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解放前上海党和工人运动卓越的活动家
——纪念刘长胜同志逝世二十周年
王尧山 张承宗 张祺
（一）
1987年是解放前的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的40周年，也是当时的上海局副书记、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工人运动长期的杰出组织者和领导者刘长胜同志逝世20周年。解放前后很多和刘长胜同志一起工作过或者接触过的同志，都经常怀念他。逢到他逝世20周年，特别是目前正在征集上海地下斗争党史资料的时候，就越加深切地怀念他。
1947年党中央决定成立上海局，统一领导上海和原南方局负责的长江流域、西南各省以及北平、天津一部分党的工作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已陷入全民的包围之中，在解放战争的战场外，又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现了反对蒋介石政府的学生运动和整个人民运动高潮的第二条战线。上海局工作重点是上海和南京。刘晓同志任上海局书记，刘长胜同志任副书记。上海局成立后，刘长胜同志协助刘晓同志进一步开展反美反蒋的群众运动，发展和壮大党的组织和力量，并在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斗争中进行了深入的、艰苦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正如中共中央指出的：特别是在解放前夕，刘长胜同志领导上海工人、学生和爱国人士的护厂、护校的斗争，为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阴谋毁灭上海的罪恶计划，配合我军解放上海，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今天，回忆刘长胜同志为党、为工人阶级、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光荣事迹和优良品质，对教育后人、特别是青年一代，具有现实的重要的意义。
刘长胜同志第一次到上海是在1937年9月，他受党中央派遣从陕甘宁边区来协助先期到达的刘晓同志领导重建和发展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特别是开辟工人运动的工作。他来到上海后，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战胜利后的反美反蒋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结合上海大城市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正确执行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放手发动群众，采取了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策略，开展了稳扎稳打，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
1942年，由于上海在日伪统治下环境日益险恶，刘长胜同志奉命撤退到淮南解放区。当年秋，他到达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所在地，后担任华中局城市工作部长，负责江苏省，包括上海、南京等地区的地下斗争。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刘长胜同志立即从解放区回到上海，担任上海市委书记。为了配合新四军，里应外合，进攻上海，华中局还任命刘长胜同志为上海市市长。后来由于形势发生变化，中央改变了进攻上海的决定。从此，刘长胜同志就留在上海，一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
抗战胜利后，作为上海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刘长胜同志协助刘晓同志出色地领导了上海局系统的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等一系列的斗争，开辟了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二条战线。他直接领导了1946年6月23日上海有5万人参加的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群众运动。在1947年5月，蒋管区广泛发展的反内战、反饥饿的群众斗争中，他巧妙地、灵活地、沉着地把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结合起来，使之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大大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和团结斗争的意志，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49年春，当解放大军胜利地向长江进军时，刘长胜同志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和上海局的决定，领导工人、学生、教员、郊区和各界爱国民主力量，广泛深入地开展了保护工厂、学校、机关，反对国民党破坏、搬迁的斗争。为配合人民解放军顺利地解放上海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二）
刘长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是党的坚强战士。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忠心耿耿，数十年如一日。他于1903年生在山东海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岁就背井离乡到苏联海参崴谋生。1924年他在苏联参加了共青团，1927年加入联共（布），后转为中共党员。1935年他在莫斯科奉命携带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通报的密电码回国。他不辞艰危辛劳，英勇机智，经过一年多的辗转跋涉，于1936年5月到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将密电码交给周恩来同志，胜利地完成了任务。1937年，他又受中共中央委派来到上海。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由于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和打击，仅仅保存了很少的骨干力量。在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的热潮中，他根据中央的方针，正确分析形势，在放手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发展党的力量。他指出，我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广泛深入开展，已经涌现出大批靠拢党的积极分子。他要求大家根据这个有利形势，积极开展工作，将更多的革命群众团结到党的周围，将具备党员条件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
