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从酝酿到成立
——为纪念民革成立四十周年而作
朱学范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民革”）在香港正式成立。随着岁月的流逝，当时16位中央常委执行委员，我是唯一的幸存者。我今年82岁，值此民革成立四十周年之际，感到有责任把民革从酝酿到成立的过程作一回顾。
一封有关酝酿民革的书信
“近读先生同何香凝先生、蔡将军、彭先生等发表宣言，敬佩万分，政治独裁，不变成希特勒，定变成次殖民地，这是科学上实验出来的，一定的道理。”
“坐汽车行中国里约三万多里……，好象走到香园一样，在这种情况之下，想到自己国内正在自己杀自己。真的，就是铁人，也要落下泪来。”
“我们该当怎样来联络起来……盼望把您的通信处写给我。”
这是1947年4月27日，冯玉祥到美国后第一封给李济深亲笔信的要点。信中一、表达了反蒋激情；二、对蒋介石发动内战，进攻延安，自己杀自己的行径，表示强烈的反对；三、希望与李济深等连络起来，团结反蒋。
这是同年5月上旬，我和梅龚彬、陈此生一道见到李济深时，他拿给我看的，并就该信交换了意见。
回首1946年初，重庆校场口事件时，我组织劳协工人保护会场，特务大打出手，有的工人被打成重伤。6月底，蒋介石即发动了全面内战，劳协主张国共合作，和平建国，因而成为国民党当局重点打击的对象之一。
通过这起事件，我与爱国民主人士有了进一步接触和了解。尤其是亲眼目睹被打伤的李公朴、郭沫若等知名人士的鲜血与我们劳协工人的血流在一起，他们的英勇形象，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并且认识到我们奋斗的目标是一致的。形势的变化使我们劳工方面与爱国民主人士进一步团结起来。
接着我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排挤，并看到他们排挤所有党内外的爱国人士，逼得大家团结起来反对他们。这年9月，国民党当局因我拒绝代表劳协在关于排斥解放区工会的声明稿上签字，一方面由重庆法院发出拘票，想把我拘到重庆听审；另一方面诱迫我去南京出席国民党的“国大”。由于我提出抗议，并公开抵制出席伪“国大”，于是被迫于11月12日清晨逃离上海，飞奔香港。
11月25日，国民党特务企图暗杀我，竟在香港庄士顿道英国海军俱乐部门前制造车祸，我被撞伤骨折，住进玛丽医院。在住院期间，我看到1947年3月9日李济深在香港发表的《对时局意见》，揭露国民党“被独裁专制气氛所笼罩”，“革命精神，完全丧失，由为民服务，一变而为奴役人民”，蒋介石已成为“反动派之领袖”，并提出挽救时局的七点意见。不久，国民党以“背叛党国”的罪名开除了李济深的党籍。那时，我也被开除党籍开除职务并吊销护照。我还听到冯玉祥也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排挤，被迫赴美“考察水利”去了。我接触了一些国民党爱国军政人员，他们也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使我感到在当时情况下，如果把他们组织起来，从国民党内部进行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将更为有利。
过了几天，李济深邀我到何香凝家中去，作进一步商谈。我们三人都认为，国民党当局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发动内战，进攻延安，叫嚣“三个月”“六个月”消灭共产党，再与他们讲团结，希望恢复政治协商，组织联合政府已不可能了，必须把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组织起来，推翻蒋政权。这就要成立一个组织，以便名正言顺地进行号召。于是，我们决定分头写信给国民党内的爱国军政人员，宣传我们的政见。
当时，互相通信往来比较频繁，可惜大多已经丢失。但从冯玉祥这封重要来信中，可以看出我们发起民革的宗旨以及开始酝酿时的情况。
写在绸巾上的密信
李济深经常召集何香凝、蔡廷锴、朱蕴山、梅龚彬、陈此生和我到家中聚会。会上谈起民联、民促在抗战胜利初期为维护《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争取和平民主，做了不少工作；当时也为争取民主革命胜利，公开打出了反蒋的旗帜。他们在斗争中，也产生了联合的要求。于是我们都认为民联、民促的同志以个人名义参加进来，成为组织的骨干，才能推动工作。从而由李济深、何香凝联名写信给当时在上海的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陈铭枢等人。信上说：“国民党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对内对外，紧要万分。盼先生等迅即来港，共同筹策一切，详情由蕴兄面报”。这封密信是写在手掌大小的一块白绸巾上的。朱蕴山因故未去上海，乃分头托人带口信请他们速来香港。直到10月，柳亚子首先到达。李济深把密信给他看，后来这信就留在他那里。陈铭枢、谭平山先后于11月中、下旬才到。
在他们未到之前，大家决定继续与爱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开展联络工作。6月1日，我应邀去布拉格参加世界工联执行局会议，行前李济深嘱我趁出国之际，向国际友人介绍我们的政见，争取他们的同情与支持，并希望我能绕道去美国一行，与冯玉祥面谈。
