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每周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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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孙中山亲批的电报
孙中山从1894年组织兴中会到1925年逝世的三十多年间，在日本度过的时间约占他革命生涯的1／4。他多次说到，日本是他的第二故乡。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地震。当时孙中山正在国内筹备国民党改组的工作，惊闻这一消息，即于4日通过日本领事馆用英文致电东京摄政王，对日本人民所遭受的灾难表示深切的慰问。以下是电报译文的全文：
东京摄政王殿下：
当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给贵国首都和国土带来生命与财产的重大损失之际，请接受中国人民衷心的慰问。我深信日本人民将以他们素有的勇气和坚毅来对待这一灾难。
孙逸仙
电文下面有孙中山先生的亲笔批注：“已通过日本领事馆发出。1923年9月4日”。电报原件的保存者是孙中山的秘书李仙根先生。
（摘自9月12日《团结报》 陈红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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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夫的一封佚信
从1977年台湾出版的宁波同乡会会刊上，发现了一封殷夫于1927年4月3日写给何志浩的信。信中说：
“去年我从上海回家过甬时，谣言是何等的凶恶！我听到这些谣言，是何等的伤感及愤怒呢！伤感的是我们象山的革命青年日少一日，愤怒的是为什么我们象山独独这么不幸！
为民众而奋斗的军人是比什么都可敬可佩，为少数人而出力的军人是强盗，是土匪，是世界最可憎可鄙可弃的东西，这是极易明白的。
革命的人往往易犯一种毛病，就是在压迫下的时候是很革命很积极的前进的，而待压迫稍松的时候就要开倒车了。我希望个个革命的军人及民众绝对不要犯了这个毛病才好。”
何志浩与殷夫是浙江省象山县同乡，而且还是象山县立高等小学的校友。
当时的上海正处于革命势力空前高涨，反革命势力积极进行政变准备的关键时刻。上海光复13天来殷夫已看到革命队伍中的许多不正常现象，一些原来甘冒生命危险热心革命活动的青年现在开始对革命不感兴趣，甚至“开起倒车来了”。那时的殷夫毕竟还只是一个不满17周岁的高三学生，政治上远未成熟。他只看到自己周围的朋友的某些变化，完全想不到那些“开倒车”现象正是革命形势即将发生重大逆转的征兆。用殷夫另一封写于1930年3月11日的信中的话来说，“这时我实在太小，太幼稚”，而且“胆怯和动摇”，整个思绪十分紊乱，不知究竟该怎么办才好。直到4月11日，他见到了C同志，向C谈及其兄徐培根（当时任蒋介石总司令部的参谋处长）曾对他提出过警告。C的谈话使年轻幼稚的殷夫坚定了革命信念，从此毫不动摇地在共产党领导下投身无产阶级革命。C要他立即再去找其兄探明详情。当天早晨他就赶去，但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已于头一天夜里九点钟离开上海。第二天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大屠杀。不久殷夫也被捕入狱，囚禁3月，几被枪决，后被其兄保出。
（摘自9月19日《文学报》周思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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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考最早的对联
第一副对联是何人何时所作？迄今为止，大约有七、八种说法之多。
传统说法，也是目前大多数人认为，最早对联是五代后蜀孟昶所作。《宋史·蜀世家》记：后蜀学士辛寅逊除夕受孟昶之命，撰写春联，孟昶认为不工，乃自题桃符曰：“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孟昶桃符题联，当时已是一种“习俗”，最早对联并非自他开始。同时，这副十字联句，经考证可能是后人假托。
有人认为最早对联是三国时诸葛亮《戒子书》录中的一联：“澹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两句录下来作为一联看待的话，它是一副好联，但它还算不上一副对联。
还有人说在《诗经》中已出现对联。《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更有甚者，说最早对联见《易经·系辞》：“乾以易知，坤以简能。”相传《易经》乃周文王所作，那么西周就已产生对联，这就更扯远了。当时，根本不具备产生对联这一文学样式的条件。
真正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对联，我认为应是南朝梁代著名文学家刘孝绰和他三妹刘令娴作的一联。据《谭嗣同全集·石菊影庐笔记》载：刘孝绰罢官不出，自题其门曰：“闲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其三妹令娴作的是“落花扫仍合，丛兰摘复生。”骈俪对仗，又题之于一门，自为联语无疑。谭嗣同一生治学严谨，嗜好对联，此说较为可信。再者，从当时主客观条件来看，都有产生对联的可能。南朝齐代永明年间周颙发现了“四声”，沈约又提出“八病”之说，提倡对偶和声律，形成“永明体”新诗。永明体讲究平仄、对仗，促进了对联的形成。刘孝绰是文学家，其三妹刘令娴是音韵学家，对平仄、声律都有研究，所以作对联也是有可能的。
