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军队话剧艺术的新课题
——第五届全军文艺会演话剧概观
黄国柱
经过十年之久的反思、酝酿和艰难的跋涉、探索，来自全军的十三台话剧终于荟萃于首都的舞台，不仅标示着军队话剧艺术喜人的崭新格局，同时也为今后军队话剧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富于启示性的新课题。一
诞生于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的部队话剧艺术，一开始就强调它的很近切的、直接服务于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功利作用。如果摒弃十年动乱中极左路线对这种功利作用的歪曲和极端化，应该说，作为军队话剧艺术优良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新时期仍需要弘扬它所涵括的贴近部队现实，热情拥抱生活，快速地反映生活这样一些积极的内容。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应该给予《火海丹心》、《北线无战事》这样的带有“命题作文”色彩的戏以热情的肯定和赞扬。这两台话剧分别以大兴安岭扑火救灾和引滦入津巨大工程为背景，以充沛的激情赞颂了人民军队在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和切身利益的重大艰险面前，所表现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无私的牺牲精神，就连其艺术上显而易见的仓促粗糙也和如玉在璞的浓郁生活气息紧紧联系在一起，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
然而，这种不可一概而论的“急就章”毕竟只是军队话剧众多题材中的一种，即便不流于疏浅也无法替代、涵括新时期纷繁复杂的部队生活、社会生活所能够赋予话剧舞台的广阔题材领域。军队剧作家对于编造虚假冲突、歪曲生活的极左创作模式的反拨，大凡都经历了对题材决定论和中心任务论的重新思索，并首先表现在创作上的立足生活沃土，致力于生活层面的大幅度的拓展。从南疆自卫作战，到北国大兴安岭的扑火救灾；从军队院校毕业生的奋进足迹，到当代大学生在军队熔炉里冶炼成长的历程；从高寒死亡地带的冰封边卡，到碧波狂涛中的小岛前哨；从训练改革、施工生产到两用人才培养、军民共建……都进入了话剧创作的视野。令人欣喜的是，不仅出现了象《久久草》这样的专写军人爱情婚姻的剧目和象《军营笑声》这样的军营轻喜剧，还出现了以地方改革为背景的《故乡情》。后者出现的意义不仅在于生动地表现了经过军旅生活锻造的改革者，在毁灭性打击面前的那种强大而坚韧的精神力量，昭示了这支军队和全民族改革大业的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军队艺术家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内介入生活的现实可能性。二
沸腾奔涌的改革大潮，正在日甚一日地冲刷着旧有的社会生活的堤岸，军队也无可避免地汇入改革的洪流，呈现出一种新的活力，这一切无疑都在呼唤着话剧创作具有力度和深度的主旋律的出现。尽管会演中反映军队改革题材剧目数量不多、分量不重，但那种筚路蓝缕的努力，显然是格外值得珍视的。这首先表现为在充满改革氛围的新时期军旅生活中对许多价值观念的重建，而不是拘于改革与保守、前进与倒退、新与旧的所谓方案之争、权力之争。《大趋势》与其说是充满冲突的戏剧，不如说是戏剧化的巡礼，它以几个具有较高文化修养和现代军事知识的“学生官”在部队基层的不同遭遇、成败功过为线索，展示了新旧观念交替时期基层指战员的复杂心态。表现军队改革的重大冲突及其特殊意义则是一些剧目的另一个视点。《生者与死者》把新旧军事观念的冲突直接诉诸战场上生与死的实践检验，用血的教训唤醒人们的瞩目：军队改革的前提，是对于那些不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旧事物旧观念的批判和扬弃，对于我军某些落后（特别是观念的落后）现状的不满和反拨，这无疑是事关未来战争中胜败安危的大事，无法掉以轻心。由此出发，才更需要强调军人的勇敢精神和尊重知识的科学精神的结合。《流水的兵》更多地突出了军队改革事业对军人素质、人格品质的锻造和冶炼，透露出道德化的倾向。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几台戏都还很难说是正面表现军队改革的，对于军队改革内在脉搏的把握显然还略嫌肤浅，一方面缺乏对富有历史文化色彩的军人的思想灵魂的深刻透视；另一方面也多少拘泥于军营生活的特定氛围，需要进一步去寻找军队改革和整个国家、民族、社会全面改革的契合点，寻求那种历史性变革的意义的深化和升华。三
