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在探索与追求中突破
——对近年民乐创作的评价
乔建中
第一届中国艺术节期间，内地三大民族管弦乐团和香港中乐团分别举行了四场音乐会，不仅向听众集中展现了近期民乐创作、表演的新成果，也反映了新时期我国民族音乐事业勃兴而富有生气的局面。
最近十年，与其它艺术创作相比，民乐是一个起步较晚、却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的门类。而若与它自身的过去相比，则可以说在体裁、形式、语汇、技法及构思意念等方面，均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这是一个在多元、多向、多轨的社会文化背景影响之下充满着探索、追求、试验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民乐新作不断产生。如果按照它们与传统的关系来判别，这些作品可以分作三类：一类是基本保留了传统风貌，利用30多年来经过摸索之后逐渐固定的队伍编制及初步积累起来的写作经验，力求把现有的表现力发挥到极致，从而使作品具有匀称、柔美、细腻、和谐、剔透、醇厚的风格特色。其代表作是彭修文编创的一些作品，如《流水操》、《月儿高》等；另一类是在总体上虽然不离传统大宗，但是技巧、手法却颇多借鉴。尤其是在乐曲的结构原则、展开手法方面，尽力强化和加大音乐的交响性和容量，使之更具深沉的历史感和丰富的社会内容，并由此形成了乐思精深、体式宏大、气魄宽广的艺术特征。这一类的代表作是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刘文金作）、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吴祖强、王燕樵、刘德海作）等；第三类即民乐“新潮”派作品。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打破传统乐曲的一系列常规手法和某些既成的模式，在曲体结构、和声配置、调性思维、音调写法上另辟蹊径，并广泛“引进”西方现代作曲技巧，努力体现出一个“新”字。这类作品以谭盾1985年4月举办的“民族器乐作品音乐会”为开端。之后，又有瞿小松、叶小钢、陈怡、李滨扬等一批青年作曲家的新作问世。它们的出现，对于传统音乐来说，有某种特殊的意义。从表面上看，这些作品的确与传统相去甚远，但在其深层，却程度不等地融贯着民族的气质和精神。它们在民乐界掀起的大波，正在导致我国民乐创作乃至整个音乐创作领域的变化。
然而，对于民乐创作的突破性发展，人们并不都作如是观。既有认为民乐“正在衰微”，因此应当“振兴”者；更有哀叹民乐无人爱听，早该“淘汰”者。但我认为，低调先不必唱，重要的是对眼前的现象作出科学的评价。就总的趋向而言，民乐创作至少已经显露出如下几个特征。
首先是对器乐化传统的继承和延伸。现存于我国各民族的优秀的民乐作品，是历尽数千年而不断沉积的产物，既有许多传沿千古而不朽的古典名作，也有浸淫着民族神韵、荡人心魄的民间作品。它们之所以产生了长久的艺术魅力，原因固然很多，但充分发挥乐器的性能、用乐器所擅长的表现力来展示特定的乐思，恐怕是最重要的因素。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器乐化”。这是我国民族音乐中的一个十分突出的优秀传统。也正是由于尊重了这个传统，我们在五六十年代才涌现了一大批称得上是典范的作品，如《瑶族舞曲》、《翻身的日子》（合奏）、《彝族舞曲》（琵琶）、《庆丰年》（古筝）、《春天来了》（高胡、古筝、扬琴三重奏）、《豫北叙事》（二胡）等。然而，曾几何时，由于受到庸俗社会学和超功利主义的浸染，不少作品脱离了“器乐化”这一传统，硬是让民族乐器、乐队去描绘根本无法表现的某些现实场景或历史事件。不仅标题是时髦口号，而且音乐本身要么是技巧堆砌，要么是单纯模仿。加上曲体的模式化（最多的是ABA型）和配器、和声的单调、贫乏，使民乐创作一度陷入困境。新时期的民乐创作理所当然地否定了上述偏差。一方面，我们的作者在构思时，特别强调自己对社会历史现象的独特感受，努力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素材，上至远古，下及当今，或高山大海，或神姿仙态，皆是获取灵感的对象。另一方面，当进入题材、乐思的提炼和升华时，他们又十分认真地对待每种乐器及其群体，尤其注意把乐思化为旋律的宝贵经验。正由于此，这一时期的许多新作品，不论属于上述三类的哪一类，其音乐语言既有鲜明的民族特点，也有突出的民乐特点。后者的形成绝不能看成是前者的派生物，而是克服平庸化、模式化、加强器乐化的结果，是新老作曲家吸取了以往的教训、把传统的某些因素加以延伸发展的产物。
