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他所忆念的
——悼王冶秋同志
姜德明
冶秋同志在抗战前后写过诗、小说，出过不止一本集子。当年在未名社还见过鲁迅先生，与先生多次通信，写有研究和学习鲁迅的专著《民元前的鲁迅先生》（解放后改名《辛亥前后的鲁迅先生》）。按说他应该从文学的道路上走下去。然而，想不到这位与文学结缘的人，只是因为进城后的工作需要，便协助郑振铎先生干了文物工作，而且就此终了一生。
“文革”中有人说他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已经被赶到湖北的乡下，在那里落户了。后来在一次“出版口”的会议上，周总理点将，让他回来主持“图博口”的工作。他在重庆做地下工作时就接受过总理的教导，现在他是怀着怎样一种感激心情，来拚命工作呢！也许是因为“文革”中受到了无情的冲击，他愈加想到人与人关系的可贵。这时候我同他偶然相见，常常听到他讲起过去没有机会忆念的人，一些多年来没有下落的普通人。不由得让我也跟着他产生一种寂寞之感。
有一位是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勤务兵。那时冶秋同志在那里任少将参谋。由于叛徒的出卖，当时设在北平东四附近的与党中央直接联系的一个电台被破坏了，特务们连夜搜索，一清早就来铁狮子胡同的司令部抓人。那天清晨，冶秋同志走进院中，看见他那位勤务兵正被特务押着往外走。如果这位勤务兵眼神稍微注意一下主人，也许冶秋同志就得被特务扣下。但是，这位勤务兵好象根本没见过王冶秋似的，连看也不看他一眼。残酷的地下斗争的环境，练就了人们的警觉，冶秋同志连办公室的门也没进就奔了后门，从府学胡同穿了出来。来不及向家中报信，便到清华大学去找吴晗同志。果然，特务们很快地便到他家，抓走了他妻子高履芳同志。
冶秋同志跟我说，几十年来他常常想念那个勤务兵，一副乡下人的朴实面孔，平时连话也不爱说，但是在危难的关头，就有这样富有正义感的忠勇之士。当然，他也想过，那个勤务兵是不是自己的同志？是地下党特意派来协助他工作或照顾他安全的？须知，那时党的关系是绝对保密的。他始终以没能找到那位沉默寡言的勤务兵而深深地遗憾。
还有一位助他一臂之力的编辑先生，他也时在念中。当年，吴晗同志留他在家中住了一夜，找来党的地下交通员，规定好联系的暗号，第二天清晨他便换上吴晗的那件又短又瘦的长袍上路了。直到天黑才到了天津，要找的亲友又没找上，而戒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让警备司令部扣下可就麻烦了，因为北平已在车站等要道公开通缉他。焦急之中，忽然想到他给《大公报》文艺副刊写稿而通信联系过的一位编辑先生，于是贸然前往了。那位先生虽然是初次晤面，还是不问情由地留他住了一宿，第二天又买来早点招待。这样，他才在法租界的中心公园，找到党的交通员，并尾随那人到了“家”，从那里等候机会进入解放区。
这位副刊编辑再也没见过面，连再一次对他表示一下感谢的机会都不可能。一是刚解放后百废待兴，工作忙得顾不上。二来，《大公报》很快就停办了。他亦曾打听过一次，没有什么结果。现在事隔几十年，经过十年动乱，他更加怀恋人情的温暖。可是到哪儿去探问那位编辑先生的下落呢？
我忽然想到，同我在一起工作的傅冬同志当年不正在天津《大公报》当记者吗？让我试一试吧。待我向她提出这位编辑先生的名字以后，她很爽快地回答：“那不就是劳荣吗！”啊，原来就是我时常同他通信的诗人劳荣同志呀。解放后，他离开《大公报》在天津文联或作协工作，后来算是天津图书馆的干部。我写信告诉他冶秋同志对他的怀念，他来信说，朋友在患难中，总是要互相帮助的。这些小事算得了什么呢？不值一提。
冶秋同志得知这消息以后的愉快是可以想象的。
不幸的是冶秋同志得了非常痛苦的脑病，有话不能说。我去医院看过他，一时清楚，一时又不清楚。一见熟人就要哭，但是无声又无泪，这才真是欲哭而不能！所以我又不忍去看他。他长年躺在床上，已经好些年了。不知他平静下来时脑子里常常想些什么？是想起当年在重庆冯玉祥先生部下，冒着危险给党送情报的事吗？是想起当年一身国民党少将的戎装奔走在冠盖满京华虎狼噬嗑人之间搜集情报吗？还是想起中华大地的出土文物，或者关心长城的砖墙又被什么宵小破坏了？还是在弥留之际，你又想起一生所遇到的那些普普通通的人，那些你并没有给过他们半点代价，而他们却向你献出丰厚酬赠与情谊的善良的人们？（附图片）
