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2月1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开放与戏曲艺术的发展
  英若诚
戏曲能不能存在下去,并且得到发展?这是很多人都关心的事情。世界上有些民族的传统表演形式确实是消失了,这有历史事实,不能掉以轻心。一些具有古老戏剧文化的国家,比如印度,他们的《娑恭达罗》那一类的传统戏剧已经基本上看不到了;印尼有些有民间特色的表演形式,现在也只是偶尔给外边来旅游者演一演,等于是猎奇性的展览了;日本的歌舞伎也引不起观众多大兴趣了。我们的戏曲也经过上上下下盛衰变化,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能不能跟上时代,适应当时观众思想上的要求、美学上的要求。人们常说,不能让祖国的优秀戏剧传统在我们这一代衰亡,那样对不起祖先;我看更重要的是不能对不起子孙后代。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身负重任。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在不久前召开的年会上,研究这个问题,很有意义。
用戏曲表现现代生活是整个戏曲界都关心的问题。光靠传统戏一手不行,因为观众的欣赏观念、价值观念不同了。我们恐怕要回到
“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这一点上。
提一些可能被忽略的问题,一个是开放问题。戏曲有没有开放问题?我觉得戏曲的对外开放确实还有很多工作可做。比如川剧有很多精采的东西,有很多“绝活儿”,但我觉得川剧对外介绍很不够。我们出国不能满足于“华侨慰问团”性质的交流。粤剧出国演出就有这种状况。尽管是在纽约、旧金山演出,但台下的观众很多是“老广”。只有这样的“对外交流”还不够。我们希望的是把我们的戏曲艺术中的精华介绍给全世界人民,使世界更好地了解我们的文明。
现在世界上大众传播手段的发展,比如电视剧,由于节目的消耗量很大,也就带来粗制滥造。戏曲不是这样,有不少剧目,不象电视节目那样,转瞬即逝,而是反复推敲,多次演
出,甚至于可能演几代,所以能够千锤百炼,炉火纯青。据说西方原来也在表演上有许多绝活、特技,但现在越来越少了。这正是我们的戏曲的优势所在,也是我们屡次戏曲出访轰动世界剧坛的原因。我们应该充分向世界各地介
绍这些成就。
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借鉴外国的艺术。由于戏曲工作者大多数没有机会直接接触外国的戏剧,因此常常通过话剧接受外国艺术的影响。话剧对戏曲的作用不能轻视。戏曲的改革往往是受到话剧的启发,通过话剧的形式取得新的观念。“五四”以来的话剧是从介绍易卜生、萧伯纳、契诃夫等作家开始的,必然受到他们那个时代的影响,形成了一系列的戏剧观念。例如结构上要符合“三一律”,要用大幕,“第四堵墙”,不跟观众直接交流等等。这当然也无可厚非,我们“五四”以来最优秀的剧作家曹禺的《雷雨》、《日出》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这毕竟不是唯一的模式,近三四十年来,从世界范围来说,戏剧的观念起了变化。除了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深刻原因之外,戏剧本身的变化也值得我们研究。这种变化的一个根源,是从研究和演出莎士比亚的戏剧得到的启发。有一个时期,在西方,演出莎士比亚的剧目时,也避不开当时的流行观念,当角色说:“那紫红色的船帆在天边出现了”,舞台上就真的要出现紫红色船帆的大船。后来觉得那样不行,莎士比亚时代的演出不是那样的,它与我们的戏曲倒是很相象。舞台上的景物很多是通过演员叙述出来的,空间变化也很自由。
另一个重要事情就是布莱希特的出现。布莱希特在美国、苏联看了梅兰芳的演出,他还在巴黎看过程砚秋,受到了很大启发。所谓布莱希特学派,很多观念是从戏曲中学来的,他
自己也不避讳。我们的戏曲从来不讲究那种自然主义的表现方法,演员从角色里头跳到角色外面,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还有自由的时间、空间观念。
因此我们要回过头来总结经验。戏曲原来没有大幕、二幕,用了认为是改革;现在回过头来一看,人家又改回来了。捡场也是这样。原来认为捡场破坏舞台演出效果,去掉了,现 在看有的用了捡场也不觉得起破坏作用。因为戏曲本身并不是生活的翻版,它是艺术的真实。你承认了它的程式,承认了它的条件,象上边说的捡场就是很自然的了。那时候观众他自己也就调节了。
