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长风破浪会有时
蒋元明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太白诗人感叹的是人生道路的艰难。
其实，又何止是一个人呢。如今，单是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面临着“行路难”的问题，因此，或先或后，实行改革，探索前进。长期以“老大”自居的，也在厉行改革。
1986年的这个时候，从另一个世界——美国传来消息：美国《时代》周刊评选1985年最突出的人物作为该刊的封面人物，被提名的有包括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美国总统里根等在内的著名人物，最后中选的则是中国的邓小平。接着，邓小平又被总部设在美国的“千年盛世协会”评选为1985年世界十位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不论国外是杂志还是协会，他们自有他们的评选标准，我们且不去详细评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邓小平的中选，是他在中国的改革中所具有的影响起了作用。
中国的改革，引起世界的关注，舆论不一律。有说是对社会主义“模式”突破的，有说是“已冲击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的。美国小说家戈尔·维达尔在伦敦发表演说，断言“太阳已在我们西方下落，再次从东方升了起来”，等等。
然而，在中国倒是冷静得多了。有不少人不满足，认为不如人意的地方太多了，失误的地方也不少。不满之声，牢骚之声，甚至“骂娘”之声也能听到。奇怪吗？不奇怪。已不是大跃进“放卫星”的年代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十亿人口，几年工夫就要使人人如意，事事如愿，那是不现实的。何况，没有不满之声，没有“骂娘”的地方，还用得着改革，用得着前进吗？“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这是鲁迅的名言。一个民族，如果总是知足长乐，平和中庸，是不会有希望的。
只是有人怀疑了：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到头来还要改，还要革，是不是走这条路有问题，或者说本不该走这条路？
几十年算什么！哪一个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不是搞了几十年？搞了快七十年的苏联，如今不是也在大喊改革吗？！
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算什么！资本主义搞了几百年又怎么样？美国，不是有的人心目中最理想、最发达的“民主、自由”的王国吗，它又怎么样？远的且不去说，就说近的。里根连任两届总统，从舆论机器所显示的图象看，颇有点“民族英雄”的派头。也就是他，前几年挨了黑枪差点丧命不算，目前又被类似“水门事件”的事件搅得坐卧不安！被誉为有“回天之术”的美国著名企业家李·亚柯卡，许多人催促他竞选下届总统，“一个好莱坞明星可以当两任总统，当过两个大汽车公司的总经理的亚柯卡为什么不可一试呢？”一个总统比起一个总经理，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当然更有诱惑力。但据路透社1986年12月28日透露，现任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董事长的亚柯卡，不打算作1988年的总统候选人。因为，“他预言美国经济有许多导致严重麻烦的因素，要是他当总统，他也不知道如何对付这种麻烦。”
这真是：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走资本主义的路——前人经过近百年的努力，花了无数的鲜血和生命告诉我们：此路不通！模仿别人搞社会主义——多少年的挫折和教训告诉我们：此路也不通！
走自己的路，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尽管是一条布满艰险、曲折的路，一条需要开拓、探索的路，但却是一条生存之路，发展之路，繁荣昌盛的康庄大道！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太白尚且不悲观，我们自然应当更加乐观。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坛风景线
