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经济运行机制改革目标的重大决策
刘溶沧 李晓西 宋则
一个科学的命题和正确的目标抉择
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带有关键性意义的事情。其改革目标模式的确定，又是这项改革中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决定性环节。
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国新时期经济运行机制改革的总目标，即通过改革，逐步建立起从总体上来说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这的确是一个崭新的科学命题和合乎逻辑的目标抉择。
首先，“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改革目标，是以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正确认识为依据，针对以计划指令为主、排斥和忽视市场机制的传统计划经济管理模式而提出来的一个科学论断。
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和经济运行方式，虽然有其与建国初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物质技术基础的客观需要相适应的一面，但从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个根本的衡量标准来看，从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特点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来看，又同时存在着三个明显的缺陷：一是把包罗万象的计划指令和实物的切块统配视为实现计划经济的唯一途径，并把计划调节与指令性计划管理等同起来，从而把整个社会经济搞得很死。二是把宏观经济调控权、生产资料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混为一体，国家直接计划、管理和经营企业，实行统一核算、统负盈亏，从而严重窒息了企业的活力与主动进取精神。三是否认、排斥商品经济原则，忽视市场功能、市场机制在生产、流通领域的调节、导向作用。其结果，计划调节在缺乏市场信号的条件下不能具有较强的调节功能，脱离市场的生产、流通和建设呈现出很大的盲目性，投资结构、产业和产品结构发生畸形与失调。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此为立足点的经济管理方式的相应变革，经济运行机制的重新塑造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提上了改革的议事日程。如果说对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科学认识，是对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提出了必然的要求，同时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基础和基本的规定性，那么，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改革模式，则标志着我们已经找到了建立一种能够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特点和发展需要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具体方向或基本程式。
其次，“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改革目标，是对我国9年来经济运行机制改革实践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
改革是一个不断摸索前进的过程。我国9年来的经济改革，以搞活企业为中心做了许多工作，收到了显著成效。但对于作为商品经济活动舞台，作为搞活微观与加强宏观管理枢纽的市场问题却研究不够，一个开放的、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必要的市场秩序至今尚未形成，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的作用未能很好发挥，与此相关的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改革方面也存在着不少问题。理论的探索和改革的实践使我们逐步认识到，在宏观管理与搞活微观之间，应该有一个重要的传导体系，否则就不能有效地改变国家直接管理和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旧格局，竞争和效率的问题也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这个重要的传导体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市场。
国家调节市场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只有通过联结生产与消费、作为利益实现场所的、竞争的和开放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才能把具有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地位的众多企业的活动，导入合理分工、专业化协作、产销结合、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轨道，从而成为一个直接面对市场供求变化、具有竞争机制和自身行为约束、充满活力和进取精神的社会经济“细胞”。这是单靠国家的计划指令和直接干预不可能办到的。国家调节市场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只有国家才拥有诸如财政、税收、金融、价格，直到行政、立法等市场调节手段，才能进行这种宏观调节，分散经营的千万家企业是不能胜任的。
以上的分析说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改革目标，正确地解决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的宏观控制与搞活企业、搞活市场三者的关系，从而找到了搞活微观与加强宏观调控的结合部或枢纽。这既是对我国9年来改革实践的科学总结，也是改革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再则，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的一种科学方法。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我们先是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看作一种相互排斥、水火不相容的关系；继而把二者理解为一种“板块式”的结构关系；再进一步认为它们是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的关系。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提到了更加科学，也是更新更高的层次，不仅把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关系表述得十分明确，而且也更为具体，更富指导性和实践性。国家通过市场与企业发生关系，而企业则通过市场接受国家的计划指导，从而使计划与市场都能充分发挥其调节作用。
