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
高尔泰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兴起，十分引人注目。对于这种现象，各方评价不一。我认为中国的现代主义文艺，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文艺。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多的积极因素。但即使如此，它们也没有可能发展为当代中国文艺的主流。当代中国文艺的主流，仍将是现实主义。
不论怎么说，有一点是肯定的：传统的、教条主义的现实主义及其理论，已经过时了。这不仅是由于现代主义文艺浪潮的冲击，更主要的是，传统现实主义及其理论由于本身的弱点，早已不再能适应改革和现代化的需要。80年代以来，知识、信息量的猛增；生活节奏的加快；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复杂、矛盾社会的变迁；读者思想觉悟和审美能力的提高；以及由这一切引起的复杂、矛盾的心理过程和思想、感受方式的变化，都无不向文学艺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特别是认识论方面的革命，突出了认识过程和认识结果的主体性。与之相应，当代美学也已经开始从传统的、反映论的认识论，转向更为深刻的心理分析，转向强调主体性原理，强调以美感经验为研究中心，从单纯的“唯物”，转向重视“人”的作用和“人”的价值。格式塔学派的研究成果（关于人的心理中存在着一种能整合感觉经验以形成完形知觉的知觉结构的学说）；皮亚杰的研究成果（发生认识论，对认识结构及其建构机制网的描述）；当代美国方兴未艾的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概念网络结构、语义结构等对认识内容的整理、加工机制），以及其他心理学派的研究成果被广泛地应用，形成了强大的变革势头，给传统的、反映论的认识论以猛烈冲击，从而也带来了建基于这种反映论的认识论上的传统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危机。
自从卢卡契把文艺确认为认识的手段，把文艺反映现实生活的过程，当作科学认识和说明现实生活的过程，要求作家、艺术家在这个过程中掩盖其逻辑思维和科学推理，把现实生活的本质真实和普遍规律按照典型化原则以具体的艺术形象反映出来，以使自己的作品区别于哲学和科学作品以来，传统的现实主义一直被确认为特定的反映客观现实的方法。以致于似乎只要严格地采用这种方法，即使作者的世界观是错误的，也可以达到正确地认识和反映客观现实，而又使其作品不失为文艺。以致于似乎存在着一种可以与世界观相矛盾的创作方法。所谓
“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创作方法与世界观的矛盾”这个提法所要说明的无非是创作方法可以以其程序上的正确性，纠正错误世界观的障碍而达到客观地认识和反映现实的理想。就算这样吧，但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又提出了“倾向性”这一与客观性不相一致的要求，并且实际上是以既定的倾向性要求代替了真实性的要求，以致文艺是客观现实本质属性的概括（典型化）的观点，导致了现实主义文艺是作者按照先进世界观和阶级利益反映现实的观点，以及典型问题是政治问题的观点。从而又导致了思想先行和主题先行——直到借口与浪漫主义结合，而完全不顾事实地任意胡吹，彻底放弃了对于真实性的要求和它的方法论原则。这样一来，以现实主义自称的这种理论，即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及其创作实践，实际上就是走进了死胡同。
卓越的现实主义理论家们为防止这个可以预见的结果进行了不懈的努力。40年代布莱希特、西格斯与卢卡契的争论，到60年代加罗弟和阿拉贡的“无边的现实主义”，再到苏联“开放的现实主义”、“多元的现实主义”以及西方“功能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理性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等提法的出现，现实主义的理论家们一直在探索某种修正原有的理论框架，使之能把更多的创作方法和艺术形式包容进去的可能性。不论这些探索成果有何意义，都无助于传统的、作为特定方法论的现实主义的再度复兴。——作为一种特定的创作方法论的传统现实主义，已经只能凭借教条主义的行政推行来维持局面，其影响的下降当然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如此，有些具有现代意识的理论家们反其道而行之，不要现实主义，而主张用现代主义来取代现实主义。
