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对文学理论批评现状的几点诘难
李倩
尽管可能挫伤批评界的自尊心，但笔者仍然不能掩饰对当前理论批评的失望心情；并相信这种心情带有相当广泛的普遍性，包括批评家在内的各方面读者日益增多的抱怨就能证明这一点。事实上，笔者并非对批评家们为发展文学理论批评所做的种种尝试和努力熟视无睹——人们曾经给予过相当高的评价和估计。只是在近一二年，理论批评工作在探索和实践中愈来愈暴露出自身的许多弱点和存在着带有根本性的困难。我们深深地意识到在批评界进行一次自我反思和检讨也许会比盲目乐观更重要。因为学会发现自身的弱点和困难，将是我们的理论批评走向成熟的标志。
浅薄的批评观
热衷于向读者推荐和宣传自己的批评观，是近年来许多批评家乐于从事的一项活动。也许这说明批评界的坦诚和勇气——为确定批评自身的价值，批评家公开亮出自己的旗号。但是，五花八门的批评定义确也令人无所适从。例如“我所批评的就是我”，“批评即创造”，“批评是选择”，“批评是一种破译”等等。应该说这些命题都是极有意义的，这不仅体现了文学批评观念转变的要求，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批评理论的科学精神。但如果我们细心研究批评家们对命题的描述过程，就会发现，文艺理论批评自身的科学性内涵不是被歪曲，就是被偷换，失去其内在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失去了那些为人们共同认可的规律。这样一来，批评就会成为批评家们随心所欲地发挥自己思辨随想的符号。象主张“我批评的就是我”的同志显然很希望批评是批评家自我表现的载体。尽管我们尽可能地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去理解它，但其本身仍然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对作品本身各个层次构成的轻视，或者说，用“我”去代替作品的客观存在及其内在事实。因此，这个看上去新颖的理论命题，其实质是相当陈旧的主观唯心论的衍化。如果对各种多样批评观进行逐一考察的话，我们并不否认他们都有一个良好的勇于开拓创新的愿望，但在表达方面却显示出理论上的苍白和浅薄。因为他们的整个思维结构上还不知科学精神为何物，这样，人们对此产生的非议就是很自然的了。
崇拜新教条、洋教条
其实，批评家们在一本正经的理论探索中所遇到的失误要比批评观上种种浅薄更为明显。因为和批评观的阐发带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相比，理论探索更要求严谨和科学。新时期的文艺理论批评最富于革命性的内容之一就是对束缚文艺创作和理论发展的主观旧教条、旧八股展开了猛烈的冲击和批判，成绩当然是令人瞩目的。但是曾几何时，许多批评家的思想几乎不知不觉地又陷入到另外一个困窘的境地，即对新教条、洋教条的崇拜。这与新时期文学吸收了大量的西方现代思想不无关系。我们喜欢选择西方现代思想的武器来打击以往理论中那些陈腐、僵化的东西，本来，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无选择无分析地照抄照搬，绝对地叫好，全盘接受，以至这几年连续出现的一个个“思想热潮”，如“存在主义热”、“方法论热”、“弗洛伊德热”，据说马上要掀起“尼采热”等等，人们就在一个个时髦的热潮的追逐和更迭中昏昏然，变成了新的崇拜者。一些批评家开口闭口就是萨特怎么说的，尼采怎么说的，维特根斯坦又是怎么说的，只要出自这些大师之口的，便是至高无上的权威。然而，却看不见这些西方的文学理论与我国新时期文学理论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关系应是什么样的，更看不到对我国的文艺创作和理论实际有什么历史的和现实的具体分析。这样，西方的某些理论又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浓厚的“宗教”色彩。这种崇拜意识与其说反映了某些批评家头脑中习惯思维的顽固，反映了我们的理论建设缺乏相当的科学精神，不如说表现了一种卑微心理。这种心理渗透在日常的理论批评的活动中，哪怕是那些看上去十分激进的理论。
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的脱节
