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学呼唤着大家风
范古华
今天，文学现象千姿百态，艺术观念众说纷呈。现实主义面临着现代派艺术观念的大浪冲击。毫无疑义，现实主义文学艺术能经受这场冲击和洗礼。
我以为，当前我们对待现代派艺术观念的冲击有三种态度：一是却之门外，斥为异端，唯现实主义是文学艺术的金科玉律；二是盲目引进，全盘接收，别无选择，唯现代派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出路；三是对现代派艺术观念兼收并蓄，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用以发展、丰富、强壮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自身。在接受冲击和洗礼的过程中，要保持自己的谦恭与清醒。否则，面对大批新名词、新概念，便会时有恍惚，时有困惑，唯恐自己不称职，而没有看见“国王的新衣”。
因之，我觉得鲁迅的艺术观对我们今天文学的发展具有现实的启迪意义。
一是鲁迅倡导了文学的开放性。他身体力行，对一切优秀的外来文化取“拿来主义”。他是融东西方文化为一体的典范。他不是为我们拿来一大堆五花八门、七弯八拐、故作高深的新名词。
二是鲁迅倡导了文学的革命现实性。他痛斥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无视民众死活的“雅文学”，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象牙塔。可惜的是，当前我们的一些刊物、一些理论，正在把青年作者引向艺术的窄胡同。不提倡大家风范，而热衷于雕虫小技；不提倡笔走春秋，字滚雷霆，叱咤风云，而热衷于小花样、小摆设，乃至玩弄文字。一方面哀叹纯文学刊物销量大跌，一方面津津乐道远离生活，淡化生活，淡化时代。
三是鲁迅倡导了文学的历史使命感。他的如椽巨笔直捣阻碍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顽症——封建主义，提出医治、改造国民的灵魂。在我们湖南召开的一次长篇小说讨论会上，一位年轻的编辑曾问我：湖南的作家还在大谈历史使命感？还在对文学搞实用主义？我开玩笑回答：因为我们还是红尘中人，还要吃饭、穿衣，还有着深深的忧患意识：担心悲剧重演，苦难再来。
四是鲁迅倡导了文学的中国气派、中国风范，指出文学作品越具民族性，也就越具国际性。还是那位年轻的朋友问：人类已经进入太空时代，你们还搞“中国气派”？我曾经反问：不搞中国气派，难道搞虚无缥缈的“太空气派”？就算今后真的出现了文学的“太空气派”，也有一个归属问题：地球气派、火星气派、天王星气派等等。当然都是些友好的玩笑，一笑了之。
鲁迅逝世整整半个世纪了，鲁迅精神永在！他仍在启导着我们前进，不因大浪冲击而迷途，不因盲目吸收而步入歧路。试想，如果我们的文学艺术失去了中国气派、中国风范，搞成了跟西方现代派艺术别无二致，同出一辙，那么，不但会失掉中国的读者和观众，也就失去了世界各国的读者和观众。因为阅读、欣赏现代派艺术，是无须借助于中国的，它的原产地不在中国。
鲁迅是我们现代文学的一块丰碑，一座高山，一位巨人。但不是顶峰，不是模式。我们中青年作家，一代又一代，是踏着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等巨人所开辟的道路，面向未来，向着当代文学的辉煌殿堂进发的。
文学，呼唤着大家风范；文学，呼唤着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呼唤着产生伟大小说、杰出作家的日子早日到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雪野，寒冷而蕴含着春意
——看电视连续剧《雪野》
杜高
在新近播出的电视剧中，辽宁电视台录制的七集连续剧《雪野》，引起了广大观众的浓厚兴趣。这部电视剧描述了一个农村妇女的爱情故事。女主人公吴秋香的人生命运和心灵历程，吸引了万千观众的热情关注。留在观众心里的那一片无垠的雪野，寒冷而蕴含着春意；深印在雪野上的两行延伸到远方的车辙，伴和着浑厚深沉的歌声，把观众的联想引向中国农村的昨日和明天。
《雪野》以朴素的艺术风格，写实的艺术手法，洋溢着浓烈的乡土气息的村野情趣，把观众带进偏远的东北农村的真实环境中，让观众沉浸在现实生活的亲切感受里。