大洋彼岸的商谈
7月10日，我飞赴旧金山，正准备换机飞纽约之际，获悉冯玉祥在旧金山，所以改在那里商谈。
冯玉祥非常同意立即成立一个革命组织。鉴于他不便到港亲自领导，我们商议后，一致认为李济深出来领导最为合适，有利于团结民联、民促的同志联合起来反蒋。
冯玉祥特别强调组织成立后，要团结一切爱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才能分化国民党，有利于推翻蒋政权。他认为一成不变地把国民党员划成“左”、“右”派是值得商榷的，对于一个人要全面评价，不能光凭一时一事的表现，要从他对人类历史的贡献为标准。他这种团结一切人的主张以后多次来信提到，成为他对民革一贯的主张。
他还认为新组织成立后，民联、民促可以同时存在，并进行他们的政治活动。他强调说，新组织的事要依靠从国民党里分化出来的爱国人士自己来办，这样才能更好地吸引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站到革命人民一边来，孤立蒋政权。
冯玉祥根据其谈话内容写了一封信，托我代表他持信回港送给李济深。临别之时，他还告诉我说，孙中山讲过：“华侨是革命之母”，辛亥革命颇得华侨人力、财力的援助，所以他准备留在美国，发起旅美中国和平民主联盟，用以揭露国民党当局内战独裁，反对美国“援蒋”，争取华侨拥护推翻蒋政权的斗争。并说，我们的革命组织一旦在香港成立，他就赶来参加。可惜，他在赴解放区的途中，因轮船失事而牺牲。
当我从美国回港后，仍与梅、陈两同志一道向李济深、何香凝汇报。他们看了冯玉祥的信，对所谈各节，一致表示赞同。
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我自美返港后，即与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王葆真、邓初民、张文、梅龚彬、朱蕴山、陈此生等进行筹备工作。由于人员越来越多，急需有聚会和办公地点。9月间，我们在坚尼地道52号租了二楼的一层房子，作为筹备处。柳亚子到港后，就住在那里。他带来了上海方面的意见，他们同意成立一个组织，并提议这个组织定名“国民党民主派同盟”。
对此，李济深即分别电询宋庆龄、冯玉祥等有关同志的意见。10月16日冯复信表示赞同，信上说：“昨读赐电，敬悉为成立同盟，特别盼望成功，此间友人亦皆此意……”。宋从上海捎回口信，则倡议这个革命组织可以称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我们于10月26日举行了筹备谈话会，就定名问题进行了讨论。会上很多同志都嫌弃“国民党”三个字，何香凝坚决主张保留这三个字，她认为，这样可以多团结一些国民党中的爱国力量，特别是当时国民党当局在战场上开始败北，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不少人对各自的前途正在抉择，形势需要我们这样做。并说，好与坏是发展变化的，争取过来一个，就可以减少一个敌人，增加一个朋友，只有善于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这个组织才能兴旺发达，才能在与共产党真诚合作中发挥分化敌人的作用。简单几句话，使大家对民革的性质和任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当时，大家还讨论了民革的人选问题。因为民革是继承孙中山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所以想请宋庆龄出来担任民革主席。由于我的劳协同事中共地下党员俞志英，曾经是宋庆龄的秘书，所以委托我请她专程赴沪征求宋庆龄的意见。她向章汉夫作了汇报，得知当时中共地下党已与宋谈了此事，俞不必再去上海。此后，又由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李章达、彭泽民、陈其瑷等6人亲笔签名，写了《上孙夫人书》，恳请宋来港领导工作。
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的召开
1947年10月31日，举行了第一次筹备会，正式推举李济深、何香凝为召集人，柳亚子、蔡廷锴、王葆真、邓初民、张文、梅龚彬、朱蕴山、陈此生和我为委员。柳亚子自告奋勇担任秘书长。接着于11月8日和11日，先后举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筹备会，起草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总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等文件。我与陈劭先等人负责起草“民革组织总章”的工作。这是民革的第一部党章。
11月12日，我接到通知参加会议，签名时才知道举行的是“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大会”。选举宋庆龄、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等20人为主席团，宋庆龄为总主席，李济深为副总主席，主持大会。会后，我特意向何香凝请教。她说，由于谭平山、陈铭枢等迟迟未到，而内部有些分歧意见，所以决定效仿民主协商的方式，开这个会是为统一思想和进行有关组织准备工作的。