也许是这种“宗教”意味的作祟，使得批评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之间严重分离。于是，一个矛盾的局面出现在我们面前：一方面，在批评理论建设中遭受讥诮的社会——历史批评模式中依然普遍存在于大大小小的批评实践中，而且更多地还只是停留在一种肤浅的运用上；另一方面，那些在批评理论建设中被大加张扬的种种批评模式，诸如：心理学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原型批评、“三论”、“新三论”、“新新三论”还很少被运用到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更难找到公认成功的著作。人们看到的要么是诸如全息律、同构律、熵运动、审美场、视觉域、非线性、系统质、原始汤之类的新名词术语的狂轰滥炸，把一篇本来可以写得很明快的文章搞得不伦不类；要么是一些通过玄而又玄的公式、图表来实现一个陈旧命题的“创新”。例如，用从信息贮藏、信息处理到反馈的原理来证明“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这样一个被反映论、认识论早已证明的旧命题；要么就作现代状，在种种华丽的现代躯壳中裹藏着陈腐的思想和观念。一方面，“深刻的片面”、“创造性误解”、“宏观把握”等一批具有一定合理意义的命题被提了出来；另一方面大量的浅薄的片面和没有创造性的误解以及不着边际的宏观把握又大量充斥着理论批评报刊和版面。实际上，这种理论毫无价值，这种批评也没有意义。可见，理论本身一旦脱离了批评的实际，理论自身的活力势必丧失殆尽，更无科学性可言。
艺术感觉的衰退与理论的实用化
看来是这样一种原因：由于整个思维模式和观念还处于封闭的状态，而对新时期文学不断发展所显现出来的纷繁复杂的创作现象，我们的批评家在审美上是不能适应的，甚至很可能在心理上有一股本能的抵触情绪，但是又要做出一副全知全能或十分现代的样子，扮演一个指手画脚的角色，有的索性靠捧和骂来掩盖其艺术感觉的迟钝和鉴赏力的低下，有的则充分利用自己的“思辨能力”，洋洋洒洒写下一篇又一篇头头是道但又无边无际的随想式的评论文章。也有发出诸如“整个新时期文学充满危机”之类“振聋发聩”的宏论。这些文章的共同弱点是，不把自己的理论批评建立在对艺术作品本身的各个层次的审美感觉和具体考察上，而是出自批评家头脑中的抽象思辨。这样除了形成一种恶劣文风，丧失批评的科学性外，还使我们的文学理论变成了实用主义的工具。有的理论批评通常只是站在哲学、心理学、经济学、伦理学以及自然科学的角度看待文学和硬套文学，而不是站在文学自身的立场上，去发现文学的自身，去讨论文学与其它学科不同的价值。理论实用化的现象，不仅使文学失去了自己的特性，也使批评失去了自身。因此，如果不树立一种真正的科学态度，谈批评的自主只能是一句空话，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理论批评也终将无法建立。
上述种种表现的的确确地存在于目前的理论批评领域，而绝非笔者杜撰，在几代批评家身上的表现也各不相同，有的墨守成规，拒绝创新；有的惶惑不安，失去自信；有的盲目乐观，偏激自大；有的则生搬硬套，脱离实际。我们的理论批评迄今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文学界常常被人们视作多余的累赘，可有可无的点缀，根本原因就是批评家自身缺乏科学精神，在某种意义上，科学性是整个文学理论批评的灵魂。遗憾的是，这个灵魂离我们还十分遥远。而我们却无切肤之痛，理论批评最大的不幸莫过于此！
（原载1987年1月3日《文艺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社会风情画和人生启示录
——评矫健《短篇小说八题》
丁临一
短篇小说的创作，用老舍先生的话说，是容不得有“偷手”，要见好是挺难的。但近年来在中、长篇小说创作领域苦心耕耘并且收获颇丰的青年作家矫健，最近专攻短篇，以“集束手榴弹”式地拿出了质量较整齐的《短篇小说八题》（载《解放军文艺》1986年11月号），读来使人亦惊亦喜。从外观上看，这组短篇题材很杂，清新的社会风情素描、灵魂的深刻的秘密以及激情的残酷嬉戏，都各自独立成篇，初读它们时我马上想到了别林斯基说过的话，即有些事件和境遇，不够拿来写戏剧、长篇小说，但却是深刻的，在一瞬间集中了那么多的生活，于是作家们用短篇的形式抓住了它们。后来再细读这组作品，才察觉它们到底还反映了作家的一种新的创作意向，这组短篇展示的生活空间广而散杂，时间则集中在当代，看来，也许矫健是试图以“集束短篇”的形式，追求一种兼有当代的社会风情画和人生启示录双重意味的复合的艺术效果。
