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产业政策
李泊溪 周林 刘鹤 林栋梁
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
“六五”期间，我国产业结构总格局得到了改善。需求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带动作用大大增强，产业变动率随收入水平提高而加大，农、轻、重三大部门比例趋于协调。但是，历史上形成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状况仍没有根本改观。主要表现在：
加工工业发展过快，基础产业严重滞后。加工工业要求基础产业同步或超前发展。但“六五”期间，我国加工工业一直保持很高的增长势头，理应超前发展的基础产业的超越系数实为负值。
各省产业结构变化趋同。“六五”期间全国各省市产业结构变化趋同现象十分严重。资源省与加工省结构性分工越发含混，各自的资源或生产力优势均未能得到有效发挥。日本等发达国家接近经济起飞时，区域分工基础上的各地区主导部门就早已在酝酿之中，这类部门往往通过发挥其地区资源、技术贮备、经营管理或产品质量等优势，实现了超速增长。我国各省间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与区域分工格局的形成是格格不入的。
生产力的闲置与紧张并存，资源的短缺和积压同在。过去我们看得较多的是瓶颈环节的滞后。但若深入到行业、地区、企业调查，随时可以发现：一方面积压，一方面短缺。这种情况在部门间、部门内，行业间、行业内，企业间和企业内都十分明显。
出口贸易初级化状况变化不大。“六五”中期，在国内基础产业滞后、原材料和元器件难以满足需要的情况下，加工工业的高速增长只能依赖进口支撑。这就增加了外汇的需求，而创汇情况并不理想。在创汇产品中，初级产品占很大比重，并继续上升。1985年，初级产品总权重为50.58％，比1984年上升4.49％，而制成品，尤其是高附加价值的机电产品出口一直难以稳定上升。国际经验表明，以增加初级产品出口换汇来维持经济发展的路子，是行不通的。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有77个发展中国家正式宣布类似做法行不通。
改革以来，我国产业组织状态也发生了可喜变化。不同部门、地区、所有制组成的经济联合体，为探索生产力要素流动的方式和产业组织再构造提供了宝贵经验。但应看到，产业组织还存在着极不合理的状况。主要表现在：产业集中度和分散度都差，难以实现专业化协作基础上的规模经济的要求；企业内部创新能力差，技术贮备不足；企业行为被动化和短期化，新企业老技术，老企业难以技术更新，企业“幼老症”严重。发达商品经济国家中的产业组织有两大趋势：一是生产集中化，即生产要素越来越多地集中于专业化大型企业；二是生产分散化，即生产要素向与大型企业协作的微型、超微型小企业扩散。以日本为例，它不但以建立巨型企业著称于世，其小企业也同样具有特色。在日本，1—29人的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1％，从业人员占就业量的1／3以上，产值分别占轻工业的34％和制造业的20％以上，其中，1—4人的小企业竟占企业总数的51.3％。这些小企业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形成以大企业为核心的企业群。世界统计数据表明，由于汽车工业规模经济效益显著，因此汽车厂的生产规模较大，在一个国家内汽车（特别是小汽车）生产集中度很高。集中度表示一国最大的一个或几个厂生产的汽车产量占全国汽车总产量的比重。一般一个厂的集中度达45％—50％，二个厂为75％—80％，三个厂为85％—90％，四个厂高达95％，而我国最大的三个厂集中度仅达59.7％。1984年我国共有80多家商用汽车厂，超过美、日、德、法、英、意六国商用汽车厂的总和。生产要素的专业化在我国同样很差，小企业也总是求全发展，超微型专业工业小企业为数甚少。
造成现阶段产业结构问题没有得到根治的主要原因是：在改革过程中既缺乏产业结构调整目标，又缺乏对预算外资金的引导手段；既缺乏明确的区域政策，又缺乏结构性出口战略；既缺乏实现资源总体优化配置的手段，又缺乏提高宏观总体效益的措施。所有这些都是由于对我国目前经济成长阶段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没有制定明确的产业政策所致。推出合理的产业政策是立足于改革，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资源配置优化的必由之路。
适合我国国情的产业政策的特点
在增强企业活力和完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改革过程中，适合我国国情的产业政策应具备以下特点：（1）建设和改革的有机结合；（2）体现发展阶段性的要求；（3）计划和市场的有机结合；（4）具有稳定性和法律功能。
具有上述特点的产业政策可以更有效地解决我国经济的下述重大问题：
1、在资源最优配置的前提下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
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建立起总量均衡的控制机制是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大体上有两种思路，一种是抑制需求，一种是增加供给。产业政策则是通过结构调整来不断改善供给和引导需求，促进两者的基本平衡。
在我国供给结构明显存在缺陷、市场机制不健全、消费档次没有拉开的情况下，单从总量层次调节供求矛盾是很难奏效的。深入到供求体系的结构层次，通过制定产业结构政策实现结构性的资源优化配置和国民收入合理分配，才能从总量和结构上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较好平衡。
2、妥善处理地方经济与全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妥善处理地方经济与全国经济发展的关系，是我国建国以来一直在解决，但解决得不够好的问题。近几年，随着地方政府权限扩大和利益刚性加强，地方经济求“全”发展与在全国范围内发挥比较优势、实行各地区经济合理分工要求的矛盾日益突出，严重地影响着宏观总体效益的提高。为了使地方经济真正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市场机制及要素流动均不健全的情况下，通过制定产业政策规定地区经济发展的方向，促进区域主导部门体系的形成，是使地方局部效益与全国总体效益统一起来的现实办法。
3、解决现阶段计划与市场、宏观与微观的矛盾。
今后计划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实现计划与市场辩证统一的、以指导性计划为主体的模式。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交替、直接的指令性计划正在逐步缩小、市场正在开始发挥作用的阶段。在这段时间内，计划的逐步转型和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逐步形成的过程是一个充满矛盾和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
