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胸怀如海正气凌云
——回忆林枫同志
顾卓新
林枫同志离开我们10年了，岁月易逝，但他那忠厚长者的风度、安详亲切的身影和感人的凛然正气，却永远留在和他一起战斗、工作过的同志们的心中，成为大家效法的楷模。在当前全党大力端正党风，群策群力进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下，学习林枫同志坚持真理、顾全大局、严于律己、光明磊落的崇高精神，是有现实意义的。
一
林枫同志生于我国北部边陲的黑龙江省望奎县。青少年的生活使他深知旧中国人民群众的深重苦难，早就怀有忧国忧民之心，萌发了追求真理、献身国家的志向。17岁，他离开家乡，到天津求学；18岁考入南开中学。他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受《新青年》、《响导》等进步刊物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参加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1927年春，林枫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长期坚持地下革命斗争。“九一八”事变以后，林枫同志积极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参预领导了为抗日救国、反对南京政府不抵抗主义的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的工作。曾担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后从事反帝大同盟的工作，曾任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参加组织为李大钊同志送葬的群众性活动，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林枫同志再次担任北平市委书记，在组织学生南下宣传，建立民族解放先锋队，决定北平学生复课等重大决策中，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36年3月，林枫同志调任天津市委书记，后来担任了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刘少奇同志的秘书。在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林枫同志在开展华北抗日群众运动，肃清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保护党的有生力量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七·七”事变以后，林枫同志随北方局转移到太原，任山西省工委副书记，在恢复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发动抗日救亡运动，补充八路军主力部队兵员，成立工人武装自卫队，建立山西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确立党对牺盟会的领导权等重要工作中，发挥了组织领导作用。不久，林枫同志接替彭真同志担任北方局组织部长。在当时形势复杂、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他把来自五湖四海的党内外干部、开明人士都安排得恰当合理，使他们能各得其所，发挥积极抗日作用。这些都显示了林枫同志卓越的组织才能。
1938年5月中央决定成立晋西南区党委，32岁的林枫同志任区党委书记，兼一一五师晋西支队政委，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担负起既同日寇又同阎锡山进行双重斗争的重任。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揭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序幕。林枫同志在党中央、毛主席直接领导下，临危不乱，同阎锡山对日寇妥协投降的反共反人民的反动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回击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坚持我党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立下了功勋。晋西事变后，成立晋西区党委，林枫同志任区党委书记。1942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晋绥分局，关向应同志任书记，林枫同志任副书记，向应同志养病期间代理书记。在这期间，林枫同志在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各项工作上作出了卓越贡献，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充分肯定和表扬。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林枫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林枫同志奉中央命令，率中央干部团第一批开赴东北。曾任东北局委员、常委、组织部长兼东满分局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全国解放后，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局副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东北局代理书记等重要职务。在此期间，林枫同志在清除日伪残余，建立革命政权，进行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团结各党派各阶层人士，支援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都发挥了卓越的领导才能，作出了巨大贡献。