这部电视剧的主要成就，是它创造了吴秋香这样一个新的艺术典型。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国土上，多少年来，忍让、屈从、牺牲自我等等，一直被当作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甚至被赞为精神文明。于是，千万桩没有爱情的婚姻、千万个勉强结合的家庭，就这么合理合法地存在着；千万个妇女也就在这样的婚姻家庭中，黯淡地消磨着自己的青春，泯灭着自己的个性。吴秋香却是一个萌醒着个性意识的妇女，少女时代她接受了新文化的熏陶，对人生和爱情抱着幻想，但是在六十年代贫穷的生活中，两袋黄豆就使她成了齐来福的媳妇。来福虽然是一个憨厚的老实人，但是，他的呆滞、迟钝的性格和秋香的泼辣、爽朗、刚强的天性，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和这样一个男人过日子，秋香感到“憋屈”。但是包围着她的社会环境，却用封建道德的因袭教训，强迫她屈从于这个冷冰冰的没有情爱的婚姻，强迫她戴上“淑女贤妻”的假面做人。她过不了这种委屈求全的日子，她要追求自身的价值，追求美好、自由、舒心的生活。为了寻找一个对心思的男人，她不怕人们骂她“妖精”和“坏女人”，也要同命运进行抗争。最初，她把爱情的理想寄托在幼时的同学钟木匠身上，她的感情是热烈而纯真的。但当这位失去理智的青年决心用大车辗死齐来福的一刹那，秋香挥起的鞭子却是落在钟木匠的头上。这一鞭有力地表现了秋香的道德意识，表明她不是一个轻浮的女人，她追求的是真正的爱情。随后，她便坚决地和齐来福离了婚。她的第二次恋爱对象陈会计，由于轻信了秋香谋害亲夫的流言，表现出对婚事的犹豫，再一次使秋香的心灵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当陈会计悔悟后再向她求婚，遭到了她的坚决拒绝。她说：“别人委屈我，我不干，让我去委屈别人，我也做不出。”她认为真正的爱情不能有阴影。吴秋香在报上登出了征婚启事，但是她招来的却是一个市侩的欺骗。直到最后一集描写她在林大个子身上燃起了爱情的火焰时，她得到的是再一次的失望。电视剧在描写吴秋香的爱情追求时，虽然溶注了作者对她的同情和赞美，却没有让她离开现实生活的土壤。她不是一个十足现代化的女性，她的性格也充满着矛盾。千百年的封建文化，不能不在她的心理上留下影响。她经常忏悔自己的行为，她有时也认为自己做了不体面的事情，在重重的打击面前，她也有过灰心失望，在她刚强的性格后面，也藏着一颗脆弱的心。
这部电视剧充满了时代生活的新鲜气息，它把镜头对准生活的各个视角，深入到人物的心灵世界，反映农村的变革。吴秋香的爱情故事就是在农村经济改革的背景中展开的。吴秋香成为龙王镇数一数二的专业富户并不偶然，她的文化知识使她敏于接受新事物，离婚后的生活又进一步增强了她的自主意识，使她更加相信自己的创造才能。对吴秋香来说，摆脱贫穷的物质生活，争得经济上的独立地位，和实现爱情上的自由追求，是交织在一起的。她在事业上的成功，使得那些因为她离婚而歧视她的人们，也不得不对她另眼相看。电视剧用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描绘了吴秋香带着女儿在操办家禽饲养场时的活跃情绪、辛勤欢快的劳作，她的智慧、才干和她性格中的所有生气勃勃的因素，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吴秋香雇用她的前夫齐来福当饲养场的马车夫，来福坦诚地以雇工的身份参与和支持秋香的经营，是电视剧里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重要情节，它显示着经济的变革已经动摇了千百年来的偏见，引起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大改变。在旧式的人们眼中，这三个人是坐不到一张桌子前来的，今天却出现了一种平等、民主、互相尊重和体谅的新关系。在第五集中有这么一个无声的场面：三个人围坐在小炕桌边吃饭，看不见人物的面部表情，却看到三人手里的筷子在互相往碗里夹菜……观众感受到这三颗心都沉浸在人情的温暖里。
