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每周文摘)<br/>专栏：<br/><br/> “老三论”“新三论”的称谓不确切<br/> 滕藤在谈科技报道时说：对一些时髦的概念，在没有弄清楚以前，也不要过分宣传。所谓“老三论”、“新三论”的概括法就不一定确切。（编者按：所谓“老三论”是指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所谓“新三论”是指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前一阵子，有的报纸批评某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已经有了“新三论”，却还不知“老三论”是何物。如果说提倡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宣传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其用意是好的。但这样批评的方法不妥当。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是不是同一层次上的东西？能不能概括成“老三论”？值得研究。钱学森同志就不赞成这样概括。他认为系统理论可以包含其他两论。再说系统工程在当前方兴未艾，怎么能说是“老”了呢？还有，把用于宇宙起源、人类起源研究的耗散结构论引用到社会改革上，说社会开放会导致有序，这也有点生搬硬套。（摘自《新闻战线》1987年第一期）<br/> 曹二宝在《系统科学·系统方法·系统概念》一文中说：不要对系统科学理解得过于狭窄。例如以为它就是“三论”，或者再加上所谓“新三论”。就所谓“六论”的内容来说，只是系统科学的一部分。系统科学是本世纪四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群体。迄今为止，它所包含的学科已涉及到了现代科学体系的三个基本层次：一般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等理论学科层次；控制论、信息论、运筹学、博弈论、线性规划、突变理论等基础学科层次；工程控制论、系统工程、系统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学科层次。这三个层次的内容经过科学整理和概括，才形成系统科学的基础理论，即“系统学”，而在此基础上的哲学概括和提炼，则有可能创立“系统论”。因此，对系统科学不宜以“三论”或“新三论”谓之，不如径直称为“系统科学”。<br/> （摘自《百科知识》1986年第十一期）<br/> 注：关于“新三论”，本报去年8月28日第三版有文简要介绍。
第8版(每周文摘)<br/>专栏：<br/><br/> 两个“文明”用语的历史考察<br/> 龚育之、耿素芬在《关于“精神文明”的几点历史考察》一文中，介绍了二十世纪初期我国使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个概念的文章和作者：<br/> 1902年，由胡英敏在东京编印的《译书汇编》第二年第十一期中署名攻法子的“政法片片录”中说：“精神文明为一国生气之所系，有之则兴，无之则亡”，“然物质文明有助成精神文明之用”。<br/> 1913年5月，《东方杂志》发表高劳（即该刊主编杜亚泉）的《现代文明之弱点》一文，使用过这两词汇。<br/>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随感录三十八》，批评一种论调，即“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同年，陈独秀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一文中，指出西洋文明，于物质生活之外，亦有“精神文明”。<br/> 1919年，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说：“实际则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br/> 1921年，《东方杂志》发表署名三无的题为《文明进步之原动力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关系》一文说：“就抽象的言之，得别文明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二方面”。<br/> 1923年6月和1924年1月，瞿秋白在《新青年》和《东方杂志》上分别发表《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两篇文章，指出“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摇”，然而，中国的“士大夫却始终不服这口气，还尽着嚷东方的精神文明”；又指出要用社会主义文明代替资本主义文明，“物质文明愈发达”，“则精神文明愈舒畅”。