不久，我又接到通知，于11月25日，国民党民主派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因为我要赶到巴黎参加世界工联执行局会议，所以没有参加。这时，谭平山、陈铭枢等到达香港，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开得很成功，很圆满。
这次会议的主要精神是，不论是原来的国民党民主派（或称革命派），还是新脱离蒋政权的爱国之士，不分先后，统称为国民党民主派。实现新老“民主派”的大联合、大团结。在这次会议以前的筹备会上已拟定了“宣言”等三个重要文件，在这次会议以后增加起草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告本党同志书》中，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精神。
这个“告本党同志书”，不仅是对民革同志说的。而且是对全体国民党员说的。“告本党同志书”说：“本党革命同志，不忍总理艰难缔造之国民党毁于少数反动者之手，爰召集同志举行本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誓以行动贯彻吾人之主张”。
民革的成立
1948年1月1日，民革举行成立大会，通过了有关文件；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陈其瑷、陈劭先、王葆真、朱蕴山、何公敢、张文、郭春涛、朱学范、邓初民、李章达、李民欣为中央常委执行委员；李济深等71人为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柳亚子等18人为中央监察委员。我还被选为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汝棠为副主任委员。民革成立大会期间，我不在香港，成立大会的签名，是一个多月前，我在赴巴黎前夕，提前签好的。
民革的成立，继承了孙中山的革命传统和1927年以来国民党民主派反蒋斗争的光荣传统。同时，从革命的阶段论来说，它标志着由反蒋救国转变到了公开推翻政权的新时期。由于这个政治目标的实现，是寄托在共产党在战场上打击和消灭国民党军队的解放战争上的，所以民革的成立就与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解放战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如此，民革的成立，为举世瞩目，使国民党当局十分震动，并使自己同共产党在风雨同舟中，成为亲密友党。
民革从酝酿到成立，是在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进行的。它坚持和共产党合作，同意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基本原则。我于1948年2月就到达东北解放区哈尔滨，并致电毛主席、周恩来，表示接受共产党完全领导。6月25日，民革发表了《响应中共
“五一”号召的声明》，表示响应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号召；民革很多同志也以实际行动，先后分批奔赴解放区，于1949年9月21日到30日，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成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成员。10月1日，许多民革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隆重的开国大典。毛主席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民革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担负起建设祖国的光荣历史新任务。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章汉夫文集》代序
夏衍
今年7月，龚普生同志来访，告诉我汉夫同志的文集已经编定，即将出版，并要我写一篇短文，作为这本文集的代序，这是义不容辞的事，但拿起笔来就感到心酸，这位为了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了几十年的战士，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而离开人世，迄今已经14年了。他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不久的1972年去世的，要是他能看到“天安门事件”，能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第二次革命”，该多好啊！
