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经济)
专栏：
改革应怎样深化？
本报邀请部分省市的同志座谈纪要（下）
武汉：市场结构由单一向多元化发展。今后需尽快建立“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体制框架。
方先铭（武汉市体改委副主任）：
武汉是中央确定的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省会城市。几年来武汉最突出的变化是市场结构由单一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在逐步建立。从以下几方面可见一斑：
消费品市场日趋活跃。武汉现有各类批发零售商业、饮食、服务网点32600多个，呈现出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的“三多”局面。
生产资料市场已现雏形。钢材、机电、木材、建材、煤炭、汽车等物资有行有市，敞开供应。企业人员说：“现在买普通钢材，象提着篮子上街买菜一样方便。”
金融市场初具规模。现已建立五个层次的资金融通网络和武汉市资金市场、城镇资金拆借市场等4个不同规模的资金市场，开展资金拆借、票据贴现、证券交易、外汇额度调剂等业务活动。
技术市场正在发展。现已有各类技术服务公司、技术商店和技术开发机构400多个，科技交易活跃。从1981年到今年上半年，共签订合同17063个，成交额达2.8亿元。
此外，我们试办了劳务市场，已着手筹建建筑市场、房产市场、信息市场等。各类市场的建立，冲破了封闭、分割、画地为牢的旧流通体制，大大扩大了市场容量。
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新体制，首先要把这个新体制的框架建立起来。现在有个提法：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我很赞成这个提法，因为它恰当地反映了企业、市场和政府职能的相互关系，是对新体制框架的具体化。但从武汉的市场体系建立和发展看，我想有三个问题需要考虑：
一、市场如何发育？市场功能如何健全？现有的市场发展不平衡，即使发展较快的也只处在初级水平上。真正成为市场体系，就要使市场的功能大大增强；它是完备的，不是残缺不全的；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是竞争的，不是垄断的；是反应灵敏的，不是呆板的。现在的市场可以说都不够格，因而要采取经济措施，搞好市场建设，尽可能使服务功能完善和提高。同时，还要建立和健全市场管理和监督体系。
二、政府如何调控市场？我们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政府应加强税收管理、价格管理、市场法规建设，有效地调控市场。
三、如何实现市场引导企业？市场体系的建立能为搞活企业提供较好的外部环境，企业必须树立市场观念，注重市场信息，不断研究经营战略，才能顺应市场需要，提高经济效益。
浙江：僵化的“眼泪”阻挡不住所有制改革的浪潮，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正在形成。
章荣高（浙江省体改办副主任）：
九年改革期间，我们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胆突破单一的所有制结构，积极进行所有制改革。以温州为例，全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1978年多余180万劳动力。出路何在？具有长期经商传统的温州人民，怀着发展商品经济的强烈内在冲动，发展以家庭工业为主要形式的多种经济形式，经济迅速发展。温州的所有制改革使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更加强大了。
目前，从全省范围看，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正在形成。到1986年，我省工业总产值中全民经济比重，已经从1978年的65％下降到41％，集体经济从35％上升到57％，个体经济从零上升到2％。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个体商业比重从1978年的4.1％上升到1986年的24％。个体经济在整个经济生活中正在发挥不可缺少的补充作用。
改革的实践证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促进了我省经济活力的释放。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识是有个过程的。50年代，我省某些同志因率先提出包产到户，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批判。此后不少干部心有余悸，总认为一大、二公、三纯、四同才是社会主义。1979年农村改革时，我省比较消极，不少农村干部沉痛地流着眼泪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下回到四九年。”但解放生产力的浪潮却是任何僵化的“眼泪”都阻挡不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使我省农业迅速发展，使我们恢复了突破传统所有制模式的勇气和胆略，多种经济形式如雨后春笋争相萌发。