刘长胜同志善于在领导群众革命斗争中发展党的力量，加强党的建设。他大胆泼辣，又稳健机警；能攻善守。在政治环境十分恶劣的时候，注意保存力量，采取迂回的、合法的、隐蔽的斗争方法，以巩固和积蓄力量；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发动群众，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并在斗争的基础上发展党的力量。如在日本占领上海时期，把党的力量分散隐蔽，贯彻执行勤学勤业交朋友的方针。抗战胜利后，他及时抓住时机，在争取和平民主，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以及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和美军在华暴行等一系列波澜壮阔的群众斗争中发展和壮大党的力量。解放前上海公用事业、百货业、机器业、纺织业几大民主堡垒的党组织，英勇善战，是明显的例证。
刘长胜同志在发展党组织的工作中，指出应在重点企业、重点部门及重要岗位的技术工人、老工人中发展党，使党的堡垒建设在“国营”工厂、和国计民生有密切关系的部门中。他刚到上海时，就指出工厂里党的基础太弱。许多重要工厂企业里还没有党的力量，应该不失时机地大力发展党员，同时又必须注意质量，经过严格的个别审查，入党后还要加强教育。1938年5月份即在工人中发展了70多名党员，到1941年底已发展到近千名，其中有200名支援或撤退到解放区。他在白区的艰险环境下，不仅注重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培养干部，还强调在理论学习和总结工作中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和工作水平。在领导江苏省委和上海局期间，他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有计划地组织地下党干部到根据地去学习，并参加上海局在香港举办的学习班总结斗争经验，使党的干部能够得到系统的教育和提高。
刘长胜同志十分重视职员和店员工作，并把它在整个职工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亲自领导过职委，并使职员和工人运动融合为一体。他一方面重视组织产业工人，特别是其中的老工人、技术工人；另一方面又重视中、上层的职员工作，如银行、洋行、海关、邮局、电讯、科技工作者、工程师等，因为他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在上海局和刘长胜同志具体领导下，职工运动得到了很大发展，开创了上海职工运动的新局面，积累了职工运动的新经验，党的基础也扩大了。职员和工人中的党员约占全市党员的三分之二，成为上海地下党最大的基础，这对于解放上海、接管上海起了很大的作用。（三）
作为一个久经锻炼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刘长胜同志的身上，体现了党的许多好传统、好作风。他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大公无私，严格按德才的标准。他注意培养职工干部，输送优秀的职工干部给解放区。他提拔能够打开新局面（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个地区）、德才俱备的干部。他是个工人干部，但不搞唯成份论。相反，他注意培养非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让他们在实践中考验锻炼成长。他重视党员专家、积极分子，也注意团结非党专家和知识分子，而且还注意运用他们的社会关系，开展必要的工作。他不搞论资排辈，不是资格越老越要提拔，使得一批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经过实际工作，在开拓前进中有成绩的干部，能够担负各方面的责任，帮助他们更好地成长，促使工作蒸蒸日上。
他坚持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左”倾空谈，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华而不实。他对干部不是看他表面高谈阔论，而是听其言、观其行，工作讲求实际效果。对上海职工运动，他曾亲自作调查研究，了解抗战后上海职工的生活、政治、思想各方面的情况，了解各行各业的经济、生产情况的变化。解放战争时期，他又要求每个支部、每个党员，要对本单位包括敌我友的情况，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做全面地调查研究，写成文字资料。这些丰富翔实的资料，为以后接管上海做了充分的准备。
刘长胜同志在苏联入党，在苏联生活、工作、学习过较长时间，但他从不照抄照搬苏联工人运动的经验。他亲自撰写了好多篇如《谈谈苏联职工会》等介绍苏联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文章，使搞工人运动的党员干部开阔视野。但他更注重的是对中国、上海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他不仅身体力行，而且教育党内同志一定要花大力气到实际中去，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了解各行各业的历史和现状，对各个阶级、阶层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以便切合实际地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工人运动。1938年10月，他根据党中央的布置，亲自组织党内同志编写了上海22个产业及职工运动的历史调查和现状分析，经过汇合整理出版了《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一书。在党内倡导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和学风。这本书不仅对当时的工人运动有实际指导意义，对从事工人运动的新干部新党员是一份很好的教材，在今天来说，也是研究当时工人运动的一份宝贵历史资料。
