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读者来信)
专栏：有问有答
旅游者常为带钱多发愁 银行有无办法帮助解忧？中国工商银行负责同志：
我打算带着一千元现金，从长春出发到广州去旅游，可是又觉得随身带着这么多钱不太安全。请问：银行有没有一种适合旅游者的结算业务方式？
长春市 林 清林清同志：
中国工商银行从1986年10月1日起，首先在上海、重庆、成都、南京、广州、哈尔滨、武汉、沈阳、大连、长春这十个城市的指定储蓄所举办储蓄旅行支票业务，这种业务可以解除您的忧虑。
储蓄旅行支票是由储蓄所签发，只限个人使用的结算凭证，凭这种支票可以在以上十大城市的任何一个办理这项业务的储蓄所支取现金。比如说，您准备携带一千元从长春出发到广州旅游，就可以凭证件到长春市工商银行指定办理此项业务的储蓄所办理这一千元的付款手续，然后由这个储蓄所签发一张一千元面额的储蓄旅行支票。按银行规定的收费标准计算，您要交纳两元人民币的手续费。到广州后，只要是在有效期内，凭旅行支票和您的合法证件即可在当地指定的储蓄所支取现金。
储蓄旅行支票分一百、五百和一千元三种面额供您选择。其好处是：一、可使您外出旅游不必为所带大量现金的安全而担心，可以轻松愉快地旅游；二、手续简便，票随人走，兑付银行见票即可付款；三、国家可以利用这部分结算在途资金支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使用储蓄旅行支票，请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储蓄旅行支票以签发的当月和次月为有效使用期。一旦超过了这个有效期，您可以向原签发储蓄所申请退款；第二、由于储蓄旅行支票是不记名的结算凭证，票面上没有姓名，也就无法挂失。所以，请妥善保管，切勿遗失。
祝您旅途幸福！
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 刘廷焕（附图片）
第5版(读者来信)
专栏：读者推荐
郑厂长的开会艺术
去年11月14日，在一个偶然场合，我听到大连耐火材料厂一位小车司机讲，他历来是宁肯弄点“差事”干干，也不愿遭开会那份“罪”的。可今年厂里开表彰会，他却争着要留在会场。就凭这一点，我访问了表彰会的主持者——厂长郑俊（现已被调到大连市建材工业总公司任副经理）。
他是自信的。“我从不立什么‘不准睡觉’一类的开会规矩。时间就是生命，如果你尽讲废话、空话，人家保护生命，睡觉养神，我认为有理！我也从不念别人写的讲话稿，我应当表现自己的风格，让大家了解，这是尊重群众，也是尊重自己！”郑俊的这一番话，把“能言善辩”和“埋头苦干”统一起来了。厂长应当是具有雄辩口才的实干家。
有事实印证：1985年1月17日，郑俊走马上任，在发表就职演说的前十五分钟才写完讲演稿。他会讲什么？郑俊是自信的，他搞了一个多月调查，知道职工在想什么；工厂目标、实现途径、现实困难……总之一切有关企业的真情都是职工所需要的。“……人家说当官的四个兜，我郑俊只有两个兜，一个兜装着企业发展的蓝图，一个兜装着沉重的债务……”相信、怀疑、希望，怀着不同心情的上千人，同时体会到了厂长的感召力。“上帝”被真情感动了。这一年全厂上下，齐心奋战，突破了利润“久不过三”（三百万元）的局面。转过年来，1986年2月6日，工厂召开表彰会，又是上千双眼睛盯着台上，这回是盼着厂长讲点什么。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站在了台上。厂长讲话了：
“感谢同志们为实现三百万所做的辛勤努力，一鞠躬！”
“感谢同志们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二鞠躬！”
“请同志们原谅我们工作中的失误，三鞠躬！”
“希望同志们和我们一起迎战新的一年，四鞠躬！”
掌声，久久的，响响的，感情的交流，信心的建立，尽在其中！走下讲台，有人拉住郑俊：“厂长，你这哪是给我们四鞠躬？一鞠躬就是跟我们要利润一百万呀！”