戏曲现代戏还要和话剧发生一定的关系。“五四”时期有人认为话剧“文明”,言下之意就是戏曲不文明。这大概是“五四”运动的片面性吧。实际上这种认识是很幼稚和肤浅的。反过来说,戏曲对话剧这种世界性的戏剧形式,还是应该团结、合作,吸收它里面好的东西,而不要吸收些表面的东西。我们戏曲有很多久经考验的好的形式,不能轻易把戏曲本身许多好的东西丢了,反而去学话剧中那些皮毛的东西。但是戏曲还是应该学习话剧好的东西。话剧作为世界戏剧的一种主要形式,确实能够反映很多潮流性的东西、方向性的东西,要注意研究。
戏曲的开放,我想除了对外的开放、吸收外国的东西以外,也应该对内开放。团结话剧,我觉得就是一种对内的开放。很多戏曲现代戏,现在都请一些搞话剧的同志帮助搞剧本,或者来当导演等等。这就是对内开放,我看这一条应坚定不移。对内开放也包括一个广泛吸收人才的问题。戏曲界本身或戏剧界本身,都还需一个更广泛的队伍。话剧本来是从外国传入的戏剧形式,为什么能够取得那么大的成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五四”以后吸收了一批大作家。在“五四”后的大作家里,除了鲁迅(他也写了一个《过客》),茅盾、夏衍、郭沫若、老舍都写了很多话剧剧本,都被吸引过来了。戏曲也要想办法吸引文学大师们。《石头梦》把李凖吸引了来就不错。
舞台美术也经过一番折腾。本来戏曲舞台有它很大的优越性,是不搞那些自然主义的东西的。后来“和话剧同步”,到“样板戏”,台上竟出现“瀑布”。这简直不是戏剧,特别不是戏曲了。现在看这也可能是当时的一种潮流,但是恐怕是不持久的潮流。戏曲舞美也要吸引美术家。有一个剧团请黄永玉去搞布景,搞出来果然能另辟蹊径、不落俗套。其他领域,比如音乐,也一样。都有一个怎么又要保持戏曲特点,又要吸引各路英雄,各方面的“大师”,来开拓新的领域,因而达到更好地表现现代生活的问题。
现在搞戏曲的青年人少,从观众到热心分子,都要想办法吸引青年,现在青年的文化水平高了,善于思考。有些现代戏,象《四姑娘》、《六斤县长》、《八品官》,还有《弹吉他的姑娘》吸引了青年,就很好。我们还要进一步吸引青年参加创作过程,这样可以从他们身上
得到反馈,使我们民族的宝贵的戏曲遗产不但继承下来,而且在新时期得到新的生命、新的发展。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纪录时代风云 抒发真情实感
  ——谈新闻纪录影片的改革与创新
  王云缦
文艺和电影都有一个如何以改革的精神反映时代的历史任务。而新闻纪录电影由于具有真实纪录生活、反映历史风貌的特长,它可以产生并正在起着重要的作用。
近期,我看了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阳早与寒春》、《厦门——第八种色彩》、《紫禁城》、《火的考验》、《手语打出的故事》、《孩子与小鸟》等六部纪录片,分外感到如何以改革精神拍好纪录电影的重要性。这些纪录片有的是以当代的改革生活为题材,有的则是反映我国历史人物和生活,取材虽有不同,而都面临一个进一步活跃创作思想,使纪录电影与时代更好结合的重大课题。
《厦门——第八种色彩》、《手语打出的故事》,是直接反映当代改革生活的。这从选材上当然具有时代的特点,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但这两部纪录片的特点,则在它们以锐敏、新颖的目光去反映改革,体现改革。前一部影片虽是以厦门这一特区开放城市为对象,并不一般地罗列市容风貌,也不面面俱到地介绍改革过程,而是以速写素描的形式,将厦门在改革开放后的一些独具特点的新景象点染了出来,如养蜗牛的企业家,具有竞争意识的公关小姐,主动挑选迎宾服务工作的青年,银行办公人员直接面向顾客等等。看来,这都是点点滴滴,属于印象式的散记,而它又统一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之下,便有一股与众不同、色彩尚未完全确定的时代风采和气息。若进一步要求,它虽有一些重点还可以强调、渲染,而作为短片,已给人较大较多的信息量和新颖的审美感受。《手语打出的故事》以聋哑人的手语为引线,纪录了以改革精神办残疾人福利工厂的动人情景,在表现企业家的胸怀气魄和残疾人的精神风貌方面,都较有特色。只是它对某项新产品的广告宣传味过重了些,影响了对那些为改革而奉献的真实人物的深入反映。