于不静中求静
——访“静虚村”主贾平凹
刘梦岚
“静虚村”，乃贾平凹的书斋号。听说他崇尚老庄，追求静虚玄远，遂以“静虚”名其书斋。
我想，这“静虚村”定是个偏僻、幽静的去处，不想它却坐落在西安的闹市中心。这是最普通的居民楼里的一间小屋，约有七八平米，窗子临街，不时传来汽车喇叭声和小贩的叫卖声。我问贾平凹，“静虚村”的来历是否真与老庄有关？他笑道：
“我刚从山里搬到西安时，住城北方新村，地方虽小，却很安静，我就起名‘静虚村’。静是心静；虚是心宽，包容要大。哪里想到什么老庄？后来有人偏要那么解释，也只好随他去了。搬到这里后，还是叫‘静虚村’。”
正是在“静虚村”里，贾平凹写了大量的作品。目前已发表的作品有四百多万字，已经和即将出版的各种集子共有二十一部，他的作品曾多次获奖。贾平凹出了名，头上也多了几个“官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陕西省作协分会副主席、西安市文联副主席、商洛地区文化局副局长等。小小“静虚村”变得不静了，经常人来客往，高朋满座。
可贾平凹却不喜欢这种“热闹”。他说他自小好静。他的许多清丽优美的散文，都是他静观自然之所得。他多次远离闹市，回到商山，静观、静忆商州的风土人情，写出了《商州初录》、《商州又录》等作品，使人们从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听到了新世纪现代文明的脚步声。
“现在杂事多，来往的人也多”，贾平凹有些无可奈何地说，“有人从外地来，打电报要我去接。一看我是骑自行车去的，直笑我迂。他们还以为我有小汽车呢！客人要走，我又得排队或托人买票。我也是普通的人……”
“这么乱，你怎么还写了那么多东西？”我问。
“乱中求静。环境乱，但心要静。”他答。
去年，他在不静的“静虚村”中，完成了一部以商州为背景、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三十三万字的长篇小说《浮躁》，还写了一个中篇、两个短篇及不少的散文、随笔。
写完长篇，他因患肝炎住进了医院。出院后，他仍是每天开会、学习、读书、写作，忙个不停。但他还是打算离开闹市，再回山里过一阵真正“心静”的日子。
记得有位作家说过：“一个热衷利禄、心气浮躁的人是不能接近自然，也不能接近生活的。”巧的是，我在“静虚村”里，看到了贾平凹写在与妻女合影上的几行题记，仿佛正是这句话的印证：“……为人为文，作夫作妇，绝权欲，弃浮华，归其天籁，必怡然平和，家窠平和，则处烦嚣尘世而自立也。”
第8版(副刊)
专栏：
书林记幸
柯 灵
《柯灵散文选》初版问世，约莫一年光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季涤尘同志就通知我，可以考虑重印了。为了表达我的喜悦，我和他相约，要写个再版前言。但这事一晃就拖了两年，原因是我莫明其妙地忙，又遇到了出版事业的低潮，出书难，卖书难，说也奇怪，同时又是买书难。
近年来我每一浏览图书室，面对书架林立，册籍成行，心里总是不觉升起一种压迫感。那么多的书，那么多知名不知名的作者和作品！我辛苦经营的结果，在这无穷无尽的书阵里，是否能占一席地，博得几许读者垂青，而又能免于与昙花齐寿？我感到肃然悚然而又怅然。
曾有报刊向我提问：你为什么要写作？我没有应征，因为无由置答。对我来说，这比数学测验题还难，而且我以为动机和效果并非总是一致的。有些气壮山河的答案，我也不大相信。我少年落拓，偶然涉足文场，好比“误闯白虎堂”，并没有清醒和庄严的自我意识。倒过来检阅一下我的全部作品，也许可以清理出一些线索；但是，值得这样郑重其事吗？我常想，创作很象母亲生孩子，从怀孕到临盆，既幸福，又痛苦。这是一件很自然，也很庄严的事，不是游戏人间。至于诞生的是不是宁馨儿，前途是祸是福，为贤为不肖，多半由不得母亲作主。我曾经拜访一位朋友的母亲，她已过八十高龄，我的朋友也已年近花甲。她絮絮叨叨，谈她儿子少时的种种琐事，如醉如痴，活象一位作家在阐述自己的得意作，因为她的儿子在事业上有了成就。但人世有多少母亲，为儿女偃蹇的命运锥心泣血，老泪纵横！更不用说那种祸从笔出，变生不测的悲剧了。
感谢上帝，《散文选》是个幸运儿。它生逢其会，得以顺利降生，免了过分的阵痛，乍涉人海，又不期而获得读者错爱，朋辈谬许，有的还不惜口角春风，写了评介文章，给以温暖的嘘拂；直至最近，还有读者因为买不到这本小书而表示遗憾。这使我不能不感到欣幸和感激，觉得必须再版时有所表白。这话说得很有些小家子气，但我不想掩饰真情，故作矜持，更无法忘却纠缠了我大半生的文字灾难。我想起《围城》序言中的一句话：“大不了一本书，还不值得这样精巧地不老实。”这又有点攀比不当之嫌了，——随它去吧。
