改革的推进不可避免地将使原来既定的利益分配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利益的增进肯定不会是均等的；有时还使一部分人在一个方向上失去一些利益而在另一个方向上得到一些利益。这些改革进程中的利益变化，有些正是改革的目的，例如打破“大锅饭”后勤劳能干者收入增加、怠惰者收入减少；这些是主要的、大量的，理当坚持。但也有些是由于改革措施不配套造成的利益分配暂时不合理，例如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工资高；这些并不代表改革的方向，要通过深化改革逐步解决。还有的则是利用新旧体制转换时的漏洞牟利，例如群众意见最大的某些个体户通过非法手段经营而暴富，则是改革过程中一时的负效应，也只有通过完善改革来克服。
改革是一项特别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不可能在事先设计得天衣无缝的情况下进行。改革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的摩擦和碰撞是不可避免的，几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都遇到了这个问题。匈牙利是认识、研究并主动处理这一问题最早的国家之一。60年代以后，匈牙利除工会、农业合作社全国理事会之外，在改革过程中又涌现出“自留地经济委员会”、“宅旁园地经济委员会”、“私营商业全国联盟”和“手工业者全国联盟”等一系列分别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群众性组织。匈牙利有的社会学家把社会划分成11个集团，有人分成8个阶层，还有其它归类法。总之是承认有不同利益群体，并认为社会利益是许许多多各不相同的、既协调又冲突的利益的总和。党和政府则致力于建立坦率的交流与批评气氛，让社会的真实矛盾构成呈现在社会自己面前，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发展解决矛盾的能力和必需的气氛。实践证明，这种办法不是阻碍而是推进了改革。他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单光鼐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了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问题。他认为，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这类矛盾说起来虽错综复杂，但一般都是非实质性冲突，不涉及社会根本制度和根本价值观念。它们大都散落在社会结构的各个部分，只要处理得当，不会影响全社会的稳定；但如果处理不当，各种矛盾集中到一个断裂点上，就可能酿成乱子。因此，他主张领导和群众对话，主张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对话，主张用制度化的办法调节矛盾，例如开辟市长电话、监督电话等各种合法的渠道，引导群众学会用合法的积极的方式表达愿望乃至“发泄”不满。有时，一定限度的情绪合法“发泄”，反倒可以起到一种社会“安全阀”的作用。
十亿同胞，在一条船上
联合国人士用一句西方谚语形容中国的改革：“Sail in uncharted water”（在未经探察和绘图的水域航行）。
8年多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们现在还远不能宣布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36岁的副研究员陈申申，华东化工学院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29岁的副教授符钢战等都认为，我国新旧经济体制的转轨刚刚进入实质性阶段，旧体制的难舍难分与新体制的艰难立足都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则刚刚准备拉开序幕。北京青年经济学会郑洪庆把新旧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大体分为改革的“启动一展开阶段”、“深化阶段”和“新体制基本形成阶段”。他认为，我们目前正处在由第一阶段转向第二阶段的关节点上。“改革的深化阶段”要对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进行一系列根本改造，并在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上调整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必然要遇到比改革初始阶段大得多的困难、阻力和风险。波兰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专家在一份报告中曾总结他们改革中的体会：“困难的累积呈几何级数增长，而对它们的认识则呈算术级数提高。”我们的前面究竟还会遇到哪些困难，现在还难以全部预见到。
美国《华盛顿邮报》驻京记者今年4月17日发回他在北京的观察：“初期的改革固然需要勇气与想象力，今后进一步改革的困难可能更大……从现在往后，每迈一步对某些人来说都将是痛苦的。”这话值得我们寻味。
改革既然是第二次革命，革命就得付出代价。事物的辩证法就是这样，任何事物的发展和进步，都要以付出一定的代价为条件，就好比经济学中产品的成本。要求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不付出任何代价，要求改革的过程绝对的有利无弊，那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
事实上，我们的每一项改革措施出台，都是有利有弊的。改革物价，就会有人乱涨价；放活市场，就会有人投机倒把；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免不了出现收入差距过大的现象；打开窗户，就很难保证没有一只苍蝇蚊子飞进来。革命者的办法，不是求全责备、因噎废食，而是兴利抑弊。
时下有一种风气，就是好发牢骚。公共汽车上、副食商店里、办公室、车间、食堂……到处可以听到牢骚声。非党员发牢骚，党员也发牢骚；群众发牢骚，领导也发牢骚。上海外贸学院王新奎说：“在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每个人都应该有一种参与感，每个人都要承担责任，都要付出代价。光发牢骚是一种推卸责任的表现。”