现代主义果然能取代现实主义，而成为当代中国文艺的主流吗？我认为不可能。之所以似乎显得可能，是因为我们仍然把现实主义仅仅看作是一种特定的创作方法。然而事实上，不可能有什么超越于作者人生观、世界观之上的通用的“客观的”创作方法。我们不应当根据创作方法，而应当根据作家和作品表现出来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基本倾向，来区别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这首先是一种精神，一种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战斗精神。而在当前的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为争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而同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及极左思潮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的过程中，我们仍然需要这种精神。由于这种时代的需要，现实主义文艺仍将是当代文艺的主流。
我们不妨把反映在文艺作品里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浪漫主义精神作一大体的比较：浪漫主义偏重形式，现实主义偏重内容；浪漫主义主要依靠想象，现实主义要依靠观察；浪漫主义刻意表现主观，现实主义努力认识客观；浪漫主义迷恋于美丽的或崇高的梦境，现实主义立足于悲惨的甚或丑恶的现实；浪漫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现实主义为人生而艺术。而所有这一切，在具体作品中又往往互相交叉、互相渗透、互相包含、互相补充，以致于有些伟大的作家，有些伟大的作品，究竟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文学史家们也很难分清。
所谓“现代主义”，作为20年代以来流行于西方的许多文艺思潮的总称，它仍然首先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不一定就是“现代”的。其最新发展“后现代主义”也已经是60年代的东西了。60年代现代主义理论家们曾经强调，与“当代”作家如肖伯纳、高尔斯华绥等人相信历史进步，重视社会题材相反，“现代”作家如艾略特、庞德等人不相信社会进步，只着眼于异化现象与个人梦幻。“现代主义”的这个特点至今没有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只有消极的意义。作为浪漫主义经由唯美主义的一个发展，它比之于唯美主义无疑具有更多的现实精神。例如唯美主义作家是超脱的，逃避现实而追求“纯形式”，现代主义作家虽然也强调艺术本身的“独立”价值，但其激情和灵感都往往来自当代最深刻最尖锐的社会矛盾。他们都是对苦难和荒谬极其敏感的人物，这就使得他们的作品，无论是甲虫、犀牛、毛猿还是公猪，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以及隐藏在这现实意义背后的深刻的危机感、荒谬意识和反传统精神。
这种精神是当时西方的时代精神，表明作家与他们的读者之间有着共同的感受，所以能得到普遍的共鸣。这是西方现代主义突破唯美主义狭小的读者圈而进入更广大的世界的真正理由，也是它们引起在长期的大一统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下自我意识刚刚觉醒，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危机感和使命感的当代中国作家热烈关注的真正理由。在危机感、荒谬意识和反传统精神这些点上，当代中国作家们找到了与西方现代主义者主要的价值认同，从而激起了追求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艺术形式和探索新的与之相适应的表现手法，从而突破传统现实主义僵化单一、令人反感的老一套的热情。而广大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对作家们的探索表示欢迎。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是西方现代主义的翻版，更不意味着，中国的现代主义将取代现实主义而成为当代文艺思潮的主流。
当代中国作家，很少有机会象西方现代派那样成为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局外人”。他们的“内向转”，主要还是一种历史的反思，而不是西方现代派那种“多余人”式的自我挖掘。他们的内省精神，主要的还是一种“与全民族共忏悔”的群体意识，而不是西方现代派那种惊惧、焦灼而又凄厉的个体意识。他们的危机感，主要是对祖国、人民和自身命运前途的忧虑，而不是西方现代派那种空虚无着落的精神危机；他们的荒谬意识是植根于不可理喻的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的社会意识，而不是西方现代派那种以反对市民社会虚假的伦理道德和庸俗的审美趣味为主的“恶魔主义”。这些不同是明显的。当然这其间不无交叉，但基调和主旨都大相径庭。
