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月5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理论)
专栏:

社会主义的幼驹和资本主义的老马及其他
——同年轻的朋友们谈谈心
鲍 彤
马的品种无疑是有优劣的:有骏马,有驽马。骏马和驽马的区别是客观存在的:这匹马一天可以走几百里,那匹马只能走几十里。
但是,能不能拿骏马的幼驹来同发育成熟了的驽马相比呢?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骏马较驽马为“劣”呢?不能。这是常识以内的事情,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谁要是以骏马的幼驹不如驽马而得出骏马不骏的结论,必被人指为荒诞,因为他在进行比较时没有考虑到显然不可比的因素:这匹幼驹,远没有发育成熟;而那匹驽马却早已进入役期了。
在分析、比较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劣时,也应作如是观。比,只能也只应比那些可比的因素。不可比的因素,应该排除在外。这叫做符合科学,这才是客观的公正的严肃的负责任的态度。
中国现在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照我看,这是我们观察和处理中国当前各种社会问题的立足点
我们的祖国建设社会主义才三十多年,其中还经历了十年的灾难,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仍然已经相当清楚地显现出来了——尽管只是初步地显示出来,尽管只是“小试锋芒”。我们比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彻底地解决了“耕者有其田”的问题;我们比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广泛地解决了工人失业的问题;我们在解决社会贫富悬殊的问题上比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好得多;我们也比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更好地解决了吸毒、聚赌、卖淫、抢劫、凶杀等社会问题。即使加上那起负作用的十年,也不过三十多年时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小试锋芒”就有了这样大的成就,靠的是什么?难道不就是靠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吗?要是冷静地公正地观察问题,本来是比较容易看清楚的。
问题还是在于“幼驹”。有些青年朋友,他们也是出于爱国热忱,渴望我们的祖国早一点繁荣兴旺,富裕发达,但比来比去,“发现”社会主义的幼驹在某些方面还赶不上资本主义的老马,就惶惑了,茫然了,感到无法解释了。他们忧心忡忡地向周围的师友发问。有的得到了满意的回答;有的得到了相当勉强的回答——回答者自己也弄不太清楚,当然无法作出透彻的解释;有的却得到了不负责任的回答。
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肯定了中国现在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照我看,这是我们观察和处理中国当前各种社会问题的立足点。脚应该站在地上,这是最大的实际。悬在空中,就会失去准头,一不小心,还可能脑袋朝下,把客观世界看得颠三倒四。这方面的教训难道还少吗?在党的幼年时期,曾经有不少同志弄不清楚当时阶段的性质,有的提出了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有的提出了照旧进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张。毛泽东同志力排众议,同他的战友们一起,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为当时的革命指明了性质和方向。现在,我们同样必须弄清楚中国目前所处的阶段。这对于在科学的基础上统一我们的认识,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毛泽东同志当年写了一本《新民主主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有一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比我们稍为年轻一点的同志们和朋友们,应该发愤,用集体的智慧把这本书“写”出来,尽量“写”得好一点毛泽东同志当年写了一本《新民主主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有一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比我们稍为年轻一点的同志们和朋友们,应该发愤,用集体的智慧把这本书“写”出来,尽量“写”得好一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各社会集团的利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党的领导,等等。所谓“写”,既包括再认识,理清思路;也包括继续实践,实现现代化。几十年后,“写”好了这本书,我们就可以自豪地向子孙们提出一个新的任务,让他们去“写”一本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书——当然,那个时候叫什么阶段,可以由他们自己去思考。但在当前的几十年内,我们应该集中力量“写”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本大书。
的确,这是个浩繁的工程,非穷几十年的时间不能竟其功。少了不行。与其把时间设想得短一点,毋宁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有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比急于求成好。我们的邻居苏联,从1917年的十月革命到现在已经快七十年了。他们对自己所处的发展阶段也有个认识过程:最“高”的时候说是处在建设共产主义的阶段;后来说是处在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后来说是处在发达社会主义的门口;现在则认定他们仍然处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阶段。我们应该从他们的教训里得出结论:在社会阶段的判断上,切勿犯急性病。我想,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几十年是最起码的计量单位,认为几年或十几年就可以迈上一个什么台阶,恐怕只能在主观想象中存在。封建社会在不同国家存在过几百年,一千年,两千年;资本主义社会也活了几百年,至今虽已疾病缠身,但在看得见的时间内也未必遽尔灭亡。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各发展阶段,如能用几十年来计量,大概就是最快最快的了,也许其中的某些阶段还得用一百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来计量——我没有研究,不敢妄下断语。
克服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缺点,不能破坏社会主义社会;正如克服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缺点,不能把我们自己撕碎砸烂一样
确认我们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许多思想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比方说,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许多弊端,为什么至今尚未肃清封建主义的残余,为什么至今仍要警惕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为什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存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为什么必须进行长期的努力来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什么必须进行长期的努力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什么在改革和建设的问题上都不宜提出过高的目标和过急的要求,等等。
因为归根结底,我们的脚是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水平上。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谁也不可能在海市蜃楼中生活。万丈高楼,起于平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克服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缺点,不能破坏社会主义社会,正如克服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缺点,不能把我们自己撕碎砸烂一样。恨铁不成钢的心是好的,但是光有好心还是不成的。为了使铁成钢,需要的是锻炼,而不是把铁扔掉。你把初级阶段的“铁”扔掉了,哪里还会有高级阶段的“钢”?
