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抓住大案公开处理 建立制度加强监督
河北层层反官僚主义促改革
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下乡下厂机关工作作风明显改观
本报讯 记者杨振武、陈国琦报道：如今在河北省，谁要是被认定犯有官僚主义错误，决不只是戴上一顶帽子，写上一纸检查就能完事的了。全省各级领导机关从查处案件入手，一件一件动真的，形成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气候。不少地方和单位克服官僚主义，大力改进领导作风，已开始见效。
8月中旬，河北省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召开全省反对官僚主义电视广播大会，公开处理了4起典型案件。省体委主任、党组书记张瑄工作不负责任，致使一些下属单位问题成堆，长期得不到解决，并且有出国贪污问题。省委决定免去其党内职务，建议撤销一切行政职务，并将进一步追究。平乡县拼装倒卖冒牌自行车活动猖獗，县委软弱涣散，不认真查处，致使假冒活动屡禁不止，波及12个省市。省委决定，免去这个县主要领导的职务，并责成邢台地委协助县委深入调查，严肃处理有关案件。与此同时，省委端正党风领导小组专门对查处严重官僚主义案件和严肃党纪问题进行研究，强调要把克服官僚主义作为端正党风重点，认真抓好。
在查处官僚主义案件中，河北省各级领导机关坚持以自我教育为主，普遍开展了自查自纠活动。他们结合本系统、本单位的实际，揭摆了官僚主义的表现。不少单位召开党组扩大会，进一步查找原因，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制订了改进措施。一些省直机关在清理过去的案件时，对久拖不决的问题果断处理，对长期没有查清的问题重新组织人员限期解决，省建材局机关对1977年至1983年的账目查了5年，经过三届领导班子都没有查清。这次反对官僚主义，他们把这一问题作为重点，工作有了较大进展。
为了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河北省各级领导机关结合查处案件，切实加强了党内外监督。全省普遍建立了抓党风责任制，党委集体决定重大问题，定期评议领导干部等制度和规定。各地市还建立并坚持了当天阅批群众来信和对群众来信来访的催办、查办等制度，努力运用多种渠道，倾听群众反映，接受群众监督。邢台地直党委向全区各县（市）专门发信，请基层进行监督，发现问题，及时上报，推动了地直工作的转变。
几个月来，随着反对官僚主义的深入开展，河北省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作风有了明显改观。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走出办公室，下乡下厂，就地解决问题，推动了改革的进程。保定市委坚持每周两天无会议日制度，保证领导干部有调查研究的时间，邯郸市级领导近两个月深入现场办公，使4个亏损大户企业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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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家改革住房建设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八年间城镇私人建房上亿平方米
投资累计达七十亿元约二百万户喜迁新居
据新华社北京10月5日电 （记者王延荣）城镇居民私人建房已成为解决住房问题的一条途径。据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统计，近8年间，我国城镇居民私人建造住宅1.23亿平方米，约有200万户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住房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城镇住宅建设投资基本上是由国家拨款，资金严重不足，限制了住宅建设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对住宅建设进行了改革，充分调动了中央、地方、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建房积极性，住宅建设资金逐年增加，这8年中，私人建房投资累计达70亿元。1986年城镇居民私人建房投资占国家住宅建设投资总数已由1979年的2％增加到10％；建成住宅面积占当年全国城镇新建住宅总面积的18.7％。
各地政府对城镇居民建房采取统一征地，统一规划设计，统一配套管理，群众自造的原则，允许群众采用自筹自建、自建公助或互助建房等不同方式，收到了投资省、建设速度快、建成周期短的效果。浙江省1980—1986年城镇个人建房竣工面积662万平方米，为10万户城镇居民解决了居住困难问题。河南省南阳市从1980年起将私人建房纳入城市总体规划，由主管市长直接领导，热情支持群众自建住宅。到1986年，共规划、安排并建成了24个居民新村，私人建筑面积达40多万平方米。新疆伊宁市1983年以来由国家统一划定私人建房的地基，目前，已建成了一批私人居住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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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由小型到大型 由国内到全球
由亏损到盈利民航三十年实现三个飞跃
李鹏出席纪念周总理对民航批示三十周年大会并讲话
本报北京10月5日讯 记者张国荣报道：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今天下午在民航北京管理局召开的纪念周恩来总理对民航批示30周年大会上说，30年前的今天，周总理关于民航工作要“保证安全第一，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的重要批示，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是发展民航事业的指导方针。当然如今时代变了，情况不一样，执行周总理批示要赋予时代新内容，民航在改善服务、保障安全飞行方面，还要有现代化设施。我国民航安全飞行在世界上享有声誉。但是在服务态度和正点飞行方面同一些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特别是地面服务，各界人士时有批评。民航是中国窗口，外国人看中国，首先看民航，希望民航广大职工认真领会、全面执行周总理批示的三句话。
李鹏说，民航是新兴行业，要进一步发展。我国民航要为改革开放服务，要在改革开放中求发展。民航改革重点有两条，一是政企分开，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二是要允许有点竞争，但不能乱来。