又是奋斗的一年，1986年没到年底，工厂就实现了创利润四百万的目标（按全市统一标准计算）。就这样，郑俊用他的实干精神把会议变成了取信于民的工具。
对大量的日常工作会议，郑俊有三不开三不讲：没有新内容的会，不开！没有准备的会，不开！空议而不能实决的会，不开！别人讲过的话，不讲！能让大家看文件的，不讲！能在会下讲的，不到会上讲！他发言，尽量做到不超过四十五分钟到一小时的生理疲劳界限。
这，就是郑俊的开会艺术。
（本报略有删改）
第5版(读者来信)
专栏：读者推荐
要学点开会的方法
读1986年12月8日大连日报第一版刊登的《郑厂长的开会艺术》一文，令人叫绝。希望你报能予转载。
我认为，不管是上级单位还是基层，地方还是军队，都有一些领导者，喜欢在会上夸夸其谈，而不是有针对性地切切实实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因而开会效果不佳。如果这样的领导者好好读读这篇文章，改进一下开会的方法，深信对工作是会大有益处的。 大连海军舰艇学院二系 李晓祥
第5版(读者来信)
专栏：呼吁
举办春节灯会应当量力而行
春节将临，我市打算在市公园举办灯会，说要比自贡市1986年办的灯会还要热闹。现已把整体设计告诉了各单位，预计花费近百万元。
举办灯会，未尝不可，但要量力而行，不要硬是追求排场。我市在1986年遭受水旱雹灾，8月份曾向市区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筹集救灾款近二十万元。市财政收入也不够好，10月份同浙江省计经委办展销会时，还发广告四处集资办企业。
中央一再强调把有限的资金用来为人民群众多办实事。我市这种硬性摊派办灯会的打算合适吗？我们希望在当前国家财力尚不充裕的情况下，把更多的资金用来办有社会效益的事，不要为讲排场、争面子而耗费无度。
四川绵阳市 石 泉
第5版(读者来信)
专栏：
摊派“庆祝”为何来？
元旦过后是春节，接着便到了正月十五。新的、充满希望的一年伊始，人民群众出于传统习惯和自发愿望，各单位依着自身财力物力，文化部门本着自己的职责和规定的经费，搞一点庆祝活动和文化娱乐节目，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而且会令人悦目赏心。
但是，不知令出何门，西宁市“元旦——春节——元宵节”的庆祝活动，竟搞起“摊派”来了：这家必须出一台“彩车”，那家必须出一条“龙灯”，东邻必须出一队“高跷”，西舍必须出一排“腰鼓”……。“摊派”会上，各单位代表抓耳挠腮；回去汇报、传达，从领导到群众怨声如沸，却又必须“落实”，因为“庆祝”过后还有“评比”，谁也不愿殿后。
以去年为例，全市共摊派彩车约二百台，每台仅材料用费就平均高达五六千元（钢管、塑料、绸缎、纸张等等）；如果再加上人工等其他费用，仅彩车这一个节目，没有二百万元，就出不了台！那么，龙灯呢？牌楼呢？歌舞呢？社火呢？……用这样大的花销来换得几天，甚至是几个小时的“高兴”，就令人高兴不起来了！
我们的国家还不算富裕，青海省尤其穷。西宁市许多单位的职工，目前住房拥挤，没有煤气灶，我们还有许多更急、更需要办的事情而没钱去办。奇怪的是，一些领导部门，一些领导同志，对于“摊派庆祝”这种装潢门面、劳民伤财的事，竟如此“大方”，如此“热心”！而我们普通市民见这样挥霍，却痛心疾首。
在今年春节前后的“摊派庆祝”尚未“木已成舟”之际，我呼吁西宁市的领导，“有钱花在刀刃上”，不要再热衷于搞那些表面文章了。
青海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
任喜民
第5版(读者来信)
专栏：耳闻目睹
科普大篷车
听说山东沂南县科普协会重视农业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他们经常采用科技咨询、人才培养、典型引导等方法，为农民培养科技人员，提供先进农业生产技术，指导农民搞好科学种田。