和军人的职业牺牲联系在一起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气概，不仅蕴含在每一台参加会演的话剧中，也体现在众多的英雄人物身上。无论在军队的改革事业中，在战场上，还是在平凡的军旅生涯中，当代军人的英雄主义情愫，显得比以往都更为斑斓多彩。那种“站在高坡上”颐指气使的被神化了的英雄遭到了摒弃，普通军人身上蕴含着的英雄主义气质得到了一种人情化、人格化的激扬。即便如《火海丹心》中的大胡子师长、《久久草》中的侦察英雄张志勇、《生命的旋律》中的大学生陈冰，虽然直接取材于我们熟悉的英雄人物，在艺术再造的过程中仍保持了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朴素的质感。《雪峰恋》、《强台风从这里经过》则更突出地再现了边防军人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默默牺牲的坚韧。他们的英雄品格似乎并不主要表现在高原风暴和强台风来临时的“风口浪尖”上的壮举，而是贯穿于他们琐碎平凡的日常生活之中。他们是立足于大地、可亲可敬可学的英雄。他们从十年动乱中逶迤而来，披戴着时代的风尘，又具备了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人生感，令人感慨。无论是《生命的旋律》中的陈冰，还是《凯旋在子夜》中的童川、江曼、林大林，他们在走上人生之路时都稚嫩、单纯，甚至有这样那样的过失，因此尝遍了生活的苦涩和甘甜，可以说，他们成为英雄的过程，也就是不断追寻、改造自己的过程，因此毫无说教的空洞，只有人生内容的充实。而在《绿色基因》中，那一身绿色的军衣，则似乎是一种象征的图腾，揭示了勇敢与怯弱、无畏与自私、奉献与索取、卑微与崇高等范畴对于军人生命价值的至关重要性，展示了耻辱心荣誉感，作为一种特殊的伦理内容所能激发的巨大的心理能量。主人公唐成正是用鲜血去洗刷先辈怯弱的耻辱，在墓志铭上写下了自己对人生的顿悟。
在一些剧目中，我们能听到一种“渴望理解”的公开的或潜在的台词，这和“理解万岁”的口号联系在一起，本无可非议。但在这里我愿援引一位青年诗人的诗句：“战云飘散了，遗忘是天经地义的……”和平的环境中，军人职业之被淡忘乃至冷漠似乎是一种不应苛求的正常心态，决不应在我们的创作中演化乃至被强调为一种“人皆负我”的抱怨情绪，此其一。其二，军营是一个充满魅力的生活领域，即便是出于强化革命英雄主义的需要，也还可以引进革命乐观主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光照，以照亮军人自我人格完善的道路。这两点不仅对于话剧，对其它艺术形式的军事题材创作中表现英雄主义题旨时都颇为重要，以避免导入一种往往社会效果适得其反的新模式。四
不论我们对话剧的前途持乐观的态度，还是持悲观的看法，都无法回避当前话剧的观众并不踊跃的问题。据直观的印象，这批军队话剧也大体相类似。造成这种窘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话剧的艺术形式、审美观念尚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此次会演也暴露出这方面的问题。
无可否认，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方式、审美时尚、审美流向和审美价值观念。实际上，近年来包括军队话剧在内的整个剧坛，在艺术形式的探索上已经走过了可观的路程，在弘扬现实主义优秀传统的同时，容纳接受借鉴新鲜的艺术经验已经收到了显著的实效。比如《凯旋在子夜》，在题旨上并未超越同名小说和电视连续剧的深度，但当它被搬上舞台的时候依然给人以新鲜和独特的感受，我想其原因正在于话剧独特审美方式和手段的运用，在导演上，它更多地使用了写意的手法，同时融会了我国传统戏剧中虚拟、夸张的手法。再如《生命的旋律》、《雪峰恋》、《绿色基因》、《生者与死者》、《久久草》、《故乡情》等剧目，假定性、虚拟性和写实性相交错；象征手法，时空切割，大胆“截取”舍弃，往往在大写意中融诗、歌、舞、乐于一体……使戏剧的冲突和人物关系的构成更加立体化和色彩化，大大地拓展了话剧艺术的表现空间。舞台上的这种斑斓色彩和音响又给人带来了话剧不姓“话”的忧虑和现实主义手法为主的话剧是否过时落伍的疑问。实际上象《强台风从这里经过》、《流水的兵》这样一些比较传统的剧目，同样有其十分成功之处。