中国现代主义的这些特点，与其比之西方现代主义，毋宁说它更接近于现实主义。事实上，中国持现代主义观点的人也并不是现实主义作家的对立面，他们在精神上与读者取得联系的渠道，也就是现实主义作家与读者互相沟通的渠道。这是它们得以在中国条件下拥有不少读者的原因。但也正是这同一原因，决定了现代主义的影响不可能超过现实主义。因为当代中国的读者群，已不同于当年西方现代主义者所拥有的读者群。在前者之中，没有一个人不明白，他们的处境是由人造成的，因此也是可以由人来改变的，并不是什么历史的宿命，更不是什么生命存在的固有状态。所以他们倾向于采取比较积极的人生态度，而对于只有消极意义的、反文化的和极端非理性主义的思潮多少有所保留。这样的读者群，更宜于造就现实主义者，而比较地不宜于造就现代主义者。
正如应当把中国现代主义与西方现代主义相区别一样，我们也应当把中国的现实主义与外国现实主义相区别。事实上，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系统的文学艺术理论，也是在五四以来随同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一同传入中国的。由于反对封建主义这一现实的社会需要，西方现实主义、特别是俄国现实主义的影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现在反封建的任务尚远未完成。艰苦奋斗中的中国人民，还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兴趣来回味那种对于个别现象的特殊感受——如果这感受不能引导我们走向更为广阔的未来的话。所以，我们在需要现代主义的同时，仍然更需要现实主义，更需要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这种精神，具体到当代中国，其锋芒是直接指向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及极左思潮的。
过去，由于极左思潮的严重影响，中国的现实主义文艺没有可能实话实说。外来的现实主义在我们这里变成了某种假话连篇而又千篇一律，根本没有这样一种指向的概念传声筒。而另一方面，植根于我们民族历史和现实深层的现实主义精神，通过象征、隐喻、结构变异、情节的荒谬化或其他非常手段，来表达自己的切身感受和热切呼求，从而使得作品带有某种类似于“现代主义”的意味，以致于我们只能越过语义层面而在隐义层面或引申层面上把握它。这是否是现实主义的一种深化，姑且存而不论。总之它既不是教条主义的现实主义，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现实主义，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现代主义。它是中国历史、中国当代现实和中国作家的智慧、激情和灵感的共同产物，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但是还处于萌芽状态的现实主义。
我们不要教条主义的“现实主义”，我们要的是富于进取精神的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为探索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作出了良好的开端。我认为，许多在眼下被当作现代主义来看待的作品，由于它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其实是一种处于萌芽状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现在的问题是创作已经远远地走到了理论的前面，因此许多处于萌芽状态的积极因素，不能得到理论上的肯定和说明。这就不可避免地、暂时地造成某种惶惑。
但这惶惑，正是觉醒的先声，有如清晨离开港湾的船舶，那汽笛的长鸣预示着乘风破浪的万里航程。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篷舟吹取三山去！”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奇在朴素 美在真实
——看话剧《黑色的石头》有感
方杰
乍一看这个剧名，就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目，因为它太没有噱头了。其实，这个戏正象它的名字那样朴实，没有高调，没有悬念，也没有挑逗。然而出乎意料，在看戏的过程中，每一个场次，都使观众情不自禁长时间地鼓掌。大庆市话剧团演出的这个戏的确创造了一群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朴朴素素，平平常常。而这平平常常正是这出戏的“奇”。它的魅力恰恰就在这平常朴素之中，或者说美在真实之中。
以反映工业为题材的话剧，过去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其影响至今余势未尽。这种模式大体把矛盾建立在生产过程中的先进与落后的斗争上，各种人物基本为演绎主题而设。矛盾的解决即是戏剧的结局，不用说，观众从开始就明白，斗争的结果一定是先进战胜落后。人们通常把这叫作“问题剧”，往往就把这种戏同枯燥乏味联系起来。而话剧的“危机”，在我看来，就是从这种“问题剧”开始的。
《黑色的石头》的成功，就在于它冲破了这种模式，而以崭新的姿态立于话剧舞台，使人耳目一新。应该说《黑色的石头》是对过去那种“问题剧”的一种超越。它恢复了话剧的本来面目：艺术就是艺术，戏剧不是为研究和解决生产问题而作，而是对人的灵魂的发现和表现。