话还得回到“幼驹”上来。社会主义的中国才三十多年历史,资本主义国家大多已有了几百年的历史。我们有比他们值得自豪的好东西,这是由于社会制度不同,我们选择了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确实有不如他们的地方,但这不能归因于社会主义,而应当如实地归因于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他们却是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这一点,其实也很清楚。只要看一看有些发展中的大国所面临的问题就清楚了。只可惜,现在介绍这些国家现状的读物不多,一谈到资本主义,往往介绍一些采取资本主义制度的高度发达的国家,或者虽也谈到一些发展中的国家,却往往只谈一些有特殊条件和特殊机遇的小国或地区。不可比的因素愈大,由此而来的不可靠性、不真实性也愈大。
这是不是讳疾忌医呢?不!真正的共产党人从来不讳言自己的缺点。共产党自己郑重地提出了改革的任务,正是为了克服而不是掩饰这些缺点。
民主,是有程序的,有制约的。自由,是有边界的,有法制的。搞运动,无助于建设民主政治。中国吃“运动”的苦还少吗
多少年才能实现改革的任务?这就又回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命题。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有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不能揠苗助长,这个道理,许多同志都懂得。谁能在一夜之间就把市场体系从口袋里端出来呢?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也需要有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不可操切从事,这个道理,还有不少同志不大理解。其实,要理解也容易。切切实实地组织好一次班会,组织好一次学术研讨会,组织好一项业余文娱生活,就会懂得此中大有文章,大非易事。学校生活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算是比较单纯的,大学生在社会成员中算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尚且如此,何况其他?全民族的文化素养的提高岂能一蹴即就?
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要靠扎扎实实的建设,只能逐步积累。民主,是有程序的,有制约的。自由,是有边界的,有法制的。搞“运动”,无助于建设民主政治。中国吃“运动”的苦还少吗?现在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有的出生于清王朝统治之下,有的出生于军阀混战的年代,有的出生于日本帝国主义蹂躏中国之时,有的出生于国民党反动派腐败统治之日,有的出生在新中国诞生之际,他们见过一些沧桑,深受动乱之苦,莫不为现在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额手称庆。更年轻一些的同志和朋友,只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懂事了的,也同样懂得安定团结之可珍可贵。我们大家都希望能把这种安定团结的局面持续地进一步发展成为国家长治久安的局面。越安定团结,我们的改革就有可能进行得越顺利,时间就有可能缩短。反之,如果安定团结遭到破坏,改革就无法进行下去。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当然,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符合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被推翻的。但是,动乱的干扰一旦出现,改革和现代化的进程势必被迫推迟,这显然是违反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文化大革命”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推迟了十年,至今使人痛心疾首,难道我们还愿意把自己的事业再白白地推迟几年吗?谁愿意呢?谁忍心呢?谁下得了手呢?
