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2月5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副刊)
专栏:剧谭

一部电激雷鸣的史剧
  ——看话剧《决战淮海》随想
  曹禺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当年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阔战场上,华野、中野60余万大军与国民党80万军队展开了决战,其规模之大、激战之烈,是世界战史上罕见的。
然而,难以想象的是,有着很大时空局限的话剧艺术,却率先表现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话剧团推出的《决战淮海》,以其宏大的场面、众多的历史人物和深刻的思想穿透力,使我们看后感到十分惊喜。
淮海战役是个史剧题材,高度地概括在一部戏中是十分困难的。双方的统帅部一个在南京,一个在西柏坡,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位最高决策者相距千里,为构成戏剧的冲突带来了困难。其次,大战役中的总前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位在河南,率中野自西而东参加会战;粟裕、谭震林两位在山东,率华野由北而南,进逼黄伯韬兵团。这种互不见面的指挥格局,都要写进去,实在不容易。这场伟大的战役牵动着整个社会中的各个侧面,如何再现黑暗和光明的大决战,对任何一位作家而言,都是一份难答的考卷。话剧《决战淮海》的剧作者们,成功地吸收了外来的戏剧经验,采用开放式的戏剧结构,把相距千里、互不见面的人和事凝聚在一起,奇妙地编成了一部电激雷鸣的史剧。
这出戏不仅写了近40个有血有肉的人物,而且有20几名是双方实有其人的领袖和高级将领。这在我国近代戏剧史上也是罕见的。
建国以来,军事戏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不乏成功之作。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们已经不满足于那些简单地描写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或简单地揭露敌人丑恶面目的戏剧作品。看了《决战淮海》,我感到了旧中国这座大厦是如何倾倒,新中国又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该剧通过势如潮涌的支前大军、一个只有半天军龄的解放战士、杜聿明的马伕……这许多下层的小人物,使我看到了新中国诞生前夕广阔的社会背景。
多年以来,戏剧舞台上的历史人物也形成了一种模式:要么是近似具有超人智慧的神,要么是近似愚顽的丑角,或者干脆是凶相毕露的鬼了。
事前,听说话剧写了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等同志的分歧,我为剧作者感到困惑:“这样写行吗?能通得过吗?……”看过戏后才明白,这一笔写得好,写得成功,把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神”还原到了人——是有血有肉,而且是可亲可信的人。该剧通过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夫妻戏,蒋介石和蒋纬国的父子戏……较为成功地揭示了蒋介石那复杂的内心活动。也丝毫无损毛泽东和邓小平等领导人物的形象,也丝毫没有为蒋介石涂脂抹粉。相反,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两种命运决战的必然结果。
另外,看过《决战淮海》后才第一次知道了有关“三封电报”的史实(指邓小平向中央连发三份电报,要求改变中央原订计划,而实施前委最新作战方案一事。——编者)。我相信会有很多观众和我一样,通过观看话剧《决战淮海》,加深对小平同志历史功勋的认识。(附图片)
《决战淮海》剧照:以邓小平同志(右一)为书记的总前委三次致电党中央。 肖引章摄


第8版(副刊)
专栏:

  流蜜的桔子
谢璞
我与蜜桔有不解之缘。
我的家乡,湘西南的洞口县,素有“桔海”之美称。近10年来,全县有20多万亩土地盛产驰名中外的无核蜜桔,被认定为“雪峰蜜桔”的最佳区。有一年桔子丰收季节,洞口县国营园艺场罗场长请我到场部去做客,他端出了一大盘鲜艳的桔子让我品尝。我挑了颗最小的也足有小柚子那么大。乍看,它的海绵皮层很厚,估计不用小刀剖开是不好对付的。老罗看出我的心事,笑道:“好剥,幼儿园娃娃的嫩手指都剥得开。”一点不假,我手指轻轻一掐,果皮便裂开了,一股浓郁的甜香喷出来,直沁得人醉。同一瞬间,出现了几个蜜蜂嗡嗡地在我面前绕圈子,想同我一起分享蜜汁。老罗赶忙关闭了玻璃窗户,他说笑道:“再迟关一点,说不定几里远的蜜蜂都会飞进来哩。”时光过去了很久,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一个有趣的镜头。
今年11月,我又得到了很大的一颗雪峰蜜桔,更是令我情不能自已。事情是这样的:去年新春,我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题为《一滴茅台》的小文章,如实地报告了我的母校洞口三中(原名“蓼湄中学”)退休教师住房条件极差的现象,希望有更多方面来关心中、小学教师生活。《人民日报》于5月16日刊登了出来。洞口县委书记孙在田同志看到了,便与县教委负责人到洞口三中视察。过了不久,孙在田同志在县委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关心教师生活,并当场掏出省吃俭用节省来的50元钱作为第一笔募捐款。后来由于拿工资的国家工作人员绝大多数并不很宽裕,靠捐款是不可能解决现实问题的。以致有笑话孙在田天真的,也有好心的朋友劝我少管些闲事的。不过,我是个素来把闲话当耳边风的人,我一直坚信会有许多人来关心全国各地中、小学教育事业,教师会过上幸福和谐的生活的。
果然,前几天喜从天降。有人很急地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八百里外“洞口”几个朋友来了。其中有退居二线的前县教育局长,有洞口三中校长。他们兴奋地告诉我:由于党和政府各级组织关心,湖南省财政厅给洞口三中拨专款七万元改善教师住房。他们是专程赴长沙办理拨款手续来的。校长笑嘻嘻地说:“你写的《一滴茅台》起了个‘证明’作用……”
我确实很高兴,衷心地向校长道贺。但临到他们告辞时,校长递给我一颗硕大的桔子来表示友谊,他说:
“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是我们学校老师们种植出来的,奖励你喝口津甜的家乡水,来表示我们对你说了实话的感激之情!”
我愧收了,因为盛情难却。我总觉得只有具体给了他们关心的人才配领收这份厚意,只有天上的“太阳神”有资格享用它。我并没有做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不过报告了一点真相,做了一个文人一点份内的工作。母校老师们给我的奖励实在太大了!
这一天晚上,我脑子里不断出现“教育是只母鸡”这句格言,也想到“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这种愚昧现象会在一切有阳光的地方消失。教师,成为社会令人羡慕的职业,一定不会遥远!
翌晨,“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的时候,我真想把这颗不寻常的桔子奉献给天上的“太阳神”,然而又遗憾自己是个无神论者。我把心事讲给两个早读的小女儿听了。她们却高高兴兴地说:“我们来帮忙吃。”“太阳公公没有牙齿,我们有!”
怎么办?我只好把蜜桔递给孩子们。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化雅俗谈

  队列歌声里的信息
  陈奎及
多年来,战士们一直期待着象《我是一个兵》、《打靶归来》这样的优秀队列歌曲的出现。为此许多词作家、作曲家和业余作者都在不懈地努力探求、创作,产生出不少流传军营的新歌。但是,战士们还在期待、寻觅,似乎并不满足。
实际上,《我是一个兵》、《打靶归来》等歌曲的广泛流传及其艺术生命力,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是部队生活题材的队列歌曲,而在于它们强烈的时代的艺术个性。
50年代初的“兵”,大都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锤炼出来的胜利者,《我是一个兵》从歌词到曲调,集中体现了胜利者的豪情与保卫胜利果实的决心。而《打靶归来》则是60年代“和平兵”在训练时的乐观精神的抒发。两者虽都是行进型的节奏、民族风格音调,而前者是果敢、豪壮、干脆的进行曲,后者是欢快、向上、富有朝气的进行曲。可见,这两首歌的时代感都非常鲜明。至于今天,80年代的战士们的经历、追求,和以前都有很大的不同。显然,他们所期待的并非《我是一个兵》、《打靶归来》的重复,或仅是部队生活题材的队列歌曲就可以满足的。
近两年来,《当兵的历史》、《军营男子汉》、《合成军兵团进行曲》等歌曲的出现,也带给我们一些信息。
去年,在某航空兵师里召开了一次空军歌曲创作会议。战士们认为:《当兵的历史》乐观、风趣,生活气息浓郁,最突出的是有阳刚之气。他们明确地讲:“我们爱的是动情,不干巴,唱‘自己’的队列歌曲。”他们说,《军营男子汉》唱出了当今战士们在得失问题上的真心话,而且歌词朴实、生动,象战士的语言;曲调通俗,易上口,具有一种自我意识和群众意识的表露感。而《合成军兵团进行曲》则是对当代战歌创作的尝试,在气势、色彩、可唱性等方面更加突出。以上这些,我以为正是战士追求的时代感的内容。
由于军队的特点,队列歌曲已成为部队音乐创作中的重要部分,但同时也最容易形成一些条条框框,创作观念也最易僵化。有些人把队列歌曲视为一种单调的音乐艺术,创作思维总是单向的线形发展,多从教育、鼓动的角度进行宣传,很少从战士的内心情感上加以抒发;多注重体现军人的勇猛,缺乏生活的多色彩的反映。这种创作思维往往带来生硬的曲调和口号式的歌词,远远脱离了新时期战士们的追寻。郑律成曾提出:歌曲创作要突破三个框框,“一个是‘洋框框’;一个是过去民族民间的框框;还有一个是群众歌曲的老框框。”这个提法对现在的队列歌曲也很适用。所谓“框框”,就是旧思维的束缚,我们既然要为时代的战士们歌唱、创作,就应该不断探寻他们的心理,他们的生活,这样才能引发他们的共鸣。否则,多数人不喜欢的队列歌曲,又怎么能在队列中演唱呢?