刘长胜同志善于和党外人士交朋友。抗战时期，上海有位药厂老板胡先生到解放区参观，刘长胜同志热情接待，做深入细致、不拘形式的工作。这位老板以后就给解放区运送医药器材，并送女儿参加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刘长胜同志又和一位国民党国防部少将军官交了好朋友，那位少将参议以后用自己的住宅掩护我党负责同志和机要人员，并将国民党沿长江的布防图送给我党，为党为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很多重要情报，以后他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凡是和刘长胜同志接近的干部，都感觉他和蔼可亲。他虽是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中央委员，老党员、老工人，但与干部相处如同亲友，从不摆出一副领导者的“架子”，并富有人情味。他一生始终保持着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真诚热情，深入群众，同干部群众打成一片。他严以律己，真诚待人。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党员干部都深深体会到他是既严肃认真，又宽厚亲切，使人感到他既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领导人，又是热情相待、亲密无间的同志。在敌伪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期间，为了取得社会上公开活动的地位，他先后以烟号、米号老板的身份进行掩护。为了应付环境，他常常西装革履或长衫大褂，一副经理气派。但他自奉甚俭，日常生活一直非常俭朴节约，爱惜党的每一分钱的经费。他也要求党员在艰苦的生活和斗争中，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全心全意为党工作，关心群众，为群众谋利益。但他对党员的实际困难十分体贴关心，在可能范围内给以帮助。每年春节，他总是要派交通员到青浦的陈云同志家和浦东的张闻天同志家进行慰问。留在解放区的交通员和在城工部工作的党员干部，他们在上海的家属生活上有困难时，他总是主动关心，拨出款项，给以补助。当有同志被捕时，他在千方百计进行营救的同时，总是非常认真周到地关心安排好他们家属的安全，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刘长胜同志这种以身作则，热忱待人的作风，使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志都深深感到组织上的关怀和温暖。
刘长胜同志离开我们20年了。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他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崇高品德，他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都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永远是启迪后人的光辉榜样和精神财富。当前，在深入进行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坚持改革、开放、搞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当十分珍惜并大大发扬刘长胜同志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让他的光辉楷模不断激励我们前进！（附图片）
广州起义发生于1927年12月11日，是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等同志领导的。图为广州起义时张贴过的标语。 新华社记者摄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纪念陈昌、夏明翰老师
宋任穷
回首往事，常常想起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陈昌、夏明翰两位烈士。
记得是1922年，当时我13岁，因为家境贫寒，依靠过继胞兄的资助，考入了湖南浏阳县西乡金江高级小学。就是在这所学校里，受到了陈昌、夏明翰等老师的革命启蒙教育。60多年过去了，我始终怀念着这两位对我走上革命道路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革命先驱，他们的风华笑貌，至今依旧萦绕心际，光彩照人。
陈昌，又名陈章、陈昌甫，早年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与毛泽东同学。后加入湖南新民学会，成为骨干成员。陈昌和毛泽东交往甚密，在一起时是朝夕相处；分别时则常有书信来往。当新民学会组织进步青年赴国外勤工俭学时，陈昌亦有出国愿望，毛泽东、蔡和森等考虑国内的需要，希望他留在湖南，以学校为阵地，为革命培养人才。1921年，陈昌应邀来到金江高小任训育主任，辅助进步人士黄甫笙校长治校。
夏明翰1920年结识毛泽东，参加了毛泽东等创立的俄罗斯研究会，后成为毛泽东等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的第一批学员。经陈昌建议，从自修大学抽调一部分人到金江高小任教。夏明翰于1921年也来到金江高小。
陈昌、夏明翰老师知识渊博，口才雄辩。上课时，结合课文向学生历数帝国主义列强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侵略我国，欺凌和压迫我国人民的种种罪行，从中日甲午战争、中俄瑗珲条约、八国联军侵略我国、日本强迫签订21条，用炮舰政策迫使我割地赔款，强行设立租界，一直讲到军阀政府、贪官污吏的腐败无能。还给学生讲“五一”节的来历和意义，讲八小时工作时，讲工人要同农民联合起来推翻压迫阶级。陈、夏两位老师的授课，事实摆得充分，道理讲得透彻，感情色彩丰富；很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他们的出色的讲解，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在我们年幼的心灵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燃起了革命的火花。我们开始懂得了中国要摆脱贫困，不受侵略者的欺侮，独立富强起来，必须唤起民众，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在陈昌等老师带领下，我们全校师生还曾到附近的普迹镇游行示威，高呼反帝的口号。