百闻不如一见。在沂南商场前，我见停着一辆大轿车，车前车后人头躜动，好不热闹。前来商场集市从事贸易活动的农民，竟在贸易的黄金时刻，前来听人们称之为“科普大篷车”的农业科普知识宣传，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科学普及工作者的天地无限宽阔，大有可为。沂南县科普协会干得真不错。
山东济南市 钱 捍
第5版(读者来信)
专栏：呼吁
筹备迎春灯展不应强行摊派
最近，上边层层下达任务——做灯，为春节的大型灯展做准备。任务按人数分配，一个七八百人的单位就要制做四十多盏灯。另外还得做一大型灯组。人数多的单位，任务就更重了。如果平均每盏灯的原材料按二十元计算，四十盏灯就得八百元。一大型灯组没有几百元乃至上千元是做不出来的。在下达任务时，有关部门还决定要搞评比竞赛。因此，各单位互相攀比之风盛行。一些大单位为了夺魁，更是不惜代价。有些单位不得不抽出许多生产、技术人员，花费大量资金做灯。面对这种现象，有的职工说：“我们的文化设施还远远满足不了职工的需求，为什么不把这些钱用于文化设施的建设，办些实实在在的事呢？”
现在，职工做灯有这样几种情况：有的是上边压了任务，让做就做；有的是边做边埋怨，发牢骚。看来，迎春灯展怎样进行才能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收到好效果，确实值得慎重考虑。同志们在议论中谈到：文化艺术部门可否号召群众自觉自愿地做灯，或者采用择优奖励的方式鼓励群众做灯。
甘肃兰州市 石 鹏
第5版(读者来信)
专栏：心里话
种葡萄给我们带来灾难
编者按：黄土乡葡萄黄了的教训，在于某些干部作决策时不尊重科学，盲目蛮干，一哄而起。引导和帮助农民致富，这是我们干部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这种引导和帮助，应该是可行的，而且是确有效益的，否则将会造成不良的后果。黄土乡的教训告诉人们，在八十年代的今天，对“大跃进”时的一些作法，也还需要警惕啊！
1985年3月，成都市龙泉驿区政府和黄土乡政府为了联合办葡萄酒厂，从外地调来葡萄苗让农民种。现在酒厂不办了，因种葡萄耽误了我们农民两季小麦、一季水稻，经济损失严重。我家共种葡萄九百棵，占上等田二亩，每亩葡萄按小麦面积四分之一计算，两季小麦就被葡萄占去一亩，以常年中等产量算，就少收小麦四百公斤。前年下半年，有二亩葡萄田未种水稻，也以常年中等产量计算，少收水稻一千公斤；我家除在葡萄地内收有间种玉米三百公斤（当时乡政府还禁止间种），以半公斤玉米抵掉半公斤稻谷外，还少收稻谷七百公斤。种葡萄耗费的人工、肥料等，共约损失现金一百三十元。为了解决群众的缺粮问题，区政府和乡政府以每种四棵葡萄补偿粮食一公斤的定量，让我们自己出钱到粮站购买，可是粮站又只准购买混合饲料。这件事，我们曾数次向区政府反映，但他们不理。
四川成都市龙泉驿区黄土乡三村 曾昌林
第5版(读者来信)
专栏：调查汇报
黄土乡的葡萄黄了
本报记者 赵佩珍 张善菊
成都市龙泉驿区黄土乡，素产小麦、水稻。1984年11月，全乡突然掀起一股种“葡萄热”。到了1986年3月，当全乡七百多亩良田笼罩在绿色的葡萄架下，一串串葡萄即将露头之时，乡政府下令将葡萄连根统统拔掉。
黄土乡的葡萄黄了！
农民急了，喊爹骂娘者有，写信告状者有……我们带着曾昌林同志的来信前往那里，终于搞清了其中的原委。
说风就是雨
四川是盛产美酒的地方，五粮液、泸州特曲，都名扬四方。然而，这些都是白酒。为了发展葡萄酒，让农民尽快富起来，龙泉驿区政府在1984年上半年提出全区实现“万亩葡萄万亩鱼”的发展规划，决定建一座龙泉葡萄酒厂。
决策后，他们首先开始了紧张的建厂考察工作。
1984年8月，区农牧局、区农工商总公司的同志先到北京、天津考察；9月，到陕西、甘肃、河南、山东、辽宁等地考察；10月，再次到陕西考察。三次考察的结论是：引进北醇葡萄为主要酿酒原料，发展中、低档葡萄酒，有效益，有销路。11月，区农工商总公司在无科学的可行性论证和市场预测的情况下，急忙从辽宁省金县购进北醇葡萄苗五十八万株。