苗地 插图
第8版(副刊)
专栏：
月明星稀（版画） 冯兆平
第8版(副刊)
专栏：轻话文苑
菱窠之忆
——记叶圣陶与李劼人最后一次晤谈
史晓风
读了人民日报副刊8月19日《“菱窠”沧桑》一文，想起一段往事。
1961年春天，我随叶圣陶先生入川调查。5月3日去“菱窠”访李劼人先生。两位文学家晤谈甚欢。李先生说他担任了成都市副市长，但主要精力仍从事写作。反映辛亥革命的长篇《大波》，计划写四卷，第一、二卷已脱稿，正在写第三卷。叶先生说起昨天到昭觉寺去看了看。李先生就说，那是吴三桂出资重建的，方丈内陈列的一双僧鞋是陈圆圆送给方丈的。全寺只有方丈那座屋未遭兵燹，是明代的建筑。叶先生谈到戏剧，说近来不少剧种都在写越王勾践的戏，为的是鼓励群众自力更生，发愤图强。李先生说，川戏《卧薪尝胆》不落窠臼，专从越王图自强着笔，开场就是越王自吴获释归来，祭祖，分胙肉，越王独取牲畜的苦胆，写得很有分量。后来，李先生引我们参观了他的书房、卧室，拿出珍藏的字画给我们看。李先生说，他的书房叫“劳余”，想请叶先生篆额。大概呆了两个多小时，二老才依依不舍地互道珍重而别。
1962年12月26日，我从报上看到李先生病逝的噩耗，急忙告诉叶先生。叶先生怅惘地在窗前站立良久，遥望西天，突然转身坐下，握笔疾书：“成都市人委转李劼人副市长家属：阅报惊悉劼人先生病逝，伤悼殊深。去春访菱窠，豪情如在目前。嘱书劳余字额，犹未奉缴，而先生不我待矣，呜呼。叶圣陶”。写完以后，叶先生照例在稿纸上列了个算式：61（字）×0.035（元）＝2.14（元）。然后把唁电稿和二元一角四分钱双手交给我，照例非常客气地说，“拜托你替我发了吧。多谢。”
第8版(副刊)
专栏：
我愿
梁谢成我愿把不幸者的苦难放在我的双肩然后默默在人生旅途向前，向前我不嫉妒幸运者的幸运只同情辛酸者的辛酸因为不想超凡入圣所以才有人的情感也许会中途倒下那就让我说一声“再见”假如能走到终点就让我们一起拥抱，联欢即使今后再离散我也愿彼此能时时思念让祝福的风帆永远高悬于心之桅杆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化雅俗谈
栗树——祭天神木
陈烈
绿树秀木常入画入诗，不过人们注意的往往是其美丽的外形和所象征的精神品格。自然界的林木曾经养育了人类，而且至今仍庇护着人类的生存，但人类对这种依存关系的感受恐怕不深。耳闻了太多的森林资源被毁坏的消息，目睹了太多的优质木材被浪费的景象，追溯一下我们的祖先曾有过的植物崇拜，特别是栗树这一果丰叶嫩的高大乔木在人类的生活中曾占据何等地位，该会提醒人们去认识森林对人类的养育之恩和人类无视这种恩情将要造成的毁灭。
栗树曾被我国许多民族供奉于神坛祭拜，视为祭天神树。居住在滇、川、藏毗邻地带的高原和峡谷的纳西族，自古以来有祭天的习俗，这是最盛大、隆重、神圣而又广泛的祭祀活动。祭天坛上要插上栗树象征天神地祗，栗树作为直接的祭拜对象。从远古时代起栗树就与古纳西人创造文化的活动分不开。他们的古籍“东巴经”中有清晰的追忆：“它（指栗树）的果子由猪儿拣食，猪儿变得体肥膘厚；它的叶子山羊嚼在嘴头，羊儿的肩胛骨上显出吉祥的好兆头；它的果实鸡儿啄进嘴里，鸡骨上的征兆显出吉庆的征候。”这传达了人类曾靠栗树求生存的确切信息，因而至今仍留有先妣遗训：“哪里有栗树，就可以在哪里住下来。”栗树不仅显示出如此实在的物质存在的意义，在纳西先民万物有灵论或物活论观念中更具精神文化的深义。在与大自然的整体交感中，纳西人将原始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灵崇拜集于栗树一身，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原始文化观念，这一观念透过时空距离从远古一直辐射到高度文明的今天。至今纳西人还对着栗树自称“纳西美布若”，意即“纳西人是祭天的子民”；说“纳西美布迪”，意即“纳西人最大的事就是祭天”。
对栗树的这种原始古朴的信仰和崇拜，在云南其他民族中也留有遗迹。彝族的“罗罗颇”支系在大年初一仍要到村头高大参天的栗树下祭奠，这棵栗树就称为“祭天树”，被看作天神的化身。这是“高禖”祭天求嗣、乞岁的文化心理的延续。而自古以来就有的关于栗树的传说，至今仍盛传不衰。