其次是创作观念、技法的更新。文艺创作中的任何一种新语汇、新技法，都是由于某种创作理想和观念发生变化而形成的。欧洲近现代音乐史上有过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印象主义和各色现代主义。与之相适应，也曾发生了技法、语汇的一次次更迭变换。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没有过那么多“主义”，但建国后30多年的历史却可以提供一个实证。就民族器乐创作而言，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作曲家们所使用的旋律、和声、配器、曲体等基本上是“一贯”到底的，即中国音调加欧洲古典乐派的诸种技法。其间当然有不少优秀之作，但“一贯制”对于创作的束缚、阻滞也是显而易见的。时至1983年，青年作曲家周龙创作了四重奏《空谷流水》（筝、笛、琵琶、打击乐），算是对过去30多年民乐创作中的“思维定势”作了一次主动冲击。他借用了一些新颖、独到的语汇、技法来体现自己的奇妙构思。接着，谭盾一气写了十多首不同体裁、不同规模的作品，举行了两场音乐会。也许是为了振聋发聩，引起世人的注意，他采取了一种近乎极端的态度，把当代西方的一些现代主义手法使用于东方的古老乐器上，使整个民乐界为之一震。毫无疑问，这些作品肯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有些技法甚至让人一时难以接受。但他们打破了以往的老“八股”，大大拓展了民乐的表现力，把那些人们未予注意和发现的音色、力度、“微分意向”、“单音内涵”，用夸张的手法揭示出来，对民乐体现现代创作观念和运用现代技法的可能性作了多方面的尝试，从而使民乐创作从一种单一的、内向的、自我封闭的状态步入多元的、开放的、多向的、充满活力的新天地。
第三是众多的专业作曲家以执著的探索精神“介入”民乐创作，使民乐发展出现了新的转机。历史上的传统乐曲，大多是由演奏者“自度”、并经世代加工而完成的。五六十年代，这一状况仍未有根本的改变。而在新时期，一大批受过系统专业作曲教育的中、青年作者，以群体的方式，用中外古今兼收并蓄、不拘一格的新观念，对民族管弦乐进行“全方位”式的探索，这在民族音乐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对于促进我国民乐的高度专业化和面向世界，无疑大有裨益。
第四是民乐创作与新的社会文化思潮相适应。如果我们把近年来的民乐创作看作是30多年来的一次高峰，那么这一高峰的产生绝不是孤立的现象。因为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文艺勃兴，都是在某种共同的社会文化思潮推动、姊妹艺术间相互影响之下发生的。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一个开放的新的社会文化背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一方面是人们对文学艺术在多种层面上的广泛要求，另一方面是作家艺术家为满足此种要求而首先在创作观念、意识，其后在品类、形式、语言、技巧方面所进行的选择、探索和创新。我们的音乐创作要想保持勃兴的势头，必须时时把自己同各文艺部门的创作总趋向，亦即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联系起来，只有加强这种联系，民乐创作才能吸收更多的养分，以作为自己奋进的补充。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面对两个世界
汪帆
近年来，文艺理论批评界取得了一些成绩，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在强调批评方法多样化的同时又带来了批评的偏激化，在争得批评主体意识的呼唤中又导致了批评的主观随意性，在注重批评的宏观综合研究时又出现了形而上学、大而无当的玄学理论，在意识到对文学语言、结构、形式研究的重要意义时又自觉不自觉地偏向了形式主义。这些现象主要反映了我们一些同志文化价值取向的倾斜。中国要搞现代化，要改革开放，要摆脱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的束缚，但是，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是在西方现代文明胜于东方现代文明的前提下被动进行的，而且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在中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并未显示出其全部的价值，这就易于使某些人到西方思潮中去寻觅救治中国的药方。一些人主张以自我意志的自由表现作为超越社会与现实的理想境界，或则是靠了玄想式的思辩建筑不需要社会实践与创作实践作为依据的理论体系。一时间某些人失去了价值判断的尺度。另一种则是以西方哲学流派的价值观念作为判断尺度，用一种新的单一思维模式取代传统的单一思维模式。