汉夫同志是1933年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从广东调到上海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的，从1934年6月到1935年2月，上海地下党连续遭到三次大破坏，他在1934年10月第二次大破坏时被捕入狱。这一段时期我们同在上海，但没有见面的机会。汉夫同志的父亲谢仁冰先生是一位开明的工商业家，经过许多周折，花了几十两黄金，才把他“保释”出来，可是他一到上海，很快就找到了当时负责“社联”工作的钱亦石同志。1935年10月，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说来，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时刻，一方面上海地下党惨遭破坏，和中央失去了联系，工农红军正在长征，而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缔结了《何梅协定》，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30年代初在上海组织起来的左翼文化运动，已经冲破了原来的“左翼”圈子，反对内战，抗日救国的口号，已经把成千上万的中小资产阶级和上层爱国人士吸引到我们的阵营中来，我们也已经看到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做出的组织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所以这一年10月下旬，我在周扬同志家里第一次见到汉夫同志的时候，谈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动员群众，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以及重新组建
“文委”的问题。汉夫同志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的1927年在美国入党的，他了解国际形势，有党务工作的经验，所以临时“文委”组成之后，他就和乔木、周扬同志一起，领导文委所属各文化社团，清除左倾教条主义，团结群众，扩大文化学术界的统一战线，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从汉夫参加“文委”的1935年秋到1937年9月全面抗战，这是一个四海翻腾、五洲震荡的大转折时期，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到争取第二次国共合作，要让广大的群众了解到抗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得做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正是在这个危急关头，汉夫同志夜以继日，笔不停挥，在《读书生活》、《世界知识》、《自修大学》、《生活星期刊》等刊物上写了大量的国际述评和政论。他的文章发表时用过许多笔名，“汉夫”只是他的笔名之一，所以现在编辑他的文集时就遇到了不少困难，据我所知，搜集在这本文集里的，可能还不足他实际写的文章的三分之一。这里还可以讲一件鲜为人知的逸事：我最初认识他的时候，大家都叫他“老谢”，在白色恐怖下的地下党之间，很少有人叫真名真姓的，所以直到1936年初，我也只知道他的笔名叫汉夫，有一次，他对我说，广州有一份托派办的小刊物，有一个人写文章也用汉夫署名，所以这个笔名不能用了，我想了一下回答他说，你在《读书生活》上用这个笔名写了不少文章，已经有了许多读者，不如加一个姓吧，于是我就在汉夫这个笔名前面加了一个“章”字，这样他就姓了章，党内外通行，知道他姓谢的反而很少了，直到这位“章汉夫”成为新中国闻名海外的、杰出的外交家为止。
我和汉夫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抗战前在上海两年，抗战胜利后在香港两年，但是由于他和我曾同在“文委”工作过，所以十年浩劫中我的事株连到他，他的事也株连到我，在那时，逼供我最凶的有两个专案组，一是“周扬专案组”，另一个就是“章汉夫专案组”，“追查”的重点，就是你们为什么要解散左联，为什么要提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回答这个问题本来是很容易的，解散左联是根据萧三从莫斯科的来信，提国防文学的根据是我们看到“八一宣言”，到今天，是非曲直应该是很清楚了，可是，值得一提的是直到1979年9月，党中央为汉夫同志平反昭雪的前后，居然还有人窃窃私议，说什么“八一宣言”是王明起草的，所以“周扬一伙”执行的是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这些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了，为了让现在的青年人知道一点历史的真相，写到这里，我想推荐大家读一读吴玉章同志的一篇文章：《关于〈救国时报〉的回忆》（见1978年出版的《社会科学杂志》第四期）。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8位代表（王明、康生、吴玉章、孔原、高自立、滕代远、饶漱石、沈之生），主持《救国时报》的先是李立三，后是吴玉章，
“八一宣言”是由代表团共同商议，经过7天的反复讨论，写成初稿后，由王明译成俄文，经季米特洛夫最后定稿的，假如这个宣言也能说是“右倾”，那么，我们对1939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又能做出怎样的评价呢？