陈昌、夏明翰老师痛恨旧教育之种种弊端，大胆进行改革。陈昌曾在学校的年会上发表试行教育改革的演说，受到热烈欢迎。在陈昌等老师的倡议下，学校在师生必经之处挂了一块写着《劳工神圣》4个大字的匾额，并将10多亩校田改为农场，组织师生劳动，带领师生改造学校的环境，将周围的一块荒地开辟成环校马路。陈昌自编了一首修路歌，大家边劳动边唱。据我的记忆，歌词是：“修我们的马路，贯彻我们的精神，怕什么寒和暑，雨和风。拿起我们的锄头、铲子，快来做工。怕什么高和低，土和石。凡阻碍我们的，就要把它铲平！大家起来，做一个真正的劳工。”改革所及，以至衣着，学校提倡不着长袍马褂，改穿布料短衫。
陈昌、夏明翰等老师讲课采用启发式，循循善诱，深入浅出，很受学生欢迎。作文常常在老师的启发下由学生自己选题，老师把不少比较好的作文张贴出来，作为学生自我教育和互相启发的一种形式。我的一篇作文是写打倒省长赵恒惕的，文中控诉了反动省长的罪恶，发出了打倒赵恒惕的呼声。老师对这篇作文表示赞赏，便也张贴出来。
陈昌活跃开朗，夏明翰深沉凝重，尽管性格迥异，但对学生都怀有真挚的感情、殷切的期望，并经常深入到学生中间，讲学问，议形势，同大家打成一片。他们积极组织学生参加文娱体育活动，组织赛球，教双簧、小魔术等，还导演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文明戏，寓革命宣传于娱乐之中。
陈昌、夏明翰等进行教育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创办金江高等女子职业学校。在封建势力控制下的当时，浏阳各校都不招收女生，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实际上也被剥夺了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利。在陈昌、夏明翰等倡议下，金江高小决定创办一所高等女子职业学校。毛泽东竭力支持这件事，特派夏明翰的姐姐、在自修大学任教的夏明森出任女校校长，除专业教师外，其他教师多由金江高小教师兼任。此举遇到的阻力，是可以想见的。陈、夏等力排种种非议，冲破重重障碍，终于使这所学校于1922年秋宣布开学。无疑，这是湖南妇女运动史和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在金江高小的带动下，浏阳大部分学校都开始招收女生，使不少妇女有机会通过学习走上社会，参加各项社会活动。
陈昌、夏明翰老师虽然没有留下系统的教育理论著作，但他们的教育主张和实践，表明他们是我国教育改革的先导者。他们的改革措施，不仅在当时具有巨大的进步作用，至今仍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并从中受到启迪。
金江高小的教员中，除陈昌、夏明翰外，还有陈作为、潘介棠、陈清河、傅昌钰等，他们都为传播革命思想和进行教育改革做了大量工作。该校是浏阳西乡3个区唯一的高级小学，也是浏阳进步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被誉为革命的摇篮。陈昌、夏明翰等老师热情澎湃，诲人不倦，而且身体力行。在他们的教育和影响下，学生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不少人思想得到升腾，向往革命。在大革命时期，有一批毕业于金江高小的学生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陈昌的两个弟弟陈安古和陈安怀就是我在金江高小的同学，后来都加入了共产党，并为我们壮丽的事业献出了生命：一个是在马日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一个是在广东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牺牲。另一位同学宋伯修，后考入广东国民革命军校为入伍生，亦在革命战争中牺牲。我的入团介绍人熊振华也是金江高小的学生。
金江高小的革命倾向和广泛影响，使浏阳反动当局十分恐惧，1924年威逼黄甫笙校长辞职，迫使陈昌、夏明翰等离校，委派思想反动的邱培均任校长，学校的进步力量受到很大的打击。一所迈进在康庄大道上的生机勃勃的学校，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的烟雾里。进步师生纷纷提出抗议，当局仍顽固坚持他们的反动行径。
1925年，我在金江高小毕业，因无力升学，找工作一时又茫无头绪，有半年时间在家里闲住。1926年，到当地一所小学任教。其间，熊振华同志介绍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便一边教书，一边从事农民运动。当被选为区农民协会委员长以后，便离开教育岗位，专门从事农民运动了。此时，我才知道陈昌、夏明翰两位老师都是我党建党初期的党员。后来又惊悉两位老师先后于1928年和1930年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时年，陈昌36岁，夏明翰仅28岁。夏明翰在刑场上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至今仍广为人们传诵。陈昌被捕后表现也十分英勇，在法庭上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义正词严地怒斥国民党反动派，在绑赴刑场时沿途演讲，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推翻反动统治，就义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烈士牺牲时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充分表现出他们为祖国、为人民、为共产主义伟大目标英勇献身的崇高思想境界。
1950年七届三中全会期间，有一次我在毛主席处谈起陈昌、夏明翰，说他们是我在金江高小的老师。毛主席对陈、夏的评价很高。特别称赞陈昌是一位杰出的宣传鼓动家。毛主席曾收到过陈昌女儿的来信，并曾亲笔回书，勉励她们进步并照顾好母亲，还汇去300元以作生活补助。可见，毛主席对陈昌烈士的革命情谊是很深的。
回忆起两位烈士的生平，心情激动不已。20年代初的往事，至今犹历历在目。烈士的一生是短暂的，然而他们的离世，就象长空陨落的星辰，那刹那间放出的耀眼的光辉，永远留在人间，留在人们的心里。
198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