1987年已经开始了。新年伊始,想点国家大事,很有意义。想到一些话,拉拉杂杂地写出来同青年朋友们讨论。


第5版(理论)
专栏:

中日文化交流史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
中日文化交流史学术讨论会于去年11月20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这是北京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和日本史学会中日关系史分会联合召开的。有十位学者在大会上就“唐代的中日文化交流”、“中日关系史的若干理论问题”、“古代的中日文化交流”、“有关中日关系史的一些问题”、“鲁迅的前期思想与夏目漱石的思想”、“唐代佛教与奈良佛教”、“老庄思想与日本”、“日本对中国佛教的研究”、“日欧文化的最初接触与中国”、“郁达夫与日本”等问题做了专题发言。日本京都女子大学教授村井康彦应邀在大会上做了“日本中世文化”的学术讲演,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会议收到了三十多篇论文,涉及到中日文化交流的各个领域,如哲学、思想、宗教、政治、经济、贸易、语言、文学、艺术和文物等方面。出席会议和提交论文的大都是中青年同志。这次会议的召开,反映了国内学术界对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重视,也显示了我国对中日文化交流史的教学和研究的深入发展。 (东 尔)


第5版(理论)
专栏:

进一步加强技术进步的宏观指导
李念慈
随着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方针的深入贯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要振兴经济,实现四化,进而使我国逐步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生产技术水平,使人民生活达到比较富裕的程度,关键在于科学技术能否有一个较大的进步。
技术进步含义十分广泛,概括地讲就是用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逐步取代老技术、老设备、老材料、老工艺、老产品,使国民经济各部门逐步转移到新的技术基础上来。这里既包括技术发展中全面的、飞跃性的质变,也包括生产技术的局部性、渐进性的改进;既包括工艺技术上的发展和突破,也包括生产组织管理上的调整和完善;既有大量企业本身的工作问题,更有很多宏观上的统筹规划和组织协调。正因为技术进步是一项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与很多方面的工作都有密切关系,因此,要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除了要充分调动企业对实现技术进步的动力和活力外,还要十分重视加强和改善对技术进步的宏观指导和管理。
一、要有不同时期的加速技术进
步的总体发展战略。
实现技术进步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科学技术总是不断发展的,当前技术比较落后,需要技术进步,即使以后技术提高了,也仍然需要技术进步。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技术的不断进步,必须针对不同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目标和要求,及时制定加速技术进步的发展战略。大体上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是技术进步的总目标。技术进步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技术进步的总目标,也就是一定时期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从世界上说,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同,技术进步的目标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重点是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有的是解决资源不够的问题。从一个国家来说,各个不同时期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也各有侧重。从我们当前的情况来看,“七五”期间生产建设中的两大关键:大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积极增加出口创汇能力,以及我国经济中的两个致命弱点:产品质量差、物质消耗高,这在相当一个时间内应该作为技术进步的目标和主攻方向。至于更长一些时间的目标,需要根据国家的长远发展规划研究确定。
二是明确、协调的产业政策。有人把日本的经济发展政策形象地称为“倾斜”政策,意思是在一定时期内要重点发展什么产业,有关的经济政策就“倾斜”到什么行业,实际上就是明确重点。在实现技术进步中,同样也要在国民经济的众多产业中,选择好重点产业或者带头产业。技术进步的重点或带头产业,至少要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它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密切,它的技术进步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和推动其它各行各业。二是有出口创汇的潜力,从发展来看,对改善我国的出口构成具有重要地位。当然,重点或带头产业并不一定只是一个,也并不是一成不变。从当前情况来看,不少同志认为机械电子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装备工业”,应该成为技术进步的重点或带头产业之一,这个意见值得考虑。同时,重点或带头产业还不能只限于定性的概念,而要有定量的资金和物资的投向和分配比例,有强有力的经济政策,否则,带头和重点就可能成为一句空话,得不到真正落实。
三是切合国情的相对稳定的技术政策。技术政策就是根据一定时期的发展目标和任务规定的技术发展方向、重点和途径,确定采用什么技术,发展什么技术,限制什么技术和淘汰什么技术。