农村经济变革带来的人的精神解放，在齐来福的性格变化中得到了深刻的表现。齐来福这个农民形象，是这部电视剧的一个独特的创造，是耐人寻味的。有人会觉得他“窝囊”，他也确实有懦弱的一面，但他的内心有一种强烈的自尊，只不过他的自尊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现出来。他爱吴秋香，他看到这个婚姻无法继续维持时，他同意了离婚，不说一句怨恨的话，也不对秋香有任何要求。他在心里一直保持着对秋香的爱和关怀。农村生活的变革使他的心理情绪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接受了秋香的雇用，并且目睹了秋香的恋爱，他同情她的挫折。作为她的前夫，又难免有某种难言的苦楚，当女儿恳求他在家住一宿，他以“不让人说你妈闲话”来拒绝，他的感情是复杂的，处境也可说是尴尬的。电视剧在描绘他和秋香的关系时，他的形象带有更多的理想色彩，但确又使我们感到了新生活的强劲力量。
这部描写吴秋香爱情生活的电视剧，没有表现她的爱情的结局。它只给观众留下了一个任人想象的画面。但整部电视剧却向观众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经济改革正在引起人们心态的变化，这变化关联着人们的思想感情、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直到人的心灵。这变化正在冲击着我们这个古老的、因循守旧的民族。我想，这正是《雪野》这部电视剧向观众揭示的深刻道理，也是这部电视剧价值之所在。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大地和人民的咏叹调
——长篇小说《染血的土地》读后
蔡 葵
冯德英同志是小说家，也可以说是充满激情的抒情诗人，在他的小说中总是跳动着一颗拳拳的赤子之心。五十年代末他创作的《苦菜花》和《迎春花》，热情讴歌了胶东人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英勇卓绝的斗争。刚粉碎“四人帮”不久，他又以上下两集的《山菊花》，谱写了一曲三十年代胶东人民武装起义的赞歌。这“三花”多侧面地反映了解放前胶东人民的革命斗争。最近冯德英同志又出版了他的长篇新作《染血的土地》，这是与“三花”相衔接的、描写解放后社会生活的三部曲《大地与鲜花》的第一部。
历史的下一页往往沾印着上一页的油墨。“三花”的民族悲剧的结束，并不能给这块“染血的土地”立即铺满鲜花；相反许多方面的未能尽如人意，却依旧使人们发出沉重的叹息。这部小说通过杨家寨八路胡同三户烈军属的遭遇，描写了抗美援朝战争结束、肃反、合作化到反右斗争开始的社会面貌，映现了战乱频仍对现实生活的浓重投影。在美学风格上，它不是苍凉沉郁的悲怆奏鸣曲，也不是高昂激越的战斗进行曲，而是一种凝重激愤的生活咏叹调。
《染血的土地》通过反思历史来审视现实，寻找历史与现实的对应关系。小说通过老区人民的医疗条件，发出了“咱们的新国家，最先想到的应该是他们”的急切呼吁；通过老军属杨日顺两个儿子战后杳无音讯而蒙冤自尽的悲剧，提出了“革命战争胜利了，新中国诞生了，曾几何时，为这一切奋斗的人，倒落了个凄惨的下场！这责任由谁负呢”的尖锐问题；通过孤男怨女孙明光与大俊的爱恋，更发出了“难道死了的血淌在这地上还不够，还要让他们活着的亲人流泪洗干净吗？谁能对我说说，这都是怎么一回事啊”的悲怨呼喊。这一次比一次更为尖锐激烈的问题，不仅反复强化了作品的主题；而且在现实生活中描写历史的回声，较之单纯的反思或只是揭示现实，有着更为深广的内涵，有着一种历史的纵深感。
历史的反省意识固然也是一种批判的因素，但它往往不局限于对具体现象的批判上。小说虽然写到了当时的政治经济问题，写到胡风事件、肃反审干和整风反右等过程中越演越烈的“左”的思潮；但它并没有把一切仅仅归结为政治原因，而是在展现世情的危难和人生的多艰中，显示人们沉重的历史负载和这片土地本身的历史积淀，从而显示了作品新的力度。这种反省，不完全是批判，而更多是思索；不完全是“干预”生活，而更多是观照生活；不完全是宣判结果，而更多是对原因的寻求和感慨。这种审美情景的构筑，表现在作品的美学风貌上，形成一种富有炽热而深邃情思的咏叹调式的格局。