除正面反映改革以外,拍好多方面题材的纪录片是否也需要有一种改革精神和意识呢?回答是肯定的。在这批新纪录片里,拍摄得最有特色、最真实动人的,应该说是《阳早与寒春》和《紫禁城》。前一部纪录片以两位久居中国的美国专家为对象,具有人物报道片的格式。它较过去这一类影片的新进展在于:它不仅将这对夫妻作为中国人民的亲密友人来表现,而且作为对全人类进步的一种贡献来强调,来渲染。这就具有一种现代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眼光。它始终抓住阳早和寒春人生道路的特点,包括个性和作风等。相比之下,我们对寒春如何由一位原子物理科学家,变化为和丈夫阳早一起从事养牛事业的专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要拍好人物题材的纪录片,不能满足于纪录一些浮光掠影的生活现象,而要将镜头对准人物,选择最具有独特个性的方面。它着重表现人情,真正以情动人。阳早、寒春夫妇和陕北农民,和蒙古乡亲在几十年后重新会面的场景,是极为感人的。这看来和他俩从事的科学事业并无直接关系,而品味起来,这恰恰是两位国际友人以中国为第二故乡的根源所在。好的纪录电影也要出情,生活中的真情往往比任何艺术渲染更有感人力量。这些特点,反映出我国的纪录片已经较好地摆脱了那种表现英雄或先进人物的模式,将人物置于广阔开放的时代环境中来表现,使人物的发展具有了宏观的历史意义;又不回避人物的个性和情感,使人物既亲切又具细致微观的长处。
纪录电影自然要以真实性为第一要素,而在这一基础上,更需要不拘一格,新颖多样。这是改革时代的要求,也是观众审美发展的要求。就这点说,我们要有象《紫禁城》这样宏观的、气势磅礴之作,也需要象《孩子与小鸟》那种小品。前者更重文献性,对历史文物、人物、轨迹等,需要严格求真,一丝不苟;后者侧重艺术性,对某些细节、情景、心绪等,可以适当渲染,有所铺排。如今,这一小品,由于有的细节(如猫吃小鸟、小鸟被打死等)缺少自然合理性,暴露了人为的痕迹,使人容易产生这是在向艺术片、故事片靠拢的感觉。但这并不能否定这样一种边缘性的纪录电影样式。
以题材论,《火的考验》恐怕是最为亿万人们关注的了。它纪录了在大兴安岭大火中的惊心动魄的景象,增添了观众的感性认识,积累了历史资料,这都是有价值的。但从拍摄和编辑角度论,仍有陷于一般新闻报道模式的弊病,缺乏宏观把握、深入思考和创新意识。对于这类已有过大量新闻报道的事件究竟如何表现,如何更有特色和深度,是需要我们很好研究的课题。
仅从这一部分新纪录片就可以看出:只要真正具有改革的精神和眼光,纪录电影的天地是十分广阔,无比博大的。改革、开放时代的人们迫切需要了解当代中国,需要了解世界;需要从历史中吸取有益于当今的种种史实和教训,这都给纪录电影提出了不能推卸的任务。那种认为观众只需要看故事片,或电视已能取代纪录电影的悲观认识都是片面的。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人生面对的挑战
  ——读中篇小说《送你一条红地毯》
  叶鹏
偶然也好,必然也罢,当着那个个体户张文拎着沉甸甸的、装着砖头块般的钞票袋奔向京城;当着他和大红造作地抱怨上海轿车里的酷热、对着精巧的将军椅比划自己的建筑能力;当着他迫不及待地抢购那套象征将军权威的军礼服;当着甘平为六元钱的调级奔波,面对着张文送来的红地毯犹豫不决;我们便不能不意识到:毕淑敏的中篇小说《送你一条红地毯》(载《昆仑》1987年5期),写了老干部甘氏家族面临的一场金钱挑战。同时,也是人生面对商品经济生活的新变化,产生的变异、困惑,进行着新的选择和调整。金钱的潮水,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来,它所无法预见的效应,使这个优哉游哉的家庭,遭到了地震般的袭击。门第的沟坎,官家的尊贵,居高临下的优越,无可奈何的虚荣,须臾间被打得七零八落。人生的价值,奋斗的目标,又一次在金钱的炼狱中翻滚重铸。透过甘家这扇窗口,我们看到了改革的社会在阵痛中的蜕变。而这扇无法躲避八面来风的独特窗口,带给人们深深的思索。
面对金钱挑战的有二。一是人的灵魂,人的品格,人的尊严。二是某种权力效应。直接面临挑战的正是妈妈。是当年她那种“有权便可决定一切”的观念,使她蔑视人的感情。为着解救张文母子而把一位军官推上了命运的断头台,把两个人的悲剧扩大为三个人的悲剧。凭心而论,妈妈并不是那种盛气凌人的马列主义官太太,她对家乡的情感真挚也令人可钦。但她那种热心里,却不能排除某种意义的恩赐和施舍,还掺杂着炫耀权力的虚荣快感。以至丈夫离休时,她还在时时处处重温享有权力峰巅时的殊荣。作者毕淑敏用轻淡的笔调,为我们描绘出变革时期一位惆怅失意的贵夫人心态,这确是有意义的。