第8版(副刊)
专栏:

  远方
  柯平我在十个信封上写下十位朋友的地址远方不认识我但认识我的信 如同认识候鸟我的朋友们躲在小小的雪窝子

火炕烧得旺旺的 他们读信
他们的目光渐渐燃烧
他们快活地骂娘用大碗喝老白干走出雪窝子脸色红润 和火焰呈同一颜色虐风只能使火焰更旺朋友们,我触摸到你们的友情
啦如同你们触摸到我的你们朝向南方雪落满睫毛和狐皮帽一动不动这姿势是优美的它是全部绘图和诗歌的意义是人生所有苦难和奋斗的意义
啊我会继续给你们写信的告诉你们我的处境
创作喜悦和结婚的日期候鸟认识你们的姿势就象认识我在南方梅雨中凝望你们的姿势


第8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心手两畅 翰逸神飞
  ——读《姜东舒中楷书谱》
  马少波
近承姜东舒同志以他今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姜东舒中楷书谱》见赠,展读之下,不胜感叹!对于书法,我所知不多,只能谈谈作为业余爱好者的一点感受。
这本字帖写的是唐代书论家孙过庭所著书谱,其文论述精辟,乃我国书法史上重要的理论著作,原以手书草体行于世,笔势峻拔,向为艺术界所推重。姜东舒同志今以楷体书写,心手两畅,翰逸神飞,别有一番风韵。他以行书笔法写正楷,字势飞动,气韵连贯。著名美术史论家王伯敏教授在此帖序言中论及:“近人以善楷者少,精楷者更少,而能具龙游之韵者尤寥寥,是故姜之功力并非一般精到,姜之书,笔无妄下,中锋巧变,如环之无端,都不是易到之事”。我以为持论公允,亦非溢美。现在不少青少年不学楷书或托名行、草,在实用中用笔潦草,在艺术创造中追求狂怪,主要是由于不重视楷书的基础。因此,青少年习字先从楷书入门,是必要的。象《姜东舒中楷书谱》这样的好字帖,既可供观赏,又可供临摹,可惜印数太少了。
“学书未有不从规矩而入,亦未有不从规矩而出者”。(朱履贞《书学捷要》)概括了学书继承发展的客观规律。姜东舒的书法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如果没有多年潜心研习前人墨宝而取得的深厚功底,又勇于破门而出的胆识,是不可臻此佳境的。姜东舒有诗云:“莫弃前碑述笔法,须从时代出精神。”这正是他成功的必由之路。也是所有有成就的书法家成功的必由之路吧。姜东舒14岁起当过五年半煤窑童工。参加革命后,一直从事宣传工作,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在漫长的艰难的岁月里,他没有消沉。下放到农村劳动几年后,偶尔到浙江图书馆当临时工,埋头读书,他感到有些孤本书籍,万一损坏就绝版了,所以着手以蝇头小楷抄写副本保存,于是拾起幼年习字的毛笔。他在图书馆读到各种前人碑帖,后来又得到清朝进士、浙江图书馆长、书法大师张宗祥的赏识和辅导,大楷、中楷主要学欧阳询,魏碑学《张猛龙碑》、《鞠彦云墓志》,行书学王羲之《兰亭序》、《圣教序》,隶书学《华山庙碑》、《曹全碑》,小楷学钟繇、二王父子等,近30年刻苦磨砺,从未间断,使他真、草、隶、篆,无一不精,而且发表了40余篇颇有创见的书法论文,终于成为蜚声国内外的书法家。除《中楷书谱》外,问世的字帖还有小楷《前后赤壁赋》、《永州八记》、《唐诗十首》、《西湖诗帖》、《岑琦诗抄》;大楷《学生魏碑字帖》;楷、隶、行三体书柳宗元《三戒》等,得到广大读者的赞赏和学术界的很高评价。“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从一个童工、一个八路军“小鬼”,造就成一个学识渊博诗文俱佳的书法家,这之间经历了多么艰苦的磨练和飞跃啊!一个人要有所成,无论顺境或逆境,都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但有志者得之,无志者失之。为祖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百折不回、锲而不舍的精神,是为志。姜东舒的成就,奥秘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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