这个戏并不追求形式的花哨，也不歌不舞，它的特点是“象生活”，而“象生活”的形式却是更见功力的。如果说这个戏有新意，那首先就是因为作者对生活深层变化的把握和艺术观念的更新。戏是放在一种特殊环境下处理的：在一块蛮荒的平原上来了一支石油钻探队伍。这里没有人烟，没有娱乐，没有女人。工人们除了干活，生活是单调的。于是乎就出现了工人们在休息日要进城去看女人；打扑克输了钻桌子；酗酒打架……出现了种种奇怪而矛盾的事情。一个共产党员，同妻子9年两地分居，多次请调不成，便去送礼，结果转了一天却不知道给谁，然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又常常因此陷入自责，这种精神的痛苦，使他象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被称为“小红袄”的彩凤，备受丈夫虐待，爱上了石油工人大黑。他们爱得那么深沉，那么纯洁，但这爱虽合人情却于法不容。老队长是第一代钻井工人，他念念不忘“传统”，却受到工人们的嘲笑，大家要求他辞职，然而当这位已经跟不上形势却仍然忠心耿耿的老同志以身殉职后，工人们又那么怀念他，甚至给他的英灵下跪。生性温良的青年工人庆儿，爱雁如命，恰恰是他最尊敬的师傅在一时愤怒下杀死了这只大雁，庆儿几乎要跟他拚命。他抱着死去的大雁号啕大哭的情景，不禁使人泪下。在这里，你可以判断孰是孰非，却不能按过去那种标准简单地说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就是生活。而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复杂纷纭的。恰恰在这一点上，这个戏真正领会了现实主义的真谛。它的生命和魅力就在真实。正是由于真实，使我们看到了工人们是在怎样艰难的条件下工作着，奋斗着；又是在怎样困苦的环境里生活着，坚持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戏既透视了历史，也透视了现实，同时透视了社会的弊端。正是从这里，我们感受到这些工人是那样的善良，友爱，不惜牺牲。尽管他们发牢骚，不免粗鲁，但是灵魂都是美好的，对生活是热爱的。也正是从这里，我们感受到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据我的经验，看一个好作品，大体主题都不会一目了然的。含而不露为上乘。那么，《黑色的石头》表现了一个什么主题呢？似很难用几句政治概念来概括。不同的观众可以认为它颂扬了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认为它表现了善与恶的搏斗，也可以认为它是对于不正之风的批判，或是对“传统”式保守习惯的冲击，等等。也许这正是它的深刻之处。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寄希望于改革
——读中篇小说《烦恼人生》
何镇邦
读罢池莉的中篇小说《烦恼人生》（载《上海文学》1987年第8期），我不禁从心里喊出：我们同小说中的主人公印家厚一样，都生活得太累了！印家厚曾在长江轮渡上作过一首题为《生活》的诗，只有一个字：梦。他把生活比作梦。不错，我们充满希望地生活着，做着各种各样玫瑰色的梦；但生活中又有着各种各样的烦恼，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心灵上并不那么轻松，物质上也不那么尽如人意。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还必须象印家厚那样，为了孩子能生活得更好，为了让妻子能吃上一次西餐，为了得到能够栖身的属于自己的房子，为了摆脱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矛盾和烦恼，在希望中去苦苦地抗争。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充满希望，充满烦恼，也充满抗争！读着这部中篇小说，我们将发现，虽然我们与印家厚的职业身份不同，但心是相通的，有着共同的希望，也有着相近的烦恼。这样，池莉笔下的印家厚，就不仅仅是一个印家厚，她以那细腻而又充满温情的笔触，向我们所展示的一个普通中年工人一天中平凡而琐碎的生活遭际，并由此而表现出的种种烦恼和希望，实际上正展示了处于改革时代的普通中国公民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状态。作者对生活有着独特的观照角度，善于以小见大，她写的虽是普通人的世态人情，却是蕴含着对改革潜在的呼唤，力图唤起人们对改革的热情和希望。因为要让印家厚们生活得好些，生活得轻松些，除了改革，还有别的什么出路呢！正是在这一点上，《烦恼人生》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同；而这可能也正是这部写得很朴素自然而又很有穿透力的中篇小说所具有的艺术力量的表现。
