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改革成人教育 发展成人教育
——李鹏同志在全国成人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五日）
同志们：
这次全国成人教育工作会议总结了成人教育工作，交流了经验，会议开得是好的。原则上通过了《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考虑到成人教育还处在发展阶段，有许多问题还需要不断摸索，不断完善。因此，《决定》颁发后还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检验。
我现就全国成人教育工作讲三个问题。
一、关于成人教育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成人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整个教育事业来说，大体上可分为四大部分，即：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前三部分教育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输送后备力量的教育；而成人教育主要是对已经走上工农业生产岗位的劳动者和其他从业人员进行的教育。
成人教育的任务比较广泛。就当前来讲，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第一是岗位职务培训，即提高本职工作能力，这是成人教育的重点。第二是基础教育的补课。由于十年动乱，我国基础教育遭到很大破坏，相当多的走上岗位的职工，没有受完初中教育和必要的职业培训，需要“双补”。在农村，基础教育的补课，主要是扫除文盲和进行初等文化教育。今后，城市中基础教育的补课还不可忽视，农村中扫除文盲和初等文化教育的任务还很艰巨，尤其是妇女的扫盲任务。第三是成人高等教育（主要是大专）和中专教育，也就是学历教育。因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全日制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规模有限，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的高等学校，大体上只能从四名报考的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一名，还有三名不能被录取。他们要求学习的愿望迫切，国家也需要更多的专门人才。因此，我们要发展电视大学、函授、夜大学、职工大学、职工中专、农民中专等各类成人高、中等教育。这是培养中、高等专门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第四是新知识、新技能的继续教育。这种教育和岗位职务培训不完全一样。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即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需要不断补充新的知识。第五是社会文化和生活教育。这种教育属于满足人们精神和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内容十分广泛，形式多种多样，包括生活知识、科学知识、社会常识、理想道德教育等。这种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社会成员的知识，陶冶情操，树立高尚理想，提高道德水准，为生活服务，为社会服务，使人们的生活过得更美好、更愉快、更丰富多采。这种教育任务是一般学校教育完成不了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六五”期间，我国成人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有成人高等学校一千二百多所，中专学校四千多所，职工学校三万多所，县一级办的农民技术学校三千五百多所。有成人大专毕业生九十万，成人中专毕业生一百四十二万，扫除文盲一千五百多万。总之，在“六五”期间，我国成人教育事业无论在学校规模、学员数量以及教育质量等方面，都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发展呢？这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我国进入了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客观上需要多方面大量的人才。这种人才的需求单靠全日制学校是满足不了的。成人教育的发展，正是反映了四化建设的客观需要，反映了广大工人、农民、干部和其他劳动者进一步提高文化知识水平和技能的需要。在此期间，我们党提出了干部四化的要求，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更重要的是改革和开放，使我们更多地接触了世界各国的事物，感到不学习就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我们的国家正在逐步健全法制，一切要依法办事，这就要学习法律知识。我们的经营管理要由用行政办法管理过渡到更多地用经济办法管理，这就要学习运用经济杠杆的知识，学习按劳分配的知识，学习经济法的知识。农村经济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光靠政策还不够，农民要科学种田，科学致富，科学经商，科学发展乡镇企业等都迫切需要有文化科学知识。