我国民航的广大职工始终牢记周总理的批示。30年来，我国民航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逐步实现了3个飞跃：即从使用螺旋桨式小飞机到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型喷气式宽体客机的飞跃；从开辟十几条国内航线到走向世界，飞遍全球的飞跃；从过去多年亏损经营到现在每年略有盈利的飞跃。现在我国民航有国内航线260多条，航线里程50多万公里，全国除台湾省外，所有省会（首府）都与北京有直达班机。国际航线已达33条，通航27个国家的32个城市。飞行安全稳定，全民航涌现出一批连续安全飞行1万小时以上的飞行员和安全飞行20年以上的飞行大队，以及象杨继海、王义轩等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反劫机英雄和英雄机组。特别是北京管理局第一飞行总队，长期担负国内干线、国际航线和重要专包机飞行任务，航迹遍及世界各地，保持安全飞行32年的光荣纪录，这在世界航运史上也是罕见的，成为我国民航安全飞行的一面红旗。
会上，李鹏副总理为9名安全飞行1.3万小时以上的特级飞行员颁发了奖章。中国民航局长胡逸洲、副局长兼民航北京管理局局长徐柏龄也在会上讲了话，缅怀周总理生前对中国民航事业的亲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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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待命出航
八十年代的今天，中国民航飞机已经飞遍了五大洲，安全飞行七十多万小时、四亿多公里。
图为首都机场停机坪上待命出航的班机。本报记者 徐建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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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藏近八年各项事业空前兴旺
高原旧面貌发生巨变有目共睹
本报拉萨10月4日电 记者卢小飞报道：记者最近在西藏采访，了解到，西藏根据本区实际制定的“以农牧业为基础，以旅游业为中心，以教育、能源、交通为重点，理关系，打基础，发展商品生产”的指导方针，已在实施中取得巨大进展。
作为基础的西藏农牧业，直至70年代，还存在“牦牛踩场脱粒”的现象。到1980年，全区粮食产量已达5亿公斤，同1952年比增加了2.2倍；1986年，尽管农牧业遭受了特大自然灾害，但农业生产还是获得了中等年景的好收成，粮食产量达4.5亿公斤，油菜籽2320万斤，牲畜存栏2258万头（只）。到去年底，全区拥有了相当一部分现代化生产机具。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工交运输生产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了起来。到1986年底，工业总产值达1.6亿元。先后新修了川藏、青藏、新藏、滇藏以及各地（市）县的区内干线公路等，目前全区已有315条公路，通车里程达2.16万公里。同时还建设了一批发电站，到1986年底，全区装机为12.43万千瓦；还建设了水泥厂、毛纺厂、皮革厂、地毯厂等。
旅游业作为西藏的重点产业如异军突起。到1986年底，全区形成接待能力3818张床位，去年接待游客近3万人。旅游业的发展还带动了民族手工业的发展，1986年民族手工业产值达3575万元，其中旅游商品收入达550万元。
西藏商业长期不发达，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随着交通运输条件的迅速改善，国家对民族商业进行了大力扶持，各种商品和物资从祖国各地源源不断地运进西藏，保障了人民群众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水平的需要。到1986年底，全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10.01亿元。全区发有营业执照的城乡个体工商业户达39703户，从业人员达51342人。
民主改革前西藏的教育事业十分落后，文盲占95％以上，全区除干校和团校之外，只有13所小学和一所中学，在校学生只有2940人。到1986年底，全区拥有全日制高等院校3所，各类中等专业学校14所，普通中学64所，小学校2388所。在办学中，国家采取切实措施，保证少数民族学生占大多数，并在人力、财力、物力上给予充分保证，为西藏四化建设培养了大批有文化、懂科学的干部和技术力量。同时，国家对西藏人民实行免费医疗，建立了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创办了各级医院、门诊部、卫生所等，到1986年底，全区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957个，卫生技术人员7048人。全区平均每千人拥有病床2.4张，接近国内上等水平。
全区科技、文化、广播、电视、体育等事业也有了较大发展。到1986年底，全区有科学研究机构25个，有各类文化、体育机构和专业、群众艺术团体1160多个，电视覆盖率为全区人口的32％，一支以藏族为主体的科技、文化、体育工作者队伍已经形成。
接受记者采访的藏族群众都深信，西藏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归国藏胞感受更深。1959年他们离开家乡的时候，首府拉萨的建筑物还寥寥无几，连一条象样的街道都没有。现在，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哲蚌寺、色拉寺和大昭寺等主要建筑都是国家重点保护的文物。四通八达的街道铺上了柏油路面，拔地而起的43项工程和一片片清心洁目的居民区使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30多年来，中央给西藏地方财政补贴达107.4亿元，其中用于基本建设方面的投资就达34.3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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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彭真会见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
重申中国人民始终支持朝鲜人民正义事业
新华社北京10月5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今天在这里说，中国人民过去支持、现在支持、将来也仍然支持朝鲜人民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正义事业。