林枫同志于1955年调中央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地区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曾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十年浩劫中，林枫同志遭受林彪、康生、“四人帮”残酷迫害。面对林彪、“四人帮”的淫威，林枫同志不妄发一言，不含糊一事，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坚贞气节。由于长期被关押，受尽折磨，使林枫同志身心受到极大摧残，致使罹患重病，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奋斗中，林枫同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形象，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的心深深扎根于劳动人民的土壤之中，对党对人民怀着满腔的热忱，为了顾全大局，他能忍辱负重，为了人民的利益，他可以忍受一切委屈和牺牲。直到今天，他的光辉形象，仍然留在人间。
二
纵观林枫同志的革命生涯，不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里，还是在建国后的各项工作中，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时，他总是十分稳重，从实际出发，经过深思熟虑，坚持正确的原则和立场。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再看林枫同志的过去，对这一点的体会就更深了。在革命发展的道路上，各种错误倾向，特别是在一些较长时期，过左的倾向一再发生。当一种潮流迅猛袭来时，林枫同志不是随风摇摆，而是从实际出发，按照实际情况，执行中央确定的路线和工作方针，不愧为一个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领导者。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根据形势发展，及时调整了全国的战略部署。争取东北在当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了使我党利用在国民党军队尚未大批进入东北的有利时机，尽可能地控制东北，1945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明确指出，只要我们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党中央根据这一战略方针，先后派遣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和其他正式、候补中央委员二十人，率领2万多名干部和10万大军进入东北。
林枫同志在1945年8月18日奉中央电令，率从延安出发的中央抽调的1000多干部，不顾路途艰险，气候严寒，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了东北。大批干部及时分赴各地开展工作，使我处于有利地位，但是东北情况十分复杂，形势发展瞬息万变。1945年11月后，蒋介石在美帝的援助下，集中50万大军向全国解放区和东北大举进攻，并陆续攻占山海关、锦州等地。鉴于东北局势的严重性，中共中央及时地调整了战略部署，于12月28日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林枫同志牢牢掌握着七大的精神，认真贯彻执行中央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发动广大群众，建立人民武装，为创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作了巨大的努力。
在建立根据地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东北的广大农民群众，这是我党我军在东北站稳脚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东北人民长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伪满汉奸及封建地主的压迫剥削，苦难深重。由于日本施行殖民地的奴化教育，国民党又进行过反共、反苏、反人民、吹捧蒋介石的欺骗宣传，这些给我们开展工作、发动群众带来一定的困难。面对这种情况，林枫同志坚持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反复教育广大干部：在东北，我党的任务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一创建任务的重心，就是大力发动农民群众，建立人民武装，扩大我党的影响。林枫同志认为，东北农民一经发动起来，其革命性是很强的，打仗是非常勇敢的。