作家与理论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与批评实践中力求哲学意识的渗透，这是较之以往靠图解政治编织与解析作品的一种进步。但是，哲学意识不应是强加于艺术作品的负载，而是从生活实践中感知而来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而不是相反。但时下，这一类作品几乎变成了演绎横向移植的某种哲学观念的工具。一些作家只津津乐道于艺术地演绎，而不顾这种哲学观念之所以形成的社会生活、历史与国别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批评家用以评判作品的尺度也不再是生活的实在，而是借用了作家演绎作品的哲学观念。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强调文艺理论家睁大双眼面对两个世界：现实的本体世界与现实的艺术世界。用在现实的本体世界中获取的哲学意识与审美意识，来评判现实的艺术世界所带给读者的哲学思考与审美感受。我以为这正是批评家在这两个世界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的特殊价值。他们的地位就取决于这种特殊存在价值自我实现的程度，而这种特殊价值自我实现的过程又是需要文艺理论家强化实践精神的。
强化文艺理论的实践精神，就要正确处理文艺多样化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关系。物质、存在、实践、生活都是第一性的；精神、思维、意识、文学艺术都是第二性的，是人们对世界能动地感知、表现与反映。文艺反映生活的本质，体现出时代的精神，就哲学认识论而言，必须是一元化的；而从审美表现论而言，又可以是多样化的。它反映了一个层次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于现实的本体世界与现实的艺术世界的认识与把握首先应该是唯物主义的，而在具体对象的具体研究、分析批评方法上又可以是多样的。可以借鉴、吸收一切批评模式中合理的成份。对于同一部作品可以作心理学的研究，也可以作哲学、伦理学、历史学、文化学及至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对巴尔扎克作品的研究就不仅是美学的，也包括历史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美国比较文学学派的主张就有可取之处，他们认为一切都可以与文学进行比较。当然，这需要批评家的学识，但同时也反映了这一学派的宏阔眼界与学术气度。
马克思主义不仅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还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列宁讲过：没有革命的理论，便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鲁迅先生在《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中指出：“必须有真切的批评，这才有真的新文艺和新批评的产生的希望。”在今天这样一种改革的时代，文艺理论工作者面对着都在寻求自身变革的“两个世界”。不可否认，理论往往落后于现实生活，但理论又是一种历史规律性的概括，它可以反作用于实践。只要文艺理论家能够投身到改革的历史洪流之中，一定会有利于改革与文学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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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历史·小说·哲理
——读长篇历史小说《皖南事变》断想
韶华
大凡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作家如果能艺术地处理这些素材，往往可以创作出具有史诗规模的作品。
从某种意义上说，写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有它容易的一面，那就是：重大的历史事件本身具有戏剧性，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框架；有众多极富典型性的人物，可为故事发展提供有利条件。但是因为它是历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必须是真实的，不能随意虚构，否则就会歪曲历史；而小说需要想象、虚构、剪裁、加工、概括、典型化，于是历史和小说发生了矛盾。
当代中国文坛，已有不少成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也有许多不成功之作，其中有的把历史人物现代化，歪曲历史生活；有的简单地以两条路线斗争为主线，演绎几个英雄的故事；有的以这样那样的模式去框套历史，导致公式化、雷同化的倾向；有的只罗列历史资料展示事件发展过程，而没有真正进入小说创作；有的则任意想象，为编小说穿凿附会历史……这些都不能达到历史真实与小说创作的完美统一。