彭真今天上午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设会议议长杨亨燮率领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
杨亨燮对中国人民给予朝鲜人民自主和平统一祖国斗争的一贯积极支持表示感谢。
在亲切友好的交谈中，宾主介绍了各自国家的建设情况，畅叙了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和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彭真说，长期以来，不论是在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还是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中朝两国人民休戚相关、患难与共，结成了深厚的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两国社会主义建设、维护世界和平和朝鲜半岛和平安定局面的需要。巩固和发展中朝友谊已成为两国人民的共同信念和意志，是任何人、任何力量也改变不了的。
杨亨燮说，朝鲜人民非常珍惜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并为使这种关系世世代代发展下去而继续努力。
会见时，杨亨燮转达了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书记对彭真委员长的亲切问候。彭真也请杨亨燮转达他对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书记的亲切问候。
会见后，彭真设午宴招待朝鲜贵宾。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丕显、委员叶林等参加了会见并出席了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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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卡达尔应邀将访华
新华社北京10月5日电 中联部新闻发言人今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理总书记赵紫阳的邀请，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亚诺什将于10月10日至14日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这位发言人在介绍中匈两党关系时说，最近几年来，中匈两国关系发展迅速，中匈两党也开始恢复接触，人员来往不断增多。1985年3月，中共中央致贺电，祝贺匈党13大的召开。1987年1月，匈党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豪沃希应我党邀请访华，完成了两党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87年6月，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访问匈牙利。赵紫阳访匈和卡达尔访华，标志着中匈两党和两国的友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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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汉油田发挥现有基地作用
一年又建成一个“江汉油田”
据新华社武汉10月5日电 （记者谢邦民、徐士杰）规模同江汉油田一样大的八面河油田，从勘探、开发到投产仅用了一年时间，速度之快，在我国石油建设史上是罕见的。
1986年5月，石油部决定由江汉油田对八面河地区进行区块投资、勘探、开发、建设、管理总承包。到今年6月，已累计探明储量7000万吨，打井340口，已建成年产100万吨石油的生产能力，并已生产原油32万吨，原油日产由去年底的400吨上升为16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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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
——时代的挑战与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思考（上）
本报记者 罗荣兴 祝华新 曹焕荣
“……农贸市场。茄子又涨价3分，猪肉摊前挤满了人，一片抱怨声。转念一想，不过年不过节，一次往网兜里装5斤肉，放进电冰箱，10年前谁曾想过？
“好不容易挤上公共汽车。开了20米，堵住了。街上从来没有这么多车，从来没有这么多人。
“灯下，孩子做功课。她姥姥和姨都得陪着，没法子，只两间房。听说单位里要出售商品房了，得赶紧攒钱。
“希望，在明天！”
——摘自1987年5月21日《新中国的一日》征文来稿
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大潮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涌动。
刚刚从十年噩梦中醒来的人们，被迅速卷进变革的浪涛。生活在变，观念在变，人在变，一切都在变。兴奋、惊愕、困惑、期待……袭扰着每一个人。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何处去？
百年后的历史学家，将怎样评说今天占世界人口1／5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进军？
站在落后起跑线上的抉择
世界银行去年公布1984年各个国家和地区发展指标，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10美元，排在128个国家和地区的倒数第20位。
这是一个令人难堪又引人发愤的数字（尽管各国统计口径并不一致，数字未必准确，但它们仍足以令人难堪）。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去年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美元左右，在世界上的座次向前挪了几位，开始走出低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摆脱贫穷和不发达状况，依然是我们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只要审视一下人类居住的这颗小小行星，可以发现富国和穷国的分野就象海陆的分界那样分明。据世界银行提供的1984年的资料统计，全世界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地区有72个，拥有30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却只有1万亿美元。而世界上19个发达国家，人口7亿，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高达8万亿美元。以人均收入计，贫富两者的差距在33倍以上。