<br/> 1925年6月，郭沫若写的《王阳明礼赞》，其“附论一”的题目就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br/> 1926年5月，赵元任写的格言体《语条儿》，其中一条是：“物质文明高，精神文明未必高；可是物质文明很低，精神文明也高不到哪儿去。”同年，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也说到过“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br/> （摘自《学习与研究》1986年第十二期）
第8版(每周文摘)<br/>专栏：<br/><br/> 告读者<br/> 在1987年的第一个星期日，我们向读者献上一期《每周文摘》。以后每逢星期日，这块文摘版将同各位见面。<br/> 文摘，是报纸、刊物、书籍精华的载体，是读者以较少时间取得较多信息和知识的工具。它的功能是：开阔视野，传递信息，增长知识，活跃思想。本报办《每周文摘》，就是要在这方面为读者服务。<br/> 格调要高，内容要充实，可读性要强——这是我们的目标。目前，各类文摘读物很多。本报的《每周文摘》，侧重知识性。我们将在实践过程中，努力办出自己的特色，逐步形成自己的个性。<br/> 我们热诚希望得到各报刊编辑部、各出版社以及读者的大力支持，欢迎你们提供新的、有价值的、广大读者感兴趣的知识性摘稿。来信来稿请寄人民日报《每周文摘》版。
第8版(每周文摘)<br/>专栏：<br/><br/> 郑板桥《竹石》诗有七个版本<br/> 陆方闇在《郑板桥〈竹石〉诗的争议》一文中说：“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板桥这首名日《竹石》的诗曾经引起过一些争论。有的说，根据某书记载，“破岩”有误，应为“乱崖”；有的说，根据早年记忆，“坚劲”不对，应作“坚净”；有的说，依据某出版物所载，“万击”应为“万折”，“东西南北风”原为“东南西北风”，等等。<br/> 最近，有幸读到齐鲁书社出版的卞孝萱所编《郑板桥全集》，终于使多年的疑团顿释。原来，卞孝萱先生在辑录这首《竹石》诗时，特地在后面加了一段长长的注脚，将他所搜集到的有关《竹石》诗的七个不同版本或出处，统统如实标明互相的异同。在这七种不同的出典中，有的将“破岩”写作“乱崖”，也有的写作“破崖”；有的将“坚劲”写成“坚净”；有的将“万击”写成“万折”；有的将“东西南北风”写作“东南西北风”或者“颠狂四面风”。《竹石》诗这七种不同出处，统统出自郑板桥的手笔，不过是在不同时间或场合，欣然命笔。<br/> （摘自《光明日报》1986年12月21日）
第8版(每周文摘)<br/>专栏：<br/><br/> 全国城乡储蓄存款年底余额 单位：亿元 城镇居民储蓄 合 计 其中： 农 户<br/> 年 份 总 计 定期储蓄 储 蓄<br/> 1952 8.6 8.6 4.8<br/> 1957 35.2 27.9 19.6 7.3<br/> 1965 65.2 52.3 43.4 12.9<br/> 1978 210.6 154.9 128.9 55.7<br/> 1979 281.0 202.6 166.4 78.4<br/> 1980 399.5 282.5 228.6 117.0<br/> 1981 523.7 354.1 289.4 169.6<br/> 1982 675.4 447.3 365.2 228.1<br/> 1983 892.5 572.6 463.9 319.9<br/> 1984 1，214.7 776.6 615.3 438.1<br/> 1985 1，622.6 1，057.8 841.2 564.8 （摘自《中国统计摘要》）
第8版(每周文摘)<br/>专栏：<br/><br/> 毛泽东爱读鲁迅杂文<br/> 张贻玖在《毛主席和鲁迅著作》一文中写道：毛主席最爱读鲁迅的杂文。鲁迅的杂文集，毛主席几乎都有圈画。圈画得较多的是《三闲集》《二心集》《伪自由书》等。鲁迅前期的杂文集如《坟》《而已集》等，毛主席也有较多的圈画。毛主席曾说，对鲁迅的杂文他是读两三遍才懂的。确实如此。许多篇章在1938年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鲁迅全集》上圈画过，在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上又作圈画，在七十年代印行的大字本《鲁迅全集》上再作圈画。按毛主席的读书习惯，他常常读过一遍后在封面上画一个圆圈作为标记，读过几遍就画几个圆圈。大字本《鲁迅全集》中的《二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等封面上有一个圆圈，《三闲集》《南腔北调集》等封面上有两个圆圈。这说明毛主席直至晚年对鲁迅的杂文仍在“三复四温”地读。<br/> 毛主席对鲁迅杂文中那些深刻隽永、泼辣锋利、充满战斗力和辩证法的议论和观点，每每表露出由衷的赞赏和会心的同感。