北国的葡萄苗要到“天府之国”落户，顷刻惊动了黄土乡。1984年11月中旬，全乡动员种葡萄的大会、小会、干部会、群众会，开个没完没了。乡广播站的大喇叭，每天早、中、晚三次准时高喊着：“村民们，为使全乡能尽快地富裕起来，区政府决定在我乡建葡萄基地和龙泉葡萄酒厂。大家快来领苗子，领苗不用自己出钱，乡里发给，结出的果子卖给酒厂。”黄土乡农民脸上绽出了笑容，家家争先恐后地领苗子。副乡长陈建木先怕群众有疑虑，还特意发表广播讲话。他说：“第一年种葡萄的农户，给赔产费一百五十元至二百五十元；锄掉地里麦苗者，赔青苗费一百至一百二十元。”短短的几天，几十万株葡萄苗栽到七百五十亩田里。第二年3月间，又种下了一批葡萄苗。黄土乡农民把致富的希望倾注在株株葡萄上。为使秧苗枝肥叶茂，他们身背竹篓，跑十几里远到龙泉山取土，精心培育一窝窝幼苗。1985年4月，龙泉驿区委、区政府让各乡乡长到黄土乡开现场会。区主要负责人表扬黄土乡工作积极、有远见、行动快。号召全区各乡向黄土乡学习。
原是纸上谈兵
当区政府高喊建酒厂时，手中却无建厂资金。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批准区农工商总公司和黄土乡同河南民权葡萄酿酒公司联营。1985年4月22日，双方签订了为期五年的建厂合同，规划年产一两千吨葡萄酒，投资二百万元，厂址选在黄土乡大同村公路边。同年6月10日，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签发了龙泉葡萄酒厂“筹建许可证”。
然而，这宏伟的规划都是纸上谈兵——建厂仍然无钱。黄土乡的领导人急眼了。1985年6月18日，乡政府给区政府、区农工商总公司打了一份“关于葡萄种植和筹建酒厂的情况”的报告，提出急需解决建厂的贷款问题。区农业银行认为，这个报告缺乏可行性、准确性，即向区政府提出重新考察的建议。事情拖到1986年3月，区政府让区税务局、区财政局、区农业银行和黄土乡政府，联合对民权葡萄酿酒公司重新考察。考察中发现，前几次考察是盲目的、片面的。首先，考察人员缺乏专业知识，考察中又是走马观花，做表面文章；其次，对建酒厂应具备的条件，如优质高产的原料品种，相当规模的原料基地，销售市场的预测，技术力量和应有一定的自有资金等，都不具备。龙泉驿区又临近成都市，目前鲜食葡萄价格太高，葡萄酒销势转疲，如果建起酒厂，势必弊多于利，亏损也大。考察的结论是：龙泉葡萄酒厂必须下马。
瞎指挥的苦果 酒厂不办了，黄土乡的群众在一片怨声中纷纷拔掉田里的葡萄，种上水稻。两年来，全乡因种葡萄损失粮食就达十五万多公斤。有的农户因此连口粮都成了问题，黄土乡谁家种的葡萄多，谁家受的损失大。加上水、肥、为葡萄搭架、锄掉麦苗等，经济损失就更大了。
酒厂下马了，乡政府却没有给农民任何赔偿。农民找到乡政府，乡长说：“乡里一没钱，二没粮，解决不了。”农民又找到区里，区政府接待的同志说：“问题由乡里解决。”区、乡两级政府对农民的困难置之不理，相互推诿，农民曾昌林便向本报写信。当记者在黄土乡调查时，乡长曾绍清满腹苦衷地对记者说：“我们乡干部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黄土乡从来没种过葡萄，这次建酒厂，区、乡都没算过细帐。当葡萄苗栽下田里时，区政府召开现场会，表扬我们能干、有远见；酒厂下马了，区干部又说我们无能，群众说我们瞎指挥，不负责任。”看来，群众的评语“瞎指挥”，是说得对的。
直到1986年5月，龙泉驿区政府才下达小麦指标粮五万公斤。每四株葡萄折合一公斤粮，并要农民自己出钱买。就是这样，有的农户买到的还是混合饲料。区政府因盲目建酒厂，不但给农民造成损失，而且给国家和集体都带来了损失。
（题字：孙 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