发展中国家的贫穷是历史造成的，主要是在近代史上错过了工业化发展的早期机会。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副主任陈伟恕举例说，当17世纪初英国推进资本主义的时候，中国正是明王朝末年的党争、战乱与海禁。一步落后，便陷入被动挨打局面；挨打和被劫掠的结果，是步步落后。直到二次大战后，摆脱殖民统治的独立后国家才重新获得在经济上奋起的机会。
但是，这已经远远不是在同一起跑线上的竞赛。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其起步之初，就面对着经过了工业化前期历次发展阶段、无论在资金积累还是在技术方面都处于绝对优势的先进工业国。如何缩小穷国和富国在发展阶段上的巨大差距，成为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最大难题，也是年年联合国大会上令人头痛的议题之一。
100多个发展中国家，40多年来，都在寻找一条可以通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然而，这条路不容易找到。
能不能沿袭发达国家当初走过的成功之路？去年底，北京某大学的校园里贴出一张小字报：“我们应该走自由资本主义的富强道路。”这至少是一个缺乏世界经济史知识的糊涂观点。华东师范大学经济系副教授、35岁的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陈琦伟分析经济发展规律时说：历史发展到今天，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就已走不通了。
17世纪、18世纪，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确是“自由”的。近代工业在自然经济的土壤里自然生长起来，资本人格化的企业家在利润目标推动和投资风险约束的双重作用下自由竞争，形成了以“看不见的手”为特征的市场经济秩序，政府可以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如此经过100年、200年、300年，才进入工业化社会。然而，如今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的初始条件已根本不同。面对充分发育、无孔不入的世界市场，任何一个国家封闭起来单靠市场的自发作用使经济赶超先进水平都已成为不可能。本国市场的不发育，企业家的缺乏，不得不由其政府出面组织经济；工业化需要巨额投资与国民收入低的尖锐矛盾，不得不由政府代行资源配置之责；发达国家走了几百年的路要浓缩在短暂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社会急剧变革，不得不由政府推进和控制。政府对于经济生活的介入，是与早期的“自由”概念不一致的。所以，战后虽有不少发展中国家自称以欧美经济模式为蓝本，但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是沿着自由资本主义的路走通的。他们或迟或早、或多或少都开始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实际上是在摸索一条另外的路。
更何况，无论英、法、德、美、日，其发迹史并不那么光彩。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以对本国大部分人的压榨和对殖民地的掠夺为条件。英国的圈地运动，东印度公司的对华鸦片贸易，欧美的大规模黑奴贩卖，乃至日本电影《望乡》所描写的那种把本国妇女弄到国外当妓女，都曾经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手段。历史发展到今天，这样的道路不应该、也不可能重复，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本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第三世界新独立国家中出现了被一些政治家和学者称之为“社会主义浪潮”的动向。在苏联计划经济早期成功经验的示范下，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中国革命胜利的影响，从撒哈拉南北、安第斯山两侧到孟加拉湾沿岸，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对外国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国有化”运动，建立起国营经济，有的国家国营经济甚至成为城市经济的主导力量。有些国家，尽管经济、社会条件同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消灭了剥削制度的国家有很大不同，但也模仿后者，实行一党制的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
然而，这样的模仿，一般来说甚至未能再现最早实行这种经济模式的国家在早期出现过的有限成功。人们开始向另一个方向张望。近年来，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一大部分，先后实行“非国有化”，把部分国营企业转让给私营，一时成为一种潮流。
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经济学博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33岁的曹远征研究了这一奇特的经济学现象。他认为：在工业化起步之初，依靠行政动员、经济管制，有利于将有限的农业剩余用于工业性资金积累，并迅速提高实际积累率；政府通过指令性计划直接组织投资也便于获得规模效益的好处。所以，当年许多发展中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这条路是有其道理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初步发展，这种代办一切的高度行政化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它窒息了全社会的经济活力，无可避免地导致了国营企业的低效率。同时，这种僵硬的体制极易忽略发展中国家法制的先天不足、整个社会文化素养的低下、人才和技术的匮乏、传统自然经济观念的束缚等问题，进而导致一系列社会病态。历史证明，在一个经济和社会结构尚未摆脱“前资本主义”烙印的国家内，企图由本身机能尚不够健全的政府来全面代行社会和企业家的职能，往往吃力不讨好。这些国家“非国有化”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历史告诉人们：“国有化”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需要探索，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也需要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竭力宣扬和引导发展中国家推进“非国有化”，是想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进一步依附于自己。而发展中国家则希望通过这样的调整，改善经营管理，发展民族经济。然而，简单的“非国有化”是否就是经济起飞之路？这正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新的困惑。