现在，温州个体经济和联户经济的产值已占到工业总产值的35.8％。有人提出如果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总和、生产关系归根结蒂要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理论，我们认为：第一，我们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导，而这并不意味着要求每一个地区不顾实际情况，公有制在比重上一律要占绝对优势，应当允许不同地区有适当的差异。第二，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不仅有量的标准，更重要的是有质的标准。那些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行业、产业和部门掌握在国家手中，是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重要标志。第三，公有制经济的构成也在变化，在发展。目前，除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以外，包括股份经济、合作经济、联合经济在内的各种混合经济，只要有公共积累和劳动分红，都应当看成是公有经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现在温州的众多经济单位正逐步向联合经济、股份经济发展。第四，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在接受社会主义国家宏观控制这个大前提下，与社会主义公有经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与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具有差别。关键要通过国家间接调控，既承认其合法收入，又注意调节过份悬殊的级差收入，鼓励经营者把收入的绝大部分投入再生产。因此，那种认为温州经济会过渡到资本主义去的担心是不必要的。
江苏：横向联合迅猛发展。参与联合的企业在所有制、隶属关系、财政上缴渠道方面的“三不变”规定应有所改变。
柏苏宁（江苏省体改委副主任）：
江苏省在改革中打破了单一的纵向的联系方式，不同层次的横向联合得到较快发展。到去年底，全省已组建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7700多个，参加企业达17700多个；组建企业集团282个，参加企业2542个。全省通过横向联合新增产值和税利占新增效益的1／4左右。
近几年，我省横向联合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城乡一体、共同发展的趋势加强了。到去年底，我省乡镇企业发展到10万个，总产值达524亿元，占全省总产值的1／3。在激烈的竞争中，乡镇企业要解决上质量、上技术、上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主要靠联合。他们通过“小船靠大船”——依靠与大中企业的联合来提高自己；通过“小船连成串”——乡镇企业间进行联合形成较强的竞争能力。“竞争中间搞联合，联合起来搞竞争”，成了家喻户晓的口号。
当然，我省在横向联合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所有制不变、隶属关系不变、财政上缴渠道不变”的规定，已成为进一步冲破条块分割的障碍；在宏观管理上，缺乏地区经济和行业发展规划的指导，使联合存在一定盲目性；利益分配上也存在不合理现象，一些大厂依仗自己产品、技术优势，分利过多，侵占小厂的利益；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认为下一步应着重做到：
1、横向联合的发展要与扩大企业自主权结合起来，增强企业在横向联合中的决定作用。要使企业集团特别是大型企业集团，在资金投入、对外贸易等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权。除中央外，省市也可对企业集团实行计划单列，逐步摆脱部门的直接管理。
2、横向联合的发展要与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结合起来。股份制是联合的高级形式，通过掺资入股，可使联合企业成为利益更加紧密的共同体。当前出现的企业租赁企业、企业承包企业，是横向联合的延伸形式，我们将在这方面加强探索。
3、横向联合的发展要与加强宏观管理结合起来。政府管理部门应搞好行业规划和地区规划，制定产业政策，运用经济、行政、法律手段，引导联合体的微观经济活动与宏观经济发展的要求一致起来。还要认真研究解决企业集团的领导体制问题，探索既讲求整个集团的效益，又能发挥各企业积极性的组织管理形式，以期各得其所，共同发展。
西安：中央直接管理一批大城市，赋予城市必要的自主权，有利于按照经济规律发挥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
朱宏凯（西安市体改委副主任）：
九年的改革，使古城西安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全市社会总产值年均递增率为11.5％，年财政收入由5亿元增到9亿多元，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明显增加。
尽管改革成果有目共睹，但真正实现按照经济规律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城市综合体制改革仍需解决如下难点：
条块分割。城市生产、流通与建设不能形成统一体。目前西安的企业分三大块：中央部属一块，有104个企业；省属一块，有77个企业；第三块是地方企业。这三大块各干各的，不仅生产、流通不能统一安排，在基本建设上也各行其是，造成重复建设，互不配套，浪费资金，影响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大城市、小财政，使城市基础设施长期超负荷运转，影响大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发挥。以旅游为例，西安旅游资源丰富，古迹较多，但重点旅游点的旅游收入和旅游设施都掌握在中央、省的手里，地方只管打扫卫生、维持秩序。这样怎么能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经济管理权限不明确、不落实，城市难以运用经济杠杆，实施间接控制。目前，除中央、省外，城市没有立法权，只能出问题后突击检查整顿。这实际上仍是用搞政治运动的办法来管理经济，往往失之过严或过宽。