矫健的创作，一般说来，是长于深刻复杂的社会现实矛盾的揭示和剖析的，在这组短篇中，作家对于现实社会的思考仍然居有主要的位置，但同时又明显加强了人生思考的内容，那种直接地对社会矛盾问题的揭示批判已经被一种虽然间接但却更为深沉有力的剖析与思索所代替。象《死谜》中着力于对极忠厚且生命力极强的乔干始终只能以醉当醒、只能一次次痛苦地以死亡来抗争的描写，《无期徒刑》中着力于对一边承受着良心审判一边仍不断作恶的大包分裂人格的刻画，乍看它们似乎浅浅平平，回避了正面的什么东西，细回味方觉出作家曲尽心思，切入极深，它们对邪恶势力代表的公社刘书记，对损人肥己的大包一类经济暴发户的批判是浓缩了的并且是具有着持续的放射力的，其力度之强甚至使人感觉正面的直接揭露都难以达到。尤其是《古树》一篇，大约在这组短篇中、甚至在近年来的短篇创作中都可以算得是切入角度极巧妙、触及问题极深刻而思想立意又极厚重的佳制之一了。田壮林这位名震遐迩的农民企业家、改革家，他在事业上的辉煌的成功，与他在人生一瞬间的可怜的失败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他需要并且事实上也曾做到了不断地实现外部的征服来证实自己的力量和价值，维护“田总经理”特有的自尊，但他那变态的报复欲与占有欲在女性身上受挫，使得他作为小名“狗狗”的传统农民那种精神上的卑弱、心灵中的贫困彻底地暴露了。看来，在物质上、外在身份上实现由农民“狗狗”到“田总经理”的过渡也许并不是很难，在精神上农民“狗狗”与“田总经理”，与一个健全的当代人之间的巨大断裂层才真正是难以迅速跨越、需要人们予以严肃正视的。应该说，田壮林身上已经具备了充足的悲剧性格因素了，但他最后并没有重蹈父辈的覆辙成为悲剧人物，他终于挥起斧头向凝集了田家庄农民世世代代的血泪和耻辱的千年“古树”开战了——在深沉有力的人物内心世界的剖析与批判中，作品的结局处理不失为真实而又寄寓着暖意的一笔。
与上述几篇以审视社会为主、以人生思考相辅的作品相比较，另几篇以人生的、生命的思考为主的作品也许不如它们深邃厚重，但却以其朴素、纯真和明朗体现出别一种光彩。《圆环》中“农民哲学家”泥禄的“圆环说”及其顺乎自然、清心寡欲的人生哲学反映了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某种积淀，自然有其局限和落后的一面，但作品的另一面所突出的扬善抑恶的内容却是深切而动人的，尤其是它关于大自然净化、关于“绿的洗礼”的描写，清新透明，美妙无比，使人过目难忘。《钟声》、《轻轻一跳》、《预兆》等则使人们感到，人生将永远具有可知与不可知、幸福与痛苦的二重性。既然人生往往充满变幻和偶然，既然现实社会生活中沉重大于轻松也属常态，那么，还是唯有无畏地正视人生、不倦地探索人生的态度正确，还是唯有明朗地生活、认真地生活的方式可取。对生命的深深的珍惜之情，对生活的强烈的热爱之意，对宿命的三分怀疑一分恐惧和六分抗争的复杂心理，作品中的这一切合成了一种独特的旋律，犹如那神圣而忧伤的教堂的钟声，余音袅袅，在我们的心头久久缠扰不能消失。
这组作品篇幅多在三四千字之间，最长的《古树》不过七千字，它们绘人状景多用白描，文字蕴藉清新，形意兼备。引人注意的是，这些十分好读的、几乎可以称之为充分客观现实的作品中，又常常藏有一个难解的神秘的谜，象《古树》中那会流血的古树，《无期徒刑》中那不可思议的死囚来信，《轻轻一跳》中邓夏从高楼上跳下却安然无事，《死谜》中乔干每每大剂量服毒却仍能死里逃生，这些都远非一般的生活偶然性所能解释，它们作为奇人奇笔点染在作品中，亦真亦幻，耐人寻味。这些寓意深长的神秘的“谜”，常常也就是作品的“眼”，它能够强化基调，渲染氛围，点化人物，升华情节，使作品达到一种诗情与哲理的融会，一种由“叙事型”向“意味型”的飞跃，从而能充分地调动起阅读者的生活经验与艺术经验，使之不由自主地加入到与作家共同创造、共同体验那个充满意味的艺术世界之中来。这样的艺术处理读者是能够接受的。
听矫健自己说，以“集束短篇”的形式去写当代生活，他不会停止在只此一组，他想要写几组甚至许多组。我赞叹矫健的自信与追求。如果有朝一日，当我们能够把矫健的几组甚至许多组“集束短篇”放在同一个装帧下来欣赏，那它将可能是一部广阔深厚、迷人的当代生活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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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纵横谈
群众影评：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