与作品的主题和风格相协调，《染血的土地》在人物刻画上，不仅注意人物性格的鲜明和突出，同时更把艺术的兴奋点置于各种人物不同的际遇和命运。因而那种豪迈的英雄行为少了，自然平实甚至带有某些瑕疵的普通人多了。小说的主人公、村支书杨日昌，一方面因当年叱咤风云而受人爱戴，一方面却又因娶资本家寡妇遭人白眼而困扰。可以相爱、已经相爱却不能相爱，难道还有比这更令人神伤的吗？老军属杨日顺的悲剧之所以惊心动魄，就在于已经献出了两个儿子的父亲，又在苦恋中含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然写得最成功的，还是书中的女性形象和她们的坎坷命运。杨日昌的女儿、乡卫生院院长玉冬，从小就“顺着墙根走道，谁都欺负她”，是善良、忠诚和奉献的化身。她年幼刚参军时，因被俘受优待而感激过伪军，因此就受到无辜的怀疑与审查。卫生队潘队长说她“心太善良，碰上的是好人，你会更好过；碰上的是歹人，你、你……”这象谶语一样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她的妹妹玉秋，是信奉“原则”不认爹妈的“霜人”。而她的所谓“原则”，其实与她赤诚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却相距十万八千里。难道这不也是一种悲剧吗？书中的大俊积极乐观，充满青春的活力，个性与玉冬明显不同，但她却真正是玉冬精神上的姊妹。她苦心热肠，命途多舛，却坚韧豁达，昂首前行。她的三次择婿，与其说是追求幸福，毋宁说是勇于作出奉献和牺牲，因而也就格外令人同情和崇敬。此外，那温婉多情而命运不济的蓉子，泼辣大胆、敢作敢当的“踹三脚”，以及劳动和说笑同样“勤快”的树礼媳妇，都以她们不同的音容笑貌和独特的命运，给人们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染血的土地》不回避现实的缺陷，不遗忘逝去的苦难，它所描绘的无疑有着浓重的悲剧色彩；但它同时更没有泯灭生活的信念，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因而这明丽阳光下的灰暗和阴影，就并不给人过分压抑沉重的感觉。这些都表现了作家对生活的思考和艺术的追求。
创作之所以被称为“创”作，就因为它是和创新联系在一起的。《染血的土地》正是站在八十年代的新高度来评价和表现五十年代的生活的。但它的某些方面似给人欠新的感觉，例如它以生活发展的自然程序、直缀式的传统方法结构作品，较少曲折变化。人、事之间的横向联系也比较平实。又由于着重写人的命运，有些性格内容和心理层次就不够丰富。但是它毕竟是一部优秀的作品。我相信“三花”和《大地与鲜花》三部曲所构成的文学大厦，必将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赞赏。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当代》召开《古船》讨论会
青年作家张炜的长篇新作《古船》在《当代》发表后，引起读者广泛注意。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当代》编辑部在京召开了《古船》讨论会。
与会者从《古船》的主题意向、审美特征、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了讨论，认为它展示了齐鲁古国洼理镇四十年来风云变幻的历史，深刻地剖析了宗法氏族的矛盾、阶级社会的搏斗以及人生命运的兴衰沉浮。作家注意总体意象氛围，用象征手法写社会历史，写人生命运，呈现出凝重深沉的风格。首都三十多位作家、评论家、编辑参加了讨论会。
（闻）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讨论会
曾经以中篇小说《人生》获奖的青年作家路遥，最近在《花城》发表了他的长篇处女作《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作家以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展示了在平凡世界里的复杂现实和多姿多彩的世态风情。广东《花城》编辑部和陕西《小说评论》编辑部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八、二十九日联合在京召开讨论会，对作品的成就和不足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座谈。北京和陕西的评论家、作家、编辑以及路遥等二十多人参加了讨论会。
（吕柳）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纵横谈
秦俑的省思
滕 云