战后确实也有由穷致富的例子。一类是石油出口国，那是得天独厚，别人学不来；何况主要靠出售资源的高收入，还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另一类就是所谓的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例如“亚洲四小”。上海外贸学院外贸经济系副主任王新奎9月中在日本参加亚洲太平洋地区经济发展讨论会，他强烈地感到我们应当研究“亚洲四小”的某些经济发展的做法。但是它们的内外发展环境和机缘却并不是其它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都可以获得的。譬如，它们都很“小”，有的只是一个都市；在60年代和70年代，碰到了美、日等国结构性的产业转移，于是趁隙建立起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型经济。而近年来，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迅速抬头，类似的机会已经极少；何况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很难效颦，难道能把数百万平方公里、几亿人口的国家变成一个大装配车间？
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100多年来饱经忧患，世界上人口最多、幅员最广的发展中国家，要通过改革寻求一条迅速现代化的道路，理所当然地受到全人类的关注。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说：“中国的改革是迄今全部经济史上最伟大的试验。”我们正在探索一条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崭新道路。中国经历过无产阶级领导的相当彻底的社会革命，已建立起独立的有一定规模的国民经济体系，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完成改革这一伟大的社会试验，其世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北京，第二次革命的动地炮声
1978年12月13日，北京，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上，74岁的革命家邓小平带着四川口音对一大批参加过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的党的高级干部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从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布《共产党宣言》算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过了140年的历程。1917年，恰巧在《共产党宣言》发布70年的时候，阿芙乐尔巡洋舰上的炮声宣告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成为掌握社会经济命运的主人。时间又过去了70年，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早期经济一度迅速增长之后大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迟滞现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应有发挥。今年4月5日的《华盛顿邮报》写道：西欧民意测验结果表明，苏联经济和政治模式存在的问题“同欧洲选民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事有着明显的联系”。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正在受到严峻考验。
摆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面前的出路只有一条：改革！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构想的社会主义经济，只有一个显明的标志，那就是能够建立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但是，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都程度不同地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某些设想演变成了以国有制为基础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模式虽然根治了“财富在一极积累、贫困在另一极积累”的资本主义痼疾，却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那种运行效率和发展方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常务理事郑洪庆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很值得研究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社会主义之所以必然诞生，是因为它能够适应资本主义狭窄的外壳再也容纳不了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设想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将在当时生产力最发达的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然而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社会主义制度却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一些国家率先建立起来。这是历史的飞跃发展。但是，飞跃背后仍然有着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揭示的铁一般的逻辑：生产关系必须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因此，建立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不成熟、不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成熟与完善，首先要解决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任务。”