黎汝清同志的新作《皖南事变》（《小说界·长篇小说专辑》）是一部成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皖南事变所面临的是敌、友、伪、顽、我几个方面的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它是国际的国内的各种政治力量纠葛在一起构成的时代大悲剧。黎汝清研究了大量的资料、档案，掌握了事件发展的社会、时代、人物性格的粗脉细络；在这个基础上又跳出历史，从思想上以新的时代高度观察、分析了事件的全过程，事件的总体框架，主要人物的活动，故事的发展都有所本，达到了历史真实的要求，有一定的史学价值。另一方面，在这个基础上又有所虚构，故事引人入胜，人物性格鲜明，情感催人泪下，哲理发人深思，达到了较高的文学价值。
历史记录了群体人物活动的轨迹。而每一个阶级的、阶层的、个性的、共性的、思想情感的，在此时此地，彼时彼地，发展着，变化着，互相影响制约着。这一切决定着他们的行为，从而产生了群体的“合力”，这种“合力”导致和决定了某一段历史的发展方向。写历史小说——包括革命历史小说，如果丢掉了人，如果不能深入剖析各种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极其丰富的复杂的性格世界，或者把他们简单化，也就触摸不到那些伟大事件的发展轨迹。《皖南事变》写了诸多的人物：项英、叶挺、袁国平、周子昆、蒋介石、顾祝同等等都是真实的人，还写了几个以真实人物为模特的虚构人物：赵令波、林志超、刘厚忠（也是小说中的重要人物），他们都打着历史的烙印。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透视镜，总结与回顾历史，剖析每一个具体的人；但又没有把他们简单化，现代化。一部小说能够刻画这么多各自打着历史烙印又有鲜明个性的人物，还是不多见的。
历史事件的绝然重复是没有的；历史经验教训的重复却是经常的。《皖南事变》围绕着新四军北移这一事件，在情节、细节描写中，象鱼鳞片似的随处闪着哲理之光。描绘昨天是为了启迪今天，描绘古人是为了惊醒今人。只是去展示历史事件的过程，那是史料的堆砌，上升到哲理的高度，则具有永恒的价值。《皖南事变》所提供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人们，仍不失其重要意义。区别历史小说的高下大概在这里。
这几年，我们的文学创作逐渐显出“雅文学”（也有叫“纯文学”）和“俗文学”的分野了。从读者的接受实践看，读者少的作品，文学性不一定就低；读者多的作品，文学性不一定就高。但也不能反过来：读者愈少的作品文学性愈高；读者愈多的作品文学性愈低。可是目前有一点不十分正常的情况：有的作品似乎高深，艰涩难懂，把一个完整的故事人为地剪乱，象甩扑克牌似地交错叠合，感觉意象之马随便奔腾，读者要花很大气力才能找到故事的发展脉络（有时还找不到），甚至不断句，不分段。文学观念要复杂，艺术方法要借鉴，但提笔写作之初，首先要考虑你的读者。如果只是写给自己或二三个人看，大可不必拿出发表。中国一些古典作品诸如《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既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又有千百万读者，达到雅俗共赏。这在文学创作上是本来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如今到了新时期，反而成为问题了。
《皖南事变》有55万多字，拿起来就放不下，我是一气读完的。一件重大、复杂交错的历史事件，层次分明地展开在读者面前，足见作者结构故事的艺术功力。在雅俗共赏方面，不能说《皖南事变》开历史之先河，但对于当前某些文学现象却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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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火光引发的思考
——评反映大兴安岭火灾的报告文学
朱子南
举世瞩目的大兴安岭大火已被扑灭。余烟刚刚消散，我们又从众多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再次形象地感知和回味这场火灾给人们带来的认识和思考。
当大火还在燃烧，火区已汇集了300多名作家和记者。这在我国报告文学史甚至新闻史上可能还是罕见的。他们用最快的速度推出了角度不同、手法各异的一系列作品，其中有：李树喜的《大兴安岭火灾》（《中国青年报》）；戴晴的《烈焰中的“红孩儿”》（《人民日报》）；魏亚南的《“五·七”：炼狱之夜》（《人民日报》）；王忠瑜、刘子成的《烈火中的升华》（《文学报》）；乔迈的《到大兴安岭火区去》（《当代》）；中夙的《兴安岭大山火》（《解放军文艺》）；丁道希的《绿色的愤怒》（《文汇月刊》）；韩作荣、王南宁的《大兴安岭森林大火》（《人民文学》）；杨民青、王文杰的《大兴安岭大火灾》（《报告文学》）等等。
报告文学作者对这场火灾的反应之迅速，报道之全面，揭示之深刻，是值得注意的一种创作现象。