徐崇斌 章柏青
在广西柳州举行的全国群众影评工作会议上，我们得到了这样的统计数字：全国各种类型的群众影评组织多达两万个以上。群众影评——这一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的兴起，与近年来我国电影事业的另外两种现象紧密相连。一是国产电影的质量逐步提高，银幕上反映的生活又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同，因而他们才有兴趣去发议论；二是国产电影又远未尽如人意，对那些平庸或低劣的影片，提高了鉴赏能力的观众就更加感到难以容忍，他们也有责任去发议论。当然，群众影评这种文艺批评样式得以产生、存在、发展，更与电影的本质——创作和观赏上的群体性分不开。所以，对电影的群众性评论才能发展成如此规模。
当原来只作为接受对象的普通观众拿起笔来，诉诸文字，写下乃至发表自己对电影的感想、意见、批评时，我们的电影创作人员、发行人员和电影评论家应感到十分欣喜。群众影评是与专家影评相对而言。为了电影艺术的发展，我们需要专门家去从事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和基础理论的研究。专门家有较高的艺术素养，谙熟电影艺术规律，他们的评论可能也应当较为深刻，但却不能代替群众的评论。既然电影是一种最具群众性的艺术，那么，一部电影的好坏优劣，便不应只由几个专门家来评说，广大观众同样拥有发言权。与专家影评相比，群众影评有时更尖锐、更生动、更直率，因而也就可能拥有更为广大的读者面。更何况，群众影评还自有其不可由他人代劳的独特功能，它已经在几年的实践中显示出来了。
首先，群众影评能够对电影创作部门、创作人员起反馈作用。群众影评扎根于亿万观众之中，直接反映了群众的情绪、愿望和呼声，因此许多电影制片厂、电影艺术家，正是从这里掌握了时代的脉搏，了解了社会的需求，贴近了观众的心理。上海沪西工人文化宫影视评论协会曾在观众中进行专题调查十六次，被调查的工厂有三百多家，被调查者达一万八千余人。他们据此写出十六份具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被作为创作信息的反馈器，受到许多电影从业人员的重视。群众影评无疑有利于创作者把握群众情绪，克服创作上某些脱离社会、脱离群众的不良倾向。那些从来不听群众意见，不读群众影评，不屑与观众交流的创作者，要拍出真正高质量的作品，恐怕也难。
其次，群众影评对于广大观众来说，是自我娱乐、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一种好形式。文化水平和独立判断能力都在不断提高的观众，他们的创作欲、评判欲和才能显示欲都可以通过这条渠道得以抒发。而面对思想水平、文化素养和艺术欣赏趣味各不相同的观众，群众影评将有利于他们摆脱陈旧的观念和欣赏习惯，提高对艺术作品的欣赏能力，为电影的探索与创新培养出更为深广的观众基础。北京青年影评学会发表的长文《论平庸》，说明群众影评在自我提高的基础上，也可以进入到对整个电影事业进行宏观思考的层次。从更广泛的社会效果来看，应当说开展群众影评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部分。它不是在丰富着群众的业余生活，提高着人们的文化素质，培养着人们的崇高情操吗？
群众影评当然需要提高。简单地说，一是需扎实，二是要学习。“大跃进”时期那种“人人写诗，人人作画”的闹剧当然不可重演。群众性影评也不宜搞那种赶热闹式的大轰大嗡。群众影评的作者要注重自身思想、理论修养的提高，同时，要学习和努力掌握电影艺术的特性。尽管如此，群众影评已经用它自己的实践证明，它有着自己不容忽视的价值。
专家影评和群众影评是电影评论的两个方面军，它们的协同作战朝向一个共同的目标——促进电影事业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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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世界文学》讨论提高刊物质量
《世界文学》编辑部于1986年12月24日召开读者、译者、作家座谈会，讨论如何提高刊物质量，更好地向广大读者介绍优秀的外国文学。
与会者充分肯定《世界文学》在交流中外文化，推进国内文学创作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赞扬刊物形成并坚持了健康、严肃、高雅的风格。大家希望《世界文学》今后应加强对作品的评论，更全面、深入地介绍外国文学；跟踪并及时反映最新的世界文艺思潮；面向中青年读者，有益于促进国内的文学创作。