卢沟桥的炮声打响，恩来同志就决定汉夫和潘梓年、许涤新等同志筹备出版《新华日报》，我则留在上海，协助郭沫若同志主编《救亡日报》。上海沦陷后，他转移到武汉，我则随《救亡日报》同仁到了广州，这之后，直到1942年，我们才在重庆见面。这5年中，我在广州、桂林、香港办报，只在1938年4月，我到武汉向长江局汇报工作时和他见过一面，抗战初期大家都很忙，大家也都很兴奋，可是那一次他却向我诉了苦。对这件事，我在《懒寻旧梦录》中提到过，他当时感到最困难的是来自“王明的刁难和挑剔”，“每天早上都提心吊胆，一个标题，一句话他认为不妥，就会挨骂”。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他从来就没有顺从过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我回到重庆，他就要我给《新华日报》副刊写稿，这就是后来成了专栏的“司马牛杂感”。我在国统区和香港办了几年报，一方面自以为懂得了一点读者心理，想写一点不落套的文章，但另一方面象我这样的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知识分子，也难免会犯自由主义的错误，所以1943年《新华日报》小整风，汉夫作为党报总编辑，就得为我和乔冠华、陈家康等人在副刊上发表的那些有错误的杂文负责，好在当时主持整风的董老坚持了治病救人的原则，所以我们几个人作了检讨，就没有受到处分。
1944年秋，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为了筹备组建联合国，汉夫作为董必武同志的助手，到美国去参加在旧金山召开的制定联合国宪章的大会，这样，我就接替了他的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1945年秋我回到上海，先是办《建国日报》，后来又和姚溱、方行等同志办《消息》半周刊，但这两份报刊很快就被国民党反动派封禁了，于是我只能在别的报刊上写杂文，打游击。记得汉夫是1946年春回到上海的，大家都忙，只在马思南路的“周公馆”会晤过一次，眼看《新华日报》在上海出版没有可能了，恩来同志就派他到香港去复刊《华商报》。同年10月，国共谈判即将破裂，恩来同志要我到新加坡去，向海外侨胞传达解放战争时期的党的方针政策，我途经香港时，《华商报》、《群众》和英文《今日中国》都已出版，经济上遇到很大困难，所以南方分局又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通过陈嘉庚先生和胡愈之同志在南洋
“为香港进步文化界筹款”，汉夫当时是南方分局委员，香港工委书记。我在新加坡耽了7个月，筹集了3万多元叻币，于1947年回到香港，再一次和他一起工作了两年，他给我在《群众》上辟了一个专栏，先是“茶亭杂话”，后来又改为“蜗楼随笔”，一直写到1948年底，这些类似杂文的政论和时事述评，都是汉夫逼着我写的，或者是他出了题目要我写的。同年冬，中央调汉夫回解放区，担任外事工作，我再一次接替了他的工作，任香港工委书记。翌年4月底，我和潘汉年、许涤新回到北平，乔冠华接替了我的工作。
上海解放后，我们这几个人又同在上海军管会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作，汉夫分管外事，但时间不长，不久就调到北京，当了外交部副部长，部党组副书记，一直到“文革”为止。解放初期，有外事工作经验的干部不多，汉夫就成了恩来同志的得力助手，他再没有时间写文章了，所以这本文集里搜集到的最后一篇《在历史的转折点》，是1948年8月发表在香港《群众》上的。
我在上海市委和华东局工作了5年，1955年调到北京，在文化部也分管外事工作，因此和汉夫又有了经常见面的机会，这一年他50岁，正值盛年，但我却觉得他有点劳累，性格似乎也有点变了，过去在上海、重庆、香港，他不仅文章写得生动流利，待人接物也既有风度，又富幽默感，但当他作了外交官之后，也许是由于“外事工作授权不多”吧，他连对过去的老熟人也不再谈笑风生，随便开玩笑了，他兢兢业业地工作，陈家康讲怪话，说汉夫是一个“典型的职业外交官”，陈毅同志则夸他是外交部的好“当家”。1957年冬，有人给乔冠华贴了几张大字报，我问汉夫，“老乔出了什么问题？”他摇了摇头，一言不发，我有点纳闷，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要对我“保密”？这个疑团直到十年浩劫中看了“章汉夫专案组”向我提出的一大串提问之后才开始了解，原来，林江反革命集团要我“交代”的是：30年代汉夫保释出狱时有什么条件，国民党给了他什么“任务”，在重庆工作时他和“美军联络员”有何“勾搭”，甚至异想天开，问他在香港为什么没有被捕？这些造反派有一个现成的公式：凡是被捕过的人一定是叛徒，没有被捕的人则一定是内奸！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个专案组提问我时说漏了嘴，居然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是谁保护了他？在外事口，有什么人能保护他，这是谁都能想到的。项庄舞剑，目标是什么，一切都清楚了。
汉夫比我小5岁，他却在14年前就被迫害去世了，他只留下了这么一本文集，今天，还有多少事要他这样的人来做，有多少文章要他这样的人来写啊，我写不下去了，仰天长叹，呜呼！
198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