再版中除了改正几处误植和笔误，内容一仍其旧。只是《伟大的寂寞》一文，我偶然对照祖本，发现有不少改动，主要是删节了如下的两小段：
“有谁曾经身受这种寂寞，而且自甘于寂寞的吗？如果有，那么他对于人生，一定可以以他沉潜的生命的光辉，给我们更深澈的见解。
从殡仪馆出来，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幅幻景：万里平沙，一天黄云，有一个单身的过客，挺直身腰，踏着坚实的脚步，悠然向远方走去，终于杳杳茫茫的在天边隐没。”
略一回顾，就想起来，这是我在编《遥夜集》对自己动的手术，其时间是五十年代中期。根据当时的气候，这种描写自然显得调子过于低沉，因此我很“自觉”地实行刮骨疗毒。现在坠绪重拾，恢复旧观，却并非敝帚自珍，舍不得割弃，而是想为时代的变化留下一些印记，并祝愿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麻烦。
在“史边剪影”一辑中，增补了一篇《如果上海写自传》。这是《上海画报》约写的应时文章，我期待也能邀读者的一顾。（本文是《柯灵散文选》的再版前言）
第8版(副刊)
专栏：文苑轶话
鲁迅珍藏的一张条幅
——关于弘一法师题字真迹
杨燕丽
鲁迅为中外友人题字颇多，由于有印刷品作媒介，其中不少流传甚广。可是鲁迅收藏的名人字画往往鲜为人知，弘一法师的题字即其中之一。
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的鲁迅遗物中，有一宽六十八点六厘米，高二十六点二厘米的白色宣纸条幅，正中横书苍劲有力的“戒定慧”三字，左边竖写了两行小字：“支那沙门昙昉书”。下方一枚红色印章“弘一”，右上方系坐佛印章一枚。整个条幅布局协调、严整。
条幅上签属的“昙昉”，即我国早期话剧活动家、艺术教育家和佛学家李叔同先生。李叔同（1880——1942），名文涛，别号息霜，浙江平湖人。1918年三十九岁在杭州虎跑寺削发为僧。出家前，擅长书画篆刻，工诗词。1905年——1911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学习西洋绘画和音乐，为中国话剧先驱。并是中国最早研究西洋绘画音乐之一人。归国后，先后任浙江两级师范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绘画音乐教师，对中国早期的艺术教育进行了大量的启蒙工作。出家后修行净土，弘扬律宗，戒行精严，被佛门学子尊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在日本和南洋各地佛教界影响甚广。大师法名演音，号弘一，别号很多，常见的有一音，昙昉等十几个。
条幅上签属“支那沙门昙昉”。“支那”，指中国；“沙门”，是佛教名词。“昙昉”及印章上的“弘一”均系他的法号。条幅正中书写“戒定慧”，即佛教术语，此三者称为三学。戒者防身之恶，定者静心之散乱，慧者去惑证理也。
《鲁迅日记》1931年3月1日记载：“从内山君乞得弘一上人书一纸”，即指此幅。从简短几句的记载中，可以看出鲁迅极为敬仰大师的书法及才学，因而“乞得”珍藏之。
在鲁迅逝世五十周年之际，北京鲁迅博物馆文物珍品展览中展出了这幅真迹，使观众得以一睹风采。
第8版(副刊)
专栏：艺文谈片
名山与名人
毛书征
山东青岛境内的崂山，早已蜚声中外。崂山的出名，不光因为它山奇，水奇，花木奇，石头奇，风景秀丽，还与许多奇特的名人轶事和风物故事有很大关系。崂山素有“神宅仙窟”的美称。
近读一篇研究崂山轶事、民间故事的文章，才较详细地得知：“秦始皇登劳盛山，以望蓬莱。”“汉武帝太初四年，幸不其山，祀神于交门宫。”郑康成晚年曾在崂山讲学注经。李白游览过崂山，并写下了赞美崂山风光的佳句“我昔东海上，劳山餐紫霞。”全真教创始人之一邱长春，在崂山修道时留下了大量诗词刻石。蒲松龄久居崂山太清宫，在这里写出了《崂山道士》、《香玉》等小说佳作。清末革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也在太清宫的巨石上写下了讴歌崂山的长诗。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公平地说，这些历史名人为崂山的风光添了彩，崂山的风光也为这些历史名人增了色，两者相得益彰。这些历史名人来崂山的目的不一样，或为隐居，或为修道，或为著书立说，或为开阔视野，或为游山玩水，或为寻仙访药，当初都不曾想到借崂山之光留名于后世。秦始皇想求不死而死了，许多文人不求留名而留了名，这种历史和自然的辩证法不是很耐人寻味么？
第8版(副刊)
专栏：
怀素画像〔中国画〕 军 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