我在西安、咸阳都参观过出土的秦代兵马俑。说来惭愧，作为一个搞文艺理论批评的人，站在秦俑跟前，我并没有从艺术或美学的角度，认真感受了什么。潜意识中倒是有过颇为不敬的一闪念：那十百为群、千百成阵的武士俑，毕竟太“大同小异”了。后来，偶然读到《文汇报》记者郑重同志从秦国都城雍城遗址发掘地发回的一篇报道，内中有几句话，仿佛正是对我潜意识的驳辩，使我憬然了。记者如是说：秦俑“并不象艺术家们描写的‘个个表情丰富’，而是一种肃穆和单一，严峻的统一。就是从他们表情的肃穆和严峻中，我们看到了秦人的信念、力量和一种博大的进取精神。”
看来，郑重同志对秦俑取的是一种整体艺术精神的宏观观照。我没有这样的观照，我所见的只是作为个体的一尊尊秦俑的造型。而我的微观印象，又是受“艺术创造以个性化为上”的成说所囿的。于是造成了我在秦俑面前的偏视、盲视。这应当省思。
一般说来，艺术创造的个性化（包括创造主体和创造对象的个性化），是艺术形象塑造和艺术作品成功的一种标志；艺术创造的多样化，是艺术创新、艺术繁荣的一种标志。相反，取法范型，归于整一，则是艺术贫弱的标志。这道理，是并不错的。
但我们往往忽略了真理还有另一面：从整体艺术创造说，形成了审美范型（不是指构成具体艺术作品的模式），找到了审美范型，也就意味着一代作家、一代文学艺术形成了自己的审美理想，找到了自己的艺术精神。这是一代作家、一代艺术成熟的标志。
从这个角度去观照秦俑，那么，那些武士俑的“肃穆和单一”，“严峻的统一”，就确实向我们昭示着公元前三世纪扼河渭，据关山，东向取天下的秦人的信念、力量和博大的进取精神。这是秦人的时代精神，也化而为秦人的艺术精神。秦代那些浸润着如斯时代精神和艺术精神的无名匠师们，在武士俑的塑造中，也在刚劲壮美的象征着尚武精神和“权力意志”的车马俑的造型中，找到了、体现了秦人的美的理想、美的范型。那十百为群、千百成阵的兵马俑，其实正是当年作为战国七雄之首的秦人挥戈东进，策马驰驱，气盖山河，声震华夏，统一中国的雄姿的凝结，是并非以秦篆写成、却用秦地的黄土塑就的秦之史诗。
是的，它们未必“个个表情丰富”，尊尊精致，但却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艺术创造。就塑品个体言，不一定都属秦代艺术的典范之作，但作整体观，它们无愧为秦代艺术精神的典型。秦俑的“严峻的统一”，实在不是贫乏、苍白的单一，而是寓涵丰富、包孕深广的整一。
在中国艺术史上，何止有秦俑的肃穆沉雄之美呢，还有汉刻的朴茂博大之美、唐像的丰腴飞动之美、宋塑的清秀谨严之美，都是丰富的、有力的、深刻的整一，都体现了一代艺术精神的成熟。
由此我想到现在大家都谈论的我们这个文学艺术发展的多元化时代。新时期的中国出现了生机蓬勃的，基于发扬主体性与个性的艺术多元化态势，是度尽劫波所取得的历史进步。虽说当前艺术创造的主体性与个性才刚开始获得一定程度的确认，实绩还不够厚实，阻力也还存在，但毕竟时代所趋，势不可违。于是有些同志认为这就是我们时代的艺术精神。我则认为，说多元化乃艺术发展的时代态势是适切的，但不能说多元化是一种艺术精神。犹之乎我们可以说秦俑的肃穆沉雄、汉刻的朴茂博大、唐像的丰腴飞动、宋塑的清秀谨严是一种艺术精神，却不宜说成艺术态势。在今天，不区分艺术态势与艺术精神，只满足于以多元态势取代艺术精神，将不利于对一代文学艺术之灵魂的艺术精神的探求。从现代欧美日诸国文艺状况看，凡于人类文学艺术有所贡献的大作家大艺术品，都是在主体性与个性的追求中，弘扬了超主体超自我的艺术精神的。那些缺乏艺术理想，于艺术精神无定见的作家艺术家，则注定进入不了更高的艺术创造层次。一个国家、一代文艺，如果置艺术理想、艺术精神于弗顾，那么，“多元”则多元矣，能否为本国文化、人类文化留下多少有价值的“积淀”，是大可存疑的。这样的文化景观，我们对东西两洋“横向”观察一下，其端倪不也约略可见吗？当然，抛开主体性与个性的发扬，崇奉某种人造的、钦定的什么“艺术精神”，从而回到那贫弱的、浅陋的、单一化的时代，亦为我们所不取。我想，如果我们既将多元态势与艺术精神区别，又将二者联系，在推进多元化态势的发展中，自觉地探索并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理想、艺术精神，则我们的文学艺术必能开创更光辉灿烂的前景。
我们已向世界展现秦俑，展现古文明的美学风范，我们不是还应当或更应当向世界展现我们新的艺术创造，展现中华民族新文明的美学风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