产业政策作为联接宏观和微观的一组政策体系，它在宏观上可以有计划、有重点地协调发展国民经济，在微观上可以引导企业的发展方向。这就可以解决现在意义上的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并逐步建立起新模式下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制定我国产业政策的若干初步设想
如何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产业政策，可以考虑下面这样的初步设想。
1、确立分阶段产业政策目标。
第一阶段，在产业结构内部关系尚不合理、市场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以利用国内资源为主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组织合理化为目标，用产业结构政策来协调宏观经济，用产业组织政策促进企业搞活。
第二阶段，在微观基础得到改善和产业结构总格局已经理顺的条件下，从国际资源转换的角度，在更广阔的国际背景中设计我国最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组织高效益化。
2、第一阶段的产业政策侧重调整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
当前，有必要建立下述产业结构政策：（1）改善基础结构，提高关键基础部门供给能力的政策。主要是有重点分层次地加速发展基础产业。扩大基础产业的资金来源，适当限制非主导性制造业的发展。不仅要重点发展几大基础产业，而且要把重点产业与中心区域的发展结合起来。（2）形成区域性主导部门和全国主导部门空间布局体系的政策。主要是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建立主导产业群。经济起飞要依靠主导产业带动。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资源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极大差别，试图在全国范围内选择单一主导产业是不现实的。应在客观评价区域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形成体现区域特色的主导产业和全国范围内的主导产业空间系列。主导产业最终要体现两个分工，主导产业的区域分工和同一产业跨区域的专业化协作分工。（3）着眼于国际性产业结构合作的贸易政策。主要是以结构性贸易合作为出发点振兴出口。利用我国劳动工资低和机电产品长线等优势，发展国与国之间结构性取长补短式的合作，制定有结构性目标要求的出口战略，寻找多角化的结构型贸易伙伴，是振兴出口的需要。
3、为了进一步搞活企业，有必要制定下述产业组织政策：（1）规模经济目标政策。主要是提出行业规模经济效益目标。由于各产业和行业的市场结构、技术特点和外部环境差别很大，规模目标应当有所不同，这就必须进行分行业的微观成本效益分析，提出行业规模经济性目标。企业的合并、扩大或新建，都要以这个目标为依据。
（2）催化和完善要素流动市场政策。（3）产业标准化和技术进步政策。应采取的措施有：加速技术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促进科研与生产的紧密结合，使研究成果尽快转化为产品。制订各行业的技术进步政策细则，对主导产业尤其要规定明确的技术基准。加强技术进步的基础工作，大力推行标准化、通用化和系列化。硬化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资金的预算约束，保证专款专用，并监测使用效果。加强技术引进的管理消化和推广工作，对于国内已有的技术必须禁止引进，对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应严格要求在使用基础上进行消化吸收并进行再创造。具有国内技术优势的企业，在技术转让方面应享受优惠。（4）企业规模结构政策和企业集团政策。主要是谋求企业规模结构合理化。在单个企业追求专业化的规模效益时，企业间要广泛地进行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继续开展横向经济联合，形成大中小相结合的经济网络。除了在政策上强调集中和专业化之外，还要大力鼓励小企业发展，推动企业集团的形成。
4、以结构合理化和组织合理化为目标建立间接控制体系。
基本的思路是：（1）金融改革、价格改革、税率和税种、出口核算体系的建立要以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为依据。（2）重组管理机构，转变政府职能。经济综合决策部门的主要职能是研究、制订产业政策，并为用间接手段实施产业政策创造市场条件和其它条件。非综合部门在权力逐步向综合部门集中和向企业扩散过程中，面临双重任务，把指标控制和审批方法转向对企业的综合协调和指导，向产业审议机构过渡。（3）建立必要的产业组织法律体系。急需建立的法律有：保证企业合理权力，制约企业行为的“企业法”；保证实现规模经济的“企业兼并法”；保证企业创新活力的“企业技术进步法”。与此同时，尽快实施“企业破产法”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第5版(理论)
专栏：
实现结构转换 深化农村改革
蔡昉 杜晓民
当前，我国面临着在巩固农村第一步改革成果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的任务。这方面有一系列问题需要探讨，其中最主要的是弄清楚深化农村改革的重点究竟在哪里？
具有一定发达程度的城市工业和以自给半自给农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征。我国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不仅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而且也由于我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
在传统的发展模式下，国家利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积累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工业化建设，致使农业自身发展缓慢，农民收入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一方面传统农业得不到改造，另一方面也使非农产业的发展失去了广阔的农村市场，阻碍整个国民经济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这样一种发展战略，造成国民经济结构严重扭曲，扩大了二元经济结构的反差。