首先是由于作者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当中央电视台把卫星云图显现出的条条红色“火龙”传送到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上时，几乎十亿中国人民都被牵动了。如何把火灾与扑火现场的情景翔实地报告出去，并为历史留下真实的纪录，是奔赴火区的作家与记者所关注的。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更驱使作者写出具有深厚的社会内涵的作品，而不仅只是传播一定的信息。
其次是由于作者的参与意识。作为报告文学，它的新闻性特点要求作者作客观的报道。但是，这并不排斥作者融进自己的主观意识。当前，越来越多的报告文学作家已不满足于对某一事件作事后的采访，而是投身到事件的进程，参与进去，以自己的亲身活动获得现场的感受。这不仅使作品中的报告对象更加真实可感，也使作品更直接地传达了作者的审美感受。
还由于作者们对当前人们的社会心态的探索与研究的追求。一场大火映现的绝不只是红光一片，随之而显现的既有壮美的民族精神，也有灰暗的心灵变异。而这无不与社会现状以及社会观念相关连。因此，奔赴火场的作家与记者也力图通过探索灾变中人的心态，寻求社会如何变革的答案。
由反映这场特大火灾的报告文学的创作现象而引起的思考，必将开拓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局面，启示着作家与记者们把报告对象同众多人们的视线与关注联系起来，使作品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感。
反映大兴安岭大火的报告文学作品，力图从整体上把握和认识这次突发事变的各个侧面。作品中给人以极深刻印象的，是人们行为与心灵的反差，使读者既看到人的崇高品格与不泯的信心，也看到社会弊端与人的懦弱乃至邪恶。
请看这样一组镜头：大火已经临近医院，助产士宁玉晏还是冷峻地坚持到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传入耳中。可她自己的小儿子当时正一个人呆在家里。阿木尔的宣传部长杨福成正在加格达奇地委开会，家属却葬身火窟了。没有人通知他家一声这灾情的紧迫。一个反差，揭示了为人与为己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念。
再请看，老更夫包老头在无数的金红色光体从天上投射下来时，他还是厮守着交给他巡更的只有台面大的小商店。而当阿木尔百货大楼的职工们冒火从二楼把货品抢运出来转移到法院办公室的第二天，物品却所剩无几。法院张同志这样回答商店经理的质问：“我们没有义务替你们保管。”从中映现出了不同的职责观念的反差。
马保江，被干部私下议论为没救了的一个“后进战士”典型，而在扑火现场经历了一次人生价值观念的升华，开始了人生历程上的一个飞跃。而商店营业员张桂琴，原来想保住商店的财产，后来却跟着别人往外拿商店的东西。这又是一个心灵的升华与心灵的堕落的反差。
虽然映现了种种反差，但分明可见这些作品的主旋律。如《大兴安岭森林大火》中所形象地显示的，图强林业局毁于这次大火，但全局所有单位的领导者，在过火后的第二天早晨就都站在各自的废墟前，把烧焦的标牌重新戳在那儿。这浸透了人的情感的标牌，凝聚着干部所应具有的粘合力，闪发着时代的光辉。中夙在他的作品中写了：“中国人饱经忧患至今还能勇敢地活着并且一步步地向前挣扎，不正是这些优秀生命为这一集体时时带来一点美好的希望吗！”乔迈在他的作品中写下了他的感受：“如果在平时，一个人不顾小家和自我去舍身救火，可能会被尊为英雄，但在一场规模极大的火灾中的严重考验面前，这样的英雄就会降格为凡人，那是因为无数凡人都已升格为英雄的缘故。”
这些报告文学作品在写出被大火重新塑造了的世界的同时，也写出了重新被塑造过的人们的心灵，重新被塑造过的人们的观念，并注意向事物的深层开掘。《绿色的警告》报告了鲜为人知的现实：大兴安岭林区竟然是“一仆三主”，结果是“三个和尚没水喝”。作者把这场大火与改革联系起来了：“这种弊端百出的体制结构、管理模式，不改革怎么得了！”
《烈焰中的“红孩儿”》、《绿色的愤怒》颂扬了森警战士在扑火中作为突击队的功勋。但是作者记下了他的采访所得：全国“森警加起来才5000来人，至今，森警的序列问题仍未解决。”这仅是对森警作用的认识上的差异？
的确，这些报告文学作品并不仅在报道事实。那两座“红砖房”是公安局消防科长竭力保护下来的、他自己的与县长的住房。不止一篇报告文学写到了这一事实。这“红砖房”将作为以权谋私的耻辱的代名词记载在历史上，并为读者留下了值得思考的东西。
这些作品并未因迅速的采写而降低它们的艺术水平。
我们在这些作品中看到了真切而又形象的艺术实录。
这些作品在真切中又见真情。体现了作者对报告对象的褒贬爱憎。
在这些作品中也可见到精心的艺术构思。乔迈的《到大兴安岭火区去》显示出组接与镜头转换的艺术技巧，使一组生动的画面浑然一体地组合在一起。除此之外，一些作者在运用语言刻画人物形象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功力，使作品更加富于变化，更加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