它的意义就在于作者敏锐地发现了我们权力产生的不同效应。封建的毒素依然在权力的肌体上滋生蔓延。作者在小说中,肯定了经济体制改革所呼唤出的金钱作用。张文的金钱并非完全是劳动所得,那里面包含着风险收入和机会收入。即使如此,金钱并不因为来自风险和机会,而失去它的作用。对于依附在社会主义权力肌体上的封建门第观念、等级观念,以权力支配人的命运的观念,在某个时候金钱可以把它们杀得落花流水。在金钱如潮奔涌的背后,金钱是向它们挑战并打败它们的有力武器。
然而,正如妈妈相信权力可以决定一切的悲剧一样,张文相信了金钱可以决定一切。他要用金钱来报复权力、报复人生,这就种下了他未来悲剧的种子。在持有门第观念的妈妈和投机势利的伟白那里,他的金钱似乎是锐不可当。但在真正的灵魂面前,在为六元钱调级奔波,认为是捍卫自己劳动所得和人的尊严的甘平面前,他的金钱便受到了阻碍。甘平渴望那条红地毯,但她更渴望大红叫的那一声“姨妈”,因为那里面包含着人间的真情,这是用金钱所难以买到的。在将军甘振远那里,张文的金钱再次失去了效用。将军的战功是金钱买不到的,将军为革命付出的鲜血是金钱买不到的,将军所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也是金钱所买不到的。当权力和个人利益撮和时,它代表着腐朽和堕落。当权力和大多数人的利益相结合时,它代表着历史的正义。坎坷的身世,使得张文对权力的认识产生了一种偏激情绪。当他的金钱向着代表正义的权力挑战时,他的灵魂,他的品格和他的金钱在一起,便显得十分渺小和污秽了。
如果说,妈妈的权力效应膨胀是已逝时代的时代病,它具有历史的定论,那么,张文的金钱效应却具有复杂的成分。他对金钱的发掘,客观上顺应了改革的进步潮流,而他对金钱的崇拜,却身不由己地跌入了资产阶级的旧泥潭,和社会前进的理想具有相当大的逆反性。张文无法看到,在权与钱之上,有着人从命运此岸渡向自由彼岸的掌握驾驭,有着人的不可侵犯的尊严和人格,有着为人类大多数利益而奋斗献身的事业,它们能抵御任何的挑战。
在小说中,我们能看到作者的困惑。她能对张文的人生悲剧作出无情的剖析,也能对张文的再生作出准确的刻画,甚至对张文与社会矛盾构成的深刻意义有敏锐的感知,但她却未能把这感知更深层地发掘下去。她对个体户熟悉的程度限制了她的思考,也阻碍了她指向个体户灵魂的笔尖。而她那强化的复仇情节与细节,又和传统的中国社会心理略有抵触,给人以编造的痕迹。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充分肯定毕淑敏对生活的发现:金钱对于权力效应的挑战。当它和对人的灵魂挑战相融会时,便具有沉甸甸的时代分量。怎样看待和评价这种挑战现象?怎样区别资产阶级权力效应和社会主义权力效应?怎样剔除社会主义权力肌体上的封建毒素?它将会从一个重要方面诱发我们作家观察生活的新视点,也会使我们的改革题材文学作品,真正走向生活的真实和深化。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眼界的开阔和理论的深化
  ——由《文艺新学科丛书》想到的
  程麻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艺新学科室组织编辑了一套《文艺新学科丛书》,包括彼此补充、相得益彰的两部分。一是《文艺新学科译文丛书》,二是《文艺新学科理论丛书》。
这套丛书以“文艺新学科”冠其名,
“新”是个用来描述时代流变,往往带有主体感受色彩的概念,作为科学范畴,它可能显得内涵朦胧而不够清晰。如今日之
“新”明日将会变“旧”,虽然它仍不失其科学的价值。然而,时至今天,任何科学都已难再排除主体的作用,何况是文艺这个与人的心灵与情感休戚相关的领域。其实,从大趋势上看,科学与历史的步伐总是一致的。近年来,我国自然、社会与人文科学中广泛采用“新学科”这一名词,大体上就是出于这种理解。它主要是指目前国外已有成果,而我国尚待填补的那些研究课题,或在外国还是空白,我们却亟须着手的某些科学领域。
加强文艺研究中的新学科建设,对于尽快健全我国文艺研究的体系,以便深化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有着重要意义。由于中国文化现代化转折的艰难与缓慢,加上特定的历史条件,我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中,曾忽略过其丰厚、博大的思想与文化内涵,走过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两条万应的“灵丹妙药”的歧路。同样,在文艺研究中,人们也有过把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狭隘化,譬如仅仅从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上理解文艺本质之类的偏颇。饱尝了历史的甘苦之后,现在大家已经醒悟,懂得了社会主义决不只意味着政权的