印家厚的确生活得够累的。他的“早晨是从半夜开始的”，而他的一天生活又结束于各种劳作之后的半夜时分。一天中，他从体力上和精神上都承受着一种超负荷的压力。从半夜里儿子掉下床来摔伤，到清晨起床后排队洗漱上公共厕所，带着儿子跑月票，挤公共汽车、过轮渡，再到上班后，莫名其妙地得到三等奖……生活的重负实在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更重要的是，印家厚在生活中碰到种种难以摆脱的烦恼：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印家厚的矛盾微妙的心态。在轮船上，他觉得“心中和江水一样茫茫苍苍”，甚至感到忿忿不平，但又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人比别人高一等，他印家厚也不比任何人低一级”；他在生活重压下叹息过，但当看到儿子生龙活虎的样子时，又觉得“生活中原本充满了希望和信息”，并“随着整个社会流动，追求、关心”，有着自己的信心和抱负，有着对工作的自豪感；他对“爱扯皮”的老婆有着无可奈何的怨艾，但当下班拖着疲乏的步履回到家时，又感到这简陋的家充满温馨……这就是印家厚：一个热爱生活，又被生活重担压迫着，充满希望和追求又处处碰到人生烦恼的普通中年工人，他的形象是真实的，亲切的，又是饱满的，立体的。除印家厚外，他的儿子印雷，他的老婆，还有着墨不多的雅丽、肖晓芬、哈大妈等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女工形象，也都描绘得相当鲜活。尤其是印雷的形象，他的天真、机灵、淘气，不失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创造。池莉通过印家厚一天生活的描述，还有印家厚等人物形象的创造，确实是要写出生活的严峻和生活的温暖，也许由于生活中的烦恼写得多些，生活中的希望和温暖写得不够充分，因而作品的色调显得有点过于冷。但这能完全怪罪我们的女作家么？因为她是忠实于生活的。
当然，我们完全可以把这部中篇小说作为一部解剖社会问题的“问题小说”来读。但光看到这一点是很不够的。因为作者不仅从主人公印家厚的一天平凡生活中去发现“问题”，也从那平凡的生活中开掘“诗意”。由于生活气息浓郁，由于作者善于捕捉那些容易被人忽视而又很动人的生活细节加以艺术地再现，这部小说还充盈着相当浓烈的诗意。诸如早晨长江轮渡上江景与人情的抒写，印家厚下班后带着儿子乘上公共汽车，雷雷与欣欣两个刚认识的小朋友在公共汽车相遇，分外高兴地充满稚气的交谈，印家厚对青年少年时代美梦的回忆，还有他回到家后所感受到的生活的温馨，等等，这些一闪即逝的生活细节和生活场面的描写，都洋溢着生活的诗意。正是这种诗意，使我们面对严峻的生活时，感受到生活的温暖和希望。当代一位著名作家说过：“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池莉的《烦恼人生》正是着意谈生活的，她采用“生活流”的写法，努力表现生活的原生态的美。这种记述主人公一天生活流水帐的写法，也许失之于琐碎，但却有自然真切的长处。尤其是近年来一些小说家醉心于玩弄各种新手法，以至某些玩技巧的作品产生一种审美的隔膜的时候，池莉这种立足于写生活，用朴素的白描写出生活原生态之美的作品，更显得清新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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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作
《少将》（中篇小说）
作者乔瑜 载《当代》一九八七年第五期
新兵连里来了一个河南侉子王满山，大家叫他“木头人”，他却有着一个极高远的志向：当一名少将。他三叔曾经是个少将，那年家乡闹饥荒，竟送给村里乡亲一人一个白馍。王满山被分到了测绘部队，接管最先进的仪器和技术。为了实现将军梦，他开始了艰难的攀登。他的业务考试总是零，但也不断地受到表扬，因为他每天打扫食堂，帮同志们站岗，拉练行军挑六个背包或者七八条枪。他成了全军区的标兵，却始终提不了干。他爱上了一名常到部队送菜的女知青，但是为了将军梦，他不敢行使爱的权利。他于是和自己的心作殊死的厮杀。终于，他疯了，他拿了颗教练弹，在公共汽车上引爆了又扑了上去，受了十几处伤。他被宣布退伍了。离部队的时候，他挑了一口袋的白面馍。他挑走了他的将军梦。
作品以“文革”为背景，在浓重的文化底色上，着意刻画了一个愚蛮却不甘于困顿的农家子弟的悲剧形象，幽默中见深沉，调侃的笔调中寄寓着作者无限的同情和悲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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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作
《将军百战死》（长篇小说）
作者金振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描写我军初创时期著名将领黄公略的传记小说《将军百战死》，撷取了黄公略一生中最光辉的四年中的二十多个战斗生活片断，描述了他的不平凡的功绩。黄公略在我军初创时期与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齐名，人称“朱毛彭黄”。本书通过黄公略参与组织震惊中外的平江暴动、慧眼识破AB团分裂红军的阴谋以及大义灭亲、第一次反围剿中巧设重围歼敌精锐师等扣人心弦的情节，活现了黄公略这位骁勇善战、叱咤风云的传奇式人物的英姿。（湘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