汉民族对栗树的崇拜历史可能更长，可以追溯到更远古的传说时代。汉先民祭祀社稷时，夏后氏用松，殷人用柏，周人用栗。栗树是与“社稷”、“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内在联系有源可探。《庄子·盗跖》中载：“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可见华夏祖先不论是在树上巢居或在地面穴居之时，都曾与栗树相依为命，以之裹腹充饥，以之避寒冷、兽害。《周书》中说得更明白：“神农之时，天雨栗，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为耒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成熟的橡栗果如雨点般从天而降，“天神”赐食，中华民族便有了生命之本，而后有耕种之术，而后有制陶之业，而后有五谷兴之史。中华民族的农业在栗树下起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在栗树的根上萌发了。照这样看来，简直可以说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肇始于栗树。栗树被我们的祖先置于社稷神坛，视为至高无上的天地大神，当之无愧！
望着大地上那森森栗树林，“兴旺”、“富足”、“奋发”、“强盛”这些高度抽象的概念，此时却蕴含着高度实在的内涵了。栗树及自然界的所有林木所赐予人类的岂能用“亩”、“顷”计算！如果我们不珍惜，毁之以鈇钺，焚之于一炬，那是要惹“天怒”而遭“天神惩罚的”，这“天神”不是别的，就是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所论述的那位任何力量都无法抗拒的“大神”。当然，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不会再把任何树木当神树来拜祭了，但在心灵的殿堂上，不该把林木当作人类的生命之本来加以重视吗？
第8版(副刊)
专栏：
密密丛林中的楠木
山曼
峨眉山很大，秋天也是热的，敞怀而行，仍是热汗淋漓。困乏由是袭来，脚步一沉，左顾右盼赏风光的精神早失了大半，同伴儿一个个都成了正正经经的赶路人。
忽然数株高树迎面，精神为之一振，打问，道是楠树，更为之动心。生长在北方，先前见过些不着油漆即紫红光亮的楠木家具，那总是放在富家或官家的厅堂里的物件，件件都有怕人的高价。那时想，这楠木不知生长在怎样的远离人间的奇山怪地，又不知长成怎样的奇形与怪状，以显其高贵与出群。不意今天见了，竟是凡物一样。它生气勃勃，爽直舒张，无拘无束，并无一些名树的傲人的架子。停下，上上下下地看了。走近去，抱它，抱不拢；转过去再从别一面抱抱，象好朋友一样不忍离去。
恋恋作别，继续前行。哈，更是喜出望外——楠树越来越密，又高又大，罩了路，蔽了天。
“噢——吓——”
喊起来，为了这么多，这么大的楠树！张开怀抱，揽起楠树林中凉丝丝的清风，象扑进家乡的大海一样畅快。
正自疯狂着，有人说：“白龙寺到了。”怎地又出来一个白龙寺呢？上前去看，却原来这白龙寺与这大楠树林还有绝大的干系。
路侧一方木牌牌上报道：这白龙寺创建在明朝嘉靖年间。寺成，寺中的住持和尚别传禅师，嫌周围的山荒得难看，就率众诵《法华经》，每诵一字，植树一株，经有69977字，树就栽了69977株。
不久，山绿了，寺在万绿丛中。
读着、想着、走着，肃然起敬，煞了狂气，口中念念：
“69977个字……69977株树……”
同伴问我何以入迷，回答说：“没入佛门，不知佛家都有怎样规矩；不懂《法华经》，不知这经典有如何的妙意。但若象别传和尚这般的诵经，何妨跟了他再一字一字地诵下去！”说着，已到了清音阁。
到了清音阁，才又想起，为什么不走进白龙寺内去看看呢？甚至连庙门什么样儿也记不清，很有些失悔。努力追忆，也只记得那庙似乎不象一座庙，大大的青瓦屋顶，和四川一般民居没有什么两样，只稍稍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