无产阶级性质,它是由政治、经济、文化、
科学等多元构造结合而成的统一社会体
系。伴随着这一观念的确立,新时期文坛中人们也逐步意识到,促使和推动文艺研究体系化和整体化,是提高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环节。轻视前者,后者不过是句空话。至少目前文艺理论工作已经承认,文艺问题决非仅仅通过其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的途径可以穷尽。
以我们现在的理解,整个文艺研究体系,犹如一株扎根于生活的沃土、与文艺活动一样生生不息的大树。按从具体到抽象的顺序划分,它起码可以有三个基本的层次。最基础的是直接分析文艺作品的文艺批评,其中有横向评点和褒贬当代作品与纵向梳理文学历史和脉络两种。这种基础的文艺研究历史最久远,是全部文艺研究素材和生动感受的来源。而文艺研究中最抽象的“末梢”和摇曳的“丝絮”,则是艺术哲学与美学,那是艺术理论的最高升华。对全部文艺观念起着统摄或烛照的作用。介于这二者之间的,是连接具体批评与抽象美学、阐述丰富多样的文艺现象的一般性文艺理论。目前人们都痛感,我国的作品批评缺乏理论的提炼和升华,而美学研究又过于玄奥。之所以形成这两种状况,固然有它们各自的原因,但无疑更与我国一般性文艺理论的公式化、枯燥单一有很大的关系。一般性文艺理论由于解释和分析文艺现象的各个侧面,本该是流派纷争、百花齐放的,综观世界近代以来众多文艺理论和批评学说,大都是在这一层次形成与出现的,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本文理论、接受美学等等,不一而足。相比之下,由于我们长时期放弃这种种理论侧面的研究和建设,不仅使文艺概论面目苍白无力,也连累其他两个研究层次徘徊、窘迫而难以自拔。填补与充实一般文艺理论中各学说流派的研究,其重要性决不限于自身,它还有助于整个文艺系统研究的“搞活”。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长篇小说《浮躁》讨论会
陕西作家贾平凹,继一系列描绘“商州风情”的中短篇小说之后,今年又创作了一部描写改革时期商州农村社会生活风貌的长篇小说《浮躁》(发表于《收获》一九八七年第一期,作家出版社以《当代小说文库》丛书出版)。十一月二十四日,作家出版社邀集部分文学界人士在京举行了这部作品的讨论会。出席会议的评论家唐达成、谢永旺、张锲、蓝翎、缪俊杰、吴泰昌、何西来、顾骧、雷达、曾镇南等二十多人以及贾平凹发了言。作家出版社总编辑从维熙主持了讨论会。
与会者认为,小说展现了变革时期五光十色的农村社会生活画卷。作者拓展了他已往创作中沿用的道德视角,进而深入到历史、文化、政治等多种层面,揭示出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的某些历史特征,特别是以权力、家族为本位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未经彻底蜕变前,对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变革所起的巨大阻碍作用。大家赞赏作者在揭示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时,激情饱满,爱憎分明,表现出了强烈的人民性,同时,也指出了作者在对社会结构与社会力量的辨别上,应克服某种程度上的狭隘性与简单化,从而以更为通达、辩证的历史眼光来观察社会。
大家还就小说艺术上的得失交换了意见,认为《浮躁》在继承已往的语言和叙事风格的基础上,对生活的整体把握方式有所发展。这部作品达到的成就昭示出,新时期文学经过一个时期的多方面探索,艺术表现手法在一个新的层次上表现出重新向现实主义回归的趋势。同时,它也是改革题材文学不断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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