总之，“六五”期间成人教育的大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客观反映，是改革开放的需要，是实现干部四化的需要。特别要指出，成人教育所取得的成绩，是广大成人教育工作者和广大学员辛勤努力以及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社会各界人士对成人教育大力支持的结果。还有不少离退休的老同志也热心成人教育事业，付出了他们的心血。我们应向所有工作在成人教育战线上的广大教师、干部和一切热心成人教育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我国整个教育事业中，四大部分教育都同等重要。前三部分教育要等学员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经过一段实践，才能发挥作用；成人教育的作用能够直接提高劳动者和工作人员的素质，因而可以直接地提高经济效益和工作效率。现在，我国有不少产品质量不高，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在国际上也没有竞争能力，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缺乏科学的质量管理系统，更为重要的是工人的实际操作水平和工艺能力还有很大差距。企业的经济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产品质量。提高产品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提高工人的实际操作水平和工艺能力。第三产业的服务质量不高，也是由于很多从业人员未受过严格的包括职业道德在内的培训，因此，成人教育直接关系着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第三产业的服务质量。此外，通过成人教育，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也直接关系着政府机关的工作效率。还应看到，成人教育又是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它对于培养“四有”的人才，对于陶冶情操、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对于促进安定团结，形成好学上进的社会风气，都有着直接的作用。各级党委、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成人教育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一定要重视成人教育。
成人教育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在社会上，特别是在一部分领导同志中，对成人教育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够。成人教育工作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脱离本岗位本职工作需要，所学非所用，片面追求高学历文凭的现象。而岗位职务培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也还存在教育质量不高的问题，我们支持没有文凭的人去获得学历文凭，这种学习是有好处的。但是，不能单纯追求文凭。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成人教育在大发展中产生的问题。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总结经验，肯定成绩，解决存在的缺点和问题，进一步统一认识，坚持改革，使成人教育能够更加健康蓬勃地发展。
二、关于成人教育的指导方针
成人教育总的方针，一是要发展、二是要改革。通过改革，使成人教育更加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要改革不符合成人教育特点的做法，要理顺各种关系，保证质量，要为成人教育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具体讲有五条：
第一，成人教育应以提高本职工作能力为重点，提倡学用结合，按需施教，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这就要理顺学历教育与岗位职务培训的关系。我们重视学历教育，但我们更重视面向广大工人、农民、机关干部的岗位培训。要使他们通过学习，提高素质，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培训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特别是一事一训的培训班、进修班、研究班。学历教育也要同本职工作结合起来。
第二，要发挥各方面力量来办好成人教育。简单地说就是大家办，特别要发挥。