技术的选择不能只考虑越先进越好,应该主要根据综合经济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资金不足、劳动力较多等特点,决定了在技术水平上必将是多层次的多元结构。从总体来说,到本世纪末,国民经济各部门要普遍采用发达国家在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初已经普及了的适用于我国的先进技术,但具体到各行各业、各个地区,不应该一刀切。有些领域和技术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经济发达国家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初的水平,有的也可能接近当时的先进水平。有些国外的先进技术,由于不适合我国国情,不宜作为发展方向。有些可能是发达国家普遍使用,但不算最先进的技术,我们还得花力量去普及和发展。有些还需要发展和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等等。只有技术政策制定好了,才能有效地推动技术进步。特别是关系全局的技术政策和重大装备政策,必须多方论证,慎重决策。一经确定,就要相对稳定一个时期,有关方面都要共同遵守,不要轻易更动。
四是合理的、经过综合平衡的行业规划和地区规划。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行业规划而不是部门规划,不是目前分属于各部门的相同行业的规划简单相加,而是真正打破地区、部门界限、实行军民结合的统一规划。虽然目前由于受条件限制,在进行这项工作时难度较大,但必须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积极创造条件,把真正的行业规划搞起来。地区规划主要应该根据总目标和总要求,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努力发展自己的特色和专长,而不是自成体系,片面追求“地而全”、“市而全”。
二、要组织一个统一的组织协调
技术进步的权威机构。
技术进步涉及到方方面面,各项工作又都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目前,由于受部门分工的限制,很多工作又重复又分散。有些事情几个部门重复抓,有些事情又没有人管,影响了技术进步的进展。
从大的方面来说,科技生产“两张皮”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经济发展中对技术进步提出的要求不突出,科学技术的研究与经济建设的结合还不够密切。从一些具体工作来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相互脱节,互不协调的情况也不少。拿科研工作来讲,科研、中间试验和成果推广就衔接不够,科研单位的一些同志认为成果一经鉴定,就算完成任务;工厂的一些同志又希望科研成果最好马上就能在生产中应用,而对中间试验大家都考虑得较少。实际上,科研成果由试验研究到中间试验,最后到在实际生产中应用,从某种程度说有时工作量并不比研究工作本身少,没有专门的力量往往很难实现。又如技术引进,现在比较普遍的现象是重引进,轻消化。其实,引进工作本身固然很复杂,而消化吸收工作量更大。在资金安排上也往往是只考虑了引进的钱,没有相应的消化吸收的钱。事实上,一个引进项目用于消化吸收的资金往往要比引进的费用多几倍。同时,各个部门在工作中由于涉及本身利益往往还会出现一些矛盾,因为缺乏及时的权威性的协调和仲裁,结果使有些问题久拖不决,甚至不了了之,造成损失。这些问题更不是一个企业所能解决得了的。以上情况说明,要加快技术进步,取得更好的宏观效益,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具有一定权威的组织协调机构。
三、在注意发挥经济杠杆作用的
同时,强化经济立法和必要的行政干预。
前一阶段,似乎有这样一种倾向,一说要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就不大敢说行政干预;一讲要搞活,就只是放宽政策,不大敢强调控制和管理。其实,对经济活动中的必要的行政干预,任何时候都是不可缺少的。特别对一些关系到实现技术进步全局的问题过去抓得不够,还要适当加强。要把经过实践行之有效的准则和规定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加速经济立法,使法律成为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手段。以机床为例,现在全国拥有量为三百多万台,居世界第二位,但其中约有一半是“大跃进”年代和十年动乱时期制造的性能质量较差的产品。世界工业先进国家的发展趋势是机床的总量增加不多甚至减少,而机床的构成改变,性能落后的逐步淘汰,高级精密的比重增加。我国由于没有强制淘汰落后机床的办法,三百多万台机床的拥有量基本上是三十多年来机床产量的相加,这种状况很不适应技术进步的要求。因此,必须尽快研究制订淘汰和更新落后产品的法令,颁布强制更新过分陈旧设备的条例等等。同时,为了确保产品质量和提高经济效益,还要研究制订重大产品的质量标准和经济批量标准。凡是粗制滥造造成质量事故和发生质量问题时,要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四、要努力为技术进步创造良好
的环境和条件。
经济体制改革要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技术进步同样也要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实践证明,建设速度过高,投资规模过大,各方面绷得过紧,对技术进步十分不利。拿机械工业来讲,它的发展直接受工业建设和市场需求的支配。前两年,在工业超高速发展的情况下,机电产品出现了全面紧张的局面,有些地方购买机电产品一不问质量,二不问水平,三不问价格,有货就要,甚至一些五六十年代的性能落后的产品也供不应求。拿原材料来讲,由于供不应求,前一段有的地区又办起了不少群众称之为“一脚踢”的小高炉,虽然生产的产品质量差、成本高,但仍然竞相购买,经营者也有利可图,其结果是使一些早已淘汰的落后技术又盲目繁殖,助长一些企业片面追求产值、速度的倾向,放松了实现技术进步的努力。要使技术进步有一个良好环境,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在指导思想上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不要片面追求高速度,并且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建立起一定的买方市场,让用户有择优选购的余地,使企业有技术进步的压力,造成一种社会主义企业之间合理竞争的局面。这是能否加快技术进步的前提。
另外,经济活动中的重大决策对技术进步影响极大。为了使一些重大决策尽可能符合客观实际,稳定少变,给技术进步创造一个较好的条件,必须逐步建立一套不同层次的科学决策程序,使目前基本上依靠经验决策尽快向科学决策转变,从提出问题、确定目标开始,经过拟订方案、分析评价,直到局部试验、普遍实施、信息反馈、调整修改,每个步骤都要有一套科学的方法和程序,并且做到责权利紧密结合,以避免和减少重大决策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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