与会者还就提高翻译质量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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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汤显祖学术讨论会综述
不久前，由文化部、中国剧协、中国艺术研究院、江西省文化厅联合主办的纪念我国伟大戏剧家汤显祖逝世三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集中讨论了汤显祖的思想、“临川四梦”的主题、创作方法及整理、改编、演出等问题。
与会者认为，汤显祖是一位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相媲美的文化巨人，我们应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研究汤显祖的思想和创作。有的同志论述了汤显祖文化意识的悲剧冲突的问题，认为汤显祖的文化意识根基于极力寻求社会和人生的出路而终究无路可走的二难心理，洋溢着孜孜不息地探索追求却终究归于失败的悲剧精神。汤显祖悲剧性的文化意识，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志士仁人群体意识的基本内核，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人生的探索精神的缩影。
《牡丹亭》是汤显祖的代表作，也是讨论会上重点讨论的剧目。有的同志认为《牡丹亭》是对《西厢记》思想、艺术的继承和深化。王实甫呼唤的是能够自由恋爱、有合理婚姻制度的社会的到来，而《牡丹亭》向往的却是更为深刻的有情社会的到来。这种“情”不仅指男女之情，还包括人的正常欲望、对自由的追求、个性解放的要求等深刻内容，为此汤显祖创造了三种境界：有情的梦境、无情的人间，介乎二者之间——不如梦境美好却比人间亲切的幽冥世界；塑造了三个典型形象：被封建理学扭曲灵魂的陈最良、天真烂漫不受拘束的春香和介乎两者之间、体现两种道德观念的杜丽娘。作者是站在新旧时代、新旧道德的门坎上创作了《牡丹亭》，塑造了杜丽娘的形象，呼唤新时代、新道德的到来。
与会者指出了近年来汤显祖研究中忽视《南柯记》、《邯郸记》的倾向，认为应当把《牡丹亭》和《南柯》、《邯郸》二梦看成一个创作整体，“无情无尽却情多”是《牡丹亭》和“二梦”的思想内核。《牡丹亭》的梦，主要不在于批判封建婚姻，而是表达了情在而理亡的思想；“二梦”的梦，不仅是揭露社会现实，而是要揭示以理立国的社会的荒谬。作者把对现实富有哲理意义的思考寓象化为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
对于“临川四梦”的创作方法，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古典艺术中的创作方法是丰富的，不能简单地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去套《牡丹亭》。《牡丹亭》并不满足于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子反映生活，而是趋向于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把人们的视线从现实生活引向哲理的思考。
有些同志对汤显祖晚年受达观的影响而产生消极出世思想的传统说法提出了异议，认为人格独立、对社会的批判、艺术的创造是贯穿汤显祖一生的主线。达观是一个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和尚，他的思想、行为及被害，给予汤显祖的不是消极出世思想，而是加深了对黑暗社会的认识。汤显祖是从文化哲学上接近佛道，实际上他对世事的关心，对现实的批判终生未有改变。
与会者肯定了从一九八二年江西纪念活动以来汤显祖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如谈《牡丹亭》的政治性、思想性的文章较多，对汤显祖的美学思想缺乏深入的研究；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汤显祖的横向联系较多，对汤显祖在中国文学史上承上启下的作用分析较少。
（张新建）