第三，成人教育的改革要同人事制度、工资制度、招工制度的改革配套进行。这几年来，我们对劳动人事工资制度已经进行了一些改革。如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了职务工资制度等。这些改革，已经成为推动成人教育发展的动力，起了良好的作用。对于目前存在的学用脱节的弊端，也应通过改革和完善劳动人事工资制度来加以解决。改革应着重引导职工安心于本职工作，努力提高专业技术水平，成为本岗本职的优秀劳动者。今后，对一些从事专业技术岗位工作的人员要发给合格证。象汽车司机、锅炉工、电工那样，对医师、教师、律师、会计师、工程师等等，都要考虑发合格证。这也是劳动制度的一种改革，与成人教育的改革相配套。发合格证是一个方向，但不要一轰而起，要成熟一个，实行一个。我们社会成员的大多数人要在第一线从事生产劳动，不能引导人们都去当干部，当工程师。国务院已确定实行工人技师制度。有关部门将对工人技师待遇作出相应的规定。这样就可以使工人有奔头，初级工向中级工发展，中级工向高级工发展，高级工中少数优秀的还能成为技师。
第四，要坚持以业余学习为主，鼓励自学，解决好工学矛盾。机关和企业都要定编定员，干部和工人参加学习应当以业余为主。使机关的工作、工厂的生产保持一个正常的秩序。我们要提倡业余自学。自学是很艰苦的，学校和企业都应为他们创造一定的学习条件，如实行学分制，可延长学习年限，考试前给一定复习时间，等等。
第五，采取各种各样的办学形式，利用各种各样的教学手段。既有长期学习，又有短期培训；既以业余学习为主，又有脱产、半脱产学习。这里，我特别要强调发展电化教学，即利用广播、电视、录像设备来发展成人教育。目前，卫星电视教育发展很快，今年地面站可发展到近一千个，这将为更多的人接受电视教育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今后，电大、函授等不仅招收成人，而且也要招收部分应届高中毕业生。当前培养目标要以专科为主，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为主。学生不包分配，择优录用。
三、关于会议中提出的几个问题
第一，体制问题。我们面临着政治体制的改革，要精简机构，减少工作人员，提高效率。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开一个会，强调某一项事业，就要求增加一个机构。国务院已发出通知，在面临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下，一般不增加机构，不增加编制。目前，有的省市有成人教育的独立机构，如成人教育局，有的省市虽无独立机构，但有一个处或一个办公室，这些机构目前要保留和加强。总的精神是，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要加强对成人教育的领导，要有一位教委或教育厅负责人主管，具体工作要有专人去办。
第二，经费问题。发展成人教育，当然需要一些经费。各地希望中央多拿一些钱。因为中央要办的事很多，财政能力有限，因此，只能要求各地方拿出一些钱发展成人教育。大家还建议提高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的比例，这也很难做到。因为企业情况不一样，比例提高了会影响产品成本的提高。大家还建议从企业发展基金中规定提取一定比例用于职工教育，我看做一些硬性的规定会对办成人教育积极性高的企业反而是一种限制，还妨碍企业的自主权。事实上，有远见的企业家是会拿出钱来办教育的，因为这是关系到提高企业素质的大事。否则，企业的生产不能得到发展，产品就不会有竞争力。我们一方面要提倡企业以实际措施来支持成人教育，一方面又要给他们自主权。同样，各地方、各县，为了提高企业职工和农民的素质，也应该拿出钱来支持成人教育。
第三，分工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各有关部门在管理成人教育工作方面要有个分工，以免政出多门。从中央一级看，国家教委是管教育的总口子，主要管方针政策以及协调各部门的工作，当前还要把好学历教育这一关。目前，国家教委还担负着审批成人高等学校的职责。我们要同心同德，团结奋斗，把成人教育进一步推向前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光明磊落 耿直刚强
——纪念阎红彦同志逝世二十周年
薄一波 陈锡联 贺晋年
阎红彦同志离开我们已整整二十年了。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指出：“阎红彦是个好同志。他在云南工作搞得不错。他为人正派，耿直刚强，若不是林彪、‘四人帮’迫害，他不会死。”
阎红彦同志1909年10月出生在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西北最早的清涧起义；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大队长，陕甘游击队大队长、总指挥，是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1931年，在山西省委领导下于吕梁山一带，基本上按照井冈山红军的路线、纲领和政治制度建立起游击队，贯彻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阎红彦同志起了重要作用。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后，在甘肃合水县与刘志丹同志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在陕北特委领导下，先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来为了坚持建立党绝对领导的武装，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一、二任总指挥是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曾任第三任总指挥。