倒是话剧语言的普遍不太注意锤炼，有的过于书面化，有的过于欧化，而有的则流于自然主义的“大白话”，值得引起重视。在这里，我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振兴话剧的关键，一是提高创演人员的思想艺术特别是文学修养，二是尽快建立符合话剧审美特征与优长的新的美学格局。为此，必须增加编创人员的学习、实践、补课、拓宽视野的机会，我们年轻的编导、演员，无疑应该比普通大学生更多地知道和理解从古希腊悲、喜剧直到近代、现代的中外话剧，这样才不会以皮相的模仿来聊充创新，更不会仅以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来代替对生活的思考和认识。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喜见长征新篇章
——介绍两部关于长征的新著作
伍修权
早在红军长征结束后不久，中央就曾指示写作和编印关于长征的书，以将这一史无前例的英雄业绩流传于世。伟大作家鲁迅先生曾立志描写长征，参加过长征的作家冯雪峰同志也埋头写过长征，但是他们都未如愿完成作品。最早访问红军的国际友人斯诺，第一个向世界报道了长征壮举。建国以后，许多长征老战士和党史军史研究者、文学艺术创作者，不断以各种形式记叙和再现着这段灿烂历程。只是这些作品大都限于长征中的某些片断、某个局部，未能反映长征全貌。全国人民以至中外人士早就盼望着能看到更完整、集中和生动、深刻地描绘长征全过程的史诗性著作。所以，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问世，立即引起了我国及世界各方面人士的重视与欢迎。去年我在评介索尔兹伯里这一作品时，曾不无遗憾地想，什么时候能读到我们的作家写的关于长征的有分量的作品呢？时过一年，我的愿望实现了！
今年，我在建军6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同时得到了都是以反映长征全貌为内容的两部书，一是魏巍同志写的40余万字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下简称《红飘带》），一是郑广瑾、方十可二同志合作的60余万字的《中国红军长征记》（下简称《长征记》）。前者是以史实为基础的经过提炼、加工和渲染的文学创作，后者是根据大量资料和回忆录合编改写成的纪实性专著。两部书主题、题材以至人物、条件基本一致，又各有特色、自成一格，其意义和价值都是无可否认的。所以我看到这两部作品后，不由欣慰地想道：由我国自己写作出版的关于长征的优秀作品，经过“千呼万唤”，终于出来了！
魏巍同志是一位诗人，在他的这部新著里充满了诗人的激情。他将长征过程中无比尖锐复杂的斗争和异常惊险悲壮的事迹，经过筛选，浓缩在有限的篇幅内，因而没有将笔墨费在长征具体过程的叙述上，只截取了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是最典型、最精采的部分，用诗一般的语言，作了真切感人的描绘和刻画。全书集中写了中央直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这一路，开门见山地从湘江突围写起，以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与四方面军会师和同张国焘的斗争为“重场戏”，写到哈达铺整编收笔，形象地告诉了人们，红军的长征是如何取得胜利的，敌人的“追剿”又是怎样遭到惨败的。书中不仅生动地再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彭德怀、聂荣臻等红军将领的当年风貌，还塑造了韩洞庭、金雨来、杜铁匠、樱桃等红军指战员和“店小二”、“老秀才”等人民群众的生动形象，连敌方的蒋介石、王家烈和杨森等人，也都写得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我作为长征老兵之一，看到书中所写的各个人物及其场景，在激起许多回忆和联想的同时，更激发了保持发扬长征精神的决心与勇气。据说魏巍同志为写这部书，曾在花甲之年二去长征路访问，还为此跌伤了腿，可见他为此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心血与劳动。他写的虽然是有所虚构和渲染发挥的小说，在我看来却是长征历程的真实描述，但比通常的史料读物更加形象感人，因而也更能吸引和感染读者。