“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基本涵义
“国家调节市场”具有丰富的涵义。从国家调节市场的内容来看，包括对市场发育程度的判断和要求，对市场目标的规划、设计和运行控制；对市场参数长期变动趋势的预测并施加必要的影响，向市场传递政府的经济指导意图，体现国家对经济发展的鼓励方向；防止和及时纠正市场运行中不正常的短期波动；对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进行组织和协调，搜集发布市场信息，为企业提供导向性服务；凭借政府的经济职能，采取必要的行政、立法手段，促进市场发育、市场活动的规范化、制度化，等等。具体地说，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国家应该通过对市场主体，即对一切参与市场活动的当事人包括各类企业和广大消费者的行为调节，对合法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制定和提供法律准绳来达到调节生产、引导消费的目的；通过对市场客体，即对作为市场交易对象如商品、资金、技术、劳务、房地产等等的调节，特别是通过投资——产业——产品结构政策和必要的控放措施来达到促进产需衔接、实现供求平衡和资源有效配置、合理流动的目的；通过对市场环境、市场组织的调节，为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条件。
国家调节市场的特点，一是直接调节与间接调节相结合，以间接调节为主。所谓直接调节，主要指国家作为国有财产的所有者，以平等的市场主体身份所直接参与的市场活动，包括通过国营厂矿、商业、物资、外贸、储运等企业，在引导市场活动、进行灵活吞吐和平抑市场物价等方面，发挥主渠道作用。所谓间接调节，则是指国家以政府管理者的身份，在市场之外所进行的经济政策调节和政策引导，它的覆盖面、影响力度都显然比前者大得多，也是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更为重要的一种市场调节方式。二是经济参数调节与行政调节相结合，以经济参数调节为主。市场的发育和运行是一种以供求关系和价格变动为中心的动态格局，自然会形成一种诸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市场参数变动组合，因此，除了必要的行政管理性调节之外，主要应通过价格、利率、税收、汇率等经济调节手段，通过相关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产业政策等来施加影响，以便使市场机制在不发生人为的扭曲的情况下，在市场因素的动态变化中去发挥其引导企业、引导生产和消费的作用。三是规范化的稳定调节与瞬时的反馈调节相结合，以规范化的稳定调节为主。市场因素固然是多变的，市场中的问题也主要靠市场机制去解决，但国家对市场的调节却必须是规范化和相对稳定的。这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正常发育和市场行为规范化的一个重要条件。一般地说，只有在市场运行出现了较大的反常或波动现象时，国家才需要采取特殊的反馈性调节措施。
总之，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待发展，特别是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尚未形成的条件下，国家调节市场有着特定的涵义和特点，它既不同于我们过去惯常理解的那种命令式调节，也与资本主义国家对市场的调节有着不同的调节基础和调节目标。
所谓“市场引导企业”，至少包括如下的三重涵义：第一，国家不再直接干预和具体组织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是使之作为一个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去直接面对市场，通过市场信号和市场参数去引导企业。必要的国家指令性计划，也要建立在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之上。第二，市场引导企业，既是实现从直接管理为主向间接管理为主过渡的客观需要，又是改变当前仍然存在的企业“一只眼睛看政府，一只眼睛看市场”的现象，使之真正成为一个具有竞争机制的市场主体，成为一个以市场为舞台而进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的现实需要；还是把企业放在市场环境之中，使之具有对自身生产经营负责，有着自身行为约束和激励机制的能动性经济“细胞”的需要。第三，“市场引导企业”中的“市场”，是指较为完备、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市场体系，而不是某一方面的市场，特别是不能把它简单地等同于商品或消费品市场。因为只有包括诸如商品、资金、技术、劳务、房地产等等在内的完整的市场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对企业生产经营决策和企业行为的全面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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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应该重新评价“科学救国”的思想和口号
11月15日《科技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的文章：《从“科学救国”到“科学兴国”》，现摘要如下：
这里，我们想特别提一个问题，就是要研究一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兴国的问题。提出科学兴国，就自然联系到科学救国的思想和口号。科学救国的思想，遭到我们长期的批评。应该重新研究一下，我们这些批评，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现在回过头来看，应该承认，有很多批评是不公正的，不符合历史的，没有起积极作用。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科学界产生的科学救国的思想，是个什么性质的思想呢？
第一，这是一个爱国的思想。它要求科学家投身到救中国的事业中去，是有民族责任感的爱国的思想。
第二，这是一个进步的思想。救中国靠什么工具呢？不是靠旧礼教，靠古文明，而是要找新工具，就是从西方传来的近代科学。它所寻找的救国工具是先进的工具，所以是一个进步的思想。
第三，当然，它是一种有局限性的思想。它探索救国问题，只看到科学技术的作用这一个角度，不能把握科学发展的社会前提，不懂得以革命方式改造社会的途径是什么。
第四，它是一个过渡到革命立场的思想。科学本身，自然科学的科学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也是相通的。所以事实上，很多最初抱着科学救国思想的人，都大批地、逐步地走到了接受革命的道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道路上来了。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爱国主义是通向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科学救国思想成为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过渡。