这期间，阎红彦到陕西省委汇报工作，带回了红四军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它象一盏明灯，照亮了游击队前进的道路，对部队的巩固和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使陕甘游击队在1932年5月间，经受住并克服了面临的南北分裂的危险。这和刘志丹、阎红彦以及游击队的大多数同志坚持正确的斗争方针是分不开的。1932年底，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省委负责人杜衡（后叛变）来到陕甘游击队，利用改编这支游击队为红二十六军的机会极力进行宗派活动，打击原来的领导干部，诬蔑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蛮横地撤销了子长、志丹等同志的领导职务，强令子长、红彦去上海临时中央“受训”；不久，由上海中央局派往北平，在北方局领导下做地下工作。
阎红彦同志转战陕北高原的主要历程，不仅说明他是一位英勇善战的指挥员，而且是具有清醒头脑的政治领导人。他还有个突出的优点是勇挑重担，知难而上。阎红彦参加冯玉祥部北口抗战失败后，1934年7月，上海中央局派他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向共产国际汇报华北和西北的情况。受命后，他从上海出发，渡渤海湾，越辽宁、吉林、黑龙江，闯过几十道封锁线，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经过千辛万苦，于10月份到达莫斯科，先后进入国际列宁学院和苏联红军大学学习。1935年4月，共产国际为了尽快恢复和我党中央的电讯联系，特派阎红彦和刘长胜同志带密电码回国。他为了承担这个艰巨的任务，废寝忘食，短期内学会了英文字母，把用英文字母编排的密电码背熟记在脑子里；由于提前动身，没能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4月下旬，便和刘长胜起程回国，进入新疆后，乔装富商，骑着骆驼，驮载俄罗斯毛毯和灯心绒，经伊犁、迪化（今乌鲁木齐）、兰州、宁夏、绥远（今内蒙古）到达北平。这时中央红军已胜利结束长征，阎红彦立即去陕北找党中央。12月，他在瓦窑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全凭记忆汇报了带回来的密电码。从此，我党中央又和共产国际取得了联系。他从苏联回到陕北，足足走了八个月，历经数不尽的艰难险阻，才光荣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1936年2月，阎红彦同志担任红军黄河游击师师长。党中央为了推动全国抗日运动，决定东征抗日，指定黄河游击师协助周恩来同志为东征军准备船只和物资，限期完成。由于地方军阀长期搜刮掠夺，陕北人穷地瘠。后勤准备工作困难很大，特别是阎锡山惧怕红军渡河，把全部船只抢到了河东，解决渡船成了头号难题。阎红彦接受任务后，发动清涧等地党和群众，日夜赶造渡船，还制作了一些羊皮筏子；同时领导游击师协助地方筹粮、筹款、做军鞋。后来，毛泽东同志谈到东征时曾说：“……东渡黄河的时候，渡船的解决，主要是靠阎红彦。阎红彦同志主动承担这个任务。他解决得很好，解决得很快，因此，能够顺利地完成东渡抗日救国的任务。”
东征时，黄河游击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阎红彦任军长，蔡树藩任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三十军改编为警备第三团，阎红彦任团长，隶属延安留守兵团，担任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任务。后警备三团、四团、炮兵团等合编为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文年生任旅长，阎红彦任政委。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高岗为实现其政治野心，伪造个人历史，对阎红彦同志施展了先拉后打，诬蔑陷害的手段。阎红彦光明磊落、耿直刚强的性格，在同高岗的斗争中更鲜明地表现出来，他直到“文革”受迫害而死，可以说一生中都做到了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坚持真理，不畏权势，而且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高岗为了把自己打扮成陕甘游击队的领袖，曾企图拉拢阎红彦证明他是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即党委会）的委员。高岗对阎红彦说：“陕北和红军根据地，就是子长（谢子长）、志丹（刘志丹）、你和我四人创建的嘛！”阎红彦同志看穿了高岗灵魂的肮脏，严正地对他说：“你不要把自己打扮成陕甘游击队的领袖，你的历史我清楚。”红彦同志指出，1932年春陕甘游击队成立时，高岗是陕西省委的“交通”，后来才当上游击队第三支队第二大队的政委；在临真镇战斗中，还当了火线上的逃兵。高岗恼羞成怒，利用他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职权，在西北高干会议上打击阎红彦同志。红彦坚持原则，没有屈服于高岗的权势，毫不妥协地和他进行了斗争。“七大”以后，阎红彦同志就高岗问题，向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反映了“几条意见”，并说：“高岗这个人品质不好，是个诡计多端的阴谋家，不可信赖，迟早要出问题，望中央注意。”并且要求中央把他的“意见”记录存档。1954年高岗事件发生以后，中央查阅了阎红彦同志的“几条意见”，证明他是正确的，是很有预见性的。