郑洪庆则从另一个角度研究了群众和干部中普遍存在的牢骚和不满问题。他认为，有些人对当前改革的不满，固然有合理和符合实际的一面，但也有认识上的表面性、片面性或夸大问题的因素。例如，把过去长期形成的问题，因尚未完全解决而看成是今天新出现的问题；把今后发展中将面临的中长期困难，仅仅归结为当前的问题；把过去隐蔽化的问题，因改革而公开或半公开化，全部归结为改革中的问题；把所有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特定阶段不可避免的问题，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改革中不可避免的问题，统统归结为当前我国特有的问题。郑洪庆主张加强和改进我们的改革宣传，把真实的情况和存在问题的深刻原因及解决办法向群众充分讲清楚。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成章介绍了波兰在这方面的成功做法。1982年，波兰部长会议通过决议，从2月1日起将牛奶、黄油、肉类、食糖等39种基本食品价格提高2至4倍；电力、煤气、暖水等的收费上涨1至2倍。据波通社报道，居民将因这次涨价增加开支3915亿兹罗提，是波兰战后最大幅度的涨价。但是，这次最大规模的涨价并没有象1976年和1980年的涨价那样引起闹事和骚乱，基本上平稳地度过了难关。其原因之一是在这次涨价以前，组织了全社会的讨论。政府公布了当时经济的困难状况，提出了提价的几种方案及各种方案可能产生的利弊，交给老百姓公开讨论，意见逐渐趋于一致，然后决定实施。当时新华社记者走访了华沙居民，一位退休教师不无激动地说：“讲句公道话，政府实在也很为难。不涨价，经济维持不下去；涨价，老百姓大为不满。食糖价格20年来没有变动过，这显然不合理，非调整不可。可是涨价的范围和幅度这么大，看来，人们必须学会节衣缩食了。”成章认为，这就是政府与人民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力量。
中国人民历来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秀传统，今天的广大群众更是把个人的未来同改革的前途连在一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1985年对基层企业职工的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有75.3％的人赞成“只要改革能改好，我们生活水平暂时低点也行”；有78.2％的人同意“只要改革措施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好处，个人生活承担的风险大些也是应该的”。广泛发扬这样的民气和民风，正是我们改革成功的重要基础。
上海市委研究室副研究员孙恒志谈起他近来的思索：一个民族要复兴，就应该有一种危机感，有一种凝聚力，有一种共度时艰的民气。今年日元升值，日本一些公司的职工自愿加班，很快挺过了最初的冲击波。中华民族要走向现代化，没有一点舍己报国的精神是不行的。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中国第二次革命的胜利，也同样需要一大批志士仁人作出自己的牺牲。中国共产党党员首先应该做这样的志士仁人。如果执政党的党员以权谋私，哪怕只是少数人，也将是一种民族的涣散剂和社会的潜在不安定因素。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社会调查系统的几次调查中，“干部不正之风”均居群众不满问题的第一、第二位。这就是为什么党中央要再三告诫全党：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今天的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有这样的觉悟：要当党员，就要吃点亏。4600万党员击楫中流，慷慨报国，定有10亿同胞团结奋斗，同舟共济。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即将揭开中国改革新的一页。全世界都会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百折不回的进军脚步声中，听到历史的回音！
第1版(要闻)
专栏：
·八年来建设成就图表之四·
我国建设领域取得显著成就
在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建设领域发生了新的变化，壮大了国民经济物质技术基础，增强了我国经济实力。
1979—1986年八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12800亿元，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8755亿元，大大超过前26年（1953—1978年）的总和。投资来源多样化，国家投资、城乡集体单位投资、个人投资都有很大增长。投资主体改变了过去基本依靠财政拨款的状况，各级地方及企业自筹投资、银行贷款、利用外资已成为主要来源。
基本建设投资结构有所改善。近八年，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8755亿元，其中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运输邮电业投资达2679亿元。与此同时，国家有计划地组织兴建了以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为核心的1600多个大中型建设项目，其中包括利用80亿美元国外贷款引进成套设备的22个特大项目。从而加强了国民经济薄弱环节，提高了技术装备水平。
为贯彻以内涵为主扩大再生产的方针，现有企业技术改造步伐加快。八年合计全民所有制更新改造及其它投资达3086亿元，建成更新改造项目近30万个，新增固定资产1795亿元，有力地促进了现有企业的技术进步。
住宅建设、文化教育科学卫生建设和城市公用事业建设也取得显著成果。
八年来建设领域成绩显著，但也出现一些问题，主要是投资规模偏大，投资结构仍不够合理，更新改造投资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国家正对投资决策体系和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建立和完善各种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对投资进行宏观控制和引导。
（国家统计局供稿 朱育莲绘图）
第1版(要闻)
专栏：
鼓励检举揭发价格违法案
国家物价局发布奖励办法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国家物价局日前发布《检举揭发价格违法案件奖励办法》，规定对检举揭发价格违法案件的告发人，按其贡献大小，在罚没收入中按一定比例发给奖金。
这一办法规定，检举揭发价格违法案件的城乡居民、港澳同胞、华侨和外国人，可作为案件告发人。凡案件告发人要求保密的，物价部门应对其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严格保密。对报复陷害案件告发人的，有关部门应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由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物价部门可依据这一办法制定具体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