在发动群众的工作中林枫同志能够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提出任务，而不超越群众能够接受的程度。在我们进入东北的初期，有些地区，照搬老解放区“减租减息”的经验，想通过减租减息来发动群众。但是实践证明，在当时提这样的口号为时过早，因为当时东北农民的迫切要求是清除压在他们头上的汉奸、土匪、恶霸势力，因此，搬开压在群众头上的这块大石头，成为发动群众跟共产党走的关键。林枫同志根据东北局提出的从“反奸清算”、“剿匪反霸”入手，再进行减租减息的策略步骤，实事求是地引导群众工作的开展。
党中央1946年发布《五四指示》以后，东北解放区和各解放区一样，反封建的群众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制定，进一步推动了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这是我党在短短的三年中在东北取得全胜的基本条件，而这时土改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向，如鼓励农民进城挖地主富农浮财，乱打人杀人；片面强调满足贫雇农的要求，而侵犯中农利益、侵犯城镇工商业等现象。当林枫同志发现这类问题时，亲自到牡丹江、安达、昂昂溪、绥化、佳木斯等地调查研究，根据中央的土改政策，和过去的土改的经验，及时纠正了“左”的倾向，保证了土改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为正确地掌握政策，使东北地区土改运动顺利发展，他特别重视研究在阶级划分问题上东北与关内不同的特点。十分注意掌握中农、富裕中农、富农，还有佃富农的界限，反复与省、地、基层的工作人员讨论研究，从而得出符合实际的正确结论。
关于城市政策，在东北地区一部分刚解放的城市中，我们一些同志出现了“东北特殊”、“东北要早日进入社会主义”等等错误认识。甚至有人将正确执行党的工商业政策的同志斥之为
“总是关心资本家的利益”。一时间，农民、工人进城挖浮财，以及破坏工商业的情况非常严重，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城市的正常经济生产、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竟认为“左”得还不够，还要反右。林枫同志冷静地指出，这些地区的工作“不是右而是‘左’”了，这样搞，是乱了自己，等于自杀。他曾经非常明确地对当时在哈尔滨市工作的同志讲：在这些问题上要多听一听，多想一想，要坚定地按七届二中全会和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精神办，不要怕别人指责。林枫同志的鲜明态度，给当时一些坚持正确方针、路线的同志以有力地支持。他在前后几个时期都一贯坚决抵制“左”的错误倾向，不怕别人指责他右倾，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在东北全境解放后，林枫同志分管东北政府工作，在农业、文教、司法、民政，以及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等项重任中，他总是牢记中央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并据以确定某项工作的具体政策和作法。如农业生产，他既重视大面积的推广使用改良农具，又重视国营农场的建设和示范作用。在教育工作问题上，1950年他指出，短期训练班还要办，但光办短期班不行，必须重视年限较长的学校教育，培养各种高级专门人才。总之，林枫同志以高度求实精神，执行政策中始终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他这种思想作风上的特点，广大干部和群众是不会忘记的。
三
许多同志在谈到林枫同志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认为林枫同志是一位胸怀开阔，大度能容的领导者。在他的领导下工作，都感到心情舒畅。他善于团结同志，不论是来自什么地区，有过什么样的经历的干部，只要是为革命走到一起，林枫同志总是把他们看成一家人，充分地支持、信任，放手让他们工作。同志们第一次见到他，都有一见如故、可亲可敬的感觉。在涉及到两个地区、两种建制合并的问题时，更体现出林枫同志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的共产主义者的胸怀，原在晋西北地区工作的同志，对这一点的体会尤深。晋西事变以后，林枫同志率晋西南区党委转移到晋西北，两个区党委实行合并后，林枫同志一直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两个党委的干部关系十分融洽，没有亲疏内外之分，没有地区观念。许多同志回忆起那段时期都感到是党内生活的“黄金时代”，这些是与林枫同志的作风分不开的。
在处理问题时，林枫同志能够从大局出发，启发所有的同志看到大目标，认识到革命事业的整体利益。当时晋西北是个贫困的地区，地方上流传着这样的歌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出口外，女人挖苦菜。”在晋绥分局和林枫同志的倡导下，晋西北根据地军民，千方百计地发展生产，实现了自给有余，能够支援党中央、支援陕北革命根据地许多物资经费。但有的人想不通，认为上交得太多了。林枫同志经常语重心长地教育大家：全国革命事业是一盘棋，没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就不会有晋绥根据地的存在。为了抗战胜利，勒紧腰带也要支援中央。对两个区党委的干部，林枫同志一律不分亲疏。他更严格地要求晋西南的干部，要讲风格，团结一致，注意搞好两地区干部的关系，不分你我，团结奋斗，才能把晋西北根据地建设好。当工作中出现问题时，林枫同志总是首先承担责任，不把责任推给别人。因为有贺龙、关向应、林枫等同志这样的领导者，晋绥地区党风正，讲大局、讲团结，根据地建设获得很大发展，受到中央的赞赏。