从这几点讲，对科学救国思想，对抱科学救国思想的科学家，无疑应该团结，应该鼓励他们进步，而不应该把他们跟革命队伍隔开，甚至看成革命队伍之外的异己力量。过去有很多批评，把科学救国说成改良主义的反动思想。一直到今年年初，还继续听到有人以权威口吻作出的这样的批评。这样的批评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但只能局限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就是针对那样一种政治理论，那样一些政治家，他们自己并不从事科学技术工作，他们宣传科学救国的口号，是企图用它来抵制、代替走革命道路的主张。我们批评的锋芒只应该指向这样的政治家，这样的政治主张，并且把他们同那些认真从事科学技术工作以为这样可以救中国的科学家严格加以区别。过去有些批评没有分析这种区别，所以是不准确的。
还要看到，即使那些未能转到革命立场的抱着科学救国思想的科学家，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工作组织到革命斗争中去，但他们在旧中国困难的条件下，为发展科学，发展教育，付出辛勤劳动，作了许多工作，为以后的科学发展，培养了人才，建立了机构，奠定了一些工作基础。这些在我们取得革命胜利，发展科学的社会条件具备之后，会发挥很好的作用。因此，他们在那样的条件下，也为新中国建设作了准备，是有贡献的。
经过革命，取得了人民政权，又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科学技术的政治社会前提已经具备，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过去批评科学救国，还有唤醒人们首先去争取这样的社会政治条件的积极作用，现在有了这样的条件，再去大批特批科学救国思想，就妨碍了对科学技术工作在国家生活里的地位、作用的重要性的认识，就会起了消极的作用。
在过去推进革命的过程中，党的一些领导人在宣传革命救国的道理的时候，并不曾把革命救国和科学救国简单对立起来，只是说光靠科学不能救国，要靠革命才能救国，革命和科学的关系，是相加的关系，不是相斥的关系，是革命加上科学才能救国。那么在现在，我们讲社会主义救中国，同科学救国也是相加的关系，而不是相斥的关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时代的真理。而科学地理解社会主义，就象我们今天理解的那样，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社会，判断我们一切工作的是非标准，是看它是不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样就必定把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摆在重要的位置上。这次十三大报告就把科学教育摆在我们国家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上。因此，社会主义救中国，就包含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科学技术来振兴中国。如果排斥科学，那就是过去歪曲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还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就是念念不忘批判“唯生产力论”的“社会主义”。只有那样的“社会主义”才贬低、否认科学技术的作用，害怕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集中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注意力，会损害阶级斗争的“为纲”地位。在革命时期，我们的口号是革命加上科学来救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加上科学，来振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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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对建国后党史通俗宣传的可贵尝试
——读《建国后三十三年》一书
子尚 诗惠
《建国后三十三年》，是中共中央党校金春明教授继《文化大革命论析》一书之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新作。
不落窠臼，别开生面，是本书的一个特色。迄今为止，全国出版了不少有关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方面的著作，基本上是按照教科书的格式划分为章节阐述的。《建国后三十三年》则采用史话的体裁，把从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共33年的历史，分为有内在联系的30个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加以论述。“在抗美援朝的炮声中恢复国民经济”，“对资产阶级‘赎买’的伟大胜利”，“事与愿违的‘大跃进’”，“史无前例的大风暴突然袭来”，“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事件”，“错误‘批邓’和天安门的特殊战斗”，等等，这样一些新颖醒目的标题，加上浅显生动的文字，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夹叙夹议，有理有据，史论结合紧密，说服力强，是本书的另一特色。
“文化大革命”历时十年，它既有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严重错误，又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推波助澜，给我们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至今记忆犹新。究竟是何原因导致在二十世纪60、70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爆发一场史无前例、席卷全国的政治大风暴？所谓“炮打司令部”，“一月风暴”，
“二月逆流”，“三支、两军”，“九一三”事件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应当如何评价？从“文革”中应当汲取哪些教训？本书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针，分成九个题目，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作了比较翔实的叙述和公允的评论。既有历史的考察，又有理论的分析，虚实并举，史与论融为一体。