（摘自9月13日《湖北日报》 余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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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分子的新理解
由于新的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兴起，许多国家关于知识分子的内涵、地位、作用等理论观念也在发生新的变化。
一些学者认为，“知识分子”就是完成每个社会和社会集团需要的一定的专门性工作（包括技术性工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的人。另一些学者认为，创造新的知识价值，或创造性地应用、交流知识价值的人是知识分子，如教师和工程师。还有的学者对知识分子所下的定义是：所有创造、传播和应用文化的人。它包括学者、艺术家、哲学家、作家、部分编辑、新闻工作者、表演艺术家和大多数教师。苏联学术界则认为，划分知识分子的主要标准是社会分工，即从事脑力劳动。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世界各国越来越强调知识分子在发展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了。
（摘自9月9日《中国劳动人事报》 任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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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中心有多热？
地球内部的温差和热流为火山、地震以及山脉和海洋的形成提供了动能。所以，测定地球的温度分布一直是地球科学的一项重要目标。以前，确定地球温度，特别是地球最深区域的温度的能力是有限的。
技术的发展使科学家能够研究处于与地球内部相同的极高压和温度下的物质，并发现在这样的压力下的铁的熔点。铁是地核的主要物质。根据铁的这个熔点，一些美国科学家首次获得了通过实验确定的地球中央的上限温度。
经过500次试验后，确定了铁在136GPa（相当于地核——地幔边界的压力）下的熔点为4800±200K。他们还确定铁在330GPa（相当于固态内核和液态外核间的边界的压力）下的熔点为7600±500K。这些数值均略高于以前的估计值。
其它元素，如硫的存在会使地核的熔点降低1000K。这意味着熔融地核顶部的温度必定高于3800K。这个数值比科学家计算的地幔基部的温度高1000K。
至于地球中央的温度，他们估计，固体内核的温度不超过6900±1000K。
（摘自《科学新闻》第十七期 迎黎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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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中之王
酸是人们很熟悉的一类化合物。酸有千差万别，无奇不有，但谁是酸中之王呢？
象醋酸、碳酸、磷酸这类弱酸，在整个酸的世界中是排不上号的。号称酸中“三巨头”的硫酸、盐酸和硝酸，都有很强的腐蚀作用，一般金属也不是它们的对手，但对付不了号称“金属之王”的黄金，当然算不成是酸中之王。后来，人们把三份浓盐酸和一份浓硝酸混合在一起，能溶解“金属之王”。人们便冠以“王水”的美称。
那么，王水是不是在酸中就可以称“王”了呢？1927年美国的科学家科南特发现，过氯酸在非水溶液中，其酸性超过了所有的酸，居酸中之首，他便称它为“超强酸”。于是，“酸中之王”的桂冠，戴在了超强酸的头上。
本世纪40年代初，美国科学家奥拉赫发现氟磺酸和五氯化锑的混合物，在1∶1的浓度下，其酸性竟比100％的浓硫酸还强100万倍。这位科学家把这种颇有点“魔力”的酸，起名为“魔酸”。它腐蚀性强，能使有机物的结构发生魔术般的变化。到目前为止，魔酸具有“酸中之王”这顶冠桂，是当之无愧的。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有谁能知道在哪一天，魔酸又要把“酸中之王”的桂冠交出来呢？
（摘自9月15日《长江日报》 丰恒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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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瘦
“瘦”，作为一个特殊的审美观念，尤为诗人们所偏爱。有“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杜甫《房兵曹胡马》）；“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李贺《马诗》）等。如果说杜甫以“瘦”为诗眼，塑造了一个矫健豪纵、栩栩如生的审美形象，李贺则以“瘦”为文心，借这匹瘦骨坚劲的良马向世人自况。他们用一“瘦”字，使笔下的形象表现出阳刚之美。
又有“林枯山瘦失颜色，我意岂能无寂寞”（宋·欧阳修）。最为著名的是宋代李清照的“三瘦”词：“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点绛唇》），“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传为文学史上的佳话。令人称奇的是，杜甫、李贺、欧阳修笔下之“瘦”，给诗中形象凭添阳刚之气；而李清照笔下之“瘦”，则使诗中形象倍增阴柔之美。总之，有一“瘦”字，境界全出。
在长期的审美实践中，“瘦”逐渐横移成为古典文艺理论中一个独特的审美规范。评论家他们都把“瘦”作为一种艺术风格，来品评那些气质峭健、风骨刚劲的文学作品。
与古典文学相联相辅的书法艺术，在自成体系的审美实践中，也归纳出这一审美规范。杜甫就强调“书贵瘦硬方通神”。身体力行者有宋徽宗赵佶，他的书法形体挺瘦秀润，铁画银勾，锋芒尽露，有特别引人注目的美感。习者蔚然，竟成一家之体，称“瘦金体”。最具民族特色的园林艺术，也融会贯通了这一审美规范。园林中最显精神的石山，就要求符合“透、瘦、绉、漏”的审美原则。清代李渔也认为：“……壁立当空，孤峙无依，所谓瘦也。”