林枫同志经历过多次党内的斗争，有时他处于一个地区的主要领导岗位，有时处于被领导地位；有时处于顺境，有时处于逆境，但始终都是以党的利益为重，有很高的党性，把个人的得失置于脑后。他有时承担来自各方的压力，保护党的好干部。在高岗主持东北局工作期间，大搞“一言堂”，“顺我者昌，逆我者压”，把东北当作独立王国。一些正派的干部遭到不应有的打击。在这种艰难复杂的情况下，林枫同志坚韧镇定地维护党的利益，不说无原则的话，不做无原则的事。涉及到党内的争论，他不卑不亢，原则问题上毫不让步，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同时尽量照顾大局，照顾全党的团结。林枫同志不但自己正确地对待党内斗争，同时教育干部要有分析头脑，不能把党内斗争看得太简单了，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团结同志。当他对高岗的错误有所察觉时，一方面对领导层的分歧、争论守口如瓶，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另一方面他要求在自己身边工作的同志办事、待人都要从正确原则出发，不为各种现象所迷惑。七届四中全会上，高岗的问题被揭露出来，林枫同志只是在会议结束，回到东北以后，才简单地对身边工作的同志说：“高岗犯了错误。”
在对待和处理持不同意见，并被历史证明犯了错误的人的时候，也充分体现了林枫同志的无私与海量。高岗事件之后，有些曾受过压制打击的干部有些怨气，这是可以理解的。林枫同志认为，既然高岗的错误从根本上讲是破坏了党的原则，我们处理高岗问题就必须按原则办事，绝对不能违背党的原则，特别是处理干部问题更是这样。当时在东北工作的一些同志，都亲身体会到林枫同志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片真诚。对个别过去反对过自己的同志，林枫同志也没有借机报复的想法。即使是错误严重的干部，也绝不一棍子打死，而是安排适当的工作，给以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为人民工作的机会。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尤其是“文革”中迫害干部的历史教训，更显出林枫同志在处理这些事情上的正确与无私。
林枫同志对于党外的民主人士也同样以宽阔的胸怀，团结他们、关心他们，真正做到了周恩来同志说的“……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士，当成党内干部一样来看待。”东北解放后，在统战工作上，有人借口东北特殊，有忽视统战工作的倾向，不重视上层民主人士的团结工作。林枫同志反对这种“特殊论”，在兼任统战部长时，坚定地执行中央的统战政策。他自己十分尊重党外民主人士，也经常教育干部要尊重关心党外人士，虚心向党外人士学习，绝不能把他们当外人。有一位海外归来的民主人士，到东北行政委员会去看望林枫同志，因林枫同志外出，没有见到，事后林枫同志派工作人员去向那位民主人士道歉，后来自己专门去拜访了他。林枫同志经常从政治上关心党外人士，亲自主持东北的一些著名人士的政治学习。车向忱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在东北以及全国教育界都有影响。有一位党员同志以粗暴的态度对待他，车老非常气忿，流了泪。林枫同志知道了，派人去做工作，语重心长地说：“国民党的气，车老能受，共产党的气，他就受不了啦！所以要帮助车老解疙瘩。”由于林枫同志待人以诚，厚重朴实，一些民主人士非常信任他，把他当作良师益友。在林枫同志热情帮助和鼓励下，东北地区的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如高崇民、阎宝航、车向忱、徐寿轩、宁武、陈先舟、巩天民等，都积极地靠拢我党，他们在政权建设、恢复东北经济、团结各阶层人民群众、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中，都作出了贡献。
四
林枫同志是关心爱护干部的典范。无论在白色恐怖之下，还是在革命根据地及解放以后的年代里，林枫同志都非常重视干部的培养教育，关怀干部的成长。
干部是革命事业的宝贵财富，真正的革命家，应该善于团结干部、关心干部。林枫同志正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凡是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无不认为他是一位忠厚长者，是可信赖的领导，在他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绝无后顾之忧。
林枫同志对干部的关心，首先表现在思想政治上。他无论在哪里工作，都重视干部的培训，有条件的情况下，设立党校，自己亲自上课。他在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从最初起，认真研究办校方针，亲自拟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并不断督促检查。他常常吃住在党校，亲自关心学员们的思想状况和生活条件，有问题就及时解决。他强调学习理论的重要性，说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和思想水平不是天生的，必须经过长期的实践和学习才能提高。林枫同志自己就是学习的模范。他平生最大的爱好便是“读书”。在战争年代，凡是能找到的书，他都看。他通读了二十四史和许多古籍，遍览中外文学名著，因此，他学识渊博，博古通今，能够自如地引用历史典故及文艺作品中的故事、人物作比喻来说明问题。