然而，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左”的指导思想却是一种国际性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顽症，它强迫实践迁就固定的观念和僵化的思想。所以，社会主义的改革必然要从冲破“左”的僵硬外壳开始。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36岁的副研究员杨建文正在研究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史。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来，苏联东欧相继进行了经济改革的尝试。如果说，1950年南斯拉夫颁布的《工人自治法令》情况比较特殊的话，那么，1956年被称为“华沙之春”的波兰经济学家聚会可算最早的公开的改革呼声。1956年6月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10月发生的“匈牙利事件”，有种种复杂的原因，但其中有一点是清楚的：它暴露了传统集权体制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这促使波、匈两国率先进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主要内容的局部改革尝试。1962年9月，苏联经济学家利别尔曼的建议引起对于商品经济理论和计划、激励机制的大讨论。1965年，苏联在国营企业中实行以物质刺激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60年代中后期，经济改革的浪潮几乎波及苏联和所有东欧国家。
苏联东欧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进行的改革尝试，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他们采取的“分权”和引进某些市场机制的做法，是对“左”的集权计划模式的先期冲击。但是，这些迁延20多年的改革在大多数国家时断时续，甚至出现过摇摆和倒退，改革远不是全面、深入和彻底的，而在总体上带有试探性质。
自从1979年邓小平揭开了中国全面经济改革的序幕，尤其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以后，苏联东欧出现了新的改革热潮，最引人注目的是苏共今年以来的一系列改革部署。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已经形成不可逆转的潮流。如果说，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新纪元，那么，当今改革的势头只要坚持和发展下去，直至成功，就将为开创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超过资本主义的新纪元铺平道路。那时的历史学家也许会这样评说：改革是第二次十月革命。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理论工作者最近考察了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匈、南的同行对中国同志说：“中国的改革正处在‘黄金时期’。因为，第一条，中国农村改革非常成功，中国经济增长的局面非常有利于改革；第二条，中国有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有强有力的、认识一致的领导班子；第三条，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国有着广泛希望改革的群众基础。我们对中国改革的成功充满希望。”
全世界都看到，中国的改革充满活力，充满希望，但同时也充满特殊的困难。
我们目前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同苏联东欧相比，大约只是其1／7至1／15。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脱胎于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象苏联东欧那样脱胎于初步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于商品化、货币化和生产社会化程度极低的半自然经济社会。党中央准确地指出，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现阶段我们观察和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31岁的副研究员何家成认为，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不仅仅是解决“计划与市场”、“集中与分散”这样的一般任务，而且要建立商品经济赖以发育的前提和条件，以便使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都能有效发挥作用这样的特殊任务。
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今天的改革面临着解决发展问题和体制问题的双重任务。青年经济学博士曹远征指出：我们既要克服官僚主义、效率低下、运行僵硬、物资的体制性短缺等一般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又要克服封建残余、行政人员素质差、群众文化水准低、资金不足、人口膨胀、物资的发展性短缺等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痼疾。这就是中国改革的特殊困难。
而中国改革的特殊意义也恰恰在这里。试想：如果贫穷落后的中国通过改革实现现代化，跻身先进国家的行列，岂不是比那些在革命前就已初步工业化了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成功，更能雄辩地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么！
是民族复兴，还是被开除球籍