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城市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我认为，从提高社会效益考虑，中央应当直接管理一批大城市，依靠城市的辐射力与吸引力，自然形成没有壁垒的经济网络，按照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来组织和带动整个经济的运行。还应给予城市必要的自主权，增强城市的间接调控能力。在财政上城市应有一定财权，采取包干或递增包干的办法，对中央和省承担财政上缴任务。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前提下，依靠经济发展增强城市的财力。在经济调节上，城市应有综合调节权，统一规划和安排城市的生产和流通。此外，还应拥有必需的地方立法权。不解决这些问题，发挥城市的经济综合功能将遇到很大困难。
佳木斯造纸厂：利润递增包干使企业活力大大增强。今后要科学地制定利润递增率、工资和效益挂钩比例。
程鹏（佳木斯造纸厂副厂长）：
自1983年初，我厂学习首钢经验，实行利润递增包干。4年的实践，使我们体会到，“大包干”是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的一种形式。“大包干”明确了企业对国家承担的经济责任，包死了上缴财政的一头。我厂包干前26年，企业和职工年平均所得，与国家年实际收入相比为1∶5.29。包干后4年，国家基本上不再投资，企业和职工年平均所得，与国家实际收入相比为1∶8.55。
“大包干”有利于调动企业积极性，增强企业活力。我们厂实行大包干后，企业留利部分以7∶2∶1作为积累与消费比例，即70％用于发展生产，20％用于集体福利，10％用于工资奖励。4年间，我们依靠自我积累完成71项技术改造项目，使关键主体设备达到国际70年代水平。
“大包干”有利于企业眼睛向内，挖掘潜力，搞好双增双节。实行“大包干”，使企业既有动力，也有压力，既有激励，也有风险，置之险境而后生。如去年仅因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浮，我们引进的板式蒸发器和三号纸机二期改造设备就多支付近2000万元。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制订了高于国标的产量、质量、消耗等经济技术指标，包干后群策群力地完成，从而消化了减利因素。
“大包干”有利于实现责权利三统一，调动职工积极性。“大包干”后，我们在厂内实行10种形式的承包经济责任制，把分厂、处室、班组以至职工个人的经济利益同经济责任挂起钩来，使职工自我激励，不断进取，争做贡献。拿1986年与包干前的1982年相比，职工平均收入每年递增4.2％，人均创利税每年递增19％。
我厂实行大包干的时间不长，从目前看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认真研究解决：
1、我厂实行“大包干”，只包上缴利润，今后应把技术改造明确列入承包范围。
2、应制订工资总额增长与上缴利润增长挂钩的科学比例，既充分调动职工积极性，又控制消费基金不合理膨胀。
3、上缴利润递增率不能定得太高。我厂前3年为7％，后5年为10％。随着上缴利润的不断增长，基数越来越大，而企业的能力有限，以后完成这个数字难度较大。建议递增幅度应根据行业和企业的实际情况科学地加以制定。
第二重型机器厂：搞活大企业难度很大，需要从外部和内部同时深化改革。
王业坤（第二重型机器厂副厂长）：
我们厂是国内规模最大的重机厂之一，有职工近两万人，拥有从科研设计、炼钢、铸造、锻造、焊接、热处理、机械加工，直至发运的成套生产能力。今年我厂开始全面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后，各分厂、公司正逐步成为自负盈亏的独立经营者，大企业的活力得到了增进。今年上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54.4％；销售额增长28.6％；利税增长24％。
搞活大企业难度很大，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搞好内部改革，以保证承包经营的实施和发展，另一方面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继续创造外部条件：
一、价格体系需早日理顺。现在价格体系搞双轨制，对企业影响很大。钢材、矿石、电力、重油等原材料、能源价格放开后，价格成倍上涨；而我厂产品是国家指令性产品，价格是指令性价格，不能变。高进不能高出，企业难以消化。
二、物资市场应尽快形成。现在原材料搞的也是双轨制，一部分国家分配，一部分自己去找。我们承担的指令性计划，原材料分配部分只能保证30％左右，70％要自己去找，但又没有市场，需要的原材料到何处去买？听说国家明年要进行物资体制改革，即使形成物资市场，我们也有个担心，很多原材料需求量很大，供给量太少，国家如果调控得不好，会给企业增加更大的困难。
三、资金微薄，企业难以自我改造和发展。我厂建成近30年了，设备更新改造任务很重。近几年我们在热加工方面引进了技术，“七五”期间还要对冷加工进行配套改造，资金很紧张。承包经营应实行“两保一挂”，可我厂现在只有一保，就是保上交税利，定的增长比例是每年递增9％，这在重机行业是很高的，而技术改造却排不上队。
四、企业办社会负担过重，来自四面八方的摊派太多。凡是大企业都是“小社会”，现在“小社会”越办越大。除解决住房外，还要办学校，办医院，办公安局，办法庭，办交通警。办这些事业都是靠挤占国家利润。若工厂不办这些，效益肯定会高。还有摊派，现在普遍将滥摊派美其名曰“合理摊派”，企业成了各级政府和诸多单位的“金库”，这样下去如何得了！我们希望对摊派要搞个法律，不能随心所欲，要什么钱就得给什么钱。
五、政府各职能部门要配套改革。现在改革的步调很不一致，两种体制的矛盾在企业表现得较为突出。有的部门在改，有的部门没改，有的部门又在收紧。象劳动、计划、财政、税收、物资、物价、金融、投资、工资等等部门，因改革中章程不协调，在企业里经常互相“打架”。我们建议，在新体制取代旧体制之前，政府应成立一个协调部门，在政府各职能部门相互“打架”时帮助协调，给企业排忧解难。
六、应给大企业对外经营权，赋予企业直接谈判、签约、结汇的权力，使企业的产品有条件打入国际市场。现在我们有些产品可以进入国际市场，却因外贸体制问题难以冲出“国门”。
如果在上述这些方面国家能给企业创造必要的条件，加上企业内部配套改革，搞活大企业是完全可能的，大企业的优势就会发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