我国农村第一步改革有两个相互配合的措施，使农民收入水平大大提高：一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给直接生产者以充分的生产和经营自主权，发挥出农民的极大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产品的产出量；二是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放开部分农产品的流通，使农民出售农产品得到了更多的补偿和利益。但是，由于旧的经济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不仅二元经济结构反差没有明显的缩小，甚至一度改变了的利益格局又有恢复趋势。因此，当前深化农村改革应着眼于调整二元经济结构，改变农业落后生产方式，向有利于这一变革的发展模式过渡，并围绕这一改革内容，消除体制上的种种障碍。
具体来说，我国农村的进一步改革，应抓住以下三个重要方面：
1、探索和建立有效的土地集中机制，促进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据典型调查，目前我国每个农户平均只经营8.35亩地，平均分成9.7块，平均每块土地不到1亩。土地分割过碎、过小，规模经济效益得不到发挥，妨碍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改造，阻碍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削弱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物质基础。这种小规模的农业经营难以形成正常的激励机制，难以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和改造二元经济结构的要求。因此，深化农村改革，应把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的形成作为重要任务。
建立土地集中机制，要根据生产发展的要求，发挥国家、集体和农户三方面的积极性，进一步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制。首先，为承包农户创造更灵活、更有效的土地转包条件，在坚持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和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前提下，允许农民选择和创造各种土地转包形式。其次，在条件具备的地方，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自治组织可以根据群众的意愿调整土地承包方式，以达到土地适当集中。例如，实行责任田和口粮田分别对待，口粮田承包办法不变，责任田招标经营，适当集中到种田能人手中。也可在乡镇企业中建立农业车间，以工建农，集中经营。更简单的如提高土地按劳动力承包比重，降低按人头平摊的比重，等等。最后，国家应加强对土地的宏观管理，利用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鼓励土地集中经营，制止土地撂荒行为。
2、继续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目前，占全国劳动力总数74.1％的农村劳动力对社会总产值的贡献份额仅为39.6％，而在农村，80.2％的农业劳动力仅创造了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3.1％。这种劳动力结构是我国经济结构现代化的主要障碍，也是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处于低水平的主要原因。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必须打破一切不合理的禁锢，开辟更多的转移途径，扩大转移空间。首先，鼓励农村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包括鼓励私人经济的发展，繁荣农村非农产业，增加非农产业就业。对待多种经济成份中的非社会主义因素，不应不适当地加以限制，而应充分利用其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积极作用。要建立健全经济法规，保护其合法经营、合法收入，同时加强管理，合理引导。其次，为乡镇企业创造与城市企业同等的经营和发展条件，使之纳入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国家制定产业政策时应有乡镇企业的适当地位，并鼓励那些效益高、吸收劳动力多、对农业产业连带效应强的产业发展。最后，应逐渐打开城乡经济联系渠道，允许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包括大城市）就业。
3、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农村市场体系。目前应适应经济结构变革的要求，促进市场的组织和发育。一是建立和健全市场体系，二要完善市场功能。不仅要促进农产品市场的形成，而且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资金市场、农村技术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不仅使市场成为商品价值的实现场所，而且成为农村各种生产要素最佳配置的调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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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史人物
建党前后的杨明斋
被周恩来称誉为“忠厚长者”的杨明斋，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前后，做了许多具体工作，为党的早期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
杨明斋1882年出生在山东省平度县马戈庄村一个农民家庭。甲午战争后，平度地区天灾人祸频仍，杨明斋家境越来越贫穷，被迫辍学务农。1901年，他和当地许多穷苦农民一样离乡背井去“闯俄罗斯”。
起初他在海参崴一家小工厂当工人兼作记帐员，后来到西伯利亚半工半读。在与俄国工人和华工的共同生活中，他的思想开始觉醒，并积极参加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十月革命期间，杨明斋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战争结束后，俄共（布）党组织送他到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20年春，杨明斋回到了祖国。