当发现一些干部在执行政策上发生问题时，他不是简单地教训人，而是耐心地启发诱导，既纠正了偏差，又提高了干部的思想水平。抗战时期日本在晋西北敌占区推行毒化政策，强迫群众种鸦片。我们一些同志为了反对敌人的毒化政策，就组织武工队去破坏烟苗。林枫同志分析了这个问题，指出：敌人鼓励农民种鸦片，毒化中国人民，我们揭露敌人这种毒化政策是对的。但是群众种下去了，指望收获，我们去破坏了，就直接侵犯了群众的利益，搞不好会使部分群众要求敌人保护，客观上把群众推到敌人那边去了。后来，各地根据林枫同志的意见，改变了做法，既揭露敌人，又不损害群众的现实利益。结果，我们在敌占区的工作获得更大的发展。
林枫同志对待干部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谨慎。他常说：再好的刀口药，也不如不拉口子。对待犯错误的干部，林枫同志总是立足于挽救和教育，他常说：干革命多一个人比少一个人好。凡是和他谈过话的同志，都深深被他那种待人以诚、诲人不倦的精神所感动。
林枫同志受到广大干部的爱戴，还和他平易近人、与群众同甘苦，决不谋取个人的特权的优良作风是分不开的。在晋绥根据地，他把朋友从敌占区带给他的药品，送给患重病的干部；在敌人封锁，物资粮食短缺的岁月里，他和广大干部群众一样吃黑豆，挖野菜；每逢干部集中开会的时候，他每天傍晚与大家一起在河边散步，既了解了工作情况，又熟悉了干部。在东北解放区，他经常与干部谈心，帮助解决他们的各种问题。哈尔滨大学的房子被国民党特务纵火烧了，他亲自去慰问，并拨款救济。为了改善东北地区农业落后的状况，林枫同志领导了东北防护林的建设和农业科技工作。他处理每一件事，总是不辞辛苦，彻底把情况弄清楚以后才下决心，他亲自主持的抚顺大伙房水库、西满防护林带的设计方案的制定莫不如此。在他调中央工作之后多年，仍不断关怀询问西满防护林带的管理和生产情况，寄予很大的希望。
就是这样一个受到尊敬，为革命奋斗了半个世纪、为人民立下丰功的老共产党员、卓越的国务活动家，在林彪、“四人帮”、康生等横行的日子里，被横加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肋骨、左臂被打断，并带伤连遭批斗，在被关押中受到非人的折磨。就是在这样的摧残迫害下，林枫同志仍然思考着党的前途，人民的命运，关怀着革命同志和老部下。他的心和全党全国人民的心一样经受着痛苦的煎熬。“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了，他和全党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但这时他的身体已经难以支持了，甚至连说话都没有力气，只是深情地凝视着同志们和自己的亲人，仿佛有千言万语要叮嘱，又仿佛要倾诉自己对同志们的无限希望，就这样默默地忍受着个人的委屈，离开了人间，离开了终生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我和林枫同志自1931年前后，即在北平地下党一起工作。后来我被捕入狱，以及抗日战争期间，他的情况，我常听到。日寇投降后，调往东北，经过全东北解放直至1954年大区撤销、共同工作达9年。我对他接触最多、了解最深。在他遭受迫害，病重临危，我几次看望。最后一次，他已不能言语，但仍目含深情，紧紧握手不放，那情景使我至今难忘。他留给我们的崇高理想，他的坦荡宽阔的气魄，他的朴实无华的作风，是永存的。“四人帮”摧毁了林枫同志的肉体，他的精神是永远不会被摧毁的。
林枫同志以他的丰功伟绩和崇高的人品，在党和人民中永生！ （陈明协助整理）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怀念共产主义的老战士陶铸同志
胡乔木
认识陶铸同志，是1942年在延安开始的。那时他做王稼祥同志的秘书，我们住的地方很近，经常来往。他很正直，很坦率，从不隐瞒自己的意见。党的七大以后，他去东北工作，我们就分手了。建国以后不久，他到广东，我们又有了较多的接触。在中央召集的历次会议上，他和我都是意见相投。1960年，在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工作期间，每篇文章在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下开会定稿，他也都参加。1961年春天，在广州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和以后一段时间里，差不多每天都见面。6月，我因病休息，从此往来不多，有两个冬天去广州，仍然互相看望，算是例外。这时，我有机会较多地读他写的文章和诗词，认识到他不仅是一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而且有很高的写作才能。
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直到初期，陶铸同志曾在中央担负重要责任。当时完全想不到“四人帮”竟对他施加毒手。
陶铸同志早在1926年就入党。他参加革命的时间比我早得多，他的革命工作经历的丰富，他的才能和学识，都是我所心折的。他一贯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直受到党内外的尊敬和钦佩。他在精力还很旺盛的时候不幸蒙冤病故，使我感到无限悲痛。现在读了他的全部遗文，他那“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松树风格，更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他永远是所有共产主义者和先进青年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