自觉地以“瘦”作为审美标准并在艺术实践中规约自己的，首推郑板桥。他的诗画中最常见的形象是竹，因为“盖体之竹，瘦劲孤高，枝枝傲雪，节节干霄”（《板桥集》）。他画竹以“清瘦”为最高审美标准，自述为：“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郑板桥不仅竹画得清瘦，其书法也极瘦硬，时称“板桥体”。
总之，作为一种审美标准，“瘦”可评人论物、品诗赏画；作为一个审美范畴，“瘦”融贯诗歌、文论、书法、绘画、园林等艺术。因时因地、因人因物之不同，“瘦”能增阴柔之美，能壮阳刚之气，不愧为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审美范畴。
（摘自9月20日《贵州日报》曹长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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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区建设的三个转变
改革给革命老根据地带来了变化，目前突出表现在老区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开始有了三个转变，即纵横交织、“软硬兼施”和内外相济。
织布光有经线不行，还要有纬线。老区建设工作也是这样，光有国家的纵向扶持不够，还要利用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的优势，对贫困地区进行横向扶持，这样纵横交织才能织出老区建设的锦绣前程。按照这样的思路，上海经济区已着手建设一项“扶贫工程”：在“金三角”与“穷三角”之间架起一条横向“传送带”。
“软硬兼施”是指“软件”、“硬件”并用之意。过去一提起扶持老区的建设，人们首先想的是“硬件”——钱和物，现在却不然，还想到“软件”——科技。“科技进山”目前在一些老区开始实行。国家和各省、市下达的“星火计划”，把科技“星火”撒向了当年革命“星火”的点燃地，为这片经济技术落后的土地植入了现代文明的“基因”。
内外相济，这是老区工作干部在人才观点上的一大转变。过去，老区干部曾一味地眼睛向外，企图从外地大量引进人才。但他们后来从实践中认识到，仅有这一条还不行，只给引进的科技人员兑现政策，却影响了本地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有的科技人员质问：“外地和尚会念经，难道本地和尚就不能念经？”于是造成“招来了女婿，气走了儿子”。因此，一些老区干部从中分析看到，在解决老区人才缺乏问题上，不能一味眼睛向外，还要眼睛向内，做到内外相济，这才不失为一个两全其美的良策。（摘自《瞭望》第三十六期 黄其庄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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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氏族公社的争论
母系与父系在人类历史上究竟孰在前孰在后，这是一个争论了100多年的问题。19世纪60年代以前，西方学术界几乎一致认为：父权家庭是人类最古老的家庭形式。恩格斯说：“家庭史的研究是从1861年，即巴霍芬的《母权论》出版那一年开始的”。继巴霍芬之后，摩尔根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里，肯定和论述了“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权氏族以前的阶段”。对这个问题，国外主要存在以下四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派以亨利·梅因、惠斯特马克、威廉·施密特为代表，认为父权家族是人类最古老的家庭形态，是最早的、有组织的社会。
第二派以马凌诺斯基、格雷布纳尔、卡尔·考茨基为代表，认为“母系亲属与父权制在世界各地并存”，“这两种制度不是依次的两个发展阶段，而是平行的”。
第三派以摩尔根和恩格斯为代表，主张人类社会先是经过母系氏族公社才演进到父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解体阶段才产生父权家庭。
第四派以罗伯特·洛伊、波尔·雷丁、约瑟夫·海克尔为代表，认为史前人类社会的发展无规律可寻。
上述各学派存在分歧的原因，一是由于当今世界各个文明国家离开原始社会已相当遥远。消失于远古的人类原始社会，因无文字记载，只能通过考古发掘、民族学调查所提供的不完整的资料进行研究。即使现今处于最低发展阶段的火地岛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等，也因受外来民族的影响，不能完全代表史前人类的原始社会。所以，谁也拿不出无可辩驳的证据来复原人类的史前史。摩尔根也承认：“往上追溯到野蛮阶段中期，迹象逐渐模糊，各种制度、各种发明和发现的出现顺序表现得不那么清楚。”二是因为人类居住的各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千差万别，现存各个民族的社会面貌和风俗文化又千姿百态，即使具有远见卓识的理论家，仍然很难从各具特点的现存人类社会中，找到解释史前社会的完美答案。
我国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工作者普遍赞同第三派主张，认为每个民族在历史上都经历过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并且把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看做原始社会史中两个相互衔接的阶段。
（摘自《思想战线》第四期 王承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