北京航空港海关，每天都要送走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有的去求学，寻求富国强民的知识；也有的去投亲，就此离开暂时还不富裕的故土……
1987年7月，有三位年轻的“博士后”人才，辞去数万美元的年薪，从美国携眷归来了。
他们在中华民族的又一个关键时刻，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中华民族曾经创造过灿烂辉煌的古代史，但是，一部近代史，却录满了我们民族的屈辱和血泪。从上个世纪末起，外国学者谈论起世界古代四大文明——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河文明和黄河文明，认为是无可奈何地衰落了。近几年，却有更多的学者在谈论华夏文明的复兴。中国的改革，给民族复兴带来了新的希望。
在国际竞赛的跑道上，我们已经错过了许多次赶超的机会。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的伊藤博文和中国的严复同在英国留学，都怀着维新救国之志归去。伊藤回国后成为主持明治维新的首相；严复却在鼓吹维新后目睹了戊戌变法的失败。日本利用了当时的机会成为列强之一，中国却失去机会从此堕入更深的灾难。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趁着世界经济格局变动的有利时机，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经济起飞，拉美的一些国家和“亚洲四小”就是其中的受益者。可惜，我们当时正陷在“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之中。
让坐失良机的遗憾留给历史吧！那么，我们的面前还有没有新的机会呢？
陈琦伟副教授把他的得奖专著《国际竞争论》摆到我们面前。他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国际竞争的时代。这个时代当然不同于昔日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也不同于本世纪前半期那种情况的帝国主义时代。”由于战后、尤其是60年代以后第三世界作为一个重要政治和经济力量崛起，国际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经济机构的建立；另一方面，是七十七国集团、石油输出国组织等一系列发展中国家经济组织的形成，推进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浪潮。经济国际化的趋势早已冲破国界，成为全球范围的国际竞争，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自外。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更使得以技术更新和产品换代为特点的经济竞争空前激烈。一位国际经营专家感叹道：“刚才还是小孩，转眼已是老人，眼睛一眨，市场可能就没有了。”
面对着这样一个国际竞争的时代，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机会同时出现了。
世界经济专家陈伟恕、王新奎等认为，当今国际经济格局正在发生一场激变，新的一轮贫富两极分化正在悄悄进行。美元霸权地位的衰落是一个标志。国际上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甚至在谈论本世纪末可能发生一场特大的世界性经济动荡。尽管经济学界的看法不尽一致，但这类预测仍值得重视。一旦大的动荡发生，就可能带来大的危机，也可能带来大的机会。如果赶在大动荡前长硬起飞的翅膀，就可能乘风而起；如果耽误了这已经不多的时机，就只能在各方转嫁危机的重压下更加贫弱。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无论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无论发达的还是发展中的，都不约而同地在进行体制或政策调整的深刻背景。
也许有人会想：如果我们沿着建国后17年的路走下去，只要不再折腾，不是照样可以实现现代化么？北京青年经济学会郑洪庆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国民经济发展以外延扩大、粗放经营为主要形式，传统体制还能显示出一定优越性。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传统体制的弊端，例如企业和劳动者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单靠计划指挥生产不能适应千变万化的消费需求，僵化的体制必然滋生官僚主义等等，即使在“文革”前的17年，就已暴露出来。尤其是60年代以后，新的技术革命的世界性潮流已对现代经济发生关键性促进作用，而在我们的传统体制下，经济运行却缺乏不断吸收新技术的基本动力，致使我们在劳动生产率和某些新兴产业方面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人均占有资源并不丰富，和世界平均水平比较，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只占其 1／3，人均可利用草原只占其30％，人均森林蓄积量只占其13％。以这样的资源条件，怎能长期支撑那种过分追求数量增长、投入多产出少的粗放发展经济模式？如果我们不另辟新路，及早转向主要依靠科学技术、依靠调动人的积极性的新的经济体制，我们的日子可能会越来越难过，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可能会越来越大。
最近分别在上海、东京召开的亚洲太平洋地区经济讨论会上传出信息：下一批经济起飞、进入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行列的，很可能是泰国、马来西亚……
中华睡醒的巨龙该惊起了！
60年代初，毛泽东就意识到，如果我们不能迅速实现现代化，中国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可惜，后来的政治运动走上了一条缘木求鱼的歧途。
今年9月12日，赵紫阳在中南海会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时，重提“开除球籍”问题。他说：“再不改革，我们就要被开除球籍了。”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历经了多少次曲折之后，终于找到了民族振兴之路——改革！
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激昂旋律吧！“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的民族历来有在紧急关头奋起的非凡凝聚力。
加快改革！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