例如在七十年代出版的大字本《准风月谈》中《关于翻译（下）》一文里，毛主席在标题旁画着曲线，在标题前画着大圈，在封面上用颤抖的笔迹写着：“吃烂苹果，1975.8”。这是他老人家逝世前一年身患重病时，读鲁迅杂文留下的最后一则批注。在这篇杂文里，鲁迅用苹果虽烂，尚有可吃之处作比喻，希望批评家对翻译作品“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br/> 鲁迅在文艺论战中，写下了不少有关文艺理论和论述文艺界状况的文章。毛主席在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中，对这部分圈画很多。其中有的标题前画着三个圈。标题旁画着着重线，有关段落除画着密密麻麻的曲线、直线外，有的地方还在天头上横着画有两条着重线，加上三个圈，等等。<br/> （摘自《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四期）
第8版(每周文摘)<br/>专栏：<br/><br/> 九龙壁上几多龙<br/> 如果问，北海九龙壁上有多少条龙？许多人会立刻说，十八条。其实不然。你仔细一看就会发现：除了壁前壁后各有九条蟠龙正在戏珠外，壁的正脊、垂脊、筒瓦、陇垂等地方都有龙的踪迹。九龙壁有一条正脊，四条垂脊，正脊前后各有九条龙，垂脊左右各有一条龙，正脊两侧有正吻（也称舌脊兽）两只，它的身上前后也各有一条龙，这样五条脊上就有龙三十条。往下，每条瓦脊前面的“筒瓦”（俗称猫头）、“陇垂”（俗称羊尾巴低子）多踩斗拱下面，镶嵌着的“龙砖”都各有一条龙。壁四周共有“筒瓦”二百五十二块，“陇垂”二百五十一片，“龙砖”八十二块，加上跃于云雾之中的十八条蟠龙就有六百三十三条了。再细找，在正脊两侧“吞脊兽”下，东、西还各有一个“烧饼形”的盖筒瓦（俗称气不忿），上面各有一条龙。总共算来，九龙壁上就有六百三十五条龙了。<br/> （摘自《北京日报》1986年12月19日）
第8版(每周文摘)<br/>专栏：<br/><br/> 丝绸之路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br/> 通常以为丝绸之路开辟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实则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丝路已经形成。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下层，已发现由家蚕丝织成的绢片、丝带和丝线。遗址年代约在公元前2800年。商代养蚕缫丝大有进步，成为一项取得重大成就的手工业。春秋战国时期丝织业更有长足的进展。商代以来丝织物已经成批地向外推销。从中亚西北迁到黑海西北的塞人部落，通过他们的游牧方式，在公元前六到五世纪时，在中国和遥远的希腊城邦之间充当了最古老的丝绸贸易商。他们开辟的由天山北麓通向中亚细亚和南俄罗斯的道路，成了最早的丝绸之路。这一路线较之汉代以后的丝路偏北一些。阿尔泰地区出土的公元前五世纪贵族石顶巨墓中的有花纹的斜纹绮和有刺绣的平纹绸，均来自中国内地；而在丝路西端的希腊，其雕刻和绘画中人像和神像的穿着质料，在当时只有中国才能制造，亦可作为佐证。
第8版(每周文摘)<br/>专栏：<br/><br/> “支那”得名于“绮”<br/> 关于“支那”名称的由来，近代学者通常以支那为“秦”的音译，这是出于误会。不论是波斯文还是梵文中的中国名称，都不是称霸西戎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的对音。由于商周以来制造的丝织品，以绮最为普遍和精致，并输出域外，所以西亚和印度最初知道的中国就是产绮之国——绮国，而非秦国。支那得名实由于“绮”。<br/> （摘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8版(每周文摘)<br/>专栏：<br/><br/> 西方趣闻<br/> ▲英国一位叫安妮的农妇不久前向法院控告说，在她的农庄附近的皇家空军基地的飞机经常进行低空飞行训练，致使她所饲养的鸡的产蛋量明显下降，而且她饲养的兔子也因受到严重干扰而无法交配。安妮为此提出要皇家空军赔偿一万七千五百英镑。她的要求得到英国全国农民联盟与一些国会议员的支持。为了息事宁人，皇家空军特拨出一笔四千五百英镑的“特殊赔款”给安妮。皇家空军发言人称，这是“在采纳兽医专家的意见后做出的决定”。<br/> ▲西德斯尔维格市有一位居民，他为了引水种花植草，在住宅院中挖了一个池塘。池塘挖成后不久，便成了蛙群栖息地，仲夏之夜池塘里蛙声一片，搅扰得左邻右舍夜不能眠。邻人强烈要求池塘主清除蛙群，双方一直闹到法院。对于这种特殊案件法院一时也无先例可循，难以判定谁是谁非，官司一拖就是两年。最近法院开庭判决。判决书中说，蛙群鸣叫本在情理之中，因此情有可原，一般人不得干涉。<br/> （摘自《世界知识》一九八六年第二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