是年4月，俄共（布）和共产国际派以维经斯基为首的工作小组到中国了解情况，同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在北京，通过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俄籍教授柏烈伟介绍，李大钊与维经斯基进行了多次会谈，杨明斋担任翻译。在上海，杨明斋陪同维经斯基访问了陈独秀及《新青年》、《星期评论》及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负责人。后来，杨明斋经手租赁了上海渔阳里六号这栋楼房，在那里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稍后成立的中俄通讯社就设在渔阳里六号，杨明斋担任社长。该社的工作一方面是从北京、上海把中国的消息发往莫斯科，另一方面是把介绍俄国革命情况的文稿送《新青年》和《民国日报》等报刊发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通讯社改由上海党组织领导，仍由杨明斋负责。
1920年5月，杨明斋和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组织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该会的负责人是陈独秀。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发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杨明斋也是发起者之一。陈独秀担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书记，不久他离开上海赴广州，书记由李汉俊担任，杨明斋协助。杨明斋参加上海小组的机关刊物《新青年》、《共产党》的出版工作。他还陪同维经斯基常来往于北京、上海之间。推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他是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还回到故乡的省城济南传播马克思主义。
与此同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了团结、教育青年，扩大党的影响和发展党的组织，决定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派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担任这一工作，派年长的杨明斋负责指导。不久，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渔阳里六号成立，俞秀松、李震瀛等八名青年为首批团员，俞秀松任书记。随之，北京、长沙、广州、武昌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团组织，团中央机关仍设在上海渔阳里六号。
为了掩护党、团在渔阳里六号的活动，同时也为了培训进步青年准备赴俄深造，在这栋楼房里又办起了一个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担任校长。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许多成员都在此讲过课或学习过，杨明斋讲授俄语。学生除了学习外语外，还学习马克思主义，有许多学员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冬至1921年春，上海党团组织挑选二三十名团员，由杨明斋分批介绍去苏俄学习。
出身农民、当过工人的杨明斋比较重视工人运动。在陈独秀和杨明斋的具体帮助和指导下，上海造船厂、电灯厂、厚生铁厂以及东洋、恒丰纱厂的机器工人联合起来，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1920年10月3日，机器工会发起会在渔阳里六号召开，陈独秀、杨明斋应邀出席会议并被聘为名誉会员。这是我们党领导成立的第一个产业工人的新型工会，标志着党领导工人运动迈出了新的步伐。机器工会迅速发展成为拥有370多名会员的有影响的工人组织，还出版了自己的会刊《机器工人》。此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以外国语学社为基地，领导成立了印刷、纺织等工会组织，12月，又发起建立了跨行业的工人联合组织工人游艺会。12月20日，工人游艺会在上海公学召开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有400余人，杨明斋参加了成立大会并讲了话。游艺会和党后来领导建立的工人俱乐部一样，成为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的场所，为各行各业工人的团结创造了条件。
除上述各项工作外，1921年1月，上海党组织还在渔阳里六号成立一个教育委员会，以加强对青年的教育和领导青年运动，杨明斋担任该委员会的副主任。
这一时期，渔阳里六号成为上海早期党组织的重要活动场所。党领导的纪念五一劳动节、三八妇女节以及工会组织等群众性活动，也都在这里筹备或举行。所有这些活动，杨明斋都做了大量工作。
1921年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全国建党条件日趋成熟。张太雷和杨明斋以中国共产党代表身份，先后赴伊尔库次克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汇报情况。他们就中共成立、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与远东局的代表进行了多次会谈，决定建立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中国支部。6月，张太雷、杨明斋一起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他们是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最早的两位中国共产党人。
党的一大后，杨明斋主要从事党的理论教育和宣传工作。他曾在上海党组织内部和李达一起编写和讲解过“马克思主义浅说”、“阶级斗争”、“帝国主义”等专题。1922年7月，他参加了党的二大的部分会议，对党制定反帝反封建纲领发表了积极意见。党的三大前，在酝酿国共合作时，杨明斋曾持不同意见，但三大形成决议后，他在组织上服从党的决议，并在行动上积极为国共合作事业而努力工作。随后，他在广州为苏联顾问团当翻译，1925年秋后在上海为莫斯科中山大学选派学员。10月下旬，杨明斋率领第二批学员百余人赴莫斯科中山大学。从1925年冬起，杨明斋在该校总务部门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杨明斋回国，先是在北京隐居，从事写作，后又到河北省丰润县车轴山中学以教书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工作。杨明斋的主要论著有《评中西文化观》、《中国社会改造原理》等。三十年代，杨明斋因病到苏联疗养，后来病逝于伊尔库次克。
（余世诚 张升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