三十多年来，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行程中，既有意气风发、高歌猛进的胜利进军，也有决策失误、举措不当而招致的暂时退却。对于我们在前进道路上取得的辉煌成就和遇到的严重挫折，本书既不夸大，也不缩小，都能一一给予实事求是的反映。作者针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经常感到困惑不解的疑问，遵循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的教导，把这些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考察，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从而得出比较清晰明确的回答。
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揭示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在本书中占有重要地位。如“对‘大跃进’的几点认识”，对“文化大革命”四点主要教训的概述，都是言之有物，颇有见地的。在“察往知来，奋勇攀登”最后一题中，对建国三十三年的历史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作者认为，“建国以后，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我们多次跌跤子，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对我国基本的国情没有清醒的认识，不了解要把我国这样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提高为先进的生产力水平，需要经过长期艰巨的努力。”无疑，阅读这本书，对于加深我们对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基本路线的理解，是会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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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口城市化和城市人口问题国际会议”简介
人口城市化是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的重大的人口社会变动现象。本世纪初，全世界只有十分之一多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今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已超过了五分之二。城市人口、特别是大都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带来了许多社会的、经济的和人口方面的问题。最近，在由南开大学主办的“人口城市化和城市人口问题国际会议”上，140余名中外学者，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于人口城市化的过程，许多代表认为：1、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人口问题是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2、城市化过程如果不加控制将会发生许多问题，但过分干预或者干预不当，也同样会产生许多问题。因此，要结合不同国家、地区的具体情况，科学地制订不同的政策。3、不能把城市化单纯看作人口增长过程，城市化也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过程，是社会经济问题。研究城市化，必须考察社会经济效益、资源、环境、交通等问题。4、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城市化问题，今后在统计资料的收集、研究方法方面，应当有所改进，继续寻求和完善统计指标体系。
关于中国人口城市化的模式与发展道路问题，与会代表认为目前我国实行的“大、中、小”政策（即“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是由目前我国城市建设资金不足，劳动力素质较低以及和工业人口相比过于庞大的农业人口等现实情况决定的，同时也是指总体的、一般情况而言。由于中国幅员辽阔，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了地区间城市化发展的不平衡，因此，对不同地区，应视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不能搞“一刀切”。
小城镇保持着城镇经济同乡村经济的天然联系，起着纽带作用；大城市则对本经济区农业以及整个经济发展具有中心、主导、辐射的功能，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和协调的能力。因此，有人提出，发展小城镇，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是，不能过分夸大小城镇的作用，只有既促进小城镇普遍兴起，不断繁荣，又使较大规模的城市不断产生，才最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也有人认为，真正的城市化只能植根于以现代化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工业化之中，中国的城市化应当走以重点地发展一批基础较好的城市为主的道路。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由此产生许多诸如失业、住房不足、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社会犯罪等问题，亦即所谓“城市病”，成为困扰世界各国的问题。在中国，也同样遇到一些问题。怎样避免和解决这些问题呢？与会代表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首先，要搞好规划。要把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三个不同地域圈按等级进行规划；要把每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三者结合起来，按“三同步”进行。乡镇建设从一开始就应注意保护生态环境，不使污染成害。
其次，城市人口的老龄化已成为值得重视的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预测，到2000年，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可能上升到7％左右。因此，从现在起，就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老年人的社会保健和服务事业，注意研究高龄劳动力的充分利用等问题。
最后，对城市人口的管理，应将控制与管理、引导结合起来，协调和组织农民到城市从事合理的工商业活动，实行必要的弹性政策。
与会代表还对城市化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问题，城镇人口分布、规模、结构、规划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晓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