1946年9月，阎红彦同志调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在游击队和红三十军当指挥员的时候，经常带头打冲锋，到晋冀鲁豫野战军三纵队和以后到二野三兵团任副司令员、副政委期间，仍和过去一样，总是亲临前线，身先士卒。在山东定陶战役中，阎红彦同志参与指挥左集团三、七纵队，他亲自率领两个团楔入敌人的心脏，发挥我军夜战特长，猛打敌指挥部所在的天爷庙，敌人内外受击，乱了阵脚。这一仗全歼敌一万五千多人，活捉敌整编三师师长赵锡田。
1947年夏天，三纵队接晋冀鲁豫野战军刘、邓首长的指示，配合六纵队攻打豫北汤阴城。该城由混世魔王孙殿英任司令的暂编第三纵队守卫。这一仗因司令员生病住院，由阎红彦同志指挥。他在战前对部队作了深入的动员，大大提高了士气。进入战斗后，战士们个个奋勇争先，炸毁城墙，攀登云梯，攻破汤阴城，全歼守敌，活捉孙殿英。
在鲁西南战役中，三纵队协同二、六纵队攻打羊山集，又活捉了敌六十六师师长宋瑞柯。解放战争中三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最大战役之一的淮海战役打响了。1948年11月，在华东野战军围歼黄伯韬兵团的时候，蒋介石急令黄维兵团从华中增援徐州。23日，黄维兵团进入宿县西南的双堆集，被我中原野战军
（前身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包围，第二天我军发起总攻，三纵队和一纵队统归陈锡联指挥，前线指挥是阎红彦和刘长义。在华东野战军配合下，全线发起总攻，逐村推进，终于拔掉了敌人最后据点双堆集等数村，敌黄维十二兵团全军覆没，兵团司令黄维被三纵队七旅活捉，历时六十五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双堆集战役的胜利起了关键作用。在这场紧张激烈的战斗中，阎红彦同志由于过度操劳，突然白了一块头发，中原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同志开玩笑地说：“老阎头发白了一片，象伍子胥一样啦！没关系，以后还会变黑的。”
阎红彦同志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建国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始终坚持我党实事求是的传统，注重调查研究，善于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决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他在四川省工作期间，1958年秋，正是浮夸风盛行的时候，他听说温江地区某公社有块水稻田亩产三万多斤，便亲自去察看调查。原来这块所谓高产田，是把几十亩水稻并在一块田里估算出来的。他批评干部说：“这样搞高产，不是实事求是嘛！”他要求干部保持冷静头脑，产量一定要搞实在，千万不要人为地层层加码。
1959年10月，阎红彦同志调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到职后，他一方面派出多批调查组下去摸情况，自己也带头调查，一方面召开地、县干部会议，向干部指出“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命令风、特殊化风）的危害性。1960年在全省开展反对“五风”，刹住了“五风”。在他的主持下，云南省委制定了“照顾大局，服从稳定”的边疆工作方针，同时制定和贯彻了一系列适合边疆民族地区具体情况的政策。云南省经过通盘调整以后，出现了政治上安定，工农业生产迅速上升，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可喜景象。1966年，粮食总产量比1960年增加三成，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猪平均每户二点零一头，占全国第一位。人们称这个时期是云南的黄金时期。
象我党这样一位优秀的高级领导同志，自然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是格格不入的。“文革”一开始，对林彪接二连三的讲话，阎红彦同志说：“我怎么都听不进去。”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林彪、江青、陈伯达专门召集一部分高级干部，“揭发批判”邓小平。有人说在淮海战役中，邓小平动摇，要想撤退。阎红彦同志当即揭穿说：“淮海战役中，前委一直和三纵队在一起，我怎么不知道。”弄得江青、陈伯达狼狈不堪。1967年1月8日凌晨，陈伯达从北京给阎红彦同志打电话，对他和云南的“文革”横加指责。阎红彦同志几次要回话，都遭对方阻止；他气愤地质问陈伯达：“‘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就在这天五时左右，他离开了人世。
阎红彦同志出身贫农，小时只读过半年私塾，可是，艰苦、残酷的武装斗争环境，使他由一个勤务兵成长为一位卓越的军事指挥员；丰富的革命实践，使他从一个贫农的儿子成长为一位党的优秀高级干部。他光明磊落、耿直刚强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高尚的品性道德和优良的思想作风，赢得了干部和群众的一致称颂，他为全党树立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榜样，永远值得人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