郑、方二同志合作的《长征记》，把原来大量分散、片断、简繁不一的长征史料和回忆录等等，一一搜集、整理和连贯起来，形成为一部到目前为止最为系统、全面和完整的长征史实记述。全书把参加长征的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等各路红军，各自在什么情况下开始长征，从哪里出发，经过哪些险阻，发生过什么重要战斗及事件，又怎样结束长征，作了较详实的叙述。这部书虽然不同于文学创作，但由于长征事迹本身的传奇性和惊险色彩，加之作者考虑到广大读者的欣赏要求，使人读来仍然很有兴味。
《红飘带》和《长征记》是内容相近但性质不同的两部著作，前者是一部文学作品，后者是一部生动史料，都是对长征壮举的重要著作。在长征胜利结束50多年后，我们看到了这样两部作品，不仅可以告慰所有参加长征的生者和逝者，人们没有也不会忘记他们的功勋业绩；更可以告诉当代人和子孙后代，他们的先辈曾创造了什么样的人类奇迹，表现了多么可贵的为理想而战的无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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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知识分子的心灵透视
——看电视剧《一路风尘》
辛述威
上海电视台、上影电视部联合录制的电视剧《一路风尘》虽然只有三集，故事的包容量却很丰富，信息量也大。既有横向的多侧面展示——随着研究生俞晓易的足迹以及他与周围人的众多关系，作品将我们引向他留学的美国，带入他回国后所在的大学校园，来到他的演员妻子工作的剧团，还有他的朋友经营的开发公司……在改革浪潮奔涌的时代气氛中，交织成一幅色彩缤纷的社会画卷。与此同时，作品又有纵向的深入发展——一方面描写俞晓易在工作安排上“一路风尘”的曲折经历；另一方面又触及精神领域，揭示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在新旧交替的特定历史时期，不同的心理状态，从而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象俞晓易这样的已取得硕士学位的年轻有为的知识分子，他所在的经济系也急需有用之才，却又为什么在留校任职时陷于困境呢？究其原因，有人怀疑他延期回国的“动机”，有个别同行在暗中排挤，他自己也有动摇软弱、缺少继续奋争的勇气等等性格上的弱点。对于这些阻力，剧中都适当地加以触及；但更重要的，是以比较集中的“篇幅”，描写了经济系副主任杨行密这样的关键人物所起的作用，终致造成人才外流的后果。
剧中没有直接描述杨行密走过的生活道路，却在人物对话中使观众了解到他的现状。一是环境的变化——从青海调入内地不久，刚刚在大学立足；二是岗位的升迁——荣任副系主任，进入领导层；三是事业的成就——学术著作即将交付出版。创作者将这位46岁的中年知识分子置身于一个踌躇满志的现实环境里，既是在为他创造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番的良机，又是在把他推向面临新的考验的关口。时代造就了他，同时也对他提出新的期望。编导对于自己的人物，并非一味歌颂，而是以一种异乎寻常的严格审视着他。果然，一旦领教了俞晓易颇有见地的学术论文，他的狭隘与偏见就充分暴露出来了——他唯恐年轻人超越自己，更以为对手拿来英文原稿求其“指教”，是故意“刁难”。他总希望在事业的跑道上，接力棒在自己手里握得更长一些。就这样，在决定俞晓易工作分配的关键时刻，他一反常态了。作者以递交论文作为触发他内心矛盾的引线，又几次通过画外音道出他不可明言的隐衷，而在人物关系上，还特别安排了杨行密的妻子恰恰是俞晓易的中学班主任，有意表明他对学生知根知底的了解程度，又可更深一层揭示他由亲到疏的自身冲突，使我们比较真实地看到了一个在社会变革中陷于苦闷的知识分子领导者的形象。
在理论战线，对于挑战者的回答，杨行密令人遗憾地采取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方式。作品对这个人物的刻画，由表及里，又是有过程有层次的。他曾经历过被埋没、耽误的痛苦，现在却又以利己的动机在埋没、耽误后来者。编导不是简单地对他给以批判，而是带着几分谅解和同情，又以深深的惋惜，描写他的行动历程，透视他的复杂心态。如果说俞晓易的分配问题是“一路风尘”的话，那么杨行密同样也在经历着“一路风尘”的思想演变过程。前者是后者的起因，后者是前者的结果。正是通过这两者的交叉，通过他们彼此间关系的纠葛，使我们感受到创作者对于妒贤嫉能、毁荣辱誉这些时弊的切肤之痛，对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热切呼唤，体味到在改革的时代，思想观念的变革、更新，显得尤为迫切重要。
在反映改革的同类作品中，《一路风尘》以教育领域作为题材内容的开拓点，提出了在人才建设中急需解决的新问题，发掘了新形势下知识分子的特殊精神面貌——这些，正是作品的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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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大自然奉献给孩子们
——儿童散文集《山野寻趣》读后
唐跃
吟咏自然，赞美自然，这在散文创作中已经不是新鲜的内容了。但读了刘先平儿童散文集《山野寻趣》（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后颇有感触。它没有停留在一般化地描述自然美，而从发现自然美，认识自然美，升华自然美等处落笔，显示了别具一格的魅力。
自然万物的绚丽多姿，固然造就了不少散文精品，却又成全了大量的敷衍之作。精品和敷衍之作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前者总能于广阔的大自然中有所发现，后者则只会人云亦云地反复吟唱日出之壮丽，月夜之静谧，山峰之巍峨，江河之湍急一类的赞歌。《山野寻趣》作者很注意这一点，使我们步入了一个比较生疏的自然世界。在这里，一切都是那样美，又都是那样新奇：那腰缠白带，在冥冥青青的空谷中如浪的溅花、波的粼光一般做一天的最后飞行的白腰雨燕；那么独特的睡眠方式——前肢握住树枝，圆头藏在两腿中间，直埋进胸部，通体蜷成一团——酣然入睡的懒猴；那挺拔的树干上顶着又厚又密的浓绿树冠，树冠上闪开无数红色花柄，花柄上托起珠粒紫果的红楠等等。不要说是儿童读者，即便对于大多数成人读者说来，大概也是初次结识吧。
《山野寻趣》还描写了一些为人们所熟悉的动物和植物，却都有独到的角度：我们只知道大熊猫的憨态可掬，谁能了解它竟是食肉动物的后代，一旦惹火了它，也有一副凶猛异常的姿态；我们只知道燕窝是名贵的营养滋补品，谁能区别金丝燕和白腰雨燕的不同燕窝价值，谁又能明白燕窝并非遮风避雨的居家，而是哺育乳燕的生命摇篮；我们只知道可可豆是制造巧克力的原料，谁能分辨它的味道是甜？是酸？还是苦？再有，它的果实究竟是结在细枝上？还是长在树干上？这些为作者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发现，或是扩展了自然美的领域，或是丰富了自然美的内涵，引导着读者在美妙又神奇的自然环境中兴趣盎然地姗姗而行，尤其是儿童读者的那份好奇心，于此是可以得到大大地满足的。
可能是出于儿童文学作家的职业习惯，先平同志的创作以糅入各类自然知识见长。如此写法的一大好处是，能使小读者们一面领略着大自然的美妙和神奇，一面掌握了许多教科书上不曾学到的知识。与此同时，由于自然知识的掌握，也就是有关自然万物的质料、性能、规律以及和人类的关系的把握，又必然会超越形态美感的局限，达到对于自然美的新认识。例如，我们对椰子的好感，通常是来自椰树的雄健和秀丽、椰汁的清凉和甘洌、椰肉的雪白和香脆。而通过《山野寻趣》作者的生动文字，我们更加熟悉了椰子，对于椰子的美的认识也就更为全面，而步步接近了本质的理解。
认识自然美并不是一桩轻而易举的事，特别是认识能力尚未健全的孩子，常常可能发生以讹传讹抑或似是而非之类的偏差。《山野寻趣》以现身说法教育儿童读者，学习自然知识，认识自然的美，都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为了帮助儿童读者认识自然世界的美，作者不厌其烦地，以循循善诱的耐心来描绘。他要揭示山乐鸟为何鸟这个谜，便很费了一番苦心。先是摆出古籍中的多种记载，一条一条地辨别梳理，从中寻找蛛丝马迹，继而进入艰难的实地考察：鸟的鸣唱韵律，鸟的鸣叫季节，鸟的栖息地点……一桩一桩，有根有据，得出的结论也就合情合理。
尽管美学界对于“人化的自然”这一概念的诠说尚有分歧，但是，必须用“人化的自然”的观点来理解自然界的美，却是比较一致的意见，即便是那些未经直接改造的自然对象的美，也曲折隐晦地含有人类社会实践的内容。《山野寻趣》中的散文，非常自觉地运用了“人化的自然”的审美方式，善于从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入手观照自然对象的美：写旺盛的胶林，更写了种植橡胶的人；写壮美的虎跃，更写了驯育老虎的人；写可爱的熊猫，更写了不畏辛劳的熊猫研究专家们。
需要指出，虽然我并不赞成先平同志每每在字里行间发出大声疾呼，但是，读者们应当理解作者的苦心：美妙、神奇的大自然要由人类来